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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对赵刚老师〈「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的一点补充

邱士杰:「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对赵刚老师〈「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的一点补充

苏新

人文与社会;作者赐稿
吴叡人的叙述策略不但解消掉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整体面貌,还解消掉了台湾左翼运动反对用「民族」解消「阶级」的种种努力。或许吴叡人的民族主义真的也具有跨国界的想像力,但我更相信是跨国界到安保条约所系起的日本与美国,以及一切美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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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针对赵刚老师对于吴叡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传统视野」的评论,做个小补充。

赵老师引用了吴叡人这段话:「当代后殖民主义主张,只有经由社会主义中介之后的民族主义才具有正当性,因为第三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独立不足达成社会解放。『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传统视野,从『社会』(阶级/分配)而非『国家』角度,指出一个由下而上连结不同群体,以建构一个较平等、包容之『台湾人』概念的途径。」(吴叡人, 2006a)

在其他部分,吴叡人具体谈到了他所谓的「本土左翼传统视野」究竟所为何来:「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战前台湾左翼民族运动的思想遗泽。从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第四阶级』论,主张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应以广大的农工阶级为主体开始,历经1926-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文协左右分裂、1927年台湾民众党的成立,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为止,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人』概念,随着左翼挟『阶级民族』观念步步进逼而持续扩张。1927-28年以后,尽管仍有种种争议,『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已成为左右派的共同目标。」(吴叡人, 2006a)

吴叡人的诠释很有问题。以下逐一展开检讨。

对于头脑比较简单的台湾分离主义派来说,台湾共产党的「1928年」纲领通常是他们最热爱的材料。因为这个经过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化名彭荣[1])同意而提出的纲领,一口气提出了「台湾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不包括原住民)、「台湾共和国」(但专政性质暧昧不明)、「台湾民族独立」(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支配)这三个口号,甚至是在一种台湾民族「形成史」的叙述中袂出这三个口号的。[2]而吴叡人本人就曾针对台共的1928年纲领与台湾文化协会左派领导人连温卿的台湾民族论进行比较。(吴叡人, 2008)

但吴叡人的分离主义论述也不仅仅是在这种简单的方向上建构的,这点可以从他企图把整个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史包容进他的台湾民族主义形成史而知其一二。由于二十年代的岛内左翼运动没有像地下化的台共那样,把这些口号缀连成一个激进的整体,因此,从相对不激进的运动系谱里头「挖掘」出台湾民族主义的资源,就显得更具普遍性乃至可信。实际上,如果通过同样的手法去论证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可能的。遑论有更多史料可以支持这样的推论。然而,为了反驳吴叡人的诠释而用逻辑相同的诠释来对抗,没有太多意义。关键在于:吴叡人急于为整个运动定性定调的举动本身,已经体现出这是一个诠释压倒事实的手法。谁先喊谁先赢(甚至是:谁能喊出大家比较想听的,那么谁就赢。总之是消费需求决定商品生产)。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之「阶级民族」论所勾勒出的发展系谱。虽然「台湾民族」这四个字的具体发展仍然是他着重论证的问题(吴叡人, 2008),其论述的核心实则摆在二十年代的运动如何因为向左倾斜而为「台湾民族」的论述革新创造出客观条件。如吴叡人所言:「一九二○年代后半期『第四阶级』的兴起,同时也为旁徨之中的文化斗争重新提示了一个『民众文化主义』的方向与「另類的汉文化」的可能性。」「以『中国改造論争』为起点,岛内政治社会运动在1926、1927年之交开始迅速激进化。大量不識字的『民众』--许乃昌所谓的『第四阶级』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进入运动舞台,使群众启蒙与动员成为当面最迫切的问题。搜寻一个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符合本土现实的『民众的文化主义』的政治实践上的需要,于是不可避免将运动者的文化思考逐渐推離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语言論述,转向『台湾的语言論述』与『台湾文化』的想像。这些搜寻与尝试的努力,清楚表征了经歷1923 到1926 年的新文化运动后,汉族裔台湾人中国意識的危机,以及对『另類的汉文化』的想像之开端。」(吴叡人, 2006b:页166、213)

--换句话说,并不是左翼运动如何直接发展了「台湾民族」论,而是左翼运动在客观的、间接的、乃至不预期的条件下,为「台湾民族」的论述创造条件。左翼的阶级运动不过是吴氏民族主义建构的旁衬而已。这也正是吴叡人把重点摆在诸如「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语言论述」退场、「台湾的语言论述」与「台湾文化」登台的原因--因为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本身并没有持续发展一套「台湾民族」论。如果想要拿「台湾民族」这四个字和二十年代左翼运动共同作为建构历史的线索,必然破绽百出。

简而言之,吴叡人的叙述策略不但解消掉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整体面貌,还解消掉了台湾左翼运动反对用「民族」解消「阶级」的种种努力。既然吴叡人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列出了如下系谱--「从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第四阶级』论,主张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应以广大的农工阶级为主体开始,历经1926-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文协左右分裂、1927年台湾民众党的成立,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为止」--本文就按照吴叡人所列举「为止」的系谱进行分析。(此处暂不讨论依违在左右之间且亲近于中国国民党的台湾民众党。)

本文将指出:(1)从许乃昌提出第四阶级论,到中国改造论争和文协左右分裂,是某种台湾人「整体论」短暂出现之后,旋即被「阶级论」所取代的过程。(2)虽然台共再次提出某种台湾人「整体论」,却又被台共本身否定,并恰恰是在「阶级民族」的意义上,为克服两岸分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方案。

一、许乃昌的「第四阶级」论、中国改造论争,以及文协左右分裂

首先要检讨的问题是吴叡人对许乃昌「第四阶级」论的严重误读。

吴叡人对于「台湾人全体的解放」的「阐述」,来自于1923年许乃昌〈台湾议会与无产阶级解放〉一文。许乃昌是台湾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第一个前往苏联留学的台湾人。关于台湾的阶级与民族问题,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了他的第一论,并在1924年《平平旬刊》与中共中央机关志《新青年》季刊提出了第二论。(他的第二论同时得到瞿秋白的回应。)[3]

关于许乃昌的论述,大致可分成三点来讨论:

(一)1923年的许乃昌认为,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不包括农民)在台湾所占少数,而不是吴叡人所称的「广大的农工阶级」。

(二)1924年的许乃昌提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这个论点显然在形式上很接近吴叡人所陈述的「台湾人全体的解放」,乃至「阶级民族」。然而许乃昌眼中的台湾人民也只是在将来才会无产化。无产阶级始终不是现实多数的存在。

(三)不过,许乃昌也不是「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论的专利所有者。实际上,这个论述恰恰是他与1924年上海『平社』成员以及《平平旬刊》同人共同发展出来的论点。其中,1923年的佐野学(日共领导人)的见解与他最为接近。

关于第(一)(二)点--简单来说--许乃昌在1923年的论点是「没有第四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全台湾人的解放」。而他在1924年提出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则可总结为「第四阶级的解放等于全台湾人的解放」。从「(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来看,可发现1923年的许乃昌强调解放的条件,一种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整个民族取得解放的条件。 但在1924年「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认识下,这项标准被解消了,因为无产阶级就是整个民族本身。

关于第(三)点,我在这里只指出1923年的佐野学与1924年的许乃昌的论述差异:

(a)1924年许乃昌认为全台湾人会无产阶级化,但1923年的佐野学则只谈到「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

(b)1924年的许乃昌把「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放在「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的脉络里里谈论,而佐野学一开始就在接近「原始积累」的意义上论及「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

回顾一下许乃昌在更早之前所注意到的现象,便可反映出「原始积累」在台湾的开展水平已经得到他的迟疑--即便他当时可能没有原始积累的概念。许乃昌在1923年指出:「台湾的经济状态尚未发达到遭双方发生阶级斗争的程度」、「就算台湾的经济发达还很落后」;1924年他进而承认大量存在的农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一因此,1924年的许乃昌之所以没有在「原始积累」的意义上讨论「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也许正因他可以说明资产阶级的些微产生,却无法说明台湾绝大部分群众并未无产阶级化--实际上,他所论及的糖业无产阶级并非无产阶级,仍然是佃农。

换句话说,他在未来的「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中讨论无产阶级的来源,而不是放在当下(可能正在进行或其实无法进行的)「原始积累」中讨论。许乃昌所敲响的无产者警钟,在逻辑上是为台湾的有产者而鸣的。这可能既反映他当时并没有「原始积累」之概念,也可能反映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出现「原始积累」,所以他无法将「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放在理应作为主要过程的「原始积累」中来描述,而是摆在了「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的脉络下去说明。由于1923年的佐野学在接近「原始积累」的意义上提出「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因此可以避免许乃昌所无法避免的问题。

但反过来看,虽然许乃昌回避说明「原始积累」与「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的关系,然而「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观点的产生,离不开日本资本在许乃昌面前所造成的殖民地人民普遍贫困化之趋势。可是这个现象的本质并不必然是「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而可能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日本资本所长期维系(这点在台共「1928年纲领」得到清楚表述)。倘若现象等于本质,无异取消科学本身;没有认识到这种维系作用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论,恰恰存在此种取消的危险。当然,要求1924年的许乃昌能达到这样那样的理论水平,是非历史的。

然而许乃昌的理论认识也并未停留在此时的水平。在1926-19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中,他的理论认识出现了巨大转变。作为论争的左派主将,许乃昌彻底放弃了「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幻想,转而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何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角度申论。此外,他更否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可能--而这种观点正是「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基础。正如数年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新思潮派」一般,许乃昌对这样的社会提出如下规定:「一、因受外来的已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来的封建制才急激开始崩坏。二、封建制度虽积极崩坏,但却不能向资本制度发展。三、外国资本主义垄断了一切市场,政权也直接间接属于外国帝国主义。......」(许乃昌,1926:页10)许乃昌称呼这种社会形态为「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间型态」。

许乃昌的思想轨迹正是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东亚所经历的一个历史侧面。对于许乃昌本人而言,则是他从幼稚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论转化为阶级斗争论的进步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许乃昌在论争中不点名地大量抄录了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第三号,1926年3月25日出版)(若林正丈,1983:页277),更充分反映他把阶级斗争在大陆上的发展投射到台湾左右论争之中的意图。而就在论争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台湾岛内最大的民族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终于在1927年发生左右分裂,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派率领「无产青年」们夺取了文协领导权。历史终于在1927年的当口,通过中国改造论争和文协左转而抬头的阶级论,宣告「台湾人」整体论的虚妄。如果台湾人曾经被许乃昌论证成一个整体,那末,现在这个整体和大陆上的国民革命一样,终于破裂了。这种整体,终究只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苦大众的幻想。

二、台湾共产党的台湾民族论、独立论,以及共和国论

既然前面提到了台共1928年纲领,那么以下就接着用台湾共产党的第二份纲领--1931年纲领--展开讨论。1931年纲领同时废除了「台湾民族」、「台湾共和国」口号,以及「台湾民族独立」口号,并用「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台湾独立」三个口号来替代它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 1939:第三章「共产主义运动」)1931年的删改正反映出台共对于台湾实际处境之认识的提升,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1928年纲领:

(一)首先,用「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替代「台湾民族」口号,即同时直面了台湾人民尚未形成一个民族、而且还有多族群并存岛内之事实。台共1931年纲领将岛内族群区分为原住民、日本人,以及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不过,台共领导人苏新(1907-1981,日共、台共、中共党员,台盟创盟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对于1928年纲领的「台湾民族」口号提出更尖锐的解释:

「我们这里说的『台湾民族』,指的是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和『高山族』,并不是指别的什么『台湾民族』。因为世界各民族中,不论是政治学上,或人类学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台湾民族』这个名词。」(苏新, 1993:页263-264)

也就是说,汉民族是一个「台湾民族」,而原住民族(高山族)也是一个「台湾民族」。虽然1928年纲领确实把「台湾民族」视为华南汉民族移民「渡台结成」的产物,而且正是这些汉移民把台湾原住民族(「蕃人」)赶到深山里,但与其说这份纲领区别了谁是台湾民族或者谁不是台湾民族,不如说当时已经认识到台湾岛内族群多元杂居的现实,而汉民族是最有利于成为线性历史叙述主体的一个「台湾民族」,于是汉民族得到叙述;原住民族则成为不被叙述,从而不被命名的另一个「台湾民族」。[4]

(二)其次,用「台湾独立」代替「台湾民族独立」口号,[5]则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并保持同日本帝国主义画清界线的立场。亦如苏新所言:

「『台湾民族独立』这个词,严格推敲起来,在字义上可能会引起误解,被误认为是指一种民族叫做『台湾民族』的独立。所以我们第二次(1931)讨论这个纲领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改,把『台湾民族独立』改为『台湾独立』,删去『民族』二字。同样,『台湾民族独立运动』,字义上也做二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台湾』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种解释是:『台湾民族』的『独立运动』。我们这里指的是第一种解释。......当时的所谓『独立』,当然是指『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当年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都是采取这种方针的。......」(苏新, 1993:页264)

(三)至于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口号替代没有明确规定专政性质的「台湾共和国」口号,不但反映了台共理论水平的提升,更通过「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保留了台湾与正在成形的「中华苏维埃」统一的可能性。[6]苏新又指出:

「至于『独立』以后,怎么办?第一个纲领是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第二个纲领是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此时,大陆瑞金已有中央苏区)。其他,我们就很少去考虑了。因为我们是现实的『革命者』,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家』。当年,我们只能考虑到这一点,至于以后怎么办?那就要看全世界尤其中国革命的发展来决定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台湾应不应该归还中国,旧台共的人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问题是,台湾要归还什么样的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革命,但革命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整个中国正由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统治着,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打倒国民党』的人民革命战争。在那样的情况下,在台湾的共产党人能提出,『台湾归还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吗?当时,旧台共只能提出『拥护中国革命』。至于台湾能不能归还中国,什么时候归还中国,那是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但思想上是有『台湾归还中国』的准备。因此,建立政权时就考虑到采取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同样建制(第二个纲领),这一点非常重要。」(苏新, 1993:页265-266)

而且,实际上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也确实向台湾各左派团体提出选举代表参与「一苏大」的建国会议。可惜之处在于,岛内最终未能真正派遣代表成行。关于以上史实,此处不再赘述。[7]

更重要的是:理解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民族主义倾向的关键,并不在于究竟表现为中国民族主义还是「台湾民族主义」。而在于当时的运动视野早就已经超越一岛的民族主义,并包容在更大的解放问题之内。需注意,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实际上也是「东亚苏维埃」。因此当两岸共同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口号时,实际上是通过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重合而构思出一条克服帝国主义分裂两岸的道路。如果要谈「阶级民族」,又岂能忽视这种通过「阶级」而在两岸之间创造出来的新的连带?这才是真正保持「阶级」性格的「民族」论!即便这是今天恐已失去的、属于运动本身的内在视野--但我们不该忘却。

三、小结

总的来说,「阶级民族」这种思路,在二十年代前后并不少见。除了许乃昌及其平社时期的同志们之外(平社由日本、韩国、以及两岸青年所组成),李大钊就曾经把中国规定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民族。[8]但即便把民族视为阶级的,也不会像吴叡人那样,仅仅把民族的阶级性缩限在一「国」之内的「『社会』(阶级/分配)」,从而断绝了阶级性民族观与国际连带之间的关系。

就算不谈阶级,不要谈什么左翼色彩,民族也有国际连带的可能。套句Duara的话,「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像力」(Duara, 2009:页11)。这也是吴叡人知道的。虽然吴叡人的「贱民」论并不包括更「贱民」的琉球,但也不能保证他的民族主义就不跨界--就像他从去年反媒体垄断运动以来据说也开始「反帝」乃至「支持巴勒斯坦」一样;虽然这一切只让我觉得台湾确实是一个讲话不必负责,而所有许诺又都非常轻巧与廉价的岛屿。--或许吴叡人的民族主义真的也具有跨国界的想像力,但我更相信是跨国界到安保条约所系起的日本与美国,以及一切美军基地。

话说回来--从吴叡人所推出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具体讨论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以「阶级」为中介而所欲求的,恰恰不是「阶级」,而只是「民族」。惨遭「隐没」的阶级分析,正以其自身悲剧的道德意义,成就吴叡人的台湾悲剧,并终于只能是荒谬剧。

注释:

[1] Tetitskii (2010)所披露的共产国际台湾档案证实:长期争论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其真实身分就是任弼时,而非以往所传说的彭派或瞿秋白。

[2] 实际上台共1928年纲领关于台湾民族的部份论述来自日共为这份纲领所草拟的母本,〈政治デーゼ草案〉(山辺健太郎, 1971)。因此,必须把日共提供的理论资源考虑进来。但又由于这份纲领最终是在台共以及中共代表任弼时的讨论中完成,而且确实修改了不少内容,所以也不能认为台共毫无反思地将日共草案照单全收。

[3] 以下关于许乃昌的讨论俱来自邱士杰(2007、2009),不再另注。

[4] 现知的台共档案显示出台共对于原住民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除了1928年纲领之外,1930年新拟的台共〈政治大纲草案〉(不晚于1930年6月)开始提到要派同志到原住民中工作,甚至扶助他们建立一个「党」。但仅止于此。雾社事件(1930年10月)的爆发让原住民问题上升成为台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然而雾社事件之后,原住民问题却成为大问题,甚至在翁泽生与谢雪红之间上升成为互相攻讦的争论点。相关档案可见:〈谢氏阿女豫审庭ニ于ケル供述要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 1939:页686-687),Тертщкий (2005:377, 439, 543, 524)。

[5] 严格来说,1928年纲领也有「台湾独立」口号,但很少见。总的口号还是「台湾民族独立」。因此1931年纲领其实是把1928年纲领里的两个「独立」口号归并成一个「独立」口号。

[6] 关于台共1928年纲领在专政问题上的暧昧性,参见邱士杰(2010b)。

[7] 关于台共派遣代表参与中华苏维埃建国的细节,参见邱士杰(2010b)。

[8] 参见Meisner (1989:页204-205)对李大钊的评论。

征引书目(拼音序):

Duara, Prasenjit. (2009)。《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硏究》(王宪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Meisner, Maurice. (1989)。《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谢荫明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邱士杰(2007)。〈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史绎》,第35期(台北),页69-140。

---(2009)。《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2010a)。〈《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逸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复刊第1期[总第22期](台北),页259-292。

---(2010b)。〈中华苏维埃与台湾(1930-1931):从苏新的"两岸苏维埃统一论"谈起〉。论文发表于:重庆「第一届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

若林正丈(1983),〈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83),277。

山辺健太郎(编)。(1971)。《台湾》(二)。东京:みすず书房。

苏新。(1993)。〈关于「台独」问题(1980.5.5)〉。收录于氏着,《未归的台共斗魂》(页258-304)。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Tetitskii, K. M., & Belogurova, A. E.(编)(2010)。《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硏究、档案》(李随安与陈进盛译)。台北:中央硏究院台湾史硏究所。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Eds.). (2005).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1939)。《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台北:台湾总督府警务局。

吴叡人。(2006a)。〈台湾后殖民论纲:一个党派性的观点〉。《思想》,第3期(台北),页93-103。

---。(2006b)。 〈福尔摩沙意识型态--试论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民族文化」论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学》,第17卷第2期(台北),页127-218。

---。(2008)。〈谁是「台湾民族」?连温卿与台共的台湾解放论与台湾民族形成论之比较〉。收录于陈慈玉(编),《地方菁英与农民运动》(页199-229)。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许乃昌(1926),〈驳陈逢源氏的中国改造论(续.完)〉,《台湾民报》第129号(1926,东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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