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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对赵刚老师〈「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的一点补充

邱士杰:「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对赵刚老师〈「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的一点补充

苏新

人文与社会;作者赐稿
吴叡人的叙述策略不但解消掉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整体面貌,还解消掉了台湾左翼运动反对用「民族」解消「阶级」的种种努力。或许吴叡人的民族主义真的也具有跨国界的想像力,但我更相信是跨国界到安保条约所系起的日本与美国,以及一切美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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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针对赵刚老师对于吴叡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传统视野」的评论,做个小补充。

赵老师引用了吴叡人这段话:「当代后殖民主义主张,只有经由社会主义中介之后的民族主义才具有正当性,因为第三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独立不足达成社会解放。『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传统视野,从『社会』(阶级/分配)而非『国家』角度,指出一个由下而上连结不同群体,以建构一个较平等、包容之『台湾人』概念的途径。」(吴叡人, 2006a)

在其他部分,吴叡人具体谈到了他所谓的「本土左翼传统视野」究竟所为何来:「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战前台湾左翼民族运动的思想遗泽。从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第四阶级』论,主张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应以广大的农工阶级为主体开始,历经1926-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文协左右分裂、1927年台湾民众党的成立,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为止,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人』概念,随着左翼挟『阶级民族』观念步步进逼而持续扩张。1927-28年以后,尽管仍有种种争议,『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已成为左右派的共同目标。」(吴叡人, 2006a)

吴叡人的诠释很有问题。以下逐一展开检讨。

对于头脑比较简单的台湾分离主义派来说,台湾共产党的「1928年」纲领通常是他们最热爱的材料。因为这个经过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化名彭荣[1])同意而提出的纲领,一口气提出了「台湾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不包括原住民)、「台湾共和国」(但专政性质暧昧不明)、「台湾民族独立」(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支配)这三个口号,甚至是在一种台湾民族「形成史」的叙述中袂出这三个口号的。[2]而吴叡人本人就曾针对台共的1928年纲领与台湾文化协会左派领导人连温卿的台湾民族论进行比较。(吴叡人, 2008)

但吴叡人的分离主义论述也不仅仅是在这种简单的方向上建构的,这点可以从他企图把整个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史包容进他的台湾民族主义形成史而知其一二。由于二十年代的岛内左翼运动没有像地下化的台共那样,把这些口号缀连成一个激进的整体,因此,从相对不激进的运动系谱里头「挖掘」出台湾民族主义的资源,就显得更具普遍性乃至可信。实际上,如果通过同样的手法去论证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可能的。遑论有更多史料可以支持这样的推论。然而,为了反驳吴叡人的诠释而用逻辑相同的诠释来对抗,没有太多意义。关键在于:吴叡人急于为整个运动定性定调的举动本身,已经体现出这是一个诠释压倒事实的手法。谁先喊谁先赢(甚至是:谁能喊出大家比较想听的,那么谁就赢。总之是消费需求决定商品生产)。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之「阶级民族」论所勾勒出的发展系谱。虽然「台湾民族」这四个字的具体发展仍然是他着重论证的问题(吴叡人, 2008),其论述的核心实则摆在二十年代的运动如何因为向左倾斜而为「台湾民族」的论述革新创造出客观条件。如吴叡人所言:「一九二○年代后半期『第四阶级』的兴起,同时也为旁徨之中的文化斗争重新提示了一个『民众文化主义』的方向与「另類的汉文化」的可能性。」「以『中国改造論争』为起点,岛内政治社会运动在1926、1927年之交开始迅速激进化。大量不識字的『民众』--许乃昌所谓的『第四阶级』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进入运动舞台,使群众启蒙与动员成为当面最迫切的问题。搜寻一个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符合本土现实的『民众的文化主义』的政治实践上的需要,于是不可避免将运动者的文化思考逐渐推離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语言論述,转向『台湾的语言論述』与『台湾文化』的想像。这些搜寻与尝试的努力,清楚表征了经歷1923 到1926 年的新文化运动后,汉族裔台湾人中国意識的危机,以及对『另類的汉文化』的想像之开端。」(吴叡人, 2006b:页166、213)

--换句话说,并不是左翼运动如何直接发展了「台湾民族」论,而是左翼运动在客观的、间接的、乃至不预期的条件下,为「台湾民族」的论述创造条件。左翼的阶级运动不过是吴氏民族主义建构的旁衬而已。这也正是吴叡人把重点摆在诸如「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语言论述」退场、「台湾的语言论述」与「台湾文化」登台的原因--因为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本身并没有持续发展一套「台湾民族」论。如果想要拿「台湾民族」这四个字和二十年代左翼运动共同作为建构历史的线索,必然破绽百出。

简而言之,吴叡人的叙述策略不但解消掉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整体面貌,还解消掉了台湾左翼运动反对用「民族」解消「阶级」的种种努力。既然吴叡人为「台湾人全体的解放」列出了如下系谱--「从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第四阶级』论,主张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应以广大的农工阶级为主体开始,历经1926-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文协左右分裂、1927年台湾民众党的成立,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为止」--本文就按照吴叡人所列举「为止」的系谱进行分析。(此处暂不讨论依违在左右之间且亲近于中国国民党的台湾民众党。)

本文将指出:(1)从许乃昌提出第四阶级论,到中国改造论争和文协左右分裂,是某种台湾人「整体论」短暂出现之后,旋即被「阶级论」所取代的过程。(2)虽然台共再次提出某种台湾人「整体论」,却又被台共本身否定,并恰恰是在「阶级民族」的意义上,为克服两岸分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方案。

一、许乃昌的「第四阶级」论、中国改造论争,以及文协左右分裂

首先要检讨的问题是吴叡人对许乃昌「第四阶级」论的严重误读。

吴叡人对于「台湾人全体的解放」的「阐述」,来自于1923年许乃昌〈台湾议会与无产阶级解放〉一文。许乃昌是台湾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第一个前往苏联留学的台湾人。关于台湾的阶级与民族问题,许乃昌在1923年提出了他的第一论,并在1924年《平平旬刊》与中共中央机关志《新青年》季刊提出了第二论。(他的第二论同时得到瞿秋白的回应。)[3]

关于许乃昌的论述,大致可分成三点来讨论:

(一)1923年的许乃昌认为,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不包括农民)在台湾所占少数,而不是吴叡人所称的「广大的农工阶级」。

(二)1924年的许乃昌提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这个论点显然在形式上很接近吴叡人所陈述的「台湾人全体的解放」,乃至「阶级民族」。然而许乃昌眼中的台湾人民也只是在将来才会无产化。无产阶级始终不是现实多数的存在。

(三)不过,许乃昌也不是「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论的专利所有者。实际上,这个论述恰恰是他与1924年上海『平社』成员以及《平平旬刊》同人共同发展出来的论点。其中,1923年的佐野学(日共领导人)的见解与他最为接近。

关于第(一)(二)点--简单来说--许乃昌在1923年的论点是「没有第四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全台湾人的解放」。而他在1924年提出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则可总结为「第四阶级的解放等于全台湾人的解放」。从「(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来看,可发现1923年的许乃昌强调解放的条件,一种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整个民族取得解放的条件。 但在1924年「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认识下,这项标准被解消了,因为无产阶级就是整个民族本身。

关于第(三)点,我在这里只指出1923年的佐野学与1924年的许乃昌的论述差异:

(a)1924年许乃昌认为全台湾人会无产阶级化,但1923年的佐野学则只谈到「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

(b)1924年的许乃昌把「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放在「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的脉络里里谈论,而佐野学一开始就在接近「原始积累」的意义上论及「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

回顾一下许乃昌在更早之前所注意到的现象,便可反映出「原始积累」在台湾的开展水平已经得到他的迟疑--即便他当时可能没有原始积累的概念。许乃昌在1923年指出:「台湾的经济状态尚未发达到遭双方发生阶级斗争的程度」、「就算台湾的经济发达还很落后」;1924年他进而承认大量存在的农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一因此,1924年的许乃昌之所以没有在「原始积累」的意义上讨论「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也许正因他可以说明资产阶级的些微产生,却无法说明台湾绝大部分群众并未无产阶级化--实际上,他所论及的糖业无产阶级并非无产阶级,仍然是佃农。

换句话说,他在未来的「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中讨论无产阶级的来源,而不是放在当下(可能正在进行或其实无法进行的)「原始积累」中讨论。许乃昌所敲响的无产者警钟,在逻辑上是为台湾的有产者而鸣的。这可能既反映他当时并没有「原始积累」之概念,也可能反映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出现「原始积累」,所以他无法将「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放在理应作为主要过程的「原始积累」中来描述,而是摆在了「日本资本消灭台湾资本家」的脉络下去说明。由于1923年的佐野学在接近「原始积累」的意义上提出「大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化」,因此可以避免许乃昌所无法避免的问题。

但反过来看,虽然许乃昌回避说明「原始积累」与「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的关系,然而「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观点的产生,离不开日本资本在许乃昌面前所造成的殖民地人民普遍贫困化之趋势。可是这个现象的本质并不必然是「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而可能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日本资本所长期维系(这点在台共「1928年纲领」得到清楚表述)。倘若现象等于本质,无异取消科学本身;没有认识到这种维系作用的「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论,恰恰存在此种取消的危险。当然,要求1924年的许乃昌能达到这样那样的理论水平,是非历史的。

然而许乃昌的理论认识也并未停留在此时的水平。在1926-19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中,他的理论认识出现了巨大转变。作为论争的左派主将,许乃昌彻底放弃了「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化」的幻想,转而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何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角度申论。此外,他更否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可能--而这种观点正是「整个民族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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