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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篇

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篇

陈映真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八期,2010.6, 页215-268
希望台湾批判的学术思想界能够认识自身的第三世界历史属性,期许中国大陆知识界不要丢弃第三世界的属性与思想资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扩大我们极为狭窄的知识对象,使得他者与自我能够更为开放、多元。

二○○九年五月,去南京师大开国际心理学会议,因为在酝酿写作这篇文章,随身带了陈映真的《父亲》,打算开始慢慢重读一次他所有的文学创作,好在暑期间动笔写作。由于第一次去南京,想到处看看,所以早到了两三天。一天打车去市中心找朋友,跟出租车师傅聊起来,他说自己是南京人,问我哪儿来的,我说台湾,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安徽人,他说安徽哪里?我说盱眙,听说八○年代被划入江苏,他说盱眙很近啊,离南京一个多小时,我心里一震,是啊,该利用机会去看看,但是马上就打消了念头:真到了盱眙要去哪?父亲的老家在县城还是乡下?家里还有谁都不知道,怎么去?《父亲》中的〈祖祠〉与〈安溪县石盘头--祖乡纪行〉显然白读了,每次读到就觉得该提起勇气,认真挖掘父母亲家乡的点点滴滴,才能了解他们一生未了的牵挂,也才能像陈映真那样把自己跟过去连上关系。离开了南京,我还是没有鼓足勇气、采取行动开始做些家族研究,父母亲早已离世,没人问起,看来再去南京还是得怅然而归。但是〈安溪县石盘头〉却阴魂不散地逼问着:别说一百三十三世了,为什么会连祖宗八代都无法面对? 写这篇文章在经验中是最困难的一篇,部分原因正在于近乡情怯中的逼问。做为陈映真先生的晚辈,跟一般圈子里的朋友不同,我在年轻时代没有半点受到他思想的影响,也就从来不觉得他是庞然大物的存在,九○年代跟他认识后,虽然对他颇有敬意,但是相处起来也感到格外轻松。直到后来开始有意识的走向亚洲与第三世界的路,意图重新发现贴近我们生存状况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才慢慢察觉他早就上路了,绕过他很多线接不起来。为了补课,也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二○○六年秋天和二○○七年冬天,分别在清华大学的研究所与大学部开了两次阅读陈映真文学的课程。结果当然是更为责怪自己过去舍近求远,视而不见身边的宝藏岩。虽然终究没有成为陈映真的粉丝--这样是陈先生最不愿意的,最近三年却都浸泡在他的小说世界当中;万万没想到,是在二○○六年九月初先后两次在北京见到他,第二次讨论这回会议的规划,等到他病了之后才开始慢慢与他的文学世界相遇,受到莫大的滋润。

越是阅读陈映真的文学,越是强烈的感受到:台湾社会一九九○年代后,在统独争议激化的条件下,一般将陈映真理解为台湾本土主张统一的代表性人物,将他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理解没有错误,也跟他作为左统的代表性人物有关,但是站队式的认识,以「政治的陈映真」高于一切,其实关闭了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讨论空间。要重新激活作为思想资源的陈映真,学术思想与评论界不能重蹈复辙,继续忽视他整体思想中具有笼罩性的关键面向:第三世界。这是台湾思想界长期以来至为严重的问题,战后的亲美反共切掉了身边的中国,又没有亚洲与第三世界的中介,美国几乎成为唯一的参考坐标与思想资源,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整体造成莫大的伤害。重新阅读陈映真就是重新发现内在于台湾的第三世界想象。

当然,过去重要的评述都会提到陈映真作品中触及很重要的第三世界普遍的问题,但也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1台湾文学及思想界相当受到敬重的姚一苇先生,曾经在一九八八年《陈映真作品集》15卷版的〈总序〉中写到:陈映真一九六八年入狱,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所描写的不再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入到我们生存空间,带给我们的影响,无与伦比;不仅是生活改变,而是整个儿的想法、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的巨变。他企图揭示掩饰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大众传播媒体的麻木与无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1988:15)。东京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教授指出陈映真的基本主张:「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对现实的重视;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个立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传承;相对于台湾民族主义之中国立场主张;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等等」(1988:234)。以上类似的评述都已注意到了陈氏的第三世界关切及立场,在这样的基础上,本文企图深化既有的讨论,并且进一步提出:透过「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的思想才能够被更完整的掌握与揭示。正如他对于美国化的质疑,不能够被化约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应上,或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关闭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聚焦的,二者都指向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

从现有的文献上来看,陈映真自己对于第三世界直接的讨论是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期陆续展开,但是他最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就散发出浓浓的第三世界色彩,从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面摊〉起,〈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乃至于让读者感动落泪的〈将军族〉,都是对于历经殖民、战乱、家破人亡的下层人物穷苦生命的描写,发出了深深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陈氏早期的第三世界不仅仅表现在作家对于苍生的记录、同情与怜悯,也展现了思想上尖锐的批判立场。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这篇短篇小说。从现在的时空来看,与其说是辛辣的讽刺小说,陈映真其实是洞察、记录与反思了六○年代的「知识状况」 。2他透过主人翁唐倩这个具有能动性的女小说家与她五个男人的关系,记录了台湾知识界在一九六○年代追逐西方思潮、崇美的生活世界。诗人于舟因为无法赶上知识时尚,由胖子老莫的存在主义所取代,罗大头的逻辑实证论虽然战胜了老莫却又悲剧性的自杀了;后来,唐倩选择了跟着留美工科学人乔治.H. D. 周离开台湾,结果赴美后再嫁给了任职军火公司的物理博士。于是,台北「这小小的读书界,也就寥落得不堪,乏善可陈」,更惨的是,还有人被「指斥为奸细,为万恶不赦的共产党」(页156)。 如果美国化成为强大的主导性力量,那么陈映真能够洞悉美国化的思想资源是什么?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揭示美国化所造成的问题?文中,作家透过胖子老莫对于六○年代越战的看法,侧面表达了作者第三世界认同的立场:老莫认为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打游击的越共),不是「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民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态!」(页130);站在老莫对立面的作家,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能够对风尚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右翼自由民主世界观,保持距离的进行批判,反应的是六○年代的陈映真已经有了第三世界认同的底蕴,甚至是立足点,只是这个语汇尚未成为他思想上的关键词。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以左证,所以只能臆测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如果有初期的第三世界意识,很可能来自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建国运动,乃至受到一九五○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第三世界论的感召。

陈映真七○年代后半起开始对于第三世界进行讨论 ,到了一九八○年代第三世界逐渐成为思考问题的重要字眼。3 陈氏二○○○年回忆自己最早提到第三世界是在一九七六年〈「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当时他透过日文阅读到韩国思想界有关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论争,论战中所参照的正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反帝与民族独立经验,所以他使用了这个视角来讨论台湾新文学的性质(陈映真,2005:4) 4。他最为有系统的开始阐述第三世界观,是在一九八三年首度离开台湾,在访问美国的三个月期间不仅收集了更多的数据,也开始直接接触到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返台后他以报告思考问题心得的方式,用〈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为题,做了一场公开演讲,而后整理发表于《文季》 5

与一般人不同,陈映真的美国行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天堂朝圣,反而是让他终于逮到机会饥渴地寻求台湾当时封闭状况中难以取得的第三世界思想资源。在三个月期间,他除了直接面对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 6,也开始接触了第三世界的文学与电影,他自认为虽然时间短,看到的极为有限,但是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地区文艺创作的成就「已足惊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难深重、社会破产、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却在文学、电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这些文学和电影,不但在主题上是强而有力的;是充满着对于人的深刻信念的,而且艺术表现的技巧上,因为技巧结合了对于人的高度理念,是动人的,杰出的甚至是堪称伟大的,很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反省和思考。」(页76)。显然,通过他过去对于台湾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现在外在的第三世界共通经验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陈氏内在的灵魂。在演讲中,他首先对台湾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台湾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资金、技术、市场、文化上都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所浮现的效果是:「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强者的眼光解释世界知识,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政治生产鄙视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页82)。在结合宏观的政经分析与深刻自省的基础上,他进行了文学状况的比较,发现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至今都必须面对最为根本的矛盾与张力:语言问题,一方面要以民众语言(白话文)取代难懂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要以民族本身的语言取代殖民的外来语言;一方面要控诉殖民体制的压迫,另一方面要反省与批判国人的无知与落后。提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多重战线,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重建民族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陈氏在这里显示的认识,或许是七○年代阅读韩国(以白乐晴为代表的)民族文学论会产生巨大共鸣的基础,到了八○年代后期又亲身访问了南韩,心中激动难以言表,但是这是后话了 。7

回头来看,陈映真并没有美化第三世界的状况,反倒是暴露其中的真实问题:「从文学上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殖民历史长(有的长达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养成了一批惯于使用殖民者语言去思考和写作的人。他们的作品,与其是诉诸本国同胞,不如是一贯诉诸于西欧、殖民母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家,而形成与本国风土断绝的殖民地文学。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例子。而这种『向殖民母国』、『文明』的文学看的风尚,不但加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学的自卑感、间接地压抑了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民族文学的发展。」(页85)。陈映真归纳了第三世界殖民时期的普遍现象后指出,二次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表示主体性的回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透过美国霸权的崛起,成为第三世界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上所仿效的对象。这样的状况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全球反战运动开始,发生了转机,表现在台湾的七○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都是从批判帝国主义、西化,从而提出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命题。陈简要地铺陈了印度、菲律宾、非洲及拉美经验,比较了西化派与乡土派的差异。但是,极为关键的是,他认为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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