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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双一:"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

朱双一:"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

保钓

人文与社会
"保钓",其意义除了群岛的主权归属外,还具有当代台湾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它是台湾思想界对于"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首次诘问和批判,堪称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
作者简介: 朱双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

破除"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第一声春雷

--"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将二战后由其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时,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台湾当局因政经、军事高度依赖美、日,对此事采取消极容忍态度。这引起台港民众和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广大留学生)的极度不满和愤怒,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示威请愿,形成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态度坚决地表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美国最终表示交给日本的仅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而非"主权"。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商谈,决定搁置争议,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应该说,保钓运动在当时阻止了钓鱼岛完全成为日本的囊中物,而它所搜集、整理的历史资料,至今也仍是该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1971年香港师生示威保钓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保钓",其意义除了群岛的主权归属外,还具有当代台湾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它是台湾思想界对于"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首次诘问和批判,堪称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①]而冷战思维和反共(反华)意识形态至今不仅在美、日等国广泛存在着,在岛内某些人的言论中,也还有明显的表现,是当前除了日本殖民时代遗留,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被重新建构和放大的亲日皇民意识之外,另一因未得有效清理而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在过去是中国统一的严重阻碍,即使在两岸和平发展成为主流的现在,也仍是不可忽视的隐患--部分台湾民众因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很容易将大陆的缺点放大而成为某种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势,从而产生认同上的问题--或者说,它还将是中国最终走向统一的绊脚石。因此,回顾保钓人士对冷战思维、反共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批判,对于今日在思想领域清理这种意识形态,扫除祖国统一的思想障碍,不无裨益。应该说,呈现历史事实和通过政治、法律乃至军事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能通过钓鱼岛问题,引起海峡两岸民众普遍的反省和认同运动,促进全球中国人、华人的团结,其意义或许将更大。

一、引领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和政治的变革

保钓运动的第一个思想史意义,在于使台湾一代青年学生从书斋里走出,来到现实社会中,与人民大众紧密结合,关心"国是"和民生疾苦,从原来浑浑噩噩于象牙塔中的状态,蜕变为愿思想、肯行动,既有思考能力、又有实践能力的一代,并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6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起飞前的20年间,台湾一直处于反共防共、恐怖肃清、社会噤声的政治低气压中,"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为年轻学子的基本选择和向往目标。然而留学生来到美国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危机,质疑资本主义和寻求变革的左翼思潮上升,许多西方青年尊崇"文革"、"毛主义",因而法国、美国等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学潮和黑人民权运动等,这使留学生们受到很大刺激和震动,获得了政治参与意识的启蒙,首次认识到原来青年学生有权利也有责任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当美、日将钓鱼岛私相授受的消息传来,他们无法再保持专心向学的沉默,而是翻查历史资料,办报撰文、演讲串联,一次又一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由于当时美、日政府乃至国民党当局的打压,许多保钓青年被中断学业,改变其原本获取学位、衣锦荣归的"美好"前程,有的甚至被吊销护照,长期流落异域他乡无法返台。然而,他们大部分至今仍无怨无悔,为所曾经燃烧过的青春而自豪,甚至表示如果再有一次保钓,他们将义无返顾地再次投入。

图文报道1971年4月10日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进行的保钓游行

"保钓"的烽火很快也在台湾岛内燃起。70年代初期勃然兴起的学生运动和"台大哲学系事件"、"民族主义大辩论"等,首先就是钓鱼岛事件在岛内的回响和延续。加上在此前后台湾遭遇一系列重大变局,校园内原有的文艺浪漫情调顿时失去了吸引力,"整个校园的气氛急速政治化,政治议题成为问题焦点,如何行动才是关注所在。"[②]青年学生们反省自己多年来"很少被教导怎样去跟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认同;教育愈高,则我们与'斯土斯民'之间的鸿沟似乎也愈来愈大" [③],于是大多不再甘为埋首沙中的驼鸟,不仅在校园内政治讨论蔚然成风,还"上山下海"从事农、渔村与工矿问题调查,发现了社会各方面弊端以及原来被掩盖着的劳工惨苦生活,革新政治、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大学生每天谈论的话题。[④]正如林孝信所说的:钓运"促使许多人保持对国是的长期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对人群、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关心......钓运所产生的这些正面影响,在许多年以后,仍会发生积极作用。"[⑤]



1972年5月14日,台大学生在传钟下绝食抗议钓鱼岛事件

70年代前期台湾文坛爆发"现代诗论战",先是关杰明批评台湾现代诗割断本民族传统的"西化"倾向,接着唐文标猛烈抨击其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指出它只追求"纯粹的、超越的和独立的宇宙之创造",而不问"作者为什么要写?他是不是在控诉什么?指出什么?作者处的是什么时代?他个人的社会背景又如何?"认为这祥的文学是"嗜好的,而非需要的;是赏玩的,而非合成一体的;是小摆设,而非可以运用的;是装饰的,而非生活的",是"最坏的逃避主义"[⑥]。论战引发了台湾现代诗创作风格的根本转变,乃至整个文坛"回归传统,关怀现实"思潮的形成。尽管唐文标措辞激烈而受到一些反驳,然而大多数年轻诗人认为"值得我们自省一番"(辛牧语)并因此改变了诗风,这显然与"保钓"之后广大青年投入社会、关怀现实的时代潮流密切相关。文学思潮转向与保钓运动关系的具体实例,可举唐文标、郭松棻等。唐文标曾在美国参与"保钓"的早期发起工作而属"保钓战友"之列。郭松棻更是积极、直接参加了保钓运动的风云人物,他在《打倒博士买办集团》[⑦]的演讲和《谈谈台湾的文学》一文中,率先指出战后美、日在亚洲推行"新型的殖民政策"--改直接军事占领和统治而为经济、文化等手段的入侵和掠夺--而批判"新殖民主义"成为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在70年代的重要创作主题和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的焦点之一。

很显然,保钓运动促发了1970年代台湾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转向,而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又是随后"党外"政治势力崛起、威权体制瓦解的先决条件。几乎可以说,没有"保钓",也就没有70年代至今台湾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保钓运动的重要性于焉彰显。

二、质疑"冷战思维"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真相

保钓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之一,莫过于对冷战思维的质疑。所谓"冷战思维",即将战后的世界划分为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认为前者提倡维护个人、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后者代表的是集体、极权、专制的非人生活。[⑧]这是冷战时代特别是"保钓"之前长期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台湾人士普遍接受的思想二分法,甚至延续至今,如在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等文中,仍可见其根深蒂固的存在;而在民间,至今仍是不少台湾民众对大陆刻板印象和疏离、排距感的来源。这种冷战思维开始受到冲击,始于保钓运动。"保钓"使台湾青年学子乃至广大民众对标榜"自由"、"民主"的美、日等西方国家以及台湾当局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而这成为当代台湾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70年前后,正是美国民权和反越战运动蓬勃发展之时,留学生们要认清美国的真面目,"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并进一步体会"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⑨]华盛顿大游行后,1971年5月4日保钓团体又举办了五四纪念会,回顾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其反抗的历史。林孝信回想当时青年学生的质疑:教科书里说"蒋总统"以德报怨、日本对中国心存感激,那为什么现在日本又来欺负我们?社会教育我们美国是世界灯塔、中国的最好盟邦,那为什么美国偏袒日本?龚忠武则认为:华盛顿保钓大游行中,美国国务院回应之傲慢、台湾"驻美大使馆"的彻底不对话,使得学生们开始质疑过去认知美国作为"国际正义捍卫者"的固有信念是否谬误,对"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再信任,"这个觉醒可说是保钓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保钓留给今日台湾社会的具体贡献。"[⑩]

马克·吕布 Marc Riboud 摄影 1967年五角大楼外的反越战示威

对冷战思维产生怀疑的钓运人士试图进一步揭示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助长其新殖民主义的推行。郭松棻指出,在西方强盛时期,其自我中心主义论调是用来侵略亚洲的口实--美国之出兵亚洲是在援助"落后"的民族;到其衰弱时期,难以再利用军事、经济势力逞其霸气,只好在文化、思想上散布其"世界主人"的观念。郭松棻特别分析了迷惑性很强的"自由主义"等论调:"若果有色人种,在政治、思想上还没独立起来之前,便跟着唱起人道主义、自由主义,那是白人所最乐意不过的。事实上,白人在意识上根本认为有色人种天生的应该像笼中的鹦鹉一殷,白人散布人道主义,他也学叫人道主义,白人放言自由主义,他也学唱自由主义;至于白人把有色人关在笼里这一事实,则尽量让他忘记。"[11]或者说,西方大力宣扬"自由民主",却是他们自己也从未真正实行,只不过是用来欺骗被压迫者,减缓乃至消除其反抗的有毒的糖饴而已。

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势下,亚、非、拉各洲内部一些知识分子沦为知识上和思想上的"洋奴""买办",他们"臣服于美国侵略文化,一心在美国的傀儡政权下求安、求活、求荣、求名"。这批"新权贵"优越自满,却对自己的"本行"是否切用于本国本地区等问题缺乏分析的能力,一时也理不清什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政策、愚民政策,便径自将自己那套"知识"抛售到台湾。郭松棻指出:"这很容易变成'拉皮条'的勾当",助长了美国的文化殖民。[12]也许受到郭松棻的启发,1975年出狱后的陈映真也认识到:新殖民主义的实现,需依靠"内部合作"机制以及"合作精英"的养成、参与和帮办。这种"合作装置"深深介入到"国家政权"的权力核心,进行广泛干涉、指导、命令、监督,使之符合美国霸权下的秩序和最大的利益。"合作装置"中招纳了大量受过美国各种训练、满脑子美国价值和"现代化理论"的"合作精英",由他们具体实践和推动世界体系对于台湾的各种意志。[13]而对此加以揭露和批判正是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重要主题。

1990年以来,台湾文坛"左统派"认识到"战后现代主义和美国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的联结构造"并试图加以揭示。如陈映真指出:这种文艺思潮是冷战体制下美国据以对抗社会主义的﹑在全球领域推行的"文化冷战"之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它透过广泛设立的"美国新闻处"一类机关,以人员交换﹑基金会﹑人员培训﹑国际学术会议﹑留学政策﹑资助展览出版和讲座﹑特邀访问等方式广泛推销,"从而和各当地的反帝、反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运动互相抗衡",让青年"在美式现代主义﹑抽象主义病态的个人世界中消磨意志﹑逃避现实--从而巩固美国制霸下的冷战秩序。"[14]其实郭松棻写于1974年、被陈映真视为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与保钓运动关系的具体实证的《谈谈台湾的文学》一文中,对此已有初步的认识。"左统派"年轻作家钟乔后来也回忆了当年的情形并加以进一步的思考:自己对于"冷战"的实质认识,相当迟晚,因为求学当年"冷战"不是可提出讨论的问题,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才是一道常轨,沿着对"现代化"无比憧憬的光景延伸而去;然而真实的历史是:1950年两岸分裂情势在美国的军事介入下形成定局,紧接着便是岛内一场反共肃清的"白色恐怖"捕杀行动;到了现在,对此的描写已不再是禁忌,然而在台湾,"禁忌已不是表面言论开放与否的问题,而是禁忌深锁在人的身体内部,进而内化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15]钟乔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见解,即表面的解严、开放言论,并不等于就能解决"冷战-内战"交叠的结构性问题,两岸的长期隔绝使得冷战思维已经长期盘踞于部分人们的头脑中,内化为某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吕正惠对此也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战后台湾现代化初期,知识青年因受感情和前途问题的严重困扰,自我的人格严重受挫,他们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认识完全扭曲,只关心"私领域"而不关心"公领域",心胸狭隘,眼光短浅;最近20年,台湾社会各层面的领导人,主要就是出生于1937─1955这一时段,并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知识青年。因为他们自我人格的缺陷(包括至今仍对大陆充满敌意),才把台湾社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16]由此可知,对冷战思维加以清理和消除,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而保钓运动作为破除冷战思维的第一声春雷,而有了它的独特、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三、拨开妖魔化新中国的迷雾

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是相辅相成的孪生物。从50年代开始,美国即通过美新处所创办的《今日世界》等宣传工具,与台湾当局一起,大肆妖魔化新中国。于是当时台湾民众心目中,台湾是"自由中国",而大陆是"匪区";台湾是"安和乐利"之土,大陆则"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台湾是反共、民主、自由世界之一员,大陆则属"苏俄赤色帝国主义集团";对于两岸关系,一方面宣称台湾"唯一正统"、"汉贼誓不两立",一方面誓言"反攻大陆"、打败"共匪"而完成"中华民国之统一"......[17]"保钓"前后,留学生们广泛接触了来自新中国的第一手资讯,反共意识形态在台港留美学生中首次受到怀疑、反思和突破,"钓运"也就向"钓统运"的方向发展。用王晓波的话说,保钓使在"反共冰箱"里出去的台湾留学生,其对社会主义的"冷漠"开始"解冻"。


香港美国新闻处(USIS-China)出版的宣传品《今日世界》

应该说,"保钓"刚开始时,大多留学生都仅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而参加了示威游行。然而,一方面台湾当局"基本上置之不理,只暗中实施打击分化"[18];另一方面,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断发出态度坚决的声音: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染指;美、日两国政府的协定完全是非法的,丝毫不能改变中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19]这种态度与台湾当局形成鲜明对比,加上当时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六○年代的进步青年,无不把人类的光明前途寄望于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20],这都增强了海外留学生们对新中国的向心力。他们认识到,在"保钓"问题上台湾当局不足恃,能够依靠的是日渐强大的祖国或两岸的合作。尽管台湾当局试图将运动拉向"革新保台"方向,"台独"派也必然反对亲近祖国,但钓运左派还是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钓运"也就向着"统运"方向发展。他们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提出"国共和谈是时候了"的倡议,同时对在美"台独"组织的论调痛加批驳。如果说1974年北美钓运界掀起的"保卫西南沙"运动是钓运爱国热情的延续,那1976年他们突破禁忌和阻力先后举行了悼念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活动,则说明共产党、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原本的负面形象已有根本的转化。

这种认同的转变不能仅是一时的、情绪性的,而需建立在对新中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钓运"之前,部分留学生已在台湾或美国通过地下渠道或图书馆接触了鲁迅等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新中国反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甚至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等禁书[21],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保钓"以后,更多留学生获得了亲眼观看新中国的机会。1971年11月,李我焱等5位保钓领袖前来北京并与周总理会见6个小时之久,返回后在全美各地举行幻灯片报告会,留学生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第一手的新中国实况资料,此举"在国共两方血海深仇所笼罩的几十年历史情境中......产生了惊人的突破封锁的效应"[22]。此后,王浩、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袁家骝、李振翱、汤汉志、叶嘉莹、於梨华......等知名旅美华人或留美学生,纷纷回祖国参访乃至定居。与此同时,美国各校园或华人社区放映了《东方红》、《如何把淮河治好》、《红旗渠》等60多部新中国的电影,排演了《日出》、《雷雨》、《海峡两岸是一家》......等话剧或歌舞剧。这都对海外留学生了解新中国、增加祖国认同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观察当代中国外,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了解。1973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何炳棣教授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的导论性发言,将自己访问大陆所见所闻与历史上的中国相比较,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存危机时组织人民救亡图存的办法和道路的正确性,并通过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其是否民主,得出"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的结论。[23]龚忠武在1969-1971年间接连发表三篇有关西方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错误假定的论文,大体形成了"有异于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1974年他又撰写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革命》长文,总结出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行使主权和意志的强大国家权力核心、阻止和清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粗暴干扰和无端阻碍、让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人过上温饱的生活等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三大政治前提,指出国民党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治国方略,对陷于深重危机的中国而言,是完全苍白无力的,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和思维模式,展现出蓬勃朝气和无限创造力,而这正是一个垂亡挣扎的中国所亟需的良药。[24]显然,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分析,作者(也是广大留学生)"终于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得以从长期的反共意识形态灌输中突围而出,"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的主流"。龚忠武精辟地指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25]

值得指出的,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非常时期,"文革"作为一个复杂的运动,在国内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后果,但其理想主义的一面却传到国外,成为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的动力之一,致使保钓人士对当时的中国大陆怀有未必符合实情的憧憬和想象。当他们亲眼目睹了当时大陆的混乱落后状况,有些人产生了幻灭、失落感。如刘大任,1974年4月他怀着"朝圣"心情回到大陆,但触目所及让他"坐立难安",处处觉得不对劲乃至"恐怖"。此后每次进入大陆回到香港时,两地的对比造成他强烈的心理震撼。回到美国后,公开提出了一个结论:"那里的人,活得不像人!"[26]

这也许确实像他后来一直强调的是一种"不说谎"的"直觉",但"直觉"意味着缺乏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这让我们想起1944年钟理和撰写《夹竹桃》的情况。钟理和因沦陷时期北京四合院居民粗野、肮脏、自私、猥琐、缺乏公德的生活和品行,而发生了民族认同的动摇。陈映真于文坛分离主义甫露苗头的的1977年7月发表《原乡的失落》一文,指出钟理和固然如实写出其见闻,但他的问题乃于新中国的分娩期所"必要的阵痛"阶段,没有透过表面现象而看到中国的"正体"和"实相"。[27]这一点刘大任与之有些相似。不过此后刘大任多次返回大陆,坦承"每次旅行后,便发现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调整"。如1992年的三峡之旅让他从"看似矛盾的杂乱印象里","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2005年他目睹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中国人(特别是下一代)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28]这一切都说明,当年的失望和幻灭感,确实是未曾看到中国的"实相"所致,而他对共产党、新中国的怀疑和抵触,基本得到消除。

近年来刘大任的作品继续显露其批判知识分子的锋芒,特别是观察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如他对美式"自由民主"有深刻的认知,指出美国向全世界大力推销两种产品:一人一票普选式民主政治和放任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这二者都脱离了现实、即使在美国也从未真正实现过。美国把这种纯理念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批发方式甚至以战争手段推向落后国家和地区,并要求它们一夜之间脱胎换骨,难怪世界到处发生"火灾"。他还认为:市场自由可以变质为权钱勾结,民主选举可以转化为民粹泛滥,当前台湾已到了不深切反省便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时候了。[29]这种认知与龙应台夸耀台湾的自由民主并以之傲视大陆的论调,截然两样。刘大任的观察和分析是深刻的,而这与保钓时已开始质疑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保钓运动的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再次得到彰显。

四、清理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

保钓运动除了北美外,在台、港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强烈的反响,成为全球性的华人认同运动和中国统一运动。后来不少钓运人士遭受威胁、迫害乃至逮捕,台湾岛内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后来以"夏潮"、"人间"等为核心的统一运动在海外和岛内的生根和发展。钓运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质疑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并重新认识新中国--为岛内"左统派"所吸收、承续和发展,如陈映真与"台独"派强调台湾为一独立主体相反,力求将台湾放入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脉络中考察,得出对当代台湾社会性质(半资本主义新殖民地社会)、当代台湾社会结构特点("冷战"和"内战"交叠构造)、当代台湾政权性质和特点(乃世界体系的被造之物,"三边联盟"宰制下的依附性、扈从性"国家政权")等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许多极为深刻的乃至具有超前性的见解,如从60年代就开始的对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其侵略历史行径的揭露,对以史明"台独史观"为蓝本的叶石涛、陈芳明等的台湾文学史论的批判,强调"第三世界"理念,并由此将台湾的历史和文学纳入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的发展脉络中等等),同时创作出许多具有特殊思想价值的作品,成为追求两岸真正统一的左翼统派在思想领域的高扬旗帜。

虽然"冷战"在20年前似乎就已结束,但以反共意识形态为内核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近日来加剧的钓鱼岛和南海问题,颇有当年美国与联合周边国家"包围"中国的架势,即是冷战思维的再次集中浮现,只是在原来的专制、极权、不民主不自由等标签背后,再加上了"中国威胁"的新罪名。当前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出现中国政府态度十分坚决,而台湾当局态度相对软弱保守的情况。这与冷战思维的残留有一定关系,再次凸显了在思想领域对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加以分析、清理和批判的现实必要性。就台湾本身而言,我们要坚决反对"台独",对"独台"也应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台独"或是"独台",反共意识形态都是其深层思想根源,如果没有努力加以克服,两岸的真正统一如果不说是遥遥无期,至少也将大大推迟。在思想领域对这种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加以清理,是和肃清日本殖民时代的皇民意识留存,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工作。当然,思想问题具有深远性和强固性,无法靠强迫命令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也许只有靠着两岸的和平发展,让事实说话,台湾民众才能慢慢转变对大陆、共产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使反共意识形态化解于无形,才能迎来两岸真正统一的光明前景。

 



[①] 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钓运与我,我与钓运(1971-1975)》,收入龚忠武、王晓波、林盛中、周本初、吴国祯、陈映真、叶先扬、关文亮等编《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页。

[②] 郑鸿生:《青春之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③] 参见许鑫通:《上山巅下海隅的学生运动--大学生社会服务工作面面观》,丘为君等编着《台湾学生1949-1979运动》(下),台北:龙田书局1979年版,第864页。

[④] 张华:《蛰伏于象牙塔的爱国心--社会服务运动》,丘为君等编着《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上),第175页。

[⑤] 李怡:《昨日之路:七位留美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林国炯、胡班比、周本初、叶先扬、龚忠武、王晓波、陈映真等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752页。

[⑥] 唐文标:《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文季》第1期,1973年8月,第14、15、17、18页。

[⑦] 罗隆迈(郭松棻):《打倒博士买办集团》,1971年5月演讲,载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第270-272,280页。

[⑧] 罗隆迈(郭松棻):《谈谈台湾的文学》,原载香港《抖擞》创刊号,1974年1月;转载于《左翼传统的复归》,人间思想和创作丛刊2008年1月,第13页。

[⑨] 见1971年廖约克向留学生学习小组提出的书面意见,转引自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一),第646页。

[⑩] 刘美妤:《理想召唤了什么?--保钓四十与当代台湾对话》,《破报》复刊656期。

[11] 罗龙迈(郭松棻):《打倒博士买办集团》,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第282-283页。

[12] 同上,第280页。

[13] 陈映真:《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地的精英--评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的对谈》(下),台湾《海峡评论》第43 期,1994 年7 月。

[14] 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台湾《联合文学》第158期,1997年12月。

[15] 钟乔:《冷战封锁下的民众文化》,北京《读书》第341期,2007年8月,第18-19页。

[16] 吕正惠:《青春期的压抑与"自我"的挫伤--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第67页。

[17] 陈映真:《突破两岸分断的构造,开创统一的新时代》,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一),第4页。

[18] 刘大任:《拒见周恩来》,《晚晴》,INK印刻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53页。

[19] 中国大陆政府对钓鱼台主权的声明,收入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第51-52页。

[20]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第219页。

[21] 刘大任:《不安的山》,《无梦时代》,台北:皇冠文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0页。

[22] 刘大任:《拒见周恩来》,《晚晴》,第254页。

[23] 何炳棣:《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一),第591、596、602页。

[24] 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春雷之后》(一)第650、652页。

[25] 同上,第645页。

[26]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第220页。

[27] 陈映真:《原乡的失落》,《现代文学》复刊第1期,1977年7月,第91页。

[28]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3月版,第218-223页。

[29] 刘大任:《世界火灾》,《晚晴》,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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