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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理解与和解:回应诸批评兼论「区域批判知识份子」

虽然我在两岸中说话,我还是在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例如两岸的和平和解]最终也必然是您的问题――这是「区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说让您感觉轻松释然:「啊,台湾情况是这样啊,那我们….」,而非一个区域批判知识界大家一起来承担(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请,那我就必须深自反省那脱离於我所掌握的那个论述效果。而看来这的确是区域批判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等待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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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2

最初,写作此文只是要回应崔卫平女士的大作〈有感於赵刚批评龙应台〉。但在提笔时,适逢龙应台女士发表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对这篇文章,我既有复杂的感受,又有清楚的不同意,特别是关於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在区域间发言的看法,也就是所谓「区域批判知识份子」的问题。因此,透过回应此文,我进一步发展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垒〉一文中曾表达过的一些想法,并作为回应崔卫平女士、林达先生,等批评者的平台。

一、龙应台与「胡锦涛」

2006年一月,就在农历年前两三天,我的电子信箱里涌进来好几封转贴了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一文的邮件,严厉且愤怒地指责中国大陆近来明显升高的言论紧缩现象。根据龙女士,北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一月二十四日突然被大陆官方勒令停刊,理由是这份刊物登了一篇文章批评大陆历史教科书关於近代史里中外关系的书写方式;官方并认为此文是在进行「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龙女士的愤怒直接倾注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及其所代表之体制。怒上加怒的是,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近日又勉励「国青团」的团员将来有出息,像当年的共青团一般,能出一个「胡锦涛」。对这个「最不及格的笑话」,龙女士要马主席「深刻地细思」:「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龙女士自己公布的答案是:『「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对龙女士,「中国」代表的是一反现代、反文明的「逆流」,又岂是「落后」一词所能了得。

龙女士似乎真的生气了,针对媒体言论自由,下了「被割断的喉咙」副标,针对大陆历史教科书书写,下了「仇外的建国美学」副标。若说,之前龙女士在《冰点》这份刊物上所发表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所展现的韬略布置还有迂回侧进的兴致和起伏蕴藉的讲究,如今则皆被搁到一边--对於「教育中国」,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在文章的结束部分,一句一段声声快,击鼓骂曹般地起诉这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按理说,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无遮拦地、现身说法地展示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垒〉一文中所指出,但并没有被大多数我的批评者所掌握的问题,我可能会沾沾自喜。但真读到这么一篇撕心裂肺的控诉文章,我的心情反而却变得比较复杂起来。

首先,我其实是不怀疑龙女士关於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环境的基本事实陈述的。2005年下半我在北京住了半年,亲身经历了《南方周末》这份每逢周四出刊我一定去书报摊买一份的周刊的变化--从还经常不乏敏感的、独到的社会直击的八月,到乏善可陈可有可无的十二月。当然也耳闻了那个在论坛栏目上颇有锐意的《新京报》遭「整顿」的事。这份报我没跟得紧,不好怎么说,但我是宁肯信其有的,毕竟这不是孤证。这半年,我在大陆网吧上网的小小挫折经验,很多人也都有体会,就不用多说了。总之,龙女士所指出的步步紧缩的媒体或言论大环境氛围,以我的经验来说,的确是可信的。我当然也不喜欢这个变化--这还用说吗?!但我并没有发展出龙女士的赫斯之怒。毕竟,一个还愿意观察环境且还保有些许批判性格的普通人,遑论一个批判知识份子,要在大陆找到类似的「事证」,并不困难,要在境外卓然高举义愤填膺也算容易。

但是话还是得说回来,就《冰点》或《南方周末》或网路警察这些硬事实而言,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限制了很多的政治自由是没得争辩的。虽说任何一个政权皆会以它的方式限制某些言论,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百分百的国度,但毕竟中国大陆官方的作法是比较粗暴、任意。卓然高举义愤填膺我固不取,但毕竟事有本末,有人要卓然高举义愤填膺又其谁能责?这让我心情复杂。

其次,龙女士的公开信或义愤、或不屑,但这里头我倒是读不出一丝窃喜。有人看到中国的这些「事实」是会窃喜的,因为这坐实了他们一贯对中国的想像,以及「民主台湾」和「极权中国」是根本不能齐的一对是非。我读龙女士的文章,并不觉得她是在这样的窃喜心情下写作的,我能感受到她揪心的愤怒,毕竟,她对中国大陆这个「血缘家国」的情感是「深切厚重的」,但是她觉得她似乎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因为这个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所有」可以理解是一个剧场修辞,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一个萧萧斑马鸣的苍凉天地之间飒然独立。天下之大哀莫过於旧邦失德,而新邦亦无德。对马英九主席的警谏听来有些像是说:莫肖尔祖。

虽然我并没有分享龙女士的悲愤,也并没有站在龙女士的道德高岗上,更不同意她的线性目的论现代化世界观,但的确也分享了她对中国的若干情感,毕竟我看到作为一个有伟大传统的中国,竟还得继续这些授人以柄,以任何标准而言既不充实也无光辉的一些作法时,也没有见猎心喜,发出「啧,啧,你看,你看看...」。在对中国怀抱情感的一个角落,我遇见了龙女士。这也让我心情复杂。

此外,我也要说,龙女士这篇文章也并非是没有洞见的。在她批评中国大陆的「仇外的建国美学」里,她指出了中国国家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矛盾:一方面要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举办奥运、世博,参加各种全球的、区域的论坛,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节制地援引「中国特殊性」论述,大谈全球范围的文化多元,作为自我防卫的理据。

说到这一步,也就比较清楚为何我说读这一篇文章我的心情反而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复杂并不是因为如我的某些批评者所轻率确认的:我容不得别人批评中国。中国当然可以批评,而且在当代,她所暴露出来的可被批评的面向并不少--不管你是从「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或其他主义者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批评者为了要加码中国之恶,常常一揽子囊括所有「善的」立场对中国进行批评,好像为了要中国好,他(或她)是所有的主义者,一如龙女士在这篇文章再度所为。我感觉复杂是因为,在无法反驳她对中国的某些具体指控、共有她的某些情感、同意她的某些分析之下,我仍然要对她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因为缺少了对这些原则的意识,将会使很多自以为正义或建设性的批判,更有可能脱离批判者的初衷,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后果。

这个原则性的批评的要点是:对任何一个体制的价值批评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批评者的信念而已,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信念本身也要经过严格的反身性与手段性的批评。不然,价值信念本身往往会压制关於批评的价值前提以及现实延伸的讨论;而后者是更复杂的,也是关心台湾、关心中国,或关心这个区域的人们所更需要努力廓清的。我们所看到的批评者却似乎只关心他(她)们的实证主义搜证与判决。这个方法与心态上的自我中心与非历史,以及违反区域对话的基础伦理预设,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

凡此,并非新意,我去年批评龙女士一文的基调即在此,但是龙女士或我的某些批评者也许并没有看懂,或不愿意公正地面对这一点,虽然它是那么的清楚。

二、龙应台与现代化意识形态--再访

2005年五月,连宋接连访问大陆之后,龙女士写了〈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随即,我在六月的《台社》第五十八期,以编辑室报告的形式发表了〈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的批评文字。在那篇文章里,为了帮助读者掌握我的批评重点,我特别强调(在《台社》的版本并特别以黑体字标出)它的「基本观点」是:

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形塑了龙女士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框

架,并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国大陆,这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之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

化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

发展都是有害的。

这个「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确是美制的,是美国人文社会知识界,有意识或无意识,客观上配合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阵营」的自我确认与正当化的知识手段;因为明显的政治效用,所以说它是意识形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头(包括史学、社会学,尤其是政治学),这个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以一种目的封闭的社会演化论,摩刻出一把文明之尺,尺的尽头,就是历史的终点,也就是美国,而人类的各种文化,都或远或近的跟在后头。现代

化就是文明,不现代化就是落后。那什么是现代化呢?就是既存美国意象的一切:社会组织分化、自由市场、消费社会、民族国家、宪政民主、政党政治、政治自由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学者分列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不同领域的现代化,并制订出一些指标,以此丈量世界各个国家或文明体,看他们与美国有多少距离,而要摆脱落后或野蛮,只有走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化路径。这是我在1970年代读大学时,亲身经历的知识启蒙与陶冶,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那时候听起来让我仰之弥高的名字:Almond and Verba, Pie, C. E. Black, Parsons......,当然以及Huntington。之后,我把这段现代化意识形态「启蒙」给反掉,也是在美国完成的。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这个价值上的傲慢忠实地反映在知识的傲慢上,形成知识上的「我族中心主义」,拒绝历史地、内在地理解另一个非我的文化与社会,因为这些「普世价值」已经迫使其他价值进入到从属的、装饰的、可有可无的位置。从而,所谓对他者的「认识」也不过是对他者的「非现代的」、「野蛮的」或「落后的」搜证与判决,因为认识者所带的衡量之尺就是那唯一的一把。在这种知识状况下,认识他者失去了应有的谦卑、谨慎、开放与学习的态度,而经常是一种「我早就知道」的态度,求知的手段也不外乎是实证主义方法。

以这种态度为底,龙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中,虽然标志了中国大陆的三个现状特徵是:非或反自由主义、「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以及『「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但在这里头,龙女士一贯以来持续关心的其实是第一个--关於政治自由的问题。就在这里,龙女士诉说了事实,因为「事实」可以经常是她的,她的批评於是也就有了一个真理的表层。但是我要重复我刚才说的:龙女士对中国的价值批评本身往往遮盖了批评的价值前提以及现实延伸;而后者往往是更复杂的。试问:您的政治自由观里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何?个人和集体之间是否有一非零和关系的可能?个体主义的政治自由观之下,社会变迁的动力在哪里?是否还有社会变迁的余地?自由除了消极的免於专制还有什么可能的理解?如何评价改变社会的社会运动?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中,龙女士说,『「野火集」因为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身上。』您反对「价值的绝对化」,但是「个人」或「自由」却被您绝对化了。不是吗?您的自由观与个体观和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谈法有何距离?当市场自由和社会平等相抵触时,您的价值选择会是什么?理由是什么?我提出这些并没有炫学的意思,而是说以龙女士目前这种纵恣信念,表列价值认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一个历史对象时,你没有留给人和你一起讨论价值的公共论述空间,而这是因为你没有花功夫交代信念与责任、价值与现实、认同与批判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连与深刻张力。

您拿这样一种政治自由观来介绍台湾,把这样的「自由」等同於民主,视为台湾的成就,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在地者的最深的不满。虽然,这些「成就」,我并没有如我的批评者所言,不被我承认。这些朋友未免读得太急了,我明明在倒数第五段的最后这样写的:

龙女士所强调的消极个人自由并非没有价值,它当然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成

就,但显然对批判的公共领域的开展并无助益。

我相信,不仅是这样的政治自由观对台湾今天要面对的迫切问题无益,就算是推销给他人也是太过便宜行事。在区域中向他者介绍台湾,其实更有建设性的不是以台湾的「成就」骄人,而是对台湾从七0年代对日益野蛮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文化的与文学的反省、八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运动的轨迹的自我惕励与批判,以及对九0年代开始发飙的民粹主义进行自我批判。这是台湾所能提出的文化资产,不管是透过正面或是负面教材。但龙女士显然无心於此,宁可画起同样的葫芦,祭起同样的法宝,点起同样的一把老野火。龙女士在这样做时,对「批评」事业能这样轻易捷便地「放之四海而皆准」「置诸百代而不爽」,私心不曾暗自怀疑吗?

以上是就批评的价值前提而言,若就批评的现实延伸而言,龙女士提出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在现实上的核心引申,不必讳言,就是呼唤自由主义宪政体制、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在中国大陆的到来。这是您的信念,但您可曾考虑到这个信念的后果?韦伯提出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指出了传统文人或政客放纵一己的价值坚持的危险,并呼吁人们(特别是从政者与论政者)要以手段与后果来批判目的。

举一个例子。当今的中国大陆的确每天都在发生著权钱交易的官商勾结,以招商引资繁荣地方为名,强行对都市郊区的农地进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进行著牺牲工人阶级的贱卖国有企业的阴谋或阳谋。但这些问题都能够以政治自由主义教科书式的答案来解决吗?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以我去年在中国大陆半年的浅薄经验,我感受到中国大陆的某些知识份子与「运动人士」,对这些问题通常是较境外的人更焦虑更忧心,但是他们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问题的繁复历史肌理,以及行动方案的艰难,我觉得他们在困而勉之地、低调地寻找轻微的晃动、微小的缝隙,与些微的正当性,一点一滴地做与思考--这其实和台湾早期的党外运动在寻求反抗既存体制的方式是类似的。我的一个朋友,就指出当前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构出的问题恰恰好是对某种先前相对较优的「集体领导」模式的放弃。在那种集体领导的模式下,有权者有一定的内部制衡,各种不同的「人民利益」也比较能够被反映。但现在,在全国的各个层次的权力结构都看到了「第一把手」专断的形成。是这样的畸形权力结构的蔓延,支持了暴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的黑箱化。於是,也许在既存的环境下,一种正当性较高、历史经验较完整的行动方案或许是「保守地」支持这仍在大众集体经验中的集体领导制度。但是这个「集体领导」的理念与实践,又如何不会被境外的高高在上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所嘲笑呢?

普世性的理念与价值(例如公正、公平、民主...),常常是有力者宰制的藉口,但别忘了也是弱者的武器。我从来没有教条地、抽空地否定过「自由」、「平等」这些理念,就像我不曾教条地、抽空地肯定过它们;而且在我的思维的最后那一层是在追求它们的。我不同意中国特殊性论者的过度防卫性姿态,把这些价值都视为(仅仅视为)帝国权力手段,虽然(或尽管)它们经常是--如我之前所论列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但如果滑到另一极端,把这些价值绝对化、去历史化,使现代性成为现代价值的教会,那反而是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这一点我们在龙女士以及某些「自由主义者」身上似乎看得到一些徵候。他们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与信念的使徒,并且宗教性地、绝对性地进行宣教。在无私的「奉献」与「牺牲」中,掩盖著压不住的傲慢(不由得令人想起所谓的「白种人的负担」)。这是现代性的黑暗之心。但现代性的另一面,历史的与反思的那一面,恰恰是历史化与脉络化地对价值与思想进行考察的实践,念兹在兹的是价值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有什么内在转换;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环境」与历史抽空地谈价值,对於价值的考察需要一种「历史性」(historicity)的敏感,也需要有一种相互主体性的过程,要不然,缺少了历史性与相互主体性,价值的使徒只给自己留下高高在上的、超越性的、自指性的「普世价值」,无法自我批评,无法与人为善。

以这样的价值教会的立场,龙女士如何能和中国大陆内部的批判知识份子同其情共其心呢?龙女士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说这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我理解她这是在控诉国家机器,但就是在这样的话语中,对於中国大陆的那些困勉而行的知识份子,您给了他们的斗争什么样的理解与尊重?您或许委屈地说,可是,我是在帮他们说话啊!我是在帮他们争取尊严啊?我不是在批评他们而是帮他们批评「胡锦涛」啊?有一位我所尊重的知识份子告诉我,当初读了您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像吞了一只苍蝇般的感受: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我震惊於这样的感受,总想尝试体会它。不客气的说,只要努力,我是有可能体会得到的,但是您的睥睨且自觉施恩的高寒姿态则根本地妨碍了您原来或许丰沛的体会理解能力。2005年下半我在北京访问的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一种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如果可以,我愿意称他们为一个民族的有机知识份子,注意,不是民族主义知识份子,也不是我们在台湾一般所称道标榜的公共知识份子。他(她)们与葛兰姆西所谓的那种属於阶级的「有机知识份子」的意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内在於一种群体,以一种内在性的位置与感受来批评与重建这个群体。传统上,这类知识份子比较为我们所熟悉的,是传统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知识份子,他们有来自启蒙左翼的反帝与启蒙右翼的自决的正当化语言。但中国今天是处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语言面临涣散淘空、自由主义的语言被新自由主义所鸠占、现实上统合这个巨大群体的正当性论述缺乏、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潮正在积云待时......,但这一切却又是遮掩在一个吊诡的「中国的崛起」的强势姿态下。作为一个「民族的有机知识份子」,他所承继的负担很重,所具有的语言却很少。但对我而言,这种知识份子才可能是最严格意义下的知识份子,因为他在痛苦地寻找语言,拒绝不自省的纵的继承,也拒绝套装软体的横的移植--尽管以「文明」之名。这样解释,您是否能稍稍理解那种「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感觉了呢!他不能也不愿意藉「中国特殊性」之名来否认您的「事实」甚至您的价值条目,但是您的价值与信念条目的前提与后果却不是他能接受的,这无关尊严,而是一种内在於一个文化体的智慧,以及,更重要的,他有他更大的视野与抱负,尽管还只是冒出了一点点小芽而已。

现代性的价值教会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就叫做「文明」。这是五0年代以来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机构的一贯姿态。想想看五0年代到七0年代台北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在对待台湾人的自我意态吧!想想看美国新闻处的机关刊物《今日世界》吧--「我们温柔地文明地但严厉地对待你,就是希望你能开彰明化,脱掉野蛮进入文明」。龙女士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的结尾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要求胡锦涛「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但是已经自许为文明,且系统启动设定对方为野蛮(除非对方自身举证为非),又如何「诚恳倾听」呢?对方又为何要仰望高山般地对你诚恳倾诉呢!其实,我是怀疑价值使徒有「诚恳倾听」的能力的,因为他们「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知道了。对於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我和龙女士一样知之甚少,但我没有信心与勇气说:「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而这个权力美学,对龙女士而言,就是「仇外的建国美学」。我不敢这样说,只不过我碰巧知道早先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有非常认真的第三世界观与实践的,而且并不那么恰巧地我也知道中国(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近代史里的与西方接触的经验是一个无法跳脱的话语脉络,是每一个中国人身份中的有机构成,不是「仇外」或「义和团」所能简单概括的。这里头有一种寻找摸索自身理清自身的传统(包袱或是契机)与条件,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进入到世界之林的努力。我正在努力的感受它理解它,我并不想用「文明」或「野蛮」这些现代二分法符咒把这个大问题箍死。更何况「文明」也有很多的判准,透过对於价值的论述化与反身化,人们进行平等意见交往并回应批评,不也是「文明」吗?

有一种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心灵状态其实是我很佩服很欣赏也常想惕励从之的,就是一种对自身的价值或信念有一抹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的那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人可以反躬自省,可以在差异中学习,而不至於动辄「你为何不生气!」我在写完那篇批评龙女士的文章后,也曾想过龙女士为何不对其他「野蛮」地区或国度发怒并要求洗心革面呢?我想这当然和龙女士的认同有关:中国人论中国之事。但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身份因素,更重要的或许是她的一个假设:中国,我了解你,因为我中有你。作为一个境外中国人或「中华民国人」,龙女士血液中残余的对中国的「家国认同」使她生气,因为她无法向独派交代,这样的家国你还留恋什么?因为她必须要向全世界广大的「现代化人士」承担一个原罪:我所从出的家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是龙女士自身的存在焦虑,旁人无从置喙,但是我是否可以建议龙女士作这样一个区分:「中国」作为一个血缘家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国家,而对前者的认同或感情并不保证对后者的理解。如果您认为我的建议可行,您就可以把作为历史国家的中国当作一个他者,赋予他一个激进多元文化论(即,「在差异中学习」)的最惠国待遇:对这个有深厚历史积累的文化/政治体制,我并不那么理解,我得要多理解,入太庙每事问,延迟我的判断,或许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把作为历史国家的中国当作他者的能力,在当今的台湾普遍缺乏,而吊诡地反而是以独派尤烈。我们常常看到不少独派人士,动辄对一切和中国有关之事,迳下判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太了解中国了!」龙女士比他们沈重痛苦,因为她有血缘中国的认同。这个认同,我命定地也分享,但我愿以我的经验与龙女士分享我的出路:把这两个中国区分开来,把历史中国当作一个值得理解的他者来对待。我在〈和解的壁垒〉一文,在文章的开始部分提出了这一点:要将对方视为一个需要理解的他者,和解才有可能,和解的壁垒首先在於理解的壁垒。这可惜没有被任何的批评者所理解,当然我的写作也要负一定责任。我是这么说的:

冷战以来,由於东西阵营的对抗,以及两岸的对立隔阂,所形成的深度文化

与价值壁垒,在两岸各据一方时无从展现,反而是当两岸越要开始接触时,

这个藏在水面下的壁垒往上浮现的驱力也就越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分

析龙女士关於两岸关系言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足以彰显这个壁垒的重要

个案。

三、「区域批判知识份子」的初步勾勒

在这种真实的状况下,知识份子如何在这个区域之间论述,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认为龙女士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本身的历史贡献或许也就是在现身说法地将此一问题「问题化」。而我在〈和解的壁垒〉一文的最末,暂时提出但无暇深入的「区域批判知识份子」或「区域左派」,其实就意在於此。我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我们认为知识份子首先应当反省自身的狭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对区域发

言,以区域的批判知识份子自居。区域主义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应是最起

码的立场。我们不同意於龙女士的,最终还是在於她虽然在区域间说话,但

并没有促进区域间的对话,反而以一种吊诡的修辞,增设了区域间的壁垒。

现在容我在先前的讨论基础上,把这个想法推前一步。首先,不管是叫做区域左派或是区域批判知识份子,他的知识操作都必须首先自觉有一个在地性,也就是说,他的批判论述最具有感情动力的、最具有知识背景深度的、从而也最有可能提出批判洞见的活动场域,最终而言,无可逃避的还是在一个在地尺度之中,无论是乡梓社区、都会,或是国度内。而对在地的「自我批判」的研究或论述是任何区域批判知识份子的操作的第一步。这个自我理解与批判必须是非常严格甚或严苛的,但是这个批判论述的进行,却又不仅仅是自顾自的,而是时时刻刻也将这个区域中其他批判知识份子的知识活动摆在相互视野内,体会他们的关心、敏感於他们的力量与困境。这个使区域的批判知识份子有别於纯粹在地知识份子的向外的注意与倾听,包含了两个相关的企图:一,向他者学习,以便更了解自己;二,更深入了解自己,以便更深入帮助他者了解他自己。因此,区域批判知识份子必需做出一种人己区分,这个区分不是民粹或民族主义性质的,恰恰好是因为他从来不是自我表扬的,而是自我批判的,是带来暴风雨坏消息的;他是乌鸦。这个人己区分不能被「家国」或民族的情感所遮蔽;没有这个情感固然了无挂碍,有这个情感的人也必须轻松释然,因为你必须理解唯有透过这个人己区分,才能够真正对这个区域有所贡献,从而与你的「家国」感情最终而言并不矛盾。

这样的批判实践在牵涉到对两方或多方的评价时,也势必得采取多重的操作标准。这并不一定是说价值本身的多重,而是说在对价值论述时,必须有一个人己之分。古老的个人伦理箴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区域间互动的准则。严以律己的操作,一方面逼迫自身的社会进行反思与改革,另一方面也能够藉此现身说法,间接地向区域他者说一个和他有关的故事。好比,我们激进地批判台湾在地的民粹主义或是「后威权」现象,只要我们的批判是深入的且真诚的,这个故事也一定能让他者有所启发,或让他者偶而有此感受:「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我」。

这样的知识实践一定是有价值导向的。但是对批判知识份子而言,这些价值不是拿来认同、消费、或自我恭贺的。如果有一些历史成就,批判知识份子要含素抱朴默而守之,好比台湾解严后的确暂时不再有外在的警总夜半吉普车抓人的恐惧,这个成就,是不需要自我恭贺,留给要恭贺的人去做吧!区域批判知识份子要做乌鸦,就是不停的作为异议者与不满者,指出体制所宣称的价值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指出现存社会力量之所在,接收先行者的瓶中信,发掘历史中的理念与信念力量。我们对价值的态度是批判而非珍玉在怀矫情示人。挖掘自身的限制与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和区域间的他者平等地经验交流,使区域不再是个文明与野蛮的国度分层,而是一个学习的领域。就目前而言,情况是比较不乐观,台湾和大陆的知识份子都习惯於各自以他者为自身政治议程的拿来主义注脚,或根本不关心。我在北京半年,感受到不少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的确对台湾缺少必要的好奇心,但却也自以为知道。

但我认为区域批判知识界的建立是为了化解两岸敌对的一个知识份子可以掌握可以努力的方向。要建立这个知识界,就台湾的批判知识份子而言,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我们必须一如学习者般的谦逊地认识到:中国大陆首先是一个需要被我们理解的一个对象。两岸空间隔绝四十年,知识隔绝六、七十年,这些在两岸知识份子的知识体质与构造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我自己而言,理解到我的知识形成的两大力量是国共分裂下的国民党史观与美式思想(幸好是美国的左翼),也是不久前的事。而我不免担心很多独派的青中年知识份子,也是有同样的谱系,但或许还在无自觉的状态中,因为不自觉,也许还更糟,但我这样说,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也没有,反而是深深担心的。

四、回应龙应台女士的捍卫者与(或)我的批评者

〈和解的壁垒〉一文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与大陆的《读书》杂志发表之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第六十期刊登了崔卫平教授的回应文章〈有感於赵刚批评龙应台〉。这时间我人在北京,有朋友告诉我除了崔女士的回应,还有一位林达先生也有长文回应,但在大陆发不出来,我是知道林先生的著作的,他写过一些绍介美国文明的书。我一月回台之后,上网搜寻林达先生的回应文章,顺利找到了(发表於「世纪中国系列论坛--世纪学堂」www.ccforum.org.cn/)。顺便一提,林先生和崔女士都是大陆或大陆出去的知识份子。我在网路搜寻过程中,也读到了一些刊登於本地部落格的匿名(或代号)批评或诟骂。一般而言,感觉他们的年纪似乎比较轻,不少还是海外留学生。我很难负责地回应他们对我文章或对我的批评,因为部落格的书写常常是很随手即兴,而且因为经常陷在一种朋伴相互话赶话的快感中,更是少了书写文字本应有的对书写者本身的对质作用以及从而产生的负责品相。我因此选择暂不回应。相对而言,崔卫平女士和林达先生的回应则是诚恳与直率的,并且是有观点而且也愿意较完整地表述的,因此我尽量也以相应的直率与诚恳作出我的回应。

4.1 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不见桥梁〉

林先生〈心有壁垒,不见桥梁〉一文,为龙应台辩护,指出龙女士并不是在推展现代化意识形态,而只是二十年来都在坚守一个价值而已。这一价值是什么呢?林先生把龙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中所列举的各种台湾的现代化成就(相对而言也就是大陆所缺的),例如文明、礼貌、平和、包容、多元、自由民主与均富,删繁就简,只留下言论自由。林先生引用南方朔先生的口语,进一步浓缩地诠释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人」。对林先生而言,龙女士千言万语,其实只是在捍卫要求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对国家暴力严厉设限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林先生认为这不是什么「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类自然法的普世价值。

在这篇文章里,林先生虽然也认为我对台湾社会的自我批评是中肯的,甚至可以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而且「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可是,在做这些之前,必须要接受一个前提,那就是大陆目前还是在一个否定言论自由的专制状态。台湾尽管有我所说的各种问题,但是林先生要我别忘了:台湾不抓人。龙女士在这个前提下,输出台湾民主经验,林先生认为这正是在架设桥梁,而非建立壁垒。林先生指责是我心中有壁垒,才看不到龙女士在架桥。

但是,桥有从天上架下来的吗?桥梁的前提不是平等,作用不是沟通吗?从天而降的似也只有危乎高哉的蜀道或是仙乐飘飘的天阶。假如那篇可以让台湾人自满,让大陆知识份子「吞不下去,吐不出来」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还不够明显地暴露龙女士的这种姿态,从而让指出者反而背负「自己心中有壁垒」的指责的话,那么今年初龙女士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的壁垒高筑的姿态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但我还是愿意和林先生就其所提出的问题继续进行讨论的。但这个讨论是要假设林先生这篇文章的论点也是林先生自己的,而不是再现龙女士的。我要说,如果林先生,以一个大陆中国人知识份子身份,指出大陆缺乏言论或其他宪法所保障的政治自由,而且要努力改变这个状况,我是尊敬的,并且愿意尝试体会理解您或类似的人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的经验、困惑与希望。去年广东番禹太石村的农民抵抗官商勾结暴力徵地的维权事件,抗争居民合宪的维权行为竟然被地方政府黑白两道合力镇压,使农民投诉无门,新闻记者、维权人士、甚至人民委托的律师的工作与生命都被威胁。这里头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当然有。但是不是完全是甚或首先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我倾向怀疑。所以,以一个区域知识份子的立场,有机会的话,我会尝试了解这个事件的历史性与整体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可能将台湾的社运抗争的经验拿出来交流,而我相信,一个在台湾活动的区域批判知识份子对关心这个问题的大陆知识份子最可能有贡献的所在,还是在於他是否能够深刻地真实地剖析台湾的经验。但同时,台湾的经验要被照明,也吊诡地需要看到大陆的(或其他地区)经验。这都是可能的、可欲的,但我不会主动的高高在上的推销台湾民主自由的「文明」经验。

对於林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有一个好奇:「台湾」的存在,到底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对很多大陆中国人,我的有限经验是台湾是一个终要回「祖国怀抱」的对象。对很多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台湾是一个凸显中国共产党负面的正面(例如政党轮替、政治自由)。对他们而言,台湾只有这样的一个剧场价值,除了少数例外,少有真正下功夫认识台湾理解台湾的人。林先生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虽说林先生坚持「台湾」的意义首先必须是言论自由的华人样板,但林先生也难得的愿意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台湾社会也是充满了困惑、不确定、问题、与危机,这些值得大陆人对之理解并讨论。就这点而言,我不觉得林先生分享龙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中所显示的对台湾完全庆祝的姿态,但我不很确定我的感觉是否正确,也不确定林先生要大陆讨论台湾经验的意义到底为何?其中是否有一个区域的视野?

对於林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有一个联想。我好奇於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林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工人阶级及下岗工人的维权运动?对於这些阶级主体,林先生的期望为何?对於政治自由里的集会、结社、与抗议活动中的积极自由与力量(power),林先生的期望为何?核心的问题:林先生对於社会变迁的主体的想法为何?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何?龙女士说她关心的向来只有「个人」,您是否也是一样呢?

您在您这篇文章开头的部分说「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然后您说美国是先行者,当然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有人批评现代化,也有人捍卫现代化。您并说「这样的争论一直都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但说到这儿,您话锋一转,有些突兀地但更是情感真实地说:「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我一点也不觉得这句话和主题无关,因为这显示了现代化论述里的一种准宗教性格。这也就是先前我说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性中的一种保守的「价值教会」,非历史、非社会。当今所有您心目中或心目外的文明成就,哪一种不是人们集体努力的结果?中产阶级斗争王权而有了对王权的限制与代议政治;工人阶级斗争中产阶级而有了不再有财产歧视的普选;妇女运动斗争男性霸权才有了妇女投票权,而这只不过是一世纪之前的事;美国黑人对抗白人种族主义才有了黑人的真正的投票权与平等受教权与空间平等相处权,而这不过是不到五十年前的事--而这是发生在您所谓的「先行者」身上的。但我指出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事实,而是要指出一个历史观。我不得不质疑,您并没有一个有历史性的的历史观,「人性本然」、「自然法」、「人类社会自然发展」、「必然性」,这些词汇其实泄露的是您对於任何集体主体与集体行动都抱持了虚无的甚至恐惧的心理。对於您所珍视的价值,您认为人们当然不能阻挡,似乎同理也无须社会运动促成,该来的还是会来的。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状态:呼吁很多价值,但是对於如何促成捍卫这些价值,却缺少足够关於手段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构思。

4.2 崔卫平女士的〈有感於赵刚批评龙应台〉

最终而言,崔卫平女士和林先生的回应文章,殊途同归,在一个意思上碰头:中国确定落后,台湾确定进步(或现代)。殊途,则是因为林先生心仪於台湾的「进步」,崔女士则是切陈大陆的「落后」於文明世界。

崔女士这篇文章首先说明她对於龙女士和我的文章中关於台湾的种种情况,「实际上也了解不多」,因此她选择避免涉及台湾,而只就我所论及的大陆种种提出她自己的意见。对於这篇文章,首先我要说,崔女士关於大陆的很多讨论,让我收获良多,这不只是讯息上的,也更是对某一种立场和感觉藉此有比较深入一点的体会。这是必须要致意的。

对於崔女士的很多看法,我也相当同意,而且我也常以此自勉。好比崔女士说:「即使是最正确的、最没有争议的原则,也不见得能够与所有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实践直接挂得上钩。」我同意,我认为有了这个体认,我们才能在认知与批评的道路上向他者学习。价值或信念必须要找到历史的与现实的基础,以后者为基础对前者进行手段批判。

其次,我同意也尊敬崔女士所说的:「作为一名大陆知识份子,我也希望......不是停留於所处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险。」崔女士对於大陆的贫穷与社会公正的讨论,有凭有据,把这个问题以在地人的立场与熟悉,谈得更进一步,至少有助於公共论述的开展。我虽然仍然认为相对於传统中国灾荒不断辗转沟壑的历史,现今的中国大陆至少十几亿人都能揭开锅吃上饭,这是境外的评论者如博格或我所必须首先承认的(不管我们之后还有什么批评或期望),而崔女士指出这不够,贫穷仍在,而且贫富悬殊加大,有些地方脱贫之后又返贫......,需要努力面对。对於崔女士的这些讨论,我除了尊重与佩服,没有其他。

此外,我也同意崔女士对於历史遗留的一部份看法。我觉得这部分看法说得很好:「不断地挖掘那些闪光的边缘思想,是正义工作的一部份。问题是,如何驱散历史的重重迷雾,将它们从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发掘出来,让人们得以了解,将真相大白於天下。」她并说这样的一种回到历史的工作,是一个艰困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严肃面对过去的工作,可以帮助「形成一个开放的传统」,而非「为了回到某个过去,或者为了维护目前的现状。」这样的一个对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对边缘战斗者、对失败者的历史的同感,我在阅读时不由得联想到我多年来一直心仪仰慕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但我也注意到崔女士对历史意识的「理想」态度和她自己实际上的历史意识(容我武断地就这篇文章而言)有一个很强的矛盾关系,这我稍后会讨论。

尽管我对崔女士的文章有这些同感与尊重,但毕竟崔女士和我之间是有相互不同意之处的,而且我也在崔女士的文章中读出了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而其中很多都不只是崔女士和我之间的问题而已,我相信是有更广泛的意义的。我的回应分为两点:1. 区域批判知识份子;2. 历史。

4. 2. 1 区域批判知识份子

我从一句听起来有一点琐碎,甚至老实说,乍看有点肉麻的话开始。您说:『她 [指龙应台] 选择站在大陆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一边,承担大陆遭遇不幸人们的命运,赢得了大陆读者的深深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不把龙先生当作「外人」,而是一位亲切的「自己人」。』

且不论龙女士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大陆是一个「践踏她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之后,把她当作『亲切的「自己人」』是否客观上还能办得到,我要说的是,就算大陆知识界或人民(您的「我们」?)不把她当外人,龙女士是否就真实地、合宜地、合理地能够认为她真的是「自己人」。我在这里谈的不是认同问题,而是认知问题,也就是我在前面的区域批判知识份子讨论里所指出的,在区域发言的前提是抱持一「人我区分」,如此才能有第二序列的对他者的尊重,而这个尊重表现在我并不应该预设我对你「早已了然」,表现在我或许不应以我的尺来律你,我应该多学习,耐住迳下判断的冲动,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欲望。我认为,龙女士并没有自觉这个有严肃知识论意涵的人我分际,后果上则不免漂流於分际内外便宜行事。因此,龙女士的批评工作常常缺少一种原则性。同一个台湾,在2004年五月,龙女士可以为文痛批如下:

如果在「台湾主体性」的概念之中,被强调的是部落血缘,而民主社会的核

心价值--自由的心灵、人权的坚持、对异议的尊重、对法制[治?]的遵守、

对内部集权的反抗、对弱势的照顾等等,反而被视为次要,我们究竟为什么

要「台湾主体性」......如果在宣扬「台湾优先」的同时,外籍劳工被虐待、

大陆新娘被歧视、前线情治人员被背弃,政治不「正确」者被排挤,这个「台

湾优先」能被我们的良知接受吗?......「台湾人」的定义如果是唯我独尊、

排他的,那么我耻为台湾人。(见龙应台〈超越台湾主体性:向核心价值迈

进〉《中国时报》2004/5/7,E7)

但是在一年后也是五月份的文章里,台湾人却又陡然变得「文明、幽雅、包容、平和、安静、自然,多元......」,台湾社会也突然从扑天盖地的「台湾人认同」魔咒中释放出来,化为「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龙女士能这样翻云覆雨地论述,是否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都是「自己人」,或都「不是自己人」呢?我越来越相信后者似乎还更可能,这从她动辄要挥手自兹去的姿态可见一斑。她如何处理她的认同不关我事,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的知识操作。因此我批评龙女士「为何选择放弃知识份子的批判角色,宁可选择对台湾雾里看花呢?」

对我而言,一个区域的批判知识份子应该首先穷尽在地的批判的展演,以此作为区域对话与相互学习的基础。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自己下的任务。崔女士可能并没有体会(不是您的责任)到我这个心情,因此也模仿我的口气,质疑我:「为何放弃知识份子的角色,宁可选择对大陆雾里看花呢?」我了解您的意思,但是请您也理解,对大陆的批判不是我的直接的任务也不是我现有的能力可为的,这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而且我将来也会是把大陆当成应该要理解与学习的他者的。我的首要责任是对在地状况的自我批判,爱之深责之切是人情之然,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也是我信服的交往伦理科目。如果说,这让您觉得我对大陆雾里看花,这也好,毕竟我的待人以宽牵引出了您的责己以严。这,其实是我所期望的一种区域之间的对话方式。

虽然如此,我对大陆是有批评的。但批评是委婉的,是一种把自己也包括进来的批评。这就是我藉美国学者沃泽尔之口,批评了台湾对「外劳」的歧视与虐待政策,也同时批评了大陆的城乡双轨制及其所造成的不公。崔女士读得出来,我在这里把农民工类比为台湾「外劳」的批评。虽然她认为我说得不完全不透彻,但我一点也不介意,反而是感激她这种讨论态度的。

但是崔女士要求我「拿出一套不同於龙先生的大陆表述」,否则就不应该批评龙,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不同意有两个理由,首先,崔女士应该清楚我对於龙应台的批评的首要并不是关於经验或是历史事实,甚至非关理论,而是关於龙女士在区域发言的前提、姿态、方式与后果。我要作这样的批评,没有理由要求我有义务要拿出自己的一套大陆表述,因为那不是我申论的重心。但有趣的是,崔女士一方面指责我没有自己的一套大陆表述,却还率尔操觚,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帮我推论出一套大陆表述,好让她能发表一套她的大陆表述来反对「我那一套」。那我到底算是有还是没有呢?但我从崔女士对我的要求中,我看到了一个反讽,她认为龙女士是有一套她佩服的大陆表述,而且对大陆有帮助,她也责成我对大陆应有一套表述,但是她自己却不必对台湾有一套表述!在文章一开始,崔女士就把台湾撇开了,理由是对台湾的诸种情况所知不多,不宜涉及。这个理由当然有正当性,但是我也发觉有太多的大陆知识份子,其实对台湾的「诸种情况」的确也不掩毫不好奇之情,偶有关心,也不过是为他们各自的党派性意见下个支持或反对的注脚。我必须说,崔女士的发言,虽然跨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在《台社》发表,但并不是一个区域知识份子的发言。区域知识份子虽然首先要面对的是各自在地社会的自我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必须要突破冷战以来的分离状态,至少在出发的态度上将对方摆在自身的论述视野之内。

4. 2. 2历史

崔女士的回应里,最复杂也最令人深思,感触良多的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评价问题。说实在的,在这一部份我乐於倾听的心情远远强於要回应的心情,遑论批驳。两岸隔绝这么多年,对於一个大陆知识份子的告白,我应该要体会与理解的地方太多了,更何况,如之前我所说的,我对於崔女士对历史记忆之对一个社会的进步角色的期望,其实我也是有共鸣的。

我能在这里和崔女士交流的,也许只是分享一点点台湾的经验吧!台湾在九0年代李登辉大力开动的去中国化的民粹风潮,给社会带来了一种价值上的政治正确风,凡是属於过去国民党时期的,都是落后的、封建的、黑暗的、专制的,任何事物只要把前头加一个国民党,就等於加上一个负号。相对於国民党,民进党则代表进步、开明、现代与民主。后来,这种对比干脆就更以「中国」和「台湾」作为说明一切对立的两大象徵,如黑与白。郑鸿生先生最近的一篇大作〈重回1945──现代与落后在台湾的百年纠结〉(即将刊登於《思想》,2006年六月号),就非常准确地指出民进党获得政权的斗争最后能成功,其实是在一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领域获得零和胜利:民进党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论述氛围,於其中,国民党代表的是所有和中国这个古老帝国有关的落后,而民进党则是接续著战前就已经「相当现代」的日本遗产。回顾历史,郑鸿生认为龙应台的「野火」的历史位置事实上是在国民党最脆弱的时期,美国与之断交,国府对内对外处处掣肘,又爆发江南案的天大丑闻之时,将国民党锁定为黑暗落后与野蛮的代表,重重一击。郑鸿生以其前资讯科技专家的经验,亲证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二分,他以过来人的亲身经验见证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某些部门内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在各种意义上都可说是开明、理性,或假如你愿意,「现代化」的官僚专家系统。但是在当国民党失去了整个意识形态(或形象)战争之后,当时陈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则全盘接收了所有的「现代化」光环。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在它十五周年〈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的基调论文里,将当代台湾定位为后威权,指陈了它的很多问题,例如公共领域的压缩、单一性认同的压迫、战争的危机,以及社会公正的退缩。这些对当代的批评,纵有人不同意,但不见激发人们比较激烈的反应,反而是对这篇论文所指陈的,相对於今日,国民党威权时期也并非没有进步成就(例如公共卫生、平等主义的国民教育,以及国家对资本的相对自主性),而需要我们重新反省与挪用时,却遭到情绪较激烈的反应:你们怎么可以美化过去,美化国民党?

但这的确无关美化旧政权、美化「旧时期」,或美化任何东西,而是有关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阴阳二分一刀切的历史观当然省事,在激烈的革命或反抗运动肇兴之际,或许也有它的一时需要,能鼓舞人们的反抗意识与行动,但是这样一种历史观毕竟是一种马上得天下的历史观,而一个文明或一个社群,如果一直只怀抱著这样一种因为依据著「新的」、「进步的」、甚或「普世的」价值,并对过去采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个文明或社群的自我意识一定不可能有基本的自适与怡然,因为对过去有耻感,对代表未来意象的他者有自卑,对落后於自己的他者傲慢。郑鸿生这篇论文就指出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

我父母那辈人[作者按,大约是李登辉的那一代]做为台湾初次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对前清遗老的他们父母辈是充满著文明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优越感的。然而这套西方文明却是透过日本才学到的,是一种日本形式的西方,而且又是被强加的,而非基於自己的需求去学来的。更何况这一代人又被强迫与他们的父母即我祖父母辈自在自得的传承断绝,於是又有著不踏实的空虚感,成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他们处於一种心灵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对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满著自卑感,另一方面对自己长辈先人的「落后」则充满著优越感,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是空虚而无根的,因为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被强势的日本殖民政权带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初体验」所彻底击垮,而他们竟无能反抗。可以说这个压抑著的、无能「做自己」的屈辱应该才是绵延至今的「悲情意识」的根源所在。

是在这个脉络下,我批评台湾当今的历史意识试图把凡是和中国有关的过去都彻底地否定掉,否定的不只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之前的整个左翼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这是从国民党统治下一脉相传下来的),甚至连整个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第三世界的、左翼的那段过程都要抹杀。龙女士当然并没有完全分享这样的历史意识,甚至还曾为文有道理地批判这样子的偏执荒瘠的历史意识,但是,她的确曾在书写「野火」时,不全然缺乏正当性地,援用了这样的善恶二分的历史意识来否定她眼中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在去年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以及今年的〈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中,缺乏正当性地,再度援用这样的善恶二元的简单逻辑来定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段历史。「不全然缺乏」是因为龙女士是在自己的社会进行自我批评,她至少有一个发言位置上的合理性,以及一定程度的反身性;「缺乏」是因为她在区域中发言,却缺少对他者的历史有足够的尊重与谦逊(汝当脱野入文),以为有了血缘中国的身份证就可以立即无碍地理解历史中国,并居高临下地指责。

崔女士以中国大陆在地人的身份对中国大陆的现状提出了很多批评,我是尊重的,而且说实话,有些话是相当有感觉的,例如您引萨伊德的话:「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的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您说您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针对我的意思,我是不疑的,而且我大约理解您所指为何。但我还是只说说自己好了,如果我的批判工作,不论是对於全球化或是多元文化的批判,只是在批评美国,而放掉自己(即,台湾的现状),那我也是要深自批评的。只是在台湾,真正和您感觉的知识份子的分化逻辑有一对应的倒不是「批评美国赞扬中国」及其对反,而是「赞扬台湾否定中国」及其对反。我们(我与我敬爱的批判同仁)这些「反台湾的台湾人」被边缘化,承担了很多怀疑与不屑,但我们并没有过度沈重,反是尽量努力不以己悲。偶而碰到大陆的知识份子颂扬台湾的「民主成就」,我们也没有懊恼、迁怒,毕竟他们是「外人」,很多事情,如您所说,「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里面的人说不出来。」

您是否给您自己背负了过多的沈重不是我所能置喙的,但您的沈重使得您对我批评龙应台的文章被过度坏心情地解读,则是我不得不指出的。其一、我并没有任何意思指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和当权者斗争的行动是和「大风车」作战;上下文里,「大风车」指的是龙女士所单薄想像并与之战斗的中国。其二、我并没有意思说中国境内的不平等一切要由美国负责?我怎地会让您如此理解?的确让我有些闷然。当代中国的社会不平等有一些大的、明显的历史原因,如城乡分治户籍制的传统因素(如我在北京市民、上海市民、龙女士和我都是「公民-暴君体」一份子中所委婉指出的),有「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晚近因素,我指出龙女士没有把矛头指向美国,当然是顺此脉络就此而言。其三、我说中国近现代史里有很多和陈映真先生一般「散发著人性光辉的奋斗与实验」,这里的「实验」二字使您「倒抽一口凉气」,但我想到的并不是那种科学实验室里或集中营里的残忍实验,而是只想到中国的近现代史困难重重,很多的理想与行动都是没有先例可循成路可依的,因此「实验」(即,试错过程)是一定不可免的。

您谈到过去,马上是那么的沈重,这是我要尊重并体会的,其实并没有立场说什么,但是在读到崔女士情绪强烈地咀嚼一种被历史背叛的感觉后,说出「这些顾虑也许是一些大陆的朋友为什么谨慎地绕道而行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要脱离历史和自身传统」时,我不由得不想起郑鸿生从台湾的经验所沈重指出的「无根世代」、『无能「做自己」的屈辱』,以及萧萧无边的「悲情意识」或「伤痕意识」。

我希望大陆中国人不必也不会掉到历史的这一个黑坑里,一如我希望台湾人能早日从这个黑坑中跃出来一般。历史不必一直重演,那正因为我们不回避、不绕道,在面对自身的传统中体善知恶,并获得力量。

五、结语
作为一个回应式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长了些。但千言万语,我的希望是整理出一个想法:两岸是迫切地需要和解,而和解当然是需要相互对话的。但是要能够进入到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之前,是需要发展出相互对各自处境的理解,并找到适合各自的发言位置。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朝这个方向所做的一点努力。

台湾人认为他已足够理解中国大陆,大陆中国人认为他已足够理解台湾。对於认为两岸之间的理解不是问题的朋友,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是指出国王并没有穿新衣的那张嘴。

有些朋友,台湾的或大陆的,对於我之前批评龙应台女士的那篇文章所指出的对於两岸理解与和解的意涵,很表鼓励,这是我感受到的支持,我铭记在心,这篇文章也是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心意表现。有些朋友对於我抛出了「区域知识份子」,鼓励我不要停在简单的宣称,这篇文章也是我重视朋友期望的一个展现。但此外,两岸皆然,都有朋友,但特别是有些大陆的朋友,对我那篇文章的接受似乎主要(或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出气」或是「释然」的感觉,则令我有点哭笑不得。对这些朋友,我必须说,虽然我在两岸中说话,我还是在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例如两岸的和平和解]最终也必然是您的问题--这是「区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说让您感觉轻松释然:「啊,台湾情况是这样啊,那我们....」,而非一个区域批判知识界大家一起来承担(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请,那我就必须深自反省那脱离於我所掌握的那个论述效果。而看来这的确是区域批判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等待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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