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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理解与和解:回应诸批评兼论「区域批判知识份子」

虽然我在两岸中说话,我还是在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例如两岸的和平和解]最终也必然是您的问题――这是「区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说让您感觉轻松释然:「啊,台湾情况是这样啊,那我们….」,而非一个区域批判知识界大家一起来承担(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请,那我就必须深自反省那脱离於我所掌握的那个论述效果。而看来这的确是区域批判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等待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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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2

最初,写作此文只是要回应崔卫平女士的大作〈有感於赵刚批评龙应台〉。但在提笔时,适逢龙应台女士发表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对这篇文章,我既有复杂的感受,又有清楚的不同意,特别是关於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在区域间发言的看法,也就是所谓「区域批判知识份子」的问题。因此,透过回应此文,我进一步发展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垒〉一文中曾表达过的一些想法,并作为回应崔卫平女士、林达先生,等批评者的平台。

一、龙应台与「胡锦涛」

2006年一月,就在农历年前两三天,我的电子信箱里涌进来好几封转贴了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一文的邮件,严厉且愤怒地指责中国大陆近来明显升高的言论紧缩现象。根据龙女士,北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一月二十四日突然被大陆官方勒令停刊,理由是这份刊物登了一篇文章批评大陆历史教科书关於近代史里中外关系的书写方式;官方并认为此文是在进行「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龙女士的愤怒直接倾注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及其所代表之体制。怒上加怒的是,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近日又勉励「国青团」的团员将来有出息,像当年的共青团一般,能出一个「胡锦涛」。对这个「最不及格的笑话」,龙女士要马主席「深刻地细思」:「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龙女士自己公布的答案是:『「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对龙女士,「中国」代表的是一反现代、反文明的「逆流」,又岂是「落后」一词所能了得。

龙女士似乎真的生气了,针对媒体言论自由,下了「被割断的喉咙」副标,针对大陆历史教科书书写,下了「仇外的建国美学」副标。若说,之前龙女士在《冰点》这份刊物上所发表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所展现的韬略布置还有迂回侧进的兴致和起伏蕴藉的讲究,如今则皆被搁到一边--对於「教育中国」,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在文章的结束部分,一句一段声声快,击鼓骂曹般地起诉这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按理说,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无遮拦地、现身说法地展示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垒〉一文中所指出,但并没有被大多数我的批评者所掌握的问题,我可能会沾沾自喜。但真读到这么一篇撕心裂肺的控诉文章,我的心情反而却变得比较复杂起来。

首先,我其实是不怀疑龙女士关於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环境的基本事实陈述的。2005年下半我在北京住了半年,亲身经历了《南方周末》这份每逢周四出刊我一定去书报摊买一份的周刊的变化--从还经常不乏敏感的、独到的社会直击的八月,到乏善可陈可有可无的十二月。当然也耳闻了那个在论坛栏目上颇有锐意的《新京报》遭「整顿」的事。这份报我没跟得紧,不好怎么说,但我是宁肯信其有的,毕竟这不是孤证。这半年,我在大陆网吧上网的小小挫折经验,很多人也都有体会,就不用多说了。总之,龙女士所指出的步步紧缩的媒体或言论大环境氛围,以我的经验来说,的确是可信的。我当然也不喜欢这个变化--这还用说吗?!但我并没有发展出龙女士的赫斯之怒。毕竟,一个还愿意观察环境且还保有些许批判性格的普通人,遑论一个批判知识份子,要在大陆找到类似的「事证」,并不困难,要在境外卓然高举义愤填膺也算容易。

但是话还是得说回来,就《冰点》或《南方周末》或网路警察这些硬事实而言,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限制了很多的政治自由是没得争辩的。虽说任何一个政权皆会以它的方式限制某些言论,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百分百的国度,但毕竟中国大陆官方的作法是比较粗暴、任意。卓然高举义愤填膺我固不取,但毕竟事有本末,有人要卓然高举义愤填膺又其谁能责?这让我心情复杂。

其次,龙女士的公开信或义愤、或不屑,但这里头我倒是读不出一丝窃喜。有人看到中国的这些「事实」是会窃喜的,因为这坐实了他们一贯对中国的想像,以及「民主台湾」和「极权中国」是根本不能齐的一对是非。我读龙女士的文章,并不觉得她是在这样的窃喜心情下写作的,我能感受到她揪心的愤怒,毕竟,她对中国大陆这个「血缘家国」的情感是「深切厚重的」,但是她觉得她似乎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因为这个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所有」可以理解是一个剧场修辞,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一个萧萧斑马鸣的苍凉天地之间飒然独立。天下之大哀莫过於旧邦失德,而新邦亦无德。对马英九主席的警谏听来有些像是说:莫肖尔祖。

虽然我并没有分享龙女士的悲愤,也并没有站在龙女士的道德高岗上,更不同意她的线性目的论现代化世界观,但的确也分享了她对中国的若干情感,毕竟我看到作为一个有伟大传统的中国,竟还得继续这些授人以柄,以任何标准而言既不充实也无光辉的一些作法时,也没有见猎心喜,发出「啧,啧,你看,你看看...」。在对中国怀抱情感的一个角落,我遇见了龙女士。这也让我心情复杂。

此外,我也要说,龙女士这篇文章也并非是没有洞见的。在她批评中国大陆的「仇外的建国美学」里,她指出了中国国家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矛盾:一方面要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举办奥运、世博,参加各种全球的、区域的论坛,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节制地援引「中国特殊性」论述,大谈全球范围的文化多元,作为自我防卫的理据。

说到这一步,也就比较清楚为何我说读这一篇文章我的心情反而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复杂并不是因为如我的某些批评者所轻率确认的:我容不得别人批评中国。中国当然可以批评,而且在当代,她所暴露出来的可被批评的面向并不少--不管你是从「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或其他主义者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批评者为了要加码中国之恶,常常一揽子囊括所有「善的」立场对中国进行批评,好像为了要中国好,他(或她)是所有的主义者,一如龙女士在这篇文章再度所为。我感觉复杂是因为,在无法反驳她对中国的某些具体指控、共有她的某些情感、同意她的某些分析之下,我仍然要对她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因为缺少了对这些原则的意识,将会使很多自以为正义或建设性的批判,更有可能脱离批判者的初衷,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后果。

这个原则性的批评的要点是:对任何一个体制的价值批评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批评者的信念而已,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信念本身也要经过严格的反身性与手段性的批评。不然,价值信念本身往往会压制关於批评的价值前提以及现实延伸的讨论;而后者是更复杂的,也是关心台湾、关心中国,或关心这个区域的人们所更需要努力廓清的。我们所看到的批评者却似乎只关心他(她)们的实证主义搜证与判决。这个方法与心态上的自我中心与非历史,以及违反区域对话的基础伦理预设,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

凡此,并非新意,我去年批评龙女士一文的基调即在此,但是龙女士或我的某些批评者也许并没有看懂,或不愿意公正地面对这一点,虽然它是那么的清楚。

二、龙应台与现代化意识形态--再访

2005年五月,连宋接连访问大陆之后,龙女士写了〈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随即,我在六月的《台社》第五十八期,以编辑室报告的形式发表了〈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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