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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生: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

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所谓“道德性自由主义”,源起于亚当·斯密、斯宾赛、密尔等英国启蒙哲学家,以及欧陆一些受康德和黑格尔所启发的理论。这套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有它的哲学前提和社会命题。在哲学层面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高扬个体自由的重要性。虽然对自由该落实到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哪一种自由更具优先地位的问题,他们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但都相信一套完整的自由理论,可以同时兼顾社会成员不断扩大追求的自由,以及自由个体之间能够和谐共存的社会秩序。可见,道德自由主义者不是要放弃道德评价,而是力求避免对不同的社会活动作出实质的道德评价。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为自由本身,给定了一种比其他社会价值更为优越的道德价值。所以,宣称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行为本身,并非远离道德的承诺,而是明确宣示对“自由”这一种道德价值的委身。而且,这种自由主义不单要在价值和理念的层次上高度重视道德,更要为自由这价值奠定实现的具体基础。而这项工作就要依赖提出一项与自由主义哲学前提相对应的社会命题。

道德性自由主义的社会命题认为,自由的发展不仅不会带来道德上的空无、相对,挑动社会成员之间有害社会团结的价值冲突,反而会带来更和谐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洛克和(很大程度上的)亚当·斯密,都试图为这种关于新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的和谐秩序,提供一个神学的基础。而亚当·斯密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试图说明一种理想化的市场关系,如何能为新型的社会道德奠定基础。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一套关于人性发展和世俗社会演化的说法,来承接洛克的神学/道德前设。他认为,自立、有责任感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都是通过在市场社会中,人们相互接触、交往,才能真正培养出来的。市场关系的道德意义,在于它所促成的各种体现在个人、社会和道德不同层面上的改进。于是,自由、理性、道德和进步,都在这套关乎道德的自然哲学命题和关于社会的演化命题互相结合之下被等同起来。对这些启蒙者来说,国家是不道德的追逐权力之地,而市场社会却是道德反抗的前线。所以市场社会存在的合法性,恰好是其道德上的承诺。

可见,早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意识,完全是一种道德关怀。这套道德自由主义立论的关键之处,是它假设了一个完全的竞争性市场,在其中,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各自独立、地位相若的。不过,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发展,虽然证明了这种假设与现实有很大出入。市场并非在各独立、平等而自由的布尔乔亚个体之间设立,而是在互不平等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然而,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市场关系背后存在多大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冲突,更在于:纵使历史上存在过这种理想中的人格、道德和社会状态,市场机制的自身调节,是否真能把它们维持下去?反过来说,当市场中各参与者的关系,原来就是处身于资源、资讯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状态的话,市场机制又能否把这些道德和社会条件营造出来?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者所普遍担心的就是,在攫取性的个人主义日益泛滥的历史事实面前,自由主义是否要放弃其原初的道德承诺?而放弃了道德承诺的自由主义思想,又会是怎样的一套思想?不少自由主义者开始不再单单信赖人类道德情操的自然演化,反而渐渐寄希望于由国家和知识分子去充当公共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守护者。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道德承诺,已无法单纯依靠构想中的市场社会/公民社会去使其兑现,相反地,国家体制的道德训导角色,就日渐突显出来。国家和市场体制的道德地位,又再一次倒转过来。

如果说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密尔),还是深信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话,法国的道德自由主义者(如杜尔凯姆),就愈益感到需要强调这套道德理想的社会基础。而且,在意大利和德国,自由道德情操和现实的落差就更大。意、德的后进工业化,使这两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为强大的由土地贵族转化过来的集团利益和国家主义者所主导,逼使得自由主义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巨大而实质的变化,从其道德性的形态向经济性的形态过渡。而这种过渡所引起的紧张和冲突,在发明著名的所谓帕雷托最优定理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帕雷托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帕雷托早年深信英国自由主义者,例如密尔所持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民主和自由的根本目的不在其他,而是人格的改进和建立自由人的公民责任。他反对社会主义者所支持的社会立法,并非因为他不认同其人道主义目的,而是为了反对一切不是靠自力赢取的特权,无论这些特权是对富人还是穷人有利。帕雷托认为,这种依赖国家力量去维持的利益,是意大利政治腐败的原因。针对这些腐败,自由主义者应具备一种“自由的情操”去站稳立场,反对一切违背自由、公义的事。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一定要远离政客的蛊惑,抱持正直不阿、诚挚勇敢的道德人格。可惜,这些都是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缺乏的,也是他对意大利新冒起的布尔乔亚阶层最感失望和沮丧的原因。他悲观地感受到,如果连自由主义者都缺乏了这些素质,公义的大旗只会被社会主义者夺去。

陷于这两面作战的处境,帕雷托一方面想推动自由主义的道德大业,反抗权威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一种有别于社会主义的蓝图之上。他要证明市场体制存在的最终理据,是在于科学论证上胜过社会主义者。在调和道德考虑和科学体系的系统性这双重要求下,他求助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来整理他的经济学,试图说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与所有人都能得到最大快乐的状况,是紧密地互相关联的。所谓帕雷托最优状态,就是指一种一个人的进一步增益已到了不能不以另外一个人的损失为代价的状态,也就是说一种刚好不需要以剥夺任何人来使每个人都有最大利益的状态。这套所谓帕雷托最优状态的定理,成为日后新古典经济学强行在预测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之间作出学科区分的转折点。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森(Amartya Sen)所云的在经济学中日益强烈的反道德主义。也就是说,市场的存在不再建基于社会在道德、人格方面的进步,而是很简单的一种功利和效率上的原因。这条以功利和效率为标准所引伸出来的对市场制度的支持,并没有顾及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情况,而且是一种相当简化的,以功利单位来计量的推演。

正如森等经济学家所指出,人际之间效用的可比性是简单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致命弱点,可是当今的经济学主流,为了反道德主义,极少对此有足够的研究和重视。在简单的帕雷托模型中,也没有妥善地处理外部性的问题,例如在涉及公共决策时极为重要的关乎原初拥有权和资源配置方面的讯息,就并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不过,更严重的缺陷还在于以个体追求自利为最后动机的帕雷托定理,并没有说明在集体获致最优选择前,怎样形成需要首先存在的那些可以让个人选择能朝最优状态进行的自由权利,以及关于这些权利的规则,除非这些关于尊重这些权利的价值,已经先于寻求最优状态的体系运作而存在。但如果这样的话,这套定理想要努力排除的道德问题,便又重新出现了。

当然,对于在早年充满自由主义道德热情的帕雷托来说,这些尊重权利的社会价值,理论上是随社会演化而自然发展出来的,但大失其所望的政治社会现实,最后促使他本人放弃了那套以追求自利来达成社会最大快乐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十九世纪末年的政治转变,使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将这个理想化的市场机制,看成真能凭藉自身就能保证社会达到最优状态,而是把它视为一个纯粹存在纸上的经济理想。世纪之交后,他的关注点反而转向了指引人们行为的非理性动机,而这也令他将研究转向社会学。他将早年建立经济学系统的科学主义企图,和关于人的功利主义动机论,推演成一种非常冷酷和犬儒的政治和心理文化分析。他提出有名的“精英循环论”,把各种以道德热情推动的改革和革命运动,都视为只不过是由新的精英去取代旧的精英,新的特权取代旧的特权。他又提出“余绪”(residues)的概念,去发掘人在逻辑思维底下的各种心理动机。他的政治社会学,描述了一个由强力支持的狮子型人物和狡猾的狐狸型人物相互交替的世界。贯通他前期的经济学和后期的政治社会学的,是人的自利主义行为的分析,所不同的,是他的社会学已失去了关乎道德、幸福和最大快乐的执着和承诺。

与此同时,帕雷托的政治取向也日益从自由主义向右倾,犬儒的历史观使他日渐成为一个以权术为先的马基雅维尼派。自由主义者原来支持的各种措施,变成仅是一些管治上可用的手腕,而他也渐渐变成为一名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同情者。他虽未全面肯定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但他赞许墨索里尼的狐狸智慧,肯定他为意大利的第一流政治家。他认为法西斯的暴力倾向,只是一个过去长期的“红色暴政”的恰当反动。而墨索里尼,也赞许地说在帕雷托的课堂上受益不菲。

如不少道德自由主义者一样,帕雷托也坚持创业精神,反对国家干预。但由于在他的理念当中,衡量一个政权的标准,已非自由、道德,而是效率。于是,当他们发觉人们在掌握自由的时候,并不一定“懂得”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来运用,那么国家的指导、带领和介入,取代原先促成道德上不断完善进步的市民社会,就变得理所当然。因为个人的追求自利的动机,已不足以保证达到最优状态,余下的就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道德”责任,去保证一个自由经济体制的运作。这样的话,去除了道德面向的自由主义,在使自由变成一种经济体制教条的同时,也使自己显得软弱无力。面对赤裸裸的权术追求,也只有一种犬儒的回应。原本反专制、反国家的自由主义,变成另一种的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也只余下一步之遥。帕雷托一生的思想转变,足为一个深刻的见证。

缠结在帕雷托身上的,并不是他个人在道德立场上的退缩和软弱,而是一种被学科规范建立过程所淹没了的思维上和道德上的矛盾和陷阱。当帕雷托以一个完整而论证严明的经济学模型,去为自由主义的道德价值奠定一个“科学”基础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近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谈论的竟是要道德还是要经济学。但正如森在他的《道德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讲,帕雷托以来主导经济学界的那套简化的功利主义逻辑,已经同时危及以描述或预测为务的经济学和以福利评价为务的经济学。森所正确谈到的,是经济学内部的学科分隔危机。但他已很明白地指出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今天经济学已日渐失去了为自由、选择和权利此等自由主义价值,提供有力的说明。看来,对所有曾经为自由价值所鼓舞和感召的人来说,问题不是要道德还是要经济学,而是要经济学还是要自由主义?是哪一种的自由主义?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维园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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