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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
7月5日至7日聚在汕头大学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那些各领域学者而言,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则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这一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论坛,系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文化论坛”的第四届(2008)年度论坛。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不试图全面介绍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部分议题入手呈现学者们在这三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这里只根据主题需要引述部分讨论,会议述要会另有专文及出版物。

记者杨瑜 

今年上半年接踵而至的大事占据了中国媒体的主要版面,大大推迟了社会各界早在酝酿的各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日程--媒体对三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也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升温。不仅如此,围绕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些事件中的充分释放,使得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社会氛围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这些事件和中国民情的呈现,促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就这短短的三十年来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得失,而是去尝试在更长的历史和更宽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能量究竟蕴藏在什么地方,理解今天中国这番模样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统,理解这三十年中国究竟有哪些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自主性的创造。 

对于7月5日至7日聚在汕头大学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那些各领域学者而言,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则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这一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论坛,系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文化论坛"的第四届(2008)年度论坛,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任论坛执行主席,讨论范围涵盖经济学(姚洋、余永定、卢周来)、法学(冯象、刘星、强世功、赵晓力、凌斌)、国际政治(陶文钊、时殷弘、黄平)、政治学(王绍光、崔之元、潘维、马俊)、社会学/人类学(周晓虹、王铭铭、赵心树)、史学(罗志田、程美宝)、文学与文化研究(黄子平、戴锦华、黄纪苏)、哲学(陈来、童世骏、孙向晨)、教学研究体制(甘阳、杨东平、许纪霖、刘小枫)等领域,各领域都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不试图全面介绍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部分议题入手呈现学者们在这三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这里只根据主题需要引述部分讨论,会议述要会另有专文及出版物。

三十年、六十年与一百余年 

其实早在几年前,对近三十年思想界状况的讨论即多有出现。例如,2006年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后,舆论对1980年代思想状况即有大量讨论和回顾。因为思想论争引发知识界分裂的的缘故,对1990年代思想状况的讨论一直在延续,最近出版的文集《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著,北京三联,2008)即是有关此一论题的重要作品。至于19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思想界的断裂、转折和区别,也在90年代就是热点话题,比如围绕"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的讨论。 

用陈春声总结发言的话说,此次论坛"是一次思想的大会,而不是学术的大会","一个历史学的大会,一个口述史的大会"。他认为,总体来说,这个研讨会感性大于逻辑,体验甚于理性,会听的人可以听出很多的思想,但是真的要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置身于其中去体验;他说自己对这个会有一点点不满的事情,就是这帮77、78级毕业的老同学们抑制不住,从小所受的那种理想主义教育而培养起来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表达了过多的热情和关注。毕竟每一个好的学子都把这些关心都放在心里面,真的要想着这些事,但是在严肃的学术场合,每个课题看起来都跟它没关系,研究很专门的课题,理性地讲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直接对这类问题发表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兴趣并不在以1980年代、90年代或者新世纪为时间段分析和梳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状况,此前有关80年代90年代区分之类的话题也很少在讨论中提及。除复旦大学哲学系孙向晨教授、北大法学院凌斌等几位学者对三个十年的变化有展开讨论之外,大部分讨论都以整个三十年为对象。 

讨论者们倾向于认为,要弄清楚这三十年的社会状况和学术思想状况,需要将视野延伸到建国六十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余年,乃至上下五千年。比如,朱苏力在主题发言从1980年代进入大学的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来谈这一代人的学术思想,北大法学院强世功副教授以北大法学院100年为例论中国法学思想流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从建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联系论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黄平主张分三个三十年(1919-1949,1949-1978,1978-1998)来看这三十年,北大哲学系陈来教授从建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变化论中国哲学研究状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从百年留学史论"留学运动三十年"后"中国大学之职责"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小枫教授从百年文教改革的历史对比来检查"文教改革三十年",等等。 

从讨论的具体问题来说,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讨论者交锋较多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在历史传统中理解中国当前的制度。这些讨论并没有脱离三十年的基本语境,只不过这些讨论显示,具体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1990年代以来的那些论争话题(在整个三天的讨论中,甚至很少有人提起那些争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已经转为如何从理论上描述和概括"中国"以及当代中国制度及其变革。这种转换的一个基本背景是,随着2003年以来中国执政党确立"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政纲,民生和社会公正成为执政党关心的核心问题,经济自由主义为原有思想阵营所区隔,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发展模式的思想论争其实已经告一段落。这大概是此前思想界的种种纠缠为什么没有成为讨论重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社会背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问题意识也会自然随之而刷新,对问题的讨论也更有余裕拉长历史视野。 

此次论坛呈现的这种讨论方式,自然是对目前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讨论方式的建议,也是对那种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的讨论方式的回应。例如,强世功认为,对于中国的法律传统而言, 30年来主流法学思想恰恰构筑了一幅充满常识性错误的法律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当代中国法律的传统并不是从1949年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开始的,更不是从古典的儒家传统开始的,而是从罗马法、日耳曼法和普通法等等开始的。旅美法律学者冯象则在论文《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分析了新法治话语的寄生性(冯象未及出席会议,论坛特意安排代读)。他首先提及王元化的一个忧思,即"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而因为新法治的寄生仰赖"国际规范"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了遮掩这一窘境,它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所以,主流法学作为新法治的话语产物,就特别强调言说者的立场,而不愿关心事实的真相和细节;其法条主义论述便有"很强的教义倾向",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功夫调查研究。 

此次论坛的讨论方式也可以看作对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一种反思。例如,甘阳认为,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主要做的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以1978年为断点横向移植美国社会科学的过程,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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