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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第三种力量”促进效率和公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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