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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
现在是“化”的时代,时髦的是“现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需要“化”的当然不是西方。它们已经“现代”了、“私有” 了、“自由”了、“民主”了。需要“化”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它们想要“现代化”就必须走“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如果它们过去走的是不同路线的话,现在就必须“接轨”,接西方的“轨”。“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向西方看齐的接轨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谈“本土化”,不说是大逆不道,至少是不合时宜。尤其是谈到政治学的本土化,也许有人会跳起来。政治学是泊来品,在英文里,其本意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既是科学,中国的后知后觉者应该诚惶诚恐地虚心学习才是,那有资格谈什么本土化?更何况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岂有随随便便拿来“本土化”的道理?
  
  本文的主旨是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它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有必要没可能,或者有可能没必要,本土化都可以免谈。即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还要明确本土化的重点和界限。盲目的本土化与盲目的生搬硬套一样有害。

  一、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虚无化完全窒息了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重新开始与西方接轨。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国(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系,国内学者通过译著和学术交流也对西方政治学耳熟能详,加之两岸三地政治学界日趋频繁的接触,一个中国政治学圈正在形成。但蓬蓬勃勃的表面无法掩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接轨心态”呢?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轨,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轨?自己这条轨是否一无是处?对方的轨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两条轨接不接得上?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我们假定西方政治学是先进的、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
  
  也许有人会说,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某些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
  
  30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赫叙门曾在《世界政治》期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找理论范式反倒阻碍理解”的论文。重读这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文章的起因是1968年美国出版了两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一本是John Womack的《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另一本是James L.Payne的《哥伦比亚的冲突模式》。前者是关于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萨帕塔的传记故事。作者只是细腻的笔法对围绕萨帕塔的人和事进行了描述,几乎完全不加评论、解释,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书由一家商业出版社出版。后者则截然相反。作者依据的是访谈和问卷调查材料,书一开篇便洋洋洒洒列出了34项理论假设,其余各章则旨在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结果,所有假设都通过了检验。该书作者企图使人相信,只要掌握了他的理论,任何人都可以全面地、充分地了解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这本书是由享有盛誉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按照通行的标准,很明显,后一本书比前一本书更符合西方学术八股的范式。但赫叙门认为另一种评判标准更重要,即考察到底哪一本书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依据这个标准,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哥伦比亚生活和工作过的赫叙门给了前一本书满分。后一本书在他看来则不够及格的水平,根本还没摸到进入哥伦比亚政治的门。虽然Womack在书中没有运用什么时髦的理论分析框架,但读完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人们不仅会搞清墨西哥农民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会加深对世界上其它地区农民革命的理解。而要通过Payne的书了解哥伦比亚政治,则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那本充满政治学术语的书只会加强人们对哥伦比亚的偏见。赫叙门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表扬Womack,而是为了批评Payne和他所代表的学术套路。赫叙门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控制世界,非常希望能找到认识复杂世界的捷径。建立理论模型的现实政治意义就在这里。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成了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这些模型构筑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模型,每人都自称找到了解释第三世界政治的钥匙。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即削丰富多采的世界之足适他们的模型之履。这些理论模型也许看起来很新潮,但它们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可惜的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寻找理论范式的游戏。
  
  我在这里引述赫叙门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政治学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很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型的确对我们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的某些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仍有很多玭疵和盲点。由于这些玭疵和盲点的存在,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和世界总觉得很别扭。随便举几个例子:
  
  用流行的政权分类法,今日的中国往往被叫做“权威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ism)。问题是,这个标签也适用于满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一直在变,但分析其政权性质的概念却从不改变。这样的概念能对政治分析有什么帮助吗?恐怕其唯一的实用价值便是宣传价值,以此衬托出西方的制度是多么优越。
  
  自从秦始皇兼并六国以来,中国便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尽管其间经历了无数外患内乱,统一的大格局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在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Lucian Pye出生在山东,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是唯一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中国研究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经常在西方文献中被引用:“中国明明是个文明却假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维持统一的局面是件很奇怪的事,似乎只有分裂才顺理成章。他们这样看的依据何在呢?Pye 说了两条。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中国统一的基础仅仅是文化而已。中国人认同的是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又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强了);第二,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而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缺乏制度性的内聚力。Pye这番分析也许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而非,但西方读者却很容易接受,因为西方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确是民族主义和制度化的产物。问题是西方的经验只是局部的经验,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能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吗?硬要从局部经验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并将它生搬硬套到其它文明,这是科学的态度吗?
  
  1995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一本大书《信任》。他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两类:高信任度国家和低信任度国家。美国当然是属于前者,而中国则被划入了后者。美国是否是高信任度国家已有人讨论,这里按下不表。谈到中国,福山的判断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由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结果使Inglehart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1993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在中国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果虽然比Inglehart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1996年,Inglehart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异,仍有超过50%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虽然Inglehart仍无法解释中国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我与合作者在1998年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 30%的中国城市居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在90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不管怎么说,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福山为什么会信口黄?Inglehart为什么对别的实证收据不怀疑,偏偏怀疑中国数据的可靠性?这恐怕都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偏见有关。用偏见看世界,怎么会不看走眼呢?
  
  说到偏见,一个在西方更流行的偏见是,中国政府已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丧失了其执政的正当性。本来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正当性是个实证问题。照理说,没有实证依据便信口开河是犯了西方学界的大忌。但很多西方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既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就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共政权没有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没必要出示证据。但是,留美中国学者史天健、钟阳、陈杰用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这个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的发现与流行的偏见不符,其研究结果在送审过程中常常受到刁难,致使有些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在英文学术界发表。
  
  上面举的都是西方看中国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高举着两面道义大旗,一面是“人权高于主权”,一面是“经济全球化”。在我看来,高举这两面旗帜的逻辑结果应该是西方撤除对外来移民的重重障碍。首先,既然西方自诩人权的捍卫者,又认定别国人民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他们应该允许希望到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脚进行选择,而不应该以主权为由压制他们最基本的人权-自由迁徙权。其次,西方要求各国撤除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却忘了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品、资本和技术,也包括劳动力。要开放就全面开放,不能只要求对西方有利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也应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有人也许会说,人口怎么能自由流动呢?仿佛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比商品和资本自由化有更长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恐怕比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要少得多。既然人口自由流动既有历史先例,又是“人权高于主权”和“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西方学界却对此视而不见呢?这个盲点到底是疏忽造成的,还是伪善造成的?
  
  最后一个例子也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有关。冷战后,西方高举的还有一面旗帜,即“民主”。民主化于是成了政治学中的热门话题。但“民主”往往被化约为多党之间的选举(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如1994年,美国派出了22000名士兵去海地“恢复民主”,而在随后的选举中,只有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选举。这样的政权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对这一类政权,几乎没看到象样的研究。更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程序性民主化都能带来对人民福旨(well-being)的改善(如菲律宾,东欧一些国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伴随这种“民主化”而来的甚至是无政府状态(苏丹、塞拉利昂、刚果•布、海地),大规模社会冲突(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或人道主义灾乱(卢旺达、前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程序性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照理说,真正关心民主的人不仅应该关心民主的形式,也应关心民主的质量,关心实现优质民主的条件。上述例子提出了一些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在什么条件下,硬性推行程序性民主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制度建设是更紧迫的任务?但在西方这样提问显得“政治上不正确”,因此民主化研究基本上忽略了这些十分关键的问题。作为中国学者,面临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我们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
  
  上面的例子说明,很多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学中找不到答案。如果硬要用西方的分析架构解释它们,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扭曲。当然,中国学者对很多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出路何在呢?依我看,出路恐怕在于时刻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在吸取西方政治学养份的同时,努力清除其盲点,克服其局限性,用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个过程便是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
  
  二、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
  
  政治学应不应该本土化是一回事,政治学能不能本土化是另一回事。上面提到,政治学在欧美的本意是“政治科学”。如果政治学真是一门科学的话,谈本土化就有点滑稽了。有谁听说过本土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呢?
  
  那么政治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呢?有相当大一批政治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如目前在美国政治学界红极一时理性选择派学者便认为,他们的理论科学地奠定了人类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超越特定的文化,用来解释各国,在各个时段里的各种政治行为。读理性选择派学者写的论文往往的确有点象读科学论文,因为其间充满了数学公式和推演。不过,尽管理性选择派来势汹汹,仍有很多学者不买它的帐。有人评论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理性选择理论还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准。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没有超越文化,而且它本身就是美国特有文化的产物。
  
  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走红以前,学者们早已在争论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学有没有可能变成科学?这个争论恐怕还会继续下去。从本体论(Ontology)的角度看,一个学科要成为科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该研究对象遵循某些普遍的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永恒的,不会因研究者的行为和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这些特征呢?
  
  第一个条件显然是满足的。政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政治学者凭空臆想出来的。但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就似乎难以满足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各国政治到底是同质还是有所差异?从西方政治抽象出来的所谓“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有些人(主要是西方人,但也包括非西方人)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的文化,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代表了全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非西方国家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以外就别无选择。在这些人看来,西方的今天就是第三世界的明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一定会逐步趋同,从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向西方看齐。由此推论,基于考察西方政治得出的“规律”当然适用于所有国家,即使今天不适用,总有一天会适用。这种看法与早年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看法同出一辙,仅是一种信仰而已,却偏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学术油彩。亨庭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西方至上倾向往往让第三世界不舒服,但他至少是个对自己观点不加什么掩饰的人。话一说白了,有时搞得一些喜欢自欺欺人的西方人也不太自在。他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已经暗示,西方文明不同于其它文明,各种文明不会趋同。要不怎么会有文明的冲突呢?后来,他的另一篇文章干脆题目就叫做“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依亨庭顿的看法,相对于其它国家,西方过去是独特的,现在是独特的,永远是独特的。而世界趋同论则是“误导的、自负的、虚假的、危险的”。西方到底独特在哪儿呢?亨庭顿列举了八条:经典文化、基督教传统、欧洲语言、神权与政权的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与公民社会、代议机制、个人主义。这八条分开来看,几乎没有一条是独特的。但八条构成的统一体则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绝对是独特的。在这篇文章里,亨庭顿还说了一句大实话,“文化跟着权力转”(Culture follows power),因此“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必然的逻辑结果”(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y,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亨庭顿把话说的这么明白,如果我们硬要脱离“黄土地”,拥抱“蓝色的海洋文化”就显得自作多情,太不自重了。再进一步说,如果西方就是西方,非西方就是非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规律当然不可能存在了。
  
  政治规律不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也不能传之百世而无碍。实际上,不要说百世,能适用三世、五世就谢天谢地了,这是因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不会因这些研究发生变化,而政治学者发现的所谓“规律”很可能因为这些发现而不再适用。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有思维能力,算计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因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与物质世界不同,人有目的,有七情六欲,有记忆力,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进行学习;他们不仅会被动地作出反应,也会主动作出选择。而他们的反应方式和选择余地都不是给定的。人的这些特质使得政治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也使得“自变量”和“因变量”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政治学者发现的“规律”半衰期不可能很长。用不了多久,这种“规律”就会失效,因为记忆力,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可能改变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甚至政治游戏的规则。实际上,政治学本身就会加速使其发现的“规律”失灵,因为对政治参与者而言,学习既包括从自身经历中学习,也包括从政治学者总结的“规律”中学习。
  
  如果政治学发现的“规律”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又不能传之百世而无碍,它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呢?
  
  现在,我们退一步,假定政治学可以成为科学,但这也不意味着西方政治学已经成了科学。1990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政权突然瓦解了。说突然,是因为西方养了那么多专家,花了那么多经费,结果却没能预测到这样的巨变。其实,过去几十年,政治学又何曾正确地预测过其它的重大变化呢?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对某个事件做过准确的预测,那可能是因为做什么预测的人都有,瞎猫撞到了死耗子。要证明某人、某学科有预测能力,至少应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准头。算命先生不也有说准的时候吗?谁会因此就下结论,算命也是科学呢?
  
  谈预测能力恐怕是对政治学要求太高。那就换个较低的标准吧。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立场超然。西方政治学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呢?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学主要研究的几个领域情况如何。
  
  (一)政治理论
  
  在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里,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完全是以欧美为中心,涉及的基本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那些经典,无非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汀、阿奎那、布丁、洛克、伯克、马克思、尼采之类。有人戏称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Dead,European,White,Male)的学问,的确十分传神。中国大学里讲政治思想史,一定要讲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西方大学讲政治思想史,决不会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不光中国的不讲,也不会讲印度或其它文明对人类政治思想的贡献。好像西方是政治理论的唯一产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政治理论遭到了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主流政治理论忽略了“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within the West),即妇女和少数民族。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理论家关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论述被从故纸堆里挖掘了出来。但西方中心的局面没有改变,只不过从“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变化为“死去的欧美人”而已。如果说不包括女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理论就是不完全的政治理论的话,完全忽略其它文明贡献的政治理论当然是更不完全的。
  
  (二)国际关系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困境”一文中,郑世平指出,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均来自西方自身:
  
  主权理论来自法国的博丹,国际无政府状态说来自英国的霍布斯,国际势力均衡理论来自法国的卢梭,和平和理性主义思想来自于德国的康德,国际冲突理论来自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国家中心论来自于德国的黑格尔。
  
  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势力的现实主义,这是美国与苏联争夺霸主地位的现实政治决定的,而决不是学科内在发展逻辑决定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人祭起“民主和平论”也同样是顺应了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现实主义假设,只要可能的话,个人和国家就会以强凌弱。这个逻辑用来解释西方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当然很合适,但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率巨型船队出洋却从没有动过殖民的念头呢?看来现实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所有民族。但现在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按照它的逻辑,一个处于上升态势的国家一定会挑战霸主国家,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冲突产生的原因可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霸主国家对新兴国家处心积虑的打压和无所不用其极的遏制引发了这些冲突。
  
  郑世平文中还有一句话值得在这里引用: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总觉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际运用的效应是对中国不利的。例如,源于现实主义流派的“中国威胁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民主和平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以及难以归类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有的明显与中国为敌,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有的只能推导出种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害无益的结论。
  
  读了这段话,谁还可以坦然地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科学呢?
  
  (三)美国政治
  
  美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民主。而美国民主制度之所以采取现在这种特定的形态,与美国政治学者在战后重新定义民主不无关系。换句话说,美国政治学不完全是政治的超然观察者,同时也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它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科学发展逻辑的自然产物。
  
  二战前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群众政治使美国学者深感忧虑,生怕群众政治也传染到美国来。不幸的是,当时有舆论调查发现,普通美国民众似乎对自由价值的支持度相当低。面对潜在的威胁,美国政治学的头面人物不约而同的扮演起了“自由卫士”(liberal guardianship)的角色,其做法是重新定义“民主”,消解“人民”,消解“阶级”,为政治参与设限,替政治精英主义辩护。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基本假设、实证理论、方法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但这时,民治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于是熊彼特的建议受到普遍欢迎,即将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限制在 4~5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理论”(populistic democracy)釜底抽薪,政治学开始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么“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这种经过改造的民主叫做“多头政体”(Polyarchy),其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按David Truman的话,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转了一圈,原来费了那么大劲就是为了替精英政治辩护。
  
  这些政治学者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实际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战后美国政治研究有三个重点,即投票行为、公共舆论和公共选择。投票行为成为重点应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投票率很低。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往往在50%左右,中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则只有20%~30%。如果大多数人没有表达自己的利益,政治过程由少数人决定,美国有什么资格自称民主的典范呢?但不投票行为(或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始终没有变成美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
  
  Theodore Lowi倒是从美国政治研究的重点中看出了一些奥秘。在他看来,投票行为之所以成为重点,是因为它是国家批准的行为,也是政权和政治精英保持其统治正当性所必须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走俏,是因为它与政府官僚机构的思维方式相匹配;公共选择之所以越炒越热,是因为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总之,它们成为重点都与现实政治有关,而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无关。由于注意力集中到这些问题上,其它一些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就被忽略了。Lowi不无嘲讽地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比政治学家聪明得多,他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武器,而我们政治学者却误以为是科学。”
  
  (四)比较政治
  
  二战以前,美国政治系基本上没有关于非西方国家政治的课程。那时对非西方的研究被称为“东方学”。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东方学是什么东西不太明白的话,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及其中译本出版后,人们对它的性质就应该比较清楚了。《东方学》洋洋洒洒400页,但其基本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东方学是西方的创造,帝国主义的创造,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工具。
  
  现代意义的比较政治直到二战结束才出现。此前的比较政治讲的是比较宪法或比较政府。说是比较,不过是分别介绍几个国家的情况而已。而且,这些国家就局限于西方的那几个主要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的比较政治实际上是两张皮,一张是高度抽象的模型构筑性研究(stylized or formal models of analysis),另一张是经验实证性的个案或比较研究(empirical-descriptive analysis)。两张皮之间没什么关联。从事前者的人很少,但似乎学术地位较高。不过,大量的所谓比较政治学者在行的是后者。比较政治中的规范模型(Formal model)主要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构筑的。充满符号公式的规范模型看起来很唬人,其实它也不过是一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方式,只是修辞方法不同而已。目前,规范模型能讲的全是些最简单、最枯燥的老生常谈(explain the obvious)。它对分析西方政治有多大作用尚存疑问,分析非西方政治是否用得上它,恐怕要打一个更大的问号。
  
  经验实证性研究又分两类:一类是地区研究,一类是所谓“中阶理论研究”(middle-range theories)。限于篇幅,这里不专门谈后者,因为谈地区研究一定会涉及它们。
  
  说到地区研究,它是地地道道的冷战产物。1945年,在美国几乎找不出一个开设非西方政治课程的政治系,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政治系不开设有关非西方政治的课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冷战高峰期。那时美国面临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首要问题,却苦于没有了解非西方国家的实用人才。以人文为重点的东方学至多只能隔靴搔痒,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对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奇异人种”(funny people)和“古怪人种”(exotic people)投入巨资。尤其是1957年苏联连续两次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使美国举国震惊。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在以后20多年里,依据此法的第六款:美国各大学的地区研究中心收到了来自政府源源不断的资助。美国的各大基金会对政府的做法配合默契,也纷纷设立专项基金赞助地区研究。地区研究的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无论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还是基金会赞助的项目,重点都不外是苏联/东欧或中国/东亚,都是美国在冷战中的敌手。对其它地区,如拉美、非洲、南亚也有研究,目的是要帮美国确定冷战中的敌友。有些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地区研究项目甚至直接干预别国的政治,如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个项目帮助南越吴廷艳政府训练秘密警察,另一个流产的项目(即臭名昭著的Operation Camelot)试图通过对“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找出帮助某些美国傀儡政府对付暴乱的诀窍。
  
  我说这些,并无意暗示所有从事地区研究的人都是美国政府的帮凶,也无意暗示过去几十年的地区研究一无是处。我想指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地区研究与冷战相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这不能不影响其研究的重点和方法,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然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冷战后,这种非超然性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失去了其敌人,于是美国政府不想再往地区研究里投冤枉钱,导致对地区研究资助的大幅削减。无独有偶,美国的基金会再一次同时跟进,使各大学的地区研究项目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供给能力依然存在,但需求却急剧下降,结果造成了学术界的危机。只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却与学术无关,正如地区研究的兴起原因与学术无关一样。
  
  共产主义制度研究是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可以看出中阶理论与地区研究的关系。照说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对它的研究美国专家应多花点功夫,展示其理论创造性。不过,回头看共产主义研究的记录,似乎有点乏善可陈。Almond和Roselle在198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共产主义研究与政治理论的关系,他们用了一个词叫 “套模型”(model fitting),十分传神。据他们观察,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共产主义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各类外来理论的跑马地。极权主义模型(The totalitarian model)、结构功能模型(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政治文化模型(political culture)、发展模型(the development model)、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利益集团模型(the interest group model)、合作主义模型(corporatism)、政策网络模型(policy network)、官僚政治模型(bureaucratic politics)、主从关系模型(patron-client relations)纷至沓来,不一而足。反正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奇怪的是,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套模型就不免套得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就在Almond和 Roselle的文章发表不久,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便顷刻瓦解了。他们提到的那些模型,无论哪一个都不可能预测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政治是共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如果说共产主义研究基本上是“套模型”,中国政治研究也不例外。50~60年代,极权主义模型风行一时,似乎中国是铁板一块。文革开始后,看到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源于美国政治研究的多元模型马上被移植到中国研究。80年代以来,欧洲传来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分析又成了新时髦,好像这种模型便是理解中国的钥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外来理论的地位,从来没有独立地从丰富的中国政治中提炼出任何新鲜理论。这种尴尬已让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难受,自责了几十年。邹谠先生70年代曾撰文希望看到中国研究能产生自己的理论。自那时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中国研究者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时预言,这个时刻即将来临。1999年10月,Elizabeth Perry再一次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中国研究有望成熟起来,从一个'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产生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它领域学者的研究)。”我希望Perry的预言能变成现实,但遗憾的是,现在它还不是现实。
  
  以上对美国政治学各个领域的评价可能过于简单,有点片面。对美国政治学作全面的介绍和不偏不倚的评价本来也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只是想举例说明,美国政治学不是科学,至少现在还不是。为了避免有人批评我对美国政治学的评价过于苛刻,我想引用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看法作挡箭牌。Lowi在美国政治学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对美国政治学的科学性倒是悟出了三条心得:(1)美国政治学本身就是个政治现象,是国家的产物;(2)如果说有政治科学的话,就有不止一种政治科学,每一种都是特定研究对象的特定结果;(3)即使我们诚心追求真理,但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采取目前的形式,为什么某些领域在政治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不是用我们的主观动机便能解释的。他的结论是,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制造出与自身合拍的那种政治学,美国也不例外。很明显,美国政治学即不符合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objective)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ism)。既然作为科学性指标的美国政治学都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三、政治学如何本土化?
  
  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恰恰相反,本土化是要拓宽交流,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反对来者不拒,反对盲目接受,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按鲁迅先生说法,这叫“拿来主义”。本土化不是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的重建,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只有在全球学者参与对话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科学(当然,这里“科学”一词的含义仍与自然科学那个“科学”不一样)。简而言之,本土化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两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这种角色。就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不仅能表述自己,还能有朝一日变成概念、方法和理论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具体说来,我认为政治学的本土化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
  
  上面已经说到,西方政治学讨论的热门问题不一定是西方政治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些没有机会引起讨论的问题也许更重要。即使在西方是真问题,拿到第三世界,或拿到中国来也许就便成了假问题。比如说,西方人谈“公民社会”谈得很热闹,“公民社会”真是中国政治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吗?公民社会里有没有阶级?阶级之间有没有冲突?阶级冲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当代政治有什么影响?后面这些问题是不是更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又如西方学者爱谈中产阶级对民主的积极作用,于是有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中产阶级的蛛丝马迹。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在西方民主发展进程中到底是中产阶级贡献大,还是无产阶级贡献大。在中国这个工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里,忽略工农在现实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恐怕是个致命的疏忽。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不同,因此其研究重点理应不同,这一点都不奇怪。
  
  怎样选择真问题呢?我发现经济学家邹至庄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性,其标题是“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理论的挑战”。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样,邹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拿中国的现实与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对比。但看到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异时,邹教授的态度却与不少中国经济学家的态度不同。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有个标准模型,即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那种模型。如果中国现实与这个模型有差异,一定是中国改革不到位,经济学理论不会有问题。但邹教授认为,中国的现实如与西方理论不同,则表明后者有缺陷。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实包括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提出了四大挑战:(1)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2)西方法治还是东方的半法治;(3)个人福利还是群体福利;(4)多党制还是一党制。我不想在此复述邹教授的论点,只想引用他几句听似出格的话。不站得高一点,没有一点胆识,是说不出,也不敢说出这些话的:
  
  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足以挑战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有效率的教条。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太坏,至少它没有阻碍1978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有些时候,不严格执法也许是有益的。人们常说,中国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是坏的。
  
  在一个强调群体利益的社会里,政府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它的效果如何应该有更全面的研究。
  
  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
  
  我们不必同意邹教授的判断和观点,但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思维方式:不唯书,不随波逐流,从现实中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揭示西方理论背后的种种基本预设(underlying presumptions),思考它们,置疑它们,有所取舍。
  
  西方理论背后的某些基本预设往往未经言明。如果我们对它们不了解,往往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奉为神明。但基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看似高深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花架子。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由此发展出的理论因而适用于西方。但这些预设未必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那些由此引发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无论如何,搞清各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预设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西方政治学一些理论有个基本的假设:社会以个人为本位。这个假设对西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上面提到,亨庭顿指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主义。但是,如果个人主义是西方的特征,其它文明就不是以个人为本位了。也许有人能拿出一万个例子来证明其它文明的人也讲个人利益,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西方人与东方人在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别,并不表现在某些价值只出现在一种文明而不出现在另一种文明,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各种价值的排序及其分布上。东方文明重视个人,但更重视社群。这个“更”是与西方文明相比较而言。如果东方社会的特征确是社群本位,社会和政治运作的逻辑就可能与西方不同。比如说,社群伦理可能促使人们考虑个人行为的社会后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社群本位的社会还会更强调义务、尊重、服从等价值。换句话说,个人本位的社会一定是权利本位,而社群本位的社会很可能是义务本位。在一个社群本位、义务本位的社会里,人们个人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理性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期会一致吗?他们的集体行动会遵循奥尔森讲的那些逻辑吗?他们要的民主是美式程序性民主吗?他们对人权要求的排序会与西方人排序一样吗?清醒认识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背后那些基本预设,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可能变成为问题。
  
  第三,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
  
  我们进行理论思维必须借助各种概念。如何定义这些概念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分析框架甚至逻辑结论。例如,“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the bourgeoisie)好像指的同一样东西,但实际上它们的内涵可以有巨大的差别。学者用它们中的哪一个?为什么他们会作这样的选择?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里女权主义政治学家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在传统政治学文献中,妇女要么完全被忽略,要么被描述成政治冷淡。女权主义学者指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传统政治学对“政治”这一关键概念定义太窄有关。传统政治学将“公”、“私”两域绝然分开。公域是男人的游戏场,女人则属于私域(家庭)。“政治”被理解成就是指竞选、当官、院外活动、示威一类活动。女权学者认为,公域和私域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在所谓私域里也存在政治。于是便有了私人的事也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s)这句口号。用拓宽后的定义看妇女,谁还能说她们对政治比男人冷淡呢?
  
  在讨论中国政治时,我们常听到一个说法,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这里同样存在对”政治“的定义问题。说没有”政治“变革的意思恐怕是西式政治(多党制、全国竞选、舆论自由)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定义,把”政治“定义为权力关系,中国似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过去政府的zones of indifference(邹谠先生语)很窄,现在宽多了,这算不算政治变革?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不是政治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出现及其权力的扩张,工人相对于管理层权力的下降不是政治是什么?非要研究符合某种特定定义的”政治“其实也是政治。同样需要清理的还包括很多被用濫的日常政治用语,如”民营企业“、”阶级“、”群众“、”人民“、”民间“、”国家“、”民主“、”法治“、”左“、”右“等。第四,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为方法而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运用所谓“最新”、“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种情况在国内政治学界好像不严重,这样说显得有点无的放矢。但美国政治学界确有人是依据自己掌握的“最新”方法来寻找可以研究的课题。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希望采用当今最“尖端技术”的阶段,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是在有了惨痛教训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才认识到“适用技术”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也许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广泛运用统计的一个前题是有大量可供使用的数据。过去20年,中国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数据,但政治方面的数据要么还没开始收集,要么不对研究者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发展新的定性研究方法,恐怕比一窝风地拥抱最新统计方法更重要。
  
  四、小结
  
  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开始。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其实这也不奇怪,萨义德早就指出,东方学者很容易接受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学,并以此为荣。他的下一段话虽然说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但似乎就象是在说我们:
  
  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劣势。我们在使用强力政治的术语描述这一地区的情况时必须面对现实。没有哪位阿拉伯或伊斯兰学者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大学所发生的情况;反过来却并不成立。比如,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份有影响的阿拉伯刊物,正如没有哪家阿拉伯教育机构在阿拉伯研究能够与牛津、哈佛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争高下一样,更不必说其他非东方的主题了。这一切所导致的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 本地信息提供者”。
  
  看来,本土化即使对本土学者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群印度知识分子的努力也许对我们有启发意义。1982年,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Subaltern Studies的刊物,其目的是研究殖民主义如何奴役被殖民者的主观意识,而被殖民者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禁锢。象中国人一样,很多印度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西方生活方式是“新”的、“现代”的,“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因而是“好”的。这群知识分子认为,当被殖民者不是以本土为参照,而是以西方为参照时,就说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被殖民化了。刊物的创办者们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和福科的权力分析方法来揭示自己的思维方式如何被西方霸权所奴役,以拯救自己被压抑的主体性(colonized or oppressed subjectivities),即所谓subaltern。
  
  这群印度知识分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自觉不自觉打上西方烙印的人来说,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努力,是自觉的行为。没有批判性的反思就不可能有本土化。那么批判性的反思应当从哪里开始呢?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的一段话也许为我们暗示了方向:“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出这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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