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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亚当·斯密在北京: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

 今年年初在纽约大学教学期间,在朋友处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我便马上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买来,并一口气读完,深深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来想通过黄平邀请他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论坛,但近日却收到黄平的手机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师随风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亚当·斯密在北京》结构宏大,思想自成系统,对世界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讨论本期摘译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关的一个思想。
  
  就我的阅读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惊世骇俗,因为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对这个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如秦晖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权”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认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他在文中给出了许多证据,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讨论的,是阿里吉结论中所隐含的下面这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阿里吉本人没有在书中对这个悖论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是,根据他在多处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末“大分岔”时期的差别在于,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东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什么人多地少就会出现小农呢?因为历史上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比大农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而这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称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是勤劳,革命就无从发生。阿里吉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勤劳”,而是强调“勤劳”所引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东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经济学悖论之所在:既然勤劳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从中学得到的经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会打算盘,并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然,能够识字更好,所以中国人重教育、重知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阿里吉从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借用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南非的工业化是一个黑人遭受剥夺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无剥夺的资本积累过程。
  
  由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小农经济。直到今天,小农经济还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标志,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农意识”。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中国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是,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无剥夺的积累让乡村人口比较缓慢地释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当然,阿里吉观点的理论推演成分大于经验论证,要证实他的观点,还需要比较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阿里吉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及其当代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阿里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任务是跨入门槛,并试图打开更多的大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分四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了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
  
  乔万尼.阿里吉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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