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经济

王绍光: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

王绍光 重庆
作者简介: 王绍光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重庆日报: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重庆日报: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重庆日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重庆日报: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重庆日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重庆日报: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重庆日报: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重庆日报: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
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王绍光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记者 周季钢 龙在宇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6/2335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2335

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性考察 朱苏力:大学教育研究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
相关文章
王绍光: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
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王绍光: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王绍光、潘维:2008--思想解放与中国复兴
王绍光:政策导向与医疗体制改革的互动
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赵鼎新: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王绍光:打开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
王绍光:两个时期不能被隔断
王绍光: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
王绍光: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
崔之元: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
王绍光:“公民社会”袪魅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黄宗智:中国改革往何处去?中西方学者对话(二):导论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
杜赞奇:中国漫长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和全球化
亚洲周刊:“打黑举红”重庆追寻红色GDP掀旋风
崔之元:“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
崔之元:“第三种力量”促进效率和公平
崔之元: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经济学
王绍光:谣言止于......?--凯斯.桑斯坦《谣言》序
王绍光:重庆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
胡舒立:访黄奇帆--重庆“新经济政策”
一清:南方报系与重庆打黑的纠结
杨庆育:重庆:保留农村“三件衣服” 穿上城市“五件衣服”
王绍光:美中央情报局及其文化冷战
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崔之元:陈元,格林斯潘,渝富模式
崔之元:“重庆经验”与制度创新
黄宗智: 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
温铁军: 重庆的三个突破
崔之元:从乡村基上市想到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
崔之元:公平可以促进效率
崔之元:从世界第一人工洞体到全国ST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第一家
崔之元:北京共识作者的重庆行
崔之元:重庆和曼彻斯特的两个故事
崔之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与重庆“八大投”
王绍光、樊鹏: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崔之元:意志与执行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庆进行时
王绍光、夏瑛:再分配与不平等--香港案例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开放时代》重庆专辑
黄宗智:对塞勒尼点评的简短点评
王绍光:“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杨荣文:重庆与中国模式
王绍光:共同富裕与国民幸福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孙玉石:冯雪峰初到重庆发表的几组杂文——读《文风杂志》札记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汉森:混合宪制vs.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
王绍光:民主:独轮车还是四轮驱动
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
王绍光:抽选、代表、民主--关于民主运作形式的反思
王绍光:《超越选主:对当代民主的反思》前言
王绍光: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
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参与模式:群众路线
佩蒂特:代表:回应与标示
辛特默: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扎卡拉斯:抽签与民主代表:一个温和建议
费雷约翰:公民大会模式
开放时代:70年代中国
王绍光: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
王绍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王绍光:中国特色也是一种普世价值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王绍光、欧树军:从避免"最坏政体"到探寻"最佳政道":国家能力与政治转型研究二十年--对谈《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二十周年
黄棘:"20世纪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欧树军:反思民主,探寻民主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