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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特默: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开放时代2012.12; 原载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72-487。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原提要】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二者都是修改政治代表涵义这一更广泛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二者相结合可以提出一些有可能克服代议制政府种种局限性的方案。随机遴选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必要,它有助于改进代表、商议和自治的质量,其正当性与代议制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正当性相容而非对立,长远看来大有可为。

1439年,人文主义者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长,毫无疑问也是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用希腊文发表了一篇短文:《论佛罗伦萨宪制》(On the Florentine Constitution)。①佛罗伦萨当时正处于其荣耀与权力的顶点: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艺术观念,也见证了纺织技术、银行业的新发展,以及对于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市民人文主义的兴起。在这篇文章中,布鲁尼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佛罗伦萨的混合宪制。他声称,佛罗伦萨公民身份的社会构成基于两个排除原则:出身贵族家庭的(权贵)不得担任最重要的官职(即反贵族原则),手工业工人不得参与政治生活(即反民主原则)。宪制中的民主维度建立在其它三个支柱上:自由的理想是其制度及政治体系的核心(自由生活、市民生活、政治生活);官职任期很短,通常只有2至4个月,包括最重要的职位:执政团;掌握官职的人是随机选择产生的,行政部门、立法议事会和部分司法职位都按照这种方式产生。②

2004年12月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抽签产生的公民大会在经过近12个月的审议后,向该省议会提交了选举改革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用更符合比例原则(相称性)的方式改革选举体系(用新的单一可让渡投票制取代现在的简单多数当选制)。③这一建议随后又提交给整个选区,在2005年省选举期间付诸全民公投。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大会的创立者和总理的顾问戈登·吉布森(Gordon Gibson)以下述方式论证这种创设行动的正当性:

我们正在......为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添加新元素。这些新元素在细节上互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添加的是一组新的代表,不同于那些我们选出的代表。就目前情况看,专家和特殊利益高度影响、甚至几乎捕获了两个决策流。商议民主的理念说到底就是要输入公共利益,它由随机产生的小组(一股健壮的第三势力)代表。我们通过多数共识选举出来的旧式代表们,任期很长,属于专业人士,以我们的名义拥有无限权力。我们正在讨论的新式代表是随机挑选的,任期较短,属于普通公民,是为了特定、有限的目的而召集起来的。④

这一决策过程似乎只是一波更大的类似试验浪潮的序幕。2005年,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后尘。还有其它两个例子值得一提。2006年6月4日的晚上,离雅典不远的一个中等规模市镇马奥斯举行了市政厅选举,抽签产生的131名公民把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此前他们已花了一整天时间听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发言,有几位主持人(facilitators)协助管理整个过程,以达到最佳商议效果。这些普通公民通过全体大会与分组会讨论哪一位候选人是最佳人选。

最后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公民们原来了解最少的人。当地的社会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简称PASOK)按照乔治斯·帕潘德里欧(Georges Papandreou,当时的PASOK全国领导人和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建议组织了这次选举。⑤2006年秋,社会党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的一个建议使法国总统大选陷入困境达几个星期。罗雅尔女士希望设立公民审议团 (citizens' juries)来评估政客的行为。她承诺,一旦当选将修改法国宪法,国民议会和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大会将共同准备修订文本,然后付诸全民公投。最近二十年,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少新的参与和商议机制,随机遴选在其中都是关键一环。⑥

如果拿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做严格对比,当然很不靠谱:它们的背景、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民主传统,随机遴选由古典时代的雅典首创,并被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扬光大。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近来人们对随机遴选的兴趣称为这种民主传统的复兴吗?这两个例子在随机遴选和商议问题上对我们什么教益?在下文中,我将分两步走。首先,我将简述基于随机遴选的共和自治,佛罗伦萨共和国即是如此;我还会探究商议在其中所要扮演的模糊角色。然后,我会把这种政体与以随机遴选的微众(mini-publics)为基础的当代审议民主试验做对比,并讨论这会为随机遴选和商议民主提供什么启示。

一、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随机遴选和共和自治

正如巴伦(Baron)⑦、波考克(Pocock)⑧、斯金纳(Skinner)⑨和汉金斯(Hankins)⑩等人影响巨大的著作告诉我们的,佛罗伦萨的自由概念对于现代政治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尼古莱·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11已经证明,自由生活(vivere libero)的理念不仅包括独立于外国力量、法治、公民(或者至少是在具备完全公民资格的人)之间的政治平等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包括直接参与共和国治理的权利。

(一)公职掌控者的随机遴选

事实上,大多数执政官都是随机遴选的,任期只有几个月。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历史学者12都非常好地证明了这一特征,政治理论界最近也对此给予了更多关注。13从1282年开始,执政团(Signoria,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行政部门)就一直是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权位。其成员按照一个复杂的配额体系代表不同的团体(the arti)。它负责外交政策,控制行政机构,有权启动共和国立法。直到1494年依照威尼斯模式建立起一个大议事会之前,均由执政团决定两大立法议事会的开会时间。尽管这一制度体系不断演化,其基本特征在15世纪末以前一直保持不变。在此期间,这座城市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辩论关心的是政治与行政职位在不同团体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抽签在其中的作用。从1328年开始,大多数官位都是通过抽签(la tratta)分配的。候选人的名字被放入皮袋(borse)中,通过抽签选择谁在一段特定时间内出任官职。执政团成员是通过抽签遴选的,在共和期间,多数政治与行政官职都是根据类似过程分配的。

遴选过程实际上包括四步。14第一步,每个地区的遴选委员会必须根据严格的为人与政治标准,挑选那些人们认为够条件出任官职的公民。在第二个阶段,成功列入候选名单的被提名人,接受由杰出公民(the arroti)组成的城市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获得合格多数的人(得票达三分之二,这个过程叫"预选"[squittino])的名字将被放入皮袋(imborsati)。对于那些通过配额分配的官职,会为大大小小的行会准备不同的皮袋。只有在第三步,从皮袋里抽取名字时才实行抽签。临时委派的官员(the accopiatori)负责控制这一关键时刻。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名字留在皮袋中,留待下次抽签。在非同寻常或重要的政治事件(比如革命或体制内部的剧变)发生之后,将组织一次新的预选,随之将旧皮袋清空。最后一步,去掉那些被选中但不符合任职必要条件的人的名字(这一程序叫作"驳回"[divieti])。如果被选中的人欠税、近期曾服务于相同职位、被判犯有某种罪行、父母在类似职位或者已经掌握其他重要职位、他们就将无权接受其职位。

(二)抽签与商议

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抽签、选举与商议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它非常特殊,既不同于它在雅典的运作,也不同于它在我们现代民主制中的应用。在雅典城邦,官职通过随机遴选分配,但最重要10%的官职通过选举分配。15在佛罗伦萨体系中,选举与抽签混合在一起。此外,我们必须清楚"选举"这个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文化中代表的不同政治价值。现代读者把选举看作这样一个过程:草根们选出一些人来替自己说话,代自己行动。古雅典人也有类似理解。与之相反,选举在佛罗伦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政治精英或者"圈内人"吸纳新人的一种手段,而国家政治权力就集中在这个圈里。只是到了1494年大议事会形成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商议"一词的涵义也随其使用的语言和背景不同而不同。在英文里,它通常意味着认真讨论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商议民主"概念用的就是这一涵义,并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商议才必然产生一个决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庭上的陪审团。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这个词的涵义相当不同。它意味着一个集体组织的决定,但不一定是集体讨论。16比如,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同时代人,代议制政府的第一批理论家之一,在1512年写道:"我乐意接受(大)议事会制定法律的作法(che la deliberazione ne sia in consiglio),因为法律是普遍性的,关系到每个城市居民;但事实是不可能公开讨论法律,或许只能遵照执政团的命令并支持它的提议,因为如果任何人都拥有说服或劝阻他人的自由,必将导致巨大混乱。"17

在佛罗伦萨公社,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非常热烈,它对决策过程十分重要。讨论发生在哪些地方呢?第一,非公共场合的政治讨论,比如在城中豪门家族拥有的宫殿式大宅里。这种讨论也发生在私人与公共场所之间的衔接地带:例如某种公众聚会不时发生在大宅底部的墙墩上、开放的商店里、以及店前的门廊上。就此而言,佛罗伦萨内城在某些方面与雅典的集会(agora)或罗马的论坛(forum)很相似。第二,人民的大会(the parlamento),从来没有发挥其在雅典那样的作用。它并不定期召开,也不是一个商议机构,通常用来做平民表决。第三,很多讨论发生在行会,这是中世纪共和制的一个基本特征。行会可以自己做出决策,有具体的制度,可以指派部分官职的候选人。它们的会议只向会员开放。到了文艺复兴早期,它们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让位于更一元的政治体。第四,能够产生决策的讨论还发生在无数选拔委员会中,后者决定谁的名字将被放入皮袋。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这些都不是公开的公共事务,例外的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段短暂时间,当时大议事会已经就位(consiglio maggiore)。第五,多数职位,包括最重要的执政团,都是同僚式的。这意味着即便有讨论发生也不是公共的。行政决策由这些官员做出。第六,两个立法议事会,通过抽签产生,它们的候选库比执政团的候选库大很多,有权批准或拒绝行政机构提出的法案;它们自身不能提出任何法案,并且不得批评行政部门的提案。18发言只准支持拟议举措,这一安排正是圭恰迪尼在以上引述中所鼓吹的。此外,立法议事会的会议不公开,即不向全体公民开放。第七,更深入的讨论发生在顾问组织(pratiche)中,它们由执政团根据自己的意愿召集,经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挑选组成。这些组织的讨论质量很高,旨在启蒙公众,锻造多数共识,但不做决策,也不向公众公开。19在文艺复兴早期,它们是佛罗伦萨制度的共和性质不断流失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预示了一个政治阶级的诞生,这个阶级全职专注于政治,支配各种选拔委员会,其成员定期在不同公共职位间换来换去。

(三)政治、共和自治与民主

在这个复杂的体系中,商议,即多数商议民主理论所强调的公共性讨论,是一个关键的维度。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佛罗伦萨共和国及其他具有类似体制的意大利城邦"重新发明了政治",尽管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正如摩西·芬利(Moses I. Finley)20、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21和克里斯琴·迈耶(Christian Meier)22指出的那样,政治是某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社会、所有时代都存在;它不仅意味着每个国家社会都存在的争夺国家权力的角力,还意味着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23然而,商议与决策在佛罗伦萨的结合十分独特,与我们在各种现代民主制中所看到的非常不一样。24决策机构不向公众公开;随机遴选的立法机构可以做出决定,但不能讨论相关法案;人民的全体大会可以决定但不能商议;顾问机构由核心圈委任,讨论非常热烈,但既不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也无权作决策。25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抽签与商议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

事实上,抽签的主要功能在于确保深深撕裂共和国的派系冲突得到不偏不倚地解决。26不过,这不是抽签的唯一价值,它在确立公民自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随机遴选、官职轮换迅速(通常是2至6个月),理论上,几乎所有享有完全公民身份的人都能够有担任公职的正常机会。公民权本质上是通过21个官方认可的行会成员身份来界定的。在14世纪初,90000人中只有7000~8000人是公民。1343年,四分之三的全体公民被提名参加执政团的预选;大约八百人通过了测试,他们的名字被放入皮袋;在以后几年里,他们将有机会担任一个重要职位。1411年,在市民人文主义诞生的时候,五千多个公民被提名,一千多人的名字被放入皮袋。大议事会创立于1494年,约有三千个成员。当时,除了最高行政职位外,还有大量职位以抽签为选拔手段。规则很清楚:官职越重要,位列皮袋候选库的竞争就越激烈。27

佛罗伦萨公民身份显然只为人口中的少数所拥有。公民占人口的比重大于同时期的威尼斯28,小于古雅典29,类似于18世纪末的英国。30佛罗伦萨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它不是全体人民的自治,在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权力事实上为核心圈所掌控。尽管如此,它的自治程度也比代议制政府高,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政体相比,它体现了某种多数自治(governo largo)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宪政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比现代民主大。自由生活的理想至少部分地体现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真实生活中,包括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公共生活、拥有均等而真实的机会掌握公职。这一理想是通过随机遴选和官职迅速轮换实现的,运用这些政治技术是为了避免或限制国家权力与全体公民之间出现分歧。这一政体因此与当时欧洲国家出现的绝对主义体制很不一样,也与两三个世纪后才出现的代议民主制很不一样。

利奥纳多·布鲁尼的归纳很准确:它不是民主制,而是混合体制。"民主"维度与"贵族"维度之间的辩论非常清晰,我们可以在档案和大量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的当代文献中看到这一点。在15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对立,即被视为贵族工具的选举与被视为民主工具的抽签之间的对立,似乎在佛罗伦萨政治中复活了31,圭恰迪尼在一篇对话中对此作了漂亮的综述。32托斯卡纳主城是一个共和国,因为它拥有自治程度很高的公民,这个城邦所展示的共和理想有助于建构一个激进的自治传统,后者贯穿于整个现代民主历史。

二、随机遴选的微众与商议民主

在文艺复兴早期,人们频繁地把佛罗伦萨与雅典做对比,佛罗伦萨在现代共和传统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3我们对佛罗伦萨政治体制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有助于理解现代商议民主的具体特征及其可能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支持基于随机遴选的参与工具的人而言,这一技术在隐匿几个世纪之后回归政治,意味着某种古代民主理想又回来了。林恩·卡森(Lyn Carson)和布雷恩·马丁(Brian Martin)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位最坚定的随机遴选倡导者写道:

支撑政治中的随机遴选的假设是,任何想参与决策的人都能够做出有用的贡献,确保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最公平方式是赋予他们平等的参与机会。随机遴选在古雅典行之有效。今天它在挑选陪审员上也很有效,而且很多实践性试验已经表明,它在处理政策议题上也非常有效......民主......要想强盛,它必须包含公民参与这个关键元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自我挑选,也包括普通人民可以恰切地决定自己的未来。考虑到难以在这种商议过程中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主张随机遴选是人口的一部分代表参与的一种理想方式。34

毫无疑问,就社会、政治、经济和制度背景而言,现代民主与雅典民主或佛罗伦萨共和制之间存在着明显而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可以说商议民主的当代试验是自治理想的部分复兴吗?这些试验也许标志着21世纪初一股新的民主趋势,它可能升华也可能裹足不前。对倾向把民主化约为代议制政府的那种父权传统,这些试验本身包含着更猛烈的批评。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公民参与政治是我们政治体制健康的关键。他们主张在公共讨论方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的决策方面,所有公民政治上是平等的。他们认为民主的正当性与公共辩论中商议的扩展紧密相关:一个决策越是来自组织精良、积极活跃的公共辩论,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就越具有正当性。35这个思路显然是对全体公民日益不信任政治体制的回应,至少在欧洲,政治不信任是一个重大的流行趋势。在商议民主大全中,抽签有一席之地。36

然而,强调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大会之类试验之间的明显差异仍然很重要。在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是合格公民。随机遴选技术并不常用,也不是一种标准的宪政工具;它只在特定时刻使用,即在公共权威当局自愿决定组织公民大会、公民审议团、共识会议或其他商议工具之际。直到2010年,没有法律要求在司法领域之外适用抽签。基于抽签的政治试验通常在政治边缘地带进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试验是例外而非常规。

(一)代表性样本与描述性代表

关于随机遴选的意义,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十分关键的差异。在佛罗伦萨和雅典,抽签和官职迅速轮换让公民得以轮流统治与被统治。这是人们可以讨论自治的原因所在,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圭恰迪尼的古典政治思想中,随机遴选一直与民主相关,而选举与贵族制相关的原因所在。37随机遴选的当代应用非常不一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大会或者其他工具中被选中的实际机会很小。林恩·卡森和布雷恩·马丁所明确阐明的想法是,使用抽签旨在挑选一个全体公民的缩样,一个与全体公民拥有相同特征和多样性的机构,只是规模小很多而已。这就构成一个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首创的"微民"38,或者用现在更常用的术语说, "微众"。从统计的角度讲,抽取全体公民的一个代表性样本是完全可行的。几百位经随机遴选的公民可以代表人民。一个十到二十人的小群体,也就是多数公民审议团的规模,也许不能真正代表人民,但它部分容纳了人民的多样性。人民的这一适当"横截面",尽管规模很小,但趋于类似于总体人口。

最近几十年统计与民意测验的集中使用,导致了21世纪的读者对代表性样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 "将抽签视为服务于描述性代表的一种手段是完全合理的"。39不过,代表性样本是19世纪晚期的发明。在雅典或佛罗伦萨,人们还不知道随机遴选在统计意义上可以产生总人口的横截面;因此,对他们而言,随机遴选与描述性代表没有什么关联。当时,或然性的概念还没有进入政治领域。40

"缩样"的说法意味着政治代表必须是人民的社会或文化镜像。在法国和北美革命期间,这一点变得重要起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可以这样写道:立法机构"应该就像一幅惟妙惟肖的人民画像,只不过小一点",米拉博(Mirabeau)主张,议院"应该像一幅能够描绘真实地理情况的地图一样,这张地图不管是它的一部分还是全幅地图都要与真实地理状况的比例一致"。"41但是,由于还不可能使用代表性样本这个概念,描述性代表的推动者忽略了抽签,提出了别的技术方案。42反联邦党人提议用小选区照顾中下阶层的利益,这个提议并不怎么具有说服力,联邦党人的反驳相当成功。43另一个方案建议不同的社会群体按照合作主义方式分设代表44,这个提议与旧体制太相像,让激进的民主派难以接受。19世纪,上层阶级在议会代表中占据霸主地位,这种状况常常导致人们产生为从属社会群体(尤其是工人阶级)分设界别代表的想法。4520世纪中期,随着民意测验的广泛使用,代表性样本的概念第一次被引入政治46,但它只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挑选司法陪审团、以及各类政治审议团和委员会的工具。47

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48首先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随着现代革命到来的抽签选拔方式却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的答案含有两个因素。一方面,现代共和制的建国者们想要的是选举贵族制而非民主制,因此他们拒绝随机遴选就不令人意外了。另一方面,植根于现代自然法概念的认可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不经过其公民形式上的批准,政治权威似乎很难获得正当性。这两个论点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激进的少数派为什么没有要求在政治中运用抽签选拔技术,尽管他们努力争取镜像般的代表,希望代议机构与人民整体完全形似。为了理解这些发展,人们必须转向很多其他因素。49我们必须脱离"纯粹"政治理念的领域,探究它们借由各种统治技术、工具和机制成就其物质型态的方式(就此而言,政治观念史将会从科学的社会史当中汲取更多教训,正如最近几十年的发展那样)。在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虽然概率计算已经充分成熟,但依然没有代表性抽样的概念,这就是政治性抽签在人口众多的现代民主国家看上去注定失败的决定性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描述性代表概念的支持者不得不选择其它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反过来,近年来随机遴选在越来越多的实践中复归也与代表性抽样分不开。如今政治实践中进行的随机遴选也必然与代表性抽样难分难解。在现代民主制中,人民横截面的商议与人民的自治不同。它赋予每个人相同的当选机会;但因为这个机会很小很小,它不可能让所有公民轮流担任公职。它能得出的只是微众的反事实看法(counterfactual opinion),这种看法被认为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约翰·亚当斯会这么写:他所倡导的微众应该"像人民一样思考、感觉、推理、行动"。对当代政治而言50, "描述性"代表与人民之间的统计一致性只是一个起点。微众必须参与商议,并在此过程中改变想法。它开始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就是商议的附加值。当我们阅读詹姆斯·费希金(James Fishkin)的著作时,这一点非常清晰,他发明了商议民调,这是一种运用随机遴选的商议民主技术:

对选民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抽样,把这些人从全国各地运到一个地方。让样本们沉浸在议题当中,给他们经过仔细平衡的简报资料,分小组集中讨论,并且有机会质问观点不同的专家和政客。他们面对面地商讨问题几天后,对参与者做详细的意见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就是公众审慎判断的一个再现。51

传统民调只是"在统计上将各种稀里糊涂的印象进行加总,而这些印象是在人们对尖锐对立观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形成的";商议民调让我们得以了解"如果有更好的机会认真思考有争议的问题,公众会怎么想"。52

(二)商议式微众的挑战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当代随机遴选产生的机构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即商议与决策之间的关系。基于随机遴选的现代方案倾向于揭示商议民主的更大原动力。在本文中,我将不讨论最高法院、行政委员会(如食品与药品监管监督管理局)这样的商议组织。我的焦点是商议式微众。这类方案可以做很多事,如限制政治阶级与全体公民之间的距离,推动彼此之间更好的沟通。然而,它们同时也面临三组挑战。

第一组挑战是,反事实看法也许与人民的真实看法不同。2005年,当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大会的建议付诸全体选民复决时,它最终没有获得批准:因为这一建议被视为宪法事务,全民公投需要获得60%的赞同票,外加在60%的选区赢得简单多数,才能最终通过。最终结果表明,尽管它在79个选区中的77个赢得多数支持,但总赞同票只有57.7%。2009年5月,这一提议再次付诸全民公投,差距变得更大了:只赢得38.7%的赞同票,85个选区中只有5个支持。在安大略省,公民大会的提议只说服了少数选民,也就不再有第二次机会了。在欧洲,马奥斯公民横截面选择的 PASOK候选人并不是几个月后赢得选举的那个人。

就其制度形式而言,反事实商议与总体公共辩论之间的矛盾似乎内在于商议民主。政治理论最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53这个矛盾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

首先,学习过程。代表性样本在公民大会中学到的东西越多,他们的知识和意见与总体公共意见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最有意思的方案可以真正赋权于参与者,但其与普通公共意见的差异比糟糕的方案更大。

其次,数量。当参与者的数量增加时,讨论的商议质量趋于降低。

再次,公开性。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54等人已经证明,辩论的公开性并不必然产生更好的讨论。至少在某些背景下,闭门讨论的质量更高。大多数公民审议团的讨论都没有任何听众。在这种情况下,更难让广大公众参与进来,提高其对争议的了解程度。因此,这些会议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民主学校。

最后,通过讨论或行动的学习。各种商议工具旨在培育或改善政治教育。然而,正如戈登·吉布森所指出的,它们通常只允许参与者"作为普通公民,出于特定而有限的目的,短期开会"55。在各种社会运动或者非政府组织(NGOs)中,这种商议质量可能更低,但参与者的投入强度和情感付出更高。在某些情况下,个人野心而不是民主进步的愿望才是主要动力。

商议民主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些挑战。因为它聚焦于(商议的)博弈规则,经常忘记或者至少会低估各种权力关系,以及商议方案与社会总体民主转型的关系。这些商议工具通过抽签来挑选个体,彼此之间没有关联,成为一个没有嵌入实际社会关系的工具。因此,这些机制难以改变现行权力结构。这就带来下述几个严重困境:

第一,商议本身的权力。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权力对商议过程本身的影响。如果无视强烈影响该过程输入端的社会、经济或文化资本差异,一个形式上平等的程序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这种可能性获得大量讨论,已经出现了降低商议中的社会不平等的各种技术,比如全体会议与分组讨论交替进行。

第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此外,多数商议式微众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因此,不大可能发生剧烈变化,那些建立这些工具的人的权力将不会受到真正挑战。

第三,个体公民与有组织的公民。很多商议设计,尤其是运用随机遴选的那些,限定在个体公民身上才行之有效。它们认为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包括NGOs和社区组织,不值得信任,因为它们都旨在捍卫特殊利益。这些商议工具甚至可能被用来反对有组织的民间社会,而没有它们,任何社会进步(progressive civic change)都是难以想象的。

第四,共识与分歧。在共识会议、公民审议团和商议民主的其它许多工具中(但商议民调例外),商议民主的目的似乎就是达成共识。但是,共识通常能带来真正的变局吗?在历史上,公正和民主方面的进步总是通过巨大的社会斗争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合情合理的共识讨论实现的。商议工具通常不喜欢政治化。

第五,论证与激情。正如哈贝马斯(Habermas)56所建议的,一次好的商议常常被视为有利于论辩能力更强的一方。然而,为了在一个存在强大结构性抵抗的世界里促成实实在在的转变,激情似乎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不可能完全是纯粹理性论证的产物。雄辩与激情都很关键。为了强大到足以规管世界市场,政治必须让人民构想另一种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论辩可能只是多个维度中的一个。

第六,商议民主与社会正义。商议民主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晰。商议理论分析过的那些工具大都与下层阶级或体制外组织的解放运动关联在一起。基于随机遴选的各种试验,几乎都未曾处理如何矫正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新形式不平等。这种矫正主要是由其它参与工具来处理的,比如巴西帕图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试验。57

第七,开明决策与反权力。最后,对这些方面做个总结,基于微众的商议民主趋于产生更开明的决策、更具见识的认可。这很重要但并不充分,如果它没有推动反权力的发展58,人们对商议民主的兴趣就会开始降低。

(三)随机遴选的正当性

英文意义上的商议(优质的讨论)与拉丁文意义上的商议(集体组织的决策)显然各有侧重。向普通公民开放的商议机构通常无权做决策。在理论家们倾向于拿来作为较佳商议民主例证的商议机构中,有权作决策的,或者其建议直接与决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大都是专家委员会,比如最高法院、伦理委员会或者新合作主义组织。而向"普通"公民开放的商议机构大多只是咨询或顾问性质的委员会:只是"弱众"而已。59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否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我们可以预期这种情况将来会改变吗?

古典雅典或佛罗伦萨的共和制都建立在自治原则(与法治结合)之上。代议制民主依据的是另一个原则,即人民通过选举表达认可(与法治和人权关联)。二者都严重依赖数量的正当性,尤其是多数原则。然而,我们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大量决策是通过专家委员会做出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委员会适用多数原则;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通过共识发挥作用。它们的正当性有一个强烈的认知维度:其基础是专业知识,以及有利于产生优质商议的精致程序。

从普通公民中随机遴选出来的微众,既谈不上数量的正当性,也谈不上专业知识的正当性。这就是其通常无权做决策的原因所在。然而,它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正当性。首先,当代参与工具最常用于推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它们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认真的商议会产生合情合理的结果。反事实意见为什么倾向于比更大规模的公共辩论更合情合理?这就是原因所在。事实上,基于随机遴选的商议工具的认知质量很重要。

其次,与代议制政府或专家委员会相比,商议式参与工具有某些认知优势。大多数主张商议民主的人都会以一个负面论断支持自己的观点,约翰·杜威(John Dewey)把它说得很清楚:"专家阶级不可避免地会脱离共同利益,变成一个带私人利益和私人知识的阶级;在社会事务中,这种知识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60这一陈述也适用于政治阶级。主张商议民主的人也提出了更正面的论断。其中最常用的是优质商议必须容纳各种观点,这样论辩的范围就会扩大,各种理由就可以得到更好地平衡。在这个思路中,与基于自愿参与或有组织民间社会的参与工具相比,随机遴选的微众更好,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人民的横截面,可以把商议中的认知多样性最大化。它们为什么可以在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带来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原因所在。

支持参与式商议工具的第三个理由是政治性的。它们的希望来自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运作越来越不满这一事实。人们感到有必要对抗将政治简化成比口才的趋势,有必要限制政治阶级的自主性,使之对全体公民更负责任。参与式商议工具可以推动政治阶级与全体公民之间更好的交流。那些基于人口代表性样本产生的商议工具让政治交流也能在普通人民中间发生,而不再只限于"专职公民"。

第四个理由也是政治性的,但比第三个更激进。主张代议制政府的民主理论家(与其精英主义鼓吹者截然相反)通常承认最优的民主体制是自治,但又补充说,由于现代民主制的共同体规模都很大,不可能实行自治,所以次优方案就是代议制政府。然而,人们可以争辩说:既然最优的民主体制是自治,由于自治在共同体规模很大的现代民主制下无法实行,那么次优方案实际上就是赋予抽签产生的反事实微众发言权。这种方式至少会为公民提供参与决策的均等机会。

支持基于人口代表性样本的参与工具的第五个理由是它的公正性。选举产生的代表、专家和有组织的利益集体趋于受特殊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驱动。与之相比,随机遴选确保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是每个人,因为可以像陪审团那样取消资格)根据自己相信什么对所有人最好而做出判断,而不必在论战中受党派立场的影响。如果建议或决策必须经过合格多数赞成或达成共识才能采纳,这种公正性的优势就会得到增强。

(四)建议、控制、判断、拍板

考虑到基于随机遴选的参与工具可以声称具有以上五种正当性,如何评判这些当代试验的潜力呢?

如果在处理特定主题对于公正性的需要非常高,随机遴选就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法,可以用来挑选参与商议的人。不过,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分。有意思的是看黑格尔如何为由外行组成的陪审团制度进行辩护。他写道,关键在于需要他们做判断的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涉及普适性、权利或法律,而只是对个别案件的具体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形下,也只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参与才是正当的。61即使不要求这么严格,人们也必须承认对具体案例进行商议与制定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处理具体案例时,基于随机遴选的参与工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提出建议,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控制62、判断,就像陪审员那样63,甚至还可以拍板决定,柏林的公民审议团就一直如此,它们在城市振兴政策的框架内决定向17个社区每个拨付50万欧元以支持当地项目。64这还可以走得更远些。

另一方面,在公正性至关重要但又涉及立法的情况下,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更有前景的做法是把公民大会的建议付诸全民公投。加拿大各省就是这么处理的,也就是说,把微众与人民整体连接起来。

在处理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时,不可否认,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很重要。然而,为了确保公正,有必要在决策的某些阶段让门外汉参与进来,例如丹麦创立的科学议题共识讨论会就是如此。

如果需要处理的是一般政治议题,基于随机遴选的参与工具就没有足够的正当性做出决策:反事实意见与实际自治还不是一回事。这就可以考虑两个选项。第一个是只赋予这些工具咨询功能,然后让民选代表决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开明的共识、更开明的政府。这是主要选项,我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会见证很多这类提议获得采纳。另一个选项是把微众与更大规模的参与过程混合起来。这是一场朝向参与式民主的运动。这将会把代议制政府与各种带有直接民主形式的商议民主混合起来。

三、结论:商议民主与参与式民主

商议民主的理念对政治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更加需要公共商议。商议民主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

由于其内在矛盾,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参与民主很不一样,并且与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共和自治原则有关联。参与民主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公民实际参与政治,尤其是被支配社会集团的参与。它不仅依赖制度工具,也依赖社会运动。微众的良好商议必须与更佳的公共领域大辩论联系起来。将公民大会与全民公投相结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方案因此成为一条有趣的道路。

即使商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加在一起还不够。它们都是修改政治代表涵义这一更广泛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是多层级治理发展的两个维度,不过,迄今为止还是次要的维度。行政、立法与司法部门的经典权力区分一直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商议与参与民主的一些方案意图克服代议制政府的种种局限性,引入了第四种权力,希望能修正这一想像出来的均衡。

随机遴选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作用。它与官职的迅速轮换相结合,成为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关键,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自治。基于随机遴选的当代方案依赖的是代表性样本概念,后者在19世纪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些微众体现的是反事实意见,也就是更大规模的公众如果真正参与商议就可能得出的意见。因此,它们与商议民主理想紧密关联,这一点与佛罗伦萨的自由生活很不一样。它们提供的各种正当性来源必须与代议制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正当性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与之对立。尽管这些创新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不大容易找到好的均衡方式,但它们长远看来大有可为。值得朝这个方向继续迈进,这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现状是令人满意的。

*本文原载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72-487。

(译 / 欧树军 校 / 王绍光)

【注释】

 

①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曾经提交给下述研讨会:the College de France(Paris), Amalfi(European Amalfi Prize for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La Sapienza, Roma), Berlin(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Centre Marc Bloch), Bellagio(Rockefeller Foundation/CNRS/Mac Arthur Foundation), and at the IEP Paris。 我感谢所有与会者的有益评论。我要特别感谢奥利弗·道伦(Oliver Dowlen),他编辑了本文的英文版。

 

②Leonardo Bruni, "Costituzione politica di Firenze," in P. Viti (ed.), Opere, Utet: Torino, 1996.

 

③R. B. Herath, Real Power to the People. A Novel Approach to Electoral Reform in British Columbia,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Mark E. Waren, Hilary Pearse,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Gordon Gibs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B.C. Citizens' Assembly," Citizens Centr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http://www.ccfd.c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9&Itemid=284, 2007年2月23日访问。

 

⑤Mauro Buonocore, "Un weekend deliberativo all'ombra del Partenone," Reset, Vol. 96, July/August 2006, pp. 6-8.

 

⑥Lyn Carson and Brian Martin, Random Selection in Politic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Yves Sintomer, Le pouvoir au peuple. Jurys citoyens, tirage au sort et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Hubertus Buchstein, Demokratie und Lotterie. Das Los als politisches Entscheidungsin- strument von der Antike bis zur EU, Frankfurt: Campus, 2009.

 

⑦Hans Baro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In Search of Florentine Civic Huma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L持 Blondi-aux, La fabrique de l'opinion, Une histoire sociale des sondages, Paris: Le Seuil, 1998.

 

⑧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⑨Mar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⑩James Hankins (ed.),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Nicolai Rubinstein, "Florentine Constitutionalism and Medici Ascendan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Nicolai Rubinstein (ed.), Florentines Stud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 Oxford: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布鲁尼本人批评抽签、捍卫选举:他承认抓阄抽签可以防止公民之间的争吵,但又补充说,随机遴选、任期较短的执政官员不足以谋划长远的未来,这一程序扑灭了"美德的热火"。对他来说, "大众喜好"是维持抽签的主要理由,见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 Vol. 2, V, in James Hankins(ed. and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2-73; G. A. Brucker, The Civic World of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Florence. The Golden Age, 1138-17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G. Cadoni, "Genesi e implicazioni dello scontro tra i fautori della 'tratta' e i fautori delle 'piu' fave'. 1495-1499," in Lotte politiche e riforme istituzionali a Firenze tra il 1494 e il 1502, 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 Fonti per la storia dell'Italia medevale, Subsidia 7, 1999, pp. 19-100; Guidubaldo Guidi, Il governo della citta'-repubblica di Firenze del primo quattrocento, Firenze: Leo S. Olschki, 1981; John Najemy,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1280-140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13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O. Dowlen,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 Exeter, UK: Imprint Academic, 2008; Hubertus Buchstein, Demokratie und Lotterie. Das Los als politisches Entscheidungsinstrument von der Antike bis zur EU, Frankfurt: Campus, 2009; John McCormick, "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2 (2006), pp. 147-163.

 

14Najemy,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p. 169 ff.

 

15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16在今天的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中,仍然是这个意思。法语和西班牙语介乎其间。相反,在德语中,审议不包括决策, "审议发言(deliberative Stimme)"只是协商性的。这些语义差异部分地说明了"审议民主"概念在各种西欧语言中的传播难度为什么比英语大的多。2009年6月5日,人们简单对比了通过Google搜索得来的不同国家的版本,英语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208000个结果,西班牙语的"democracia deliberativa"有21000个,意大利语的"democrazia deliberativa"有17000个,法语的"démocratie délibé rative"或者德语的"deliberative Demokratie"只有8000个。

 

17Francesco Guicciardini, "Del modo di ordinare il governo popolare"(也称为Discorso di Logrogno, 1512), in Roberto Palmarocchi (ed.), 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Laterza: Bari, 1932: pp. 218-259, 230-231。

 

18与工人阶级被排除公民身份一道,利奥纳多·布鲁尼所提及的最重要的贵族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立法议事会不能真正讨论、也不能修改执政团提议的法案,只能批准或否绝它们。对他而言,非民主因素还包括:立法议事会不能决定自己的议程,以及用职业雇佣军取代募兵制。

 

19Brucker, The Civic World of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20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21Cornelius Castoriadis, Domaines de l'homme, Paris: Seuil, 1986.

 

22Christian Meier, 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24这可以解释我们在读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时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受(见Niccolo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Brucker, The Civic World of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p. 251.

 

26Anja Röcke, Losverfahren und Demokratie. Historische und demokratietheoretische Perspek- tiven,Münster: LIT, 2005; Sintomer, Le pouvoir au peuple; Dowlen,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Buchstein, Demokratie und Lotterie.

 

27Guidi, Il governo della citta'-repubblica di Firenze del primo quattrocento, Vol. 2, pp. 43-44; Najemy,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pp. 177 and 275; Brucker, The Civic World of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Florence. The Golden Age, p. 253.

 

28威尼斯的公民身份基本上仅限于大议事会成员:14世纪初,90000人中只有大约1100人是公民,1575年大瘟疫前,250000人中只有2600人是公民,见Frederic C. Lane, Storia di Venezia, Torino: Einaudi, 1978, pp. 120, 295-297 and 372。

 

29人口数量在250000至300000人之间,公民数量在30000至50000人之间。两个城市均将妇女排除在公民行列之外,此外,在佛罗伦萨,手工业工匠(the popolo minuto)到了1378年梳毛工起义期间才获得公民身份,当时13000人在几个月内建立了三个新行会,从而获得公民身份;农民(the contado)仍然被完全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佛罗伦萨统治(the dominio)下的人民也被排除在外。

 

30人口8500000,公民338000人(Gueniffey, 1993, p. 97)。也见于J. H. Plumb, "The Growth of the Electorate in Enland from 1600 to 1715," Past and Present, Vol. 45, 1969。

 

31Cadoni, "Genesi e implicazioni dello scontro tra i fautori della "tratta" e i fautori delle "piu' fave" 1495-1499."

 

32Francesco Guicciardini, "Del modo di eleggere gli uffici nel consiglio grande," in Roberto Palmarocchi (ed.), 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Bari: Laterza, 1932a, pp. 175-195.

 

33Baro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Search of Florentine Civic Humanism;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34Carson and Martin, Random Selection in Politics, pp. 2, 13-14。"社区的公平代表"是美国最高法院20世纪60年代末用来改革陪审团的概念,旨在全体公民中间通过抽签挑选,而不仅仅是在特定团体中挑选("The 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 28 U.S.C., secs 1861-69, quoted in 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0)。

 

35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John S. Dryzek,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n Elster, Arguing and Bargaining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and the Assemblé Constituante, Working Paper, No. 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1991; Elster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d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Jame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Dienel, Die Planungszell,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7; Waren and Pearse,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mong many others.

 

37Jasques Rancie're,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7.

 

38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0.

 

39Peter Stone, "The Logic of Random Selection," Political Theory, Vol. 37, 2009, pp. 375-397, 390.

 

40"驯化机会"的历史,参见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1John Adams, "Letter to John Penn,"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851 pp. 4, 205; Comte de Mirabeau, "Discours devant les états de Provence," January 30, 1789, OEuvres de Mirabeau, Paris 1825, t. VII, 7, quoted in Pierre Rosanvallon, Le peuple introuvable. Histoire de la repré sentation démocratique en France, Paris: Gallimard, 1998.

 

42Sintomer, Le pouvoir au peuple.

 

43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44See among others Mirabeau, "Discours devant les états de Provence."

 

45See among others Manifeste des Soixante, L'Opinion nationale, February 17, 1764, quoted in Rosanvallon, Le peuple introuvable.

 

46 Loïc Blondiaux and Sintomer (eds.), "Démocratie et deliberation," Politix, Vol. 15, No. 57, Paris: Herme's, 2002.

 

47Abramson, We the Jury.

 

48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49Sintomer, Le pouvoir au peuple.

 

50Anne Phillips,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51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 162.

 

52Ibid.

 

53Robert E. Goodin and John Dryzeck, "Deliberative Impacts: The Macro-Political Up take of Mini-Publ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4, 2006, pp. 219-244; Simone Chambers, "Rhetoric and the public sphere: ha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bandoned mass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Vol. 37, No. 3 (2009), pp. 323-350.

 

54Elster, Arguing and Bargaining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and the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55Gibs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B.C. Citizens' Assembly."

 

56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57Rebecca Abers, Inventing Local Democracy: Grassroots Politics in Brazil,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Leonardo Avritzer,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ace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Sintomer, The Porto Alegre Experiment: Learning Lessons for a Better Democracy, New York: Zed Books, 2004; Gianpaolo Baiocchi, Militants and Citizens.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Porto Aleg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8Archon Fung and Forik Olin Wright (eds.),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London: Verso, 2001.

 

59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xion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60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1927), Athens, OH: Swallow Press and Ohio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54, p. 207.

 

61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7-228.

 

62 McCormick, "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

 

63 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4 Anja Röcke and Yves Sintomer, "Les jurys de citoyens berlinois et le tirage au sort: un nouveau modéle de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in M. H. Bacqué, H. Rey, and Y. Sintomer (eds.), Gestion de proximitéet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les nouveaux paradigmes de l'action publique? Paris: La D couverte, 2005, pp. 139-160.

 

依维斯·辛特默: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皮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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