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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蒂特:代表:回应与标示

开放时代2012.12;原载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2010), pp. 426-434.
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

【原内容提要】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

让我们假定,只有当某甲拥有某乙的授权,并意图为乙说话、代乙行动时,才能说甲代表了乙。乙可以直接授权给甲,也可以认可把甲挑出来为自己说话、代自己行动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况,授权要么采取正面认可的方式,要么采取未曾不认可的方式。基于这一有关代表性质的假定,我们还可进一步假设,在某些方面,代表他人一方应该忠于被代表一方,取决于显示出来的忠诚度,代表他人一方对代表职责的履行可能较好,也可能较差:忠诚度成为判断代表质量的一个标准。

上述针对代表的性质和质量的假定,给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作出了重要限制。它们意味着甲可以是乙在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或者更一般地说,在描述意义上的代表,①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代表。它们还意味着甲可以是乙的代言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代表。②但是,它们仍然留下大量需要讨论的议题。代表与被代表之间可设想的关系,也许会以三种多多少少比较常见的方式而不同。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位代表者,一位被代表者,也可以采取一对多、多对多,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多对一的形式。一对多代表的典型是议会成员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多对多的典型是国会与作为整体的人民之间的关系。③代表者应该忠于被代表者那个维度的约束条件可多可少。在一端,代表者的言行基于她本人的最佳判断即可;在另一端,她必须依据被代表者的偏好或判断行动;或者介乎两极之间,她需依据被代表者的利益或价值观行动。对代表者约束少时,她的角色是受托人(trustee);对代表者约束多时,她的角色是被委派人(delegate)。④不管授权程度有多大,这种关系不一定能确保被代表者掌握代表者对自己的忠诚度。被代表者处于控制地位的条件是:拥有挑选代表者的权力、罢免的权力,对代表的行为过程加以限制,对代表的行为领域加以限制,让代表处于被监督与竞争的地位。在本文中,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代表关系可能出现的不同: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的关注点一直放在代表的回应性上,长期忽视它与标示性代表的差异,本文旨在纠正这种偏差。⑤我的讨论分三个部分:首先,以抽象的方式展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其次,指出在政治思想传统中,标示性代表与回应性代表都曾以某种方式获得承认;最后,探讨承认标示性代表对于当今民主政治有什么经验教训。

一、基本差异

假设我应邀参加一个委员会,比如一个大学委员会,探究如何能让哲学像吸引男同学那样吸引女学生,而我本人无法直接为委员会服务,并得到授权可以任命一个人来替我。我接受了这一邀约,开始考虑人选。我相信这个议题很重要,并且对自己的价值观念或利害关切也满怀信心,我希望某人能代替我,反映相同的态度,并以忠于这种态度的方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安排某人进入该委员会,我希望怎样处理此事,这个人就应该回应我的愿望:这个人将是我的代理人。

在这种情形下,我想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我明确说出我的愿望,并施加某种控制,比如要求代表者咨询我。我想使代表者具有回应性这个愿望带有或多或少的约束。我也许只期望这个人花时间与精力参与委员会工作,在委员会决策过程中展现出适当的兴趣与价值观。⑥或许,我期望这个人能促使实现某些实质性而非程序性的利益或价值观,支持特定的决策。或许,我的期望带有更多的限制,期待这个人在每次投票和每个决定上都按我的指示行事。

然而,这并不是我寻求在委员会获得代表的唯一方式。与寻求安插一个具有回应性的代理人不同(无论对代理人有多大约束),我也可以派某个与我看法大体相似(无论对程序性还是实质性事务)并会据此投票的人进入委员会。我不必期望这个人对我具有回应性。哪怕她不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是她的提名人,我也会很高兴。我选她做代表,是因为她的思想方法标示着我本人的思想方法。当她按照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行事时,如果我在委员会的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行事。或者,至少我相信如此。

和其他形式的代表一样,这一代表形式也能让我对该委员会的看法和决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代表者将不是一位具有回应性的代理人,不必随时追随我在程序性和实质性事务上的想法。我的一般看法是什么?我将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如果我的选择足够好,她便是一个可靠的标示,仿佛我就是委员会一员一样。我挑选她就是因为预期她会反映我的看法;我通过她影响委员会的决定。我们也许可以把她看作标示性替代者,而不是回应性代理人。

当然,如果借助其他手段,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都可能增强自己实施的控制。如果我既有挑选权,又有罢免权,我通过回应性代理人或标示性替代者实施的控制就会得到强化。如果委员会不允许任何人肆意妄为,我的控制也可能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代表将不得不在与其他机构或官员的良性互动中作出自己的决定。或许,她必须服从对委员会行为范围的适当限制。或许,她必须在公开审查中捍卫自己的决定。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可能性。

回应性代表与标示性代表的本质差异很容易说清楚。在回应性代表中,我是什么想法,我就有理由期待我的代理人会有相同的想法,终归她要在适当的层面了解我的想法。在标示性代表中,情况恰好相反。我的替代者是什么想法,让人有理由期待我的想法大致相同;她的作用是一个标示,而不是追踪器。从我在委员会被代表的角度来说,只要有人反映我的想法,代表者到底是一个可靠的追踪器还是一个标示,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就我对委员会有某种影响而言,这个区别也不重要。只要拥有挑选的权力和其他一些手段,我就能通过代理人或替代者行使影响力。两种角色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代我出席委员会;或许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角色都可以代表我。

回应性代表与标示性代表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我的发明,不过在政治领域此前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到,我的措词也是相当新颖的。标示与认识论里的一个差异相似。在认识论里,可以在两个意义上说我的信念是可靠的,或者说两种描述现实世界的可靠代表物。它们也许是现实世界的可靠追踪器:如果某事如此这般,那么我很可能相信是如此这般。它们也许是现实世界的可靠标示物:如果我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那么现实就是如此这般。⑦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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