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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人民网-理论频道,czy
2012年3月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
作者简介: 王绍光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陈叶军)今天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研讨会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从我自己研究过程中间碰到的问题来讲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要打长期的阵地仗,可能是持久战。

我的题目讲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政体,一个叫政道。政体这个词,30多年前,在北大学习法律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比较宪法,比较宪法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政体,离开北大以后,出去留学、学习、教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理论,政体是更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政体这个概念不仅在学术界,在我所从事的宪法学、政治学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在大众媒体里面,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谈话里面,大家都会涉及到政体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重视政治体制,很多人认为几乎人类,包括中国,包括国外,一些问题都和政体相关。比如经济通胀,比如说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很多人认为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为他们是民主的,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他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中国和一些国家,它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少成就,长远来说都是靠不住的,迟早都要转换的。

我把这个问题叫政体绝对论。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学术生涯里面,大概有25年以上,我自己是对政体绝对论深信不疑的,在我的教学研究里面都是如此。后来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用政体绝对论的东西来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你碰到难以解释的问题。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慢慢的对政体进行反思。政体这个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形式,在西方来讲,政体的概念,几乎在政治分析的一开始是重要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政体分类,到后来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等等,一直到现在的拉斯基等等,都会把政体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他们这样分析也有一个客观的背景,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进行政体分析的时候,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就存在着170多个成方政体,这170多个成方,大概相当于我们170多个村庄和乡镇,都不大,几千人,几万人,他看到很多政体会进行分类。这个现象延续到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还有3500多个,所以,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启蒙时代的很多理论家,他们已经习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分析。

政体分析,实际上今天回头看是问题非常少的,我在这里不能讲了,我会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细细的论述,现在回过头看,问题太多,这本书就是《论法的精神》,今天回过头来,他的很多理论拿到今天学术评价的话,恐怕出版不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当做为一个精品。

实际回头看,回头梳理时发现,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伯拉图下的风格是是政体分类的创始人,如果仔细读他们的书会发现,他们其实最后发现的是到处都是混合政体,没有纯而又纯的政体,纯而又纯的政体未必是好的政体。希腊人从希腊带到罗马,看到罗马的政体后,马上认为罗马政体,以罗马共和国为例,立足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到现代也是一样,前年有一位系研究古希腊民主体制最好的学者,一位丹麦人,叫翰森,他前年在大英博物馆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演,他论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代西方并不存在纯粹的民主政治,西方存在的都是混合政体,所以混合政体的分析方式才是比较好的方式。

讲到中国,中国历代的先哲考验问题最多的都不是政体,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突然发现,西方研究政体,中国从来没有谈过政体,梁启超几乎第一个把政体的概念引进中国。后来有一位政治史学家,1928年写过一本小书,叫做《政体论》,开篇第一句话讲中国人完全不了解政体的东西。政体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现在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他们关心的是为政之道、治国之道,换句话说就是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方式。为什么和西方有不一样的差别呢?原因恐怕也很简单,中国的政治实体从商周开始就已经规模很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庞大体系中,治国之道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结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进行治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回头去看中国的政体思想史,几乎可以进行一个梳理,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围绕的是两件事,庄子有一个说法叫做,治之道则治之据,治之道是治国的理念,治之据是治国的方式。我自己的分析概括是这样的,从治之道,治道的角度看,中国人,中国的先哲、大家,基本可以这样概括,叫做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这是他们治国的理念。一个国家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这几样东西,各有各的看法。从治理国家的方式来讲,四大派也非常的不一样。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或者以理治。法家强调法治,墨家强调贤治,贤人治国,道家强调道治。这样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是一以贯之的,梁启超把政体的概念引到中国,他写过很多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后来他到美国去转了一圈回来后,逐渐发现用政体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好象也不太行,分析中国也不太行,结果他自己慢慢的放弃了他刚刚接受的政体分析的方法,实际上又回到了政道分析思路。这样的人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用的词往往是政体,他们谈的事往往是政道,包括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讲到民主,一听毛泽东讲的,讲的不是政体,而是政道。

这两种分析思路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让我概括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把西方的政体视角换为中式的政道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政治,还是展望未来的中国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而从政道的视角来看,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不那么重要。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复杂的政治现实就会划为几个简单的标签,比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所有的政治体制,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是一样的,都是政体,包括不同的成份,只是成份的搭配各不相同而已。

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这些政体,从政道的角度看,不管是什么政体,都会面临种种的挑战,其中有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借鉴治国之道,很难说哪一个政体优于另外一个政体。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只要关注一两项制度特征有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判断那个制度发生了变化没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看,所有的变化都是重要的,没有哪一个特征是特别应该突出的。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最后,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好象只要引入某一种新的政体,天下就太平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从政道的角度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事件。

在我今天看来,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西方的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中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维并没有忽视政体思维,如治树里面,包括各种制度安排,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政体绝对论,两者思维差异的高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像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尝试的那样,把政体思路抛弃,改换政道思维。这也说明了艰难性,梁启超本人的实践是一百多前的事情,这个思维目前还占据我们的头脑,我认为应该打阵地战或者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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