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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社会观察2011.4-5
从机会平等、分配的正义和结果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多样性的平等、国际主义的平等这五个平等为取向,对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一种综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人民自我管理和直接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

萧武按:这个访谈是[2011]年初就做的,后来在《社会观察》杂志今年第四、五两期刊发,《上海国资》杂志今年第三期摘要刊发(最前面的部分),【经略】在5月份也刊载了全文。最近流传着对汪晖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的批评,所以,征得汪晖先生同意后,我将这个访谈发在网上,希望能够帮助批评的人理解汪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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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采访整理,已经汪晖审订

(配汪晖本人图片)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多种著作。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导读: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

《社会观察》:2005年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范围不大的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最近两年,国内外又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经常有人批评,"新左派"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在为中国做辩护。事实是什么样的?

汪晖: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雷默来北京,崔之元请他来清华演讲,王缉思和我做评论。雷默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认为中国关注经济发展,但也注重社会变化,是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从描述性的角度看,这个归纳是理想性的。雷默未必不知道中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他将这些这些特征归纳为"北京共识",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总体状况。换句话说,"北京共识"以中国为阐释对象或资源,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中国的经验性描述--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经验性描述都会引起争议,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展现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向。

2005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总结,还是寻找另一个解释。雷默的论文产生于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其中引用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我在美国出版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我在书中对于中国九十年代的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性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主义及其后果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中国的全部发展。我的着眼点在呈现问题、困境和危机,而雷默在引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点时不可能不了解我们对现实过程的尖锐批评。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将知识界的辩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身同时视为中国经验之一。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经验理论化,进而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规范目标。你也可以说这是用规范的方式对现实的批评。

不久之后,斯蒂格利茨来清华大学演讲,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同样是崔之元组织的,我也在场。他一开头就说,对于当前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如果存在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因为华盛顿共识对于促进成功增长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其实是以"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为前提的,这个失败集中表现在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过分信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他批评国际经济组织一方面创造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失败政策强加给那些依靠它们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思路。斯蒂格利茨区分了东亚经济的成功与其他经济体的失败,指出现有的经济研究未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提供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的普遍共识。与雷默一样,从一种比较性的视野着眼,他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肯定的,在政府角色、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和注重公平等方面,他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与"北京共识"有许多重叠之处。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并不以某一个经济体的表现为经验根据,而"北京共识"与对"中国模式"的解释相互纠缠,人们会从一些经验的角度对其进行质疑,因而引发的争议也就比较大。

无论是雷默还是斯蒂格利茨,都发现中国的经验中包含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地方,也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俄罗斯等形成了区别,其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与金融稳定化等一般原则不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始终保持对市场的干预能力,没有走"休克疗法"的路子,也没有像阿根廷或其他国家经历大规模金融动荡。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他们都没有单纯地为国家和政府角色辩护,例如斯蒂格利茨就指出过政府失灵的现象。他们提出的是政策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而不是在市场与政府的二元选项中选择国家。至于"新左派",我已经反复提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派别,被归入"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各不相提同。也许可以说,"新左派"只能通过对于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来加以界定,因为环境危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公平与垄断等议题是我们共同关心的。我们也普遍低怀疑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承认中国改革只有私有化-无论是土地的私有化还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一种方式,但这也与否定市场机制和不承认私人产权不是一个意思。寻找制度创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我个人认为,继1989年社会主义体制的普遍危机而来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陷入体制性危机,我们不可能通过在中国复制这一体制而赢得和平、繁荣并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在1990年代到2005年之间进行的大辩论中,说"新左派"只是为中国或者说为中国政府做辩护不过是典型的冷战意识形态的表达而已。右翼的逻辑大概是只要提国家的职能就是为政府辩护--他们大概忘记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正是假借所谓"国家退出"这一新自由主义口号实施的。

事实上,在"北京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提出的同时,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人为新自由主义辩护。一位前财政部领导人就曾明确断言,遵循"华盛顿共识"是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从某个角度说,有一定道理: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中国经济领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至今影响也没有消失。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的房价泡沫、土地危机、对于美国的金融依赖、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三农危机、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生态环境危机、民族区域的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在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我解释了九十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问题,但与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我的判断是批判性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侧重点在增长,但即便是中国的增长,也并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本身来解释,而必须将这一增长置于改革前期和前三十年所创造的历史条件之上-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及其遗产之上-才能给予解释。我们也应该考虑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积累的资源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换句话说,解释中国的发展,即便只考虑增长,也必须置于一系列历史前提之上。

 

中国经验的历史前提

(导读:中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仍然是一个主权经济体。这种主权的强韧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西方国家也不同)

《社会观察》:您说的前提是指什么?

汪晖:关于这些前提,我在去年发表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中简略地提到过。首先,中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仍然是一个主权经济体。这种主权的强韧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西方国家也不同。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是改革的前提,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是与这一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这一方面能够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能解释中国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原来被认为比较成功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而对中国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很不同的。在那篇文章中,与其用一般的规范性的框架来理解这个"主权",不如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释,独立自主的国家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进程的产物。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从乡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的起点相对比较平等。无论在改革的起点上,还是在改革的内容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村改革与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它是以降低城乡差别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目的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土地革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中曾经出现过度暴力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平等程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高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这个危机并不是由于相对平等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危机,而是城乡关系不平等的深化引发的,是土地商品化达到新的规模的产物。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条件对后来的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能否定的。

第三,因为教育的普及和农业的传统,中国的劳动力质量相对比较高。乔万尼•阿瑞吉曾提到过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廉价劳动力,世界上比中国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还有很多,为什么投资不是去那些地方,而是去了中国?我记得2005年去印尼访问时,恰逢印尼总统访华,他在出访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却没有吸引到像中国这样多的投资?他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质量比较高,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更好。林春在《读书》上也曾发表文章讨论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她也不赞成单纯地谈廉价劳动力,而忽略其他历史要素。

第四个是国家的角色。一个能够为改革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是改革运动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关键,一个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地提出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是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讨论国家的问题不能不讨论自主性问题,尽管后者并不限于国家层面。在新自由主义对增长的解释之中,只看到了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忽视了原有的基础。因此,即便是对增长的解释,新自由主义也无法给出一个完备的、真实的解释。世界上开放的经济体很多,获得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并不那么多。缺乏自主的开放常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崩溃,这是过去依附理论讨论过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也并没有过时。自主不是与开放对立的,更不能等同于封闭,一个拥有自主性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开放的。

但是,上述四个条件,在今天都已经发生大转变。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更高,由它所带动的全球化具有更大的风险,在金融体制和相关领域,旧的主权关系已经无法描述现实;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复杂纠缠,不仅是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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