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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沃·莱奥纳尔迪:论阶级投票的趋势——以意大利的情况为例

《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
今天,自在阶级与自为意识的线性因果联系破裂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意识,但其作用方式、过程却比过去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从结构到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的理论分析。

意刊《工会研究》2006年第4期刊登了意大利经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萨尔沃·莱奥纳尔迪的文章《论阶级投票的趋势——以意大利的情况为例》。文章系统分析了学术界关于阶级投票下降的争论,全面阐述了意大利阶级投票的主要特点和干预因素,着力讨论了阶级分析的实质及其在社会环境深刻变化后的效力。文章得出结论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有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成果之一,也与韦伯等其他重要学者的思想紧密相联,仍能恰当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行为。文章内容如下。

2006年4月的意大利大选,再次引起了关于该国选票分布的讨论。引人瞩目的是,北方工人的选票大多投给中右联盟。这一结论,既可以从自由之家在工业密集地区获得大量选票这一事实中推导出来,也得到后来公布的一些调查数据的佐证(北部工业密集的大区中,中右在工人群体中所得的选票要比中左高8个百分点)。卡塔内奥研究院(Istituto Cattaneo)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在政治上自我定位于中间或中右阵营的工人数量也明显多于自认为是中左的数量,而职员群体则多倾向于中左。科尔贝塔(Corbetta)以及塞加蒂(Segatti)2004年的研究发现,过去支持意大利共产党的工人选民,现在几乎平均分布在中左与中右之中,从90年代初以来,工人的选票开始大量流入中右阵营。

当然,这绝非偶然,因为自共和国诞生以来,意大利的左翼从来没有在工人特别是北方工人中取得过多数。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中左政党极力诠释工人的需要和期望,却无法在选举时得到他们的支持?要理解这一难题,就需涉及一个名为“阶级投票”的国际研究领域,一般而言,它从选民和政党这两个方向做出阐释。本文围绕着阶级分析的实质及其在社会环境深刻变化后的效力展开讨论,最终得出结论:阶级分析依然有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与韦伯等其他重要学者的思想紧密相联,仍能恰当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政治行为。

一、关于阶级投票下降的争论

在传统意义上,阶级归属被认为是决定投票选择的首要因素。现代出现的政党也大都明确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源于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或者市场(韦伯)的各种矛盾,可以在多元代表框架下得到调节。在民主的经济理论看来,选民可以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中,确立偏好的先后顺序,理性地选择与其物质利益最相吻合的那个。左与右在理想状态下,前者应是工人和雇佣劳动者的阵营,后者应是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阵营。

有必要简单地回顾阶级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学说: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他们都不是从职级或收入差别来考虑阶级,而是把它看作社会关系和态度的集合体,可以揭示个体的社会、政治诉求。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归属是决定政治选择的首要因素,然而韦伯认为阶级归属只是影响政治选择的多个因素之一。

奥索夫斯基指出,马克思赋予阶级概念双重内涵:一是与资本相关的社会—经济内涵,二是建立在阶级意识与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内涵。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中,都贯穿着阶级存在、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相一致这条线索。从结构开始经由对自身从属地位的政治自觉到达行动的逻辑分析,引导着人们在生产关系层面研究形成这种结构的社会—政治原因。正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所说,阶级代表着一种关系而非客体。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被第一次工业化浪潮简化了的社会结构、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福特制的发展息息相关。

受到韦伯深刻影响的学者承认阶级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变量,但绝非唯一的。他们在关注阶级的社会、政治构成的同时,按照职业顺序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影响颇大。然而,对马克思主义斗争模式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框架不能反映贯穿于阶级结构的价值与政治变化。在埃里克森(Robert Erikson)和高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框架中,人们可以指责这种手工劳动和非手工劳动的两极区分,无法在后福特制以及知识工人时代,反映劳动和剥削的新形式。阿尔福德指数(它是现在断定阶级投票下降的基础)中,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也许,无产者的资产阶级化与有产者的无产阶级化(许多白领地位下降)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Eric Olin Wright)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框架,他建议在传统的三分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基础上,再补充监管者、小工厂主以及半自主的雇员三个层次。这种区分建立在体力劳动多寡的基础上,在后福特制时代,显得更加科学。应用阶级分析法讨论选票的投向,还有另一种方式,即仅从职业等级和收入差别着手。这种方式与我们上面谈到的诸多框架相比,更易操作,同时也比较稳定。

阿尔福德在6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种衡量阶级投票的分析指数(阿尔福德指数)。他把选民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个主要的阶级,用工人投票给右翼的百分比减去脑力劳动者投向左翼的百分比。阿尔福德较早地将阶级归属与投票倾向的关系理论化,当他在几年以后再度审视之前的立场时,也认为社会分层日渐复杂化以及政党行为方式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阶级投票。

众多比较研究表明,在最近的20年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阶级投票大幅下降。莱恩(Jan-Erik Lane)和埃尔森(Svante Ersson)注意到,上世纪70、80年代,与之前的20年相比,阶级投票在很多国家都在下降,意大利和法国是例外。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早在60年代初,就已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以及福利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漠视那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将兴趣转向生活品质以及自由时间。那些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在更加富足的社会中的人,会逐渐脱离传统的阶级政治”。在卡塔内奥研究院看来,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取向的结构性原因,如阶级、宗教、职业以及文化环境等,仿佛全部失去了解释力,带有认识、心理特点的“软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有很多学者应用远比阿尔福德指数复杂的调查数据,否认阶级投票下降,而称之为“走势不明的波动”。他们认为,虽然阶级投票走低,但并非不可逆,社会阶级仍然是解释选票的核心变量,但需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综合考虑多种变量进行分析,避免对复杂的现象作出草率、武断的结论。

很难在这两大立场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但我们觉得“走势不明的波动”更谨慎、更科学,因为它并没有企图将从几个工业化国家的狭小范围内推导出来的下降趋势,普遍化到全世界。事实上,即使在这几个工业化国家中,阶级投票也经常出现波动。英国60年代初期阶级选票有所下降,但在70年代中叶工业矛盾尖锐的那些年又有所上升,在撒切尔执政时,保持了稳定,布莱尔的新工党获胜后,它在1997年和2001年跌到最低点。德国的阶级投票在二战结束时下降,到60年代初期又大幅上扬,接下来10余年中缓慢减少,各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瑞典的阶级投票水平一直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它在1960年达到顶峰,此后直到1970年,缓慢下降,80年代初期稍有回升,之后基本保持了稳定。西班牙的阶级投票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多年在工人、公职人员、退休者那里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的选票支持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政府做满三个任期,尽管那些年的就业情况并不令人欣喜。工人的选票大幅投向右翼发生在阿斯纳尔(Jose Maria Aznar)的第二个任期中,当时西班牙人民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200多万张选票。最近对于一些前共产党国家的选票研究显示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在柏林墙倒塌后以及90年代民主转型期,这些国家的阶级选票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新拉美(委内瑞拉、巴西、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较为贫穷的民主国家。

必须指出,在非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工人投票与阶级投票并非同义词。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与资本进行交换,产生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看,私人雇佣劳动者的选票,虽然不是工人选票,也可包容在阶级投票的范畴中。

如果仅从工人投票的范围看,阶级归属与选举倾向的联系表现得越来越脆弱,由于左翼各党的政策差别越来越小,下层百姓的投票率显著降低。一些关于美国选举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从1948年开始,阶级与投票的关系减弱,但阶级与弃权的关系却在加强,特别是无产者选民越来越缺少政治代表,那些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无法充分表达下层社会的要求。英国的情况很有代表性,那里的选举体系以及新工党的政治演变,使得左翼不满布莱尔主义者无法找到替代。2001年,布莱尔赢得了选举,同时国内的弃权现象却达到了顶峰(40.6%的选民弃权)。2005年,工党赢得了35.19%投票者的支持,却只是选民总数的21.59%。约有280万的工党选民弃权了,在北方工党的传统票仓,投票参与率竟没有达到44%(在个别地方甚至低于35%)。另一个例子是法国2002年的总统决选,当时由于左翼的候选人都已出局,工人的弃权率达到了44%。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选择离开替代了选择表达。

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的投票参与率在工业化国家中非常高,日渐增加的弃权票在社会各阶级中平均分布。实际上,第一个判断正确,第二个判断则不准确。意大利在战后的平均弃权率是10.18%,比比利时高,位居倒数第二,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投票参与率还是很高的。但是,从1976年到2001年,未表达的选票(包括弃权票和无效票)比例从9.2%(其中弃权6.6%)上升到24.8%(18.8%的弃权票),在1999年的欧洲选举中达到29.2%的顶峰,2000年大区选举中也达到27.4%,差不多涉及1200万到1400万选民。关于意大利弃权者的社会构成,则没有太多的数据,大概在较少受教育者以及劳动市场中相对边缘的人如家庭主妇、退休者、失业者中较多。

二、意大利的阶级投票

(一)意大利工人投票的倾向及特点

2006年的政治选举,大部分雇佣劳动者将选票投给了中右阵营,特别是在北方的大区,中右所获得的工人投票明显多于中左阵营。

根据Ires-swg(社会经济研究院)2006年所做的调查,中左阵营在全国获得了51.5%的工人、职员的选票,中右阵营得到了46.9%。费尔特林(Paolo Feltrin)的研究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然而在北方经济发达、工人密集的大区(伦巴底、威尼托),中左阵营的得票率却在38%以下。在这些地方,中右阵营所得到的工人投票甩开中左8.2个百分点。

卡塔内奥研究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4.3%的工人自我定位为中右阵营,12.5%的定位为中间阵营,11.2%的自认为中左阵营。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数据,因为意大利阶级归属与投票倾向的联系向来比较薄弱。应用上述阿尔福德指数分析阶级归属与选票倾向的关系,意大利多年只得14点,低于法国的15点,明显少于德国的26点,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超过50点的数字更是无法相比。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数据比意大利低。

意大利的左翼,从1948年战后首次选举开始,就没有在工人中获得过多数,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线(Fdp)(游击战的主角以及工人罢工的组织者)在北方工业区只能得到30%的选票。1953年和1958年,意大利共产党在北方只得到18%的选票,甚至低于它在南部农村以及流氓无产者那里的得票率。1992年的结果更加糟糕,那时意共的两大分支左翼民主党和重建共产党在北部一共获得可怜的16.9%的选票。1994年依然很低,当时中右阵营的候选人竟然在都灵的选区获胜,2001年,橄榄树联盟在工人中获得了40.2%的选票,而自由之家则达到了46.3%(来源:卡塔内奥研究院)。

1968年和1976年的数据较好,此后直到90年代中期,左翼得到的工人投票一直在下降。1963年,意共获得了29%的工人选票,1968年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分别获得了26.9%、14.5%的选票,在工人中的得票率,前者首次上升到30%,后者也上升到19%。在1972年的政治选举中,意共总计获得27.5%的选票,在工人中的得票率达到37.9%;意大利社会党的这两个数据分别是9.6%和16.5%;二者相加,达到了工人投票的绝对多数。然而意大利那几年的投票情况也不过是“前景不明的波动”而已,暂时的关系倒错,昙花一现。东北部一直阻止着左翼的前进,天民党那几年在威尼托获得了大约50%的选票,在伦巴底获得40%,如果综合考虑工业最发达的10个地区,可以说从1972年到1980年的多轮选举(1972、1975、1976、1979)中,意共这个左翼第一大党,甚至没有在雇佣劳动者中获得1/3的选票,低于它在全国的得票率。1976年意共在全国获得31.7%的选票,而在工人最密集的10个地区得到27%;1979年前者的数据是26.8%,后者的数据是22.9%;198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5.4%、22.3%。

然而工人只是(尽管非常重要)雇佣劳动者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左阵营从全国职员那里获得了多数选票,只是在北方私人部门的职员中,中左阵营与中右阵营的得票才大致相当。正如Ires-Swg调查者们所强调的那样,北方问题的确存在,必须承认,但不应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整体上讲雇佣劳动者大多支持中左阵营。

(二)北方问题中的宗教与地理因素

要理解意大利选票的独特分布,就必须明白地域亚文化对于投票倾向的重要影响。

李普塞特和罗坎(Stein Rokkan)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比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要早得多,它们往往要追溯到许多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影响着政党的形成。意大利东北部原来是天民党的、后来是北方联盟的票仓,这展示出政治亚文化的作用。在这些地方,弥漫着反世俗化和反中央集权的思想,而这些政党,即使是在它们执政的几十年里,也没有停止散布反政治、反国家的地区主义。天民党瓦解后,北方联盟成功地建构起以地域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波诺米(Aldo Bonomi)曾说道:“整个北方展现出了不同生产体系以及劳动形式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他给予北方七种不同的界定,其中东北部被形容为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模式(企业可以自我组织生产程序)。其他很多学者也认为不能仅仅从整体上考察北方,而是要将它大体上分成三部分:一是以都灵为代表的西北部,这是福特制大工厂的摇篮;二是以米兰为代表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新经济北方;三是中小企业聚集的东北部。

迪阿蒙特(Ilvo Diamanti)指出,意共在北部的得票率仅是在70年代前半期超过30%,可这还是远高于左翼民主党人党在该区域的得票率。左翼民主党/左翼民主党人党1992年在北方得到11.9%的选票,1994年为14%,1996年为15.2%,2001年为12.9%(战后最低)。在1994年、1996年、2001年选举中,左翼民主党人党,除极少数省份外,在北方连第二都排不上,相反,天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得票率则常年超过45%。60年代的产业社会学发明出“私有化工人”这一名词来描述这种缺乏阶级、斗争意识的工人。中部的各大区,是左翼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左翼民主党人党的票仓,即使它被称为没有出路的反对派。在那里,地域亚文化以及四通八达的组织网络,使左翼政党得到了许多跨阶级的认同。意大利由此具有了二元的政治结构,如果再加上选票相对发散的南方,整个国家可以说一分为三。

总之,地域亚文化,在意大利对于政治和选举倾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中鲜有匹敌者。地域亚文化受到不同于经济或阶级变量的制约,其中的宗教因素在工人投票倾向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世俗化以及社会关系去传统化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反而把北方拉入消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这与天民党古老的团结主义不相干,与中左着力推动和诠释的价值更无关联。

(三)社会—经济因素:新型自主劳动以及中小企业

除地域和宗教因素外,还需加上与意大利独特的生产、就业情况相关的其他因素。

以“敏捷制造”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后福特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要求细化生产过程的分割,建立企业网络以及漫长的供货链条,这就在地域上将劳动与企业碎片化。从而,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单个的企业而是地域,成为生产过程的空间单位。意大利企业的平均规模显著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只有在大型的商品销售行业,才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混淆、模糊雇佣劳动与自主劳动以往的分界,放松对雇佣劳动的合同与法律约束,扩大新合同形式的范围和作用。这里我们着重谈两大趋势:一是非典型雇佣劳动的扩张,它与传统的全职或兼职雇佣劳动相比,受到较少的约束;二是自主劳动、半自主劳动或近似雇佣劳动的扩张,它们改变了自主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比例关系及其社会—就业状况的意义。特别是在很多生产非物质商品的企业,它们的劳动者不从事体力劳动,在经济意义上是雇员,但在法律意义上则是自主劳动者。他们与自由职业者一起,加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中,但却有着不同于雇佣劳动者或自主劳动者的需求。

自主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传统两极区分,在法律上意味着将某个群体整体纳入或排除在特定的劳动政策与相关福利外。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限定着阶级分界,而它正是在纳入和排除之间塑造着不公正的体系。应用代表制将劳动者的诉求转换成政策,当然是比较好的组织方式,扩大了利益表达范围,但却没有注意区别不同的劳动分界。

在东北部的许多工厂中,竞争的全球化产生一种横向的不满。波诺米谈到,很多工人在工厂内劳动、交流时,发展出一种认同,仿佛这就是自己,而在工厂外则是有着固定上下班频率的雇佣劳动者。这种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东北部工人阶级的选举倾向非常有帮助。市场的全球化现象,促使企业经营者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导致劳动者反对国家,因为国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留住企业,没有限制移民的流入(这些移民被认为是就业和税收的威胁)。右翼政党及其媒体天天都在煽动这种情绪,以便将其转化为选举认同。

工人阶级仅仅意识到全球化的成本和风险,而资产阶级则看到了扩张自身的机会。

(四)贝卢斯科尼现象

众多研究表明,贝卢斯科尼的领导对于中右选民的投票倾向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贝卢斯科尼现象是90年代西方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的变种。许多观察家将这一现象置于历史背景下考量,认为这是意大利社会的再发现。

贝卢斯科尼现象,近年来已经变成政治学分析、讨论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许多的研究者把贝卢斯科尼主义视作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折中主义以及情感驱动的复杂混合体,这一系列物质与象征,激发了民众的共同意识。

民粹主义,可以激发一国根深蒂固的恶的本能。从这个角度看,通过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民众脆弱的情感,如政治冷漠主义、转型主义、非法主义、不道德的家庭主义等等,都可以在政治上找到归宿。

贝卢斯科尼现象中可能还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审美领域。用加赛特(Ortega Y Gasset)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自认为庸俗的灵魂,并且敢于肯定人有庸俗的权利。”

三、阶级的变化与阶级投票 

研究阶级投票下降(无论真假与否)的原因,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阶级及其政治要求的历史变化,二是政党及其政策主张的变化。下面先从第一个方面谈起。

最近20年来,出现了众多有关阶级死亡和无产阶级终结的文献。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几十年来社会的深刻变化,削弱了欧洲工人阶级在现代体制与民主建构中的地位。这种变化既发生在物质领域(人们常将其归咎于后福特制),也发生在文化、价值、观念领域(人们常将其归因于后现代)。

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幅衰退。冶金业、造船业、煤炭业、汽车业依然非常重要,但其员工规模已经大幅缩小了。在欧盟和美国,平均只有不到15%的就业人员属于产业工人。福特制将劳动者集中起来,有利于阶级意识的产生,而后福特制则是割断劳动者彼此的联系,将他们以个体的形式吸纳入企业(资本)的逻辑中。工人规模及其意识的变化,改变了过去有利于政治动员和阶级投票的因素。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都在下降,同时罢工所消耗掉的劳动时间也在大幅下降,这共同说明,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政治代表都在走向衰退。

然而,传统的阶级矛盾,社会—经济冲突以及再分配问题,即使比过去缓和,也绝不是消失了。到处存在并反复出现的更新合同或捍卫某些既得权利的诉求,就是明证。然而,它们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其他各种矛盾相比,已经不再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阶级归属(客观)与阶级意识(主观)本可通过不平等、剥削等概念相互联系,然而现在却由于其他东西的介入而变得非常复杂。个体或团体,虽然对于自身缺少生产工具以及在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受到压榨的状况,有着或多或少的自觉,但却认为可以从这些东西中获益。剩余价值所导致的不平等和剥削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变得模糊了。

社会再生产范围的扩大,有助于个体化以及社会分化的发展,这使得仅从阶级角度出发的单原因分析逐渐失去了作用。同时,人们的认知模式也不尽相同,它的形成既与人种、国籍或民族、宗教信仰相关,也与在权利、消费体系中的位置有关。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极大地解构了阶级在社会身分形成中的首要地位。消费水平以及自由时间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身份象征意义,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领域中所产生的失望。

建立在共同情感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发展,与大型体制结构(如政党)的下滑正相对应,这种新型政治行为体,展现出文化资本的极端重要性。社会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从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发现了阶级政治的没落,以及后物质主义诉求,这些诉求可以在后工业社会中最为敏感、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部门中获得横向的认同,并将他们推向新的斗争领域。

从这个角度看,工人曾是进步联盟的当然核心,但在新的政治—道德斗争领域(女权主义、尊重以及同化移民、同性恋问题、家庭问题、科研自由、环境保护等等),显露不出多么重要的地位,而且工人们经常会发现自己面对许多问题时处在保守或倒退的营垒里。例如,大赦是普罗迪政府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这一点具有很强的意义,它象征着传统的左—右划分发生了改变,工人容易受到民粹主义右翼的影响,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资产阶级却加入中左阵营,意大利的选票分布展现出文化在投票倾向上的重要影响力。中左阵营在本科以上学历的选民中的得票率,比中右阵营高约10个百分点,而中右阵营在家庭主妇和退休者中则胜出。

也应该承认,工人阶级作为价值和命运的共同体,在20世纪出现具有偶然性,当时统治阶级文化正在强力干预人民文化。在意大利,这种干预意义深远,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产阶级化以及强制城市化的速度和广度。政党和工会通过由意识形态提供的身份认同资源,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意大利社会这一特有的脆弱。旧工人共同体坍塌后,也就只剩下了利益共同体(利益社会、法理社会),其目的就是在现有统治体系内得到更好的再分配成果。

英国的工人阶级可能在工业化国家中保持了较多的礼俗社会痕迹,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可以创造一个相对原创的审美、象征空间。英国以及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阶级投票长期保持高指数,也便不是偶然了。英国年轻人的亚文化与非裔美国人的亚文化构成了两个罕见的例子,无产者的生活风格受到上层社会的接纳和赞赏。

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阶级自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内部各种出身、成份、职业的混合,可限制或消磨他们的相对剥削感以及社会不平等意识,这或可解释60年代英国无产阶为何级缺乏政治斗争精神。

总之,可以说,英国的无产者发展出较高水平的凝聚力以及文化差异,但其政治—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则相对较薄弱;意大利的无产者在反抗统治阶级政治合法性方面,有着较高的政治—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但这并没有转化为自身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差异。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会比北欧特别是英国和瑞典的工人更加脆弱,民粹主义在意大利就下降到贝卢斯科尼现象所代表的层次,富裕的就是好的,财富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正如莱维利(Marco Revelli)所说,独行侠不能容忍“我们”,因为任何集体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税赋这个主题大行其道,归根结底就是由于这种个人苟活的逻辑。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演变本身就包含着许多两难困境,如今这些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出现在多元文化与新共同体之间的辩论中。吸收统治精英的价值,被解读为认可自身从属地位以及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抛弃共同体模式,又会造成文化孤立、沙文主义。

四、政党的变化与阶级投票

讨论阶级投票,不能停留在选民及其阶级归属方面,还需要研究政党的政策。因为政党不仅仅表达其社会基础的情绪和要求,而且还通过意识形态以及认同感塑造着它们。阶级投票与阶级政策,往往有着对应关系。

德国政治学家奥图(Otto Kirkhheimer)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较之其他政党,它们从一开始就将阶级标志写在自己旗帜上)将会走上“全方位政党”的道路。他认为,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会大幅减弱,将不再特别指向某一社会阶级,不同的利益团体将会进入其中。如今,左与右的区别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显著缩小。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党,关注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精英们的话题,如全球化、竞争力、私有化、福利改革、弹性劳动、反平均主义。正因此,左翼与人民、与国家某些传统的联系遭到了割裂,选民投票时没有稳定和清晰的标准,随意性加大,不断增长的选票发散率就是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主题大行其道和职业官僚垄断权力也会加剧工人选民的失望情绪,他们或会因此失去对于变化的期待,以及对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政策的有效性的信心。这共同造成了左翼选民身份认同的分散。卡塔内奥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与中右翼选民相比,意大利左翼选民更难在政治上自我描述。和平主义者(84%)、温和主义者(68.9%)是出现最为频繁的界定,而社会主义者(35%)、共产主义者(32%)和社会民主主义者(29%)出现较少,而且比例差别不大。

党员人数不断减少也可进一步证明投票行为越来越少地受到传统社会联系的制约。在欧洲除少数例外(比利时、德国),一党选民成为其党员的比例在迅速下降,例如在意大利,从60年代的12.7%下降到90年代末的4.05%。1976年意大利各大党的党员总数是4638716,选民总数约为3700万,2006年党员人数仅为200万,而选民人数则达到了4900万。意大利共产党/左翼民主党人党的党员,从1976年的181万人下降到1989年的141万人,再下降到90年代末的60万人。党员人数的下降是政党变化的重要线索,说明欧洲政党距离大众党的理想形态越来越远。

另外,虽然工人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构成中还拥有较大的份额,他们的直接代表却几乎全部被排除在立法机构之外(除瑞典和英国之外,其他地方在议会中的代表还不到1%)。从一些欧洲国家议会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注册为工人(或类似身份)的议员数,在意大利参议院315人中有3个(另有7个工会会员),众议院的网站上缺少相应的数据;法国900个议员中有3个众议员和2个参议员;德国联邦议会614个成员中有11个(上院一个都没有);丹麦179名议员中有3个;比利时议会中没有一个蓝领。工人无法穿透强大的筛选体系,这是由保障资本主义制度、避免社会更替的体制目标所决定的。普兰查斯(Nikos Poulantzas)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制民主的选举规则约束下,选民是在限定的地域单位内,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社会团体去投票,这造成的效果就是将一个阶级的成员转变为分散的个体,从而在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集体权力。

文化产业以及大众媒体的作用不可低估,统治集团可以利用它们将社会舆论驯化到个体价值以及消费主义上,并决定性地影响政治认同的稳定。贝卢斯科尼现象正是这种电视政治以及媒体民粹主义的范例。实际上,从80年代中叶开始,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团体,而且它们可以在原低收入阶层和工人中获得大量的认同。民粹主义领袖经常可以在选举中胜出,只有西班牙、瑞典以及英国较少受到这些反体制、民粹主义、排外政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最近20年间,勒庞的全国阵线在工人中稳定地获得30%以上的认同,无独有偶,约尔格·海德尔的奥地利自由党,在90年代甚至可以吸引一半的工人选民。

今天民粹主义强调以国家—人种为基础的身份认同,包含着排外、反移民、反税、反精英等等内涵。同时,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党的某些功能,成为阶级筛选机制以及政治动员、意见表达的工具。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强化既存的意见、看法,还可以转变甚至重塑它们。在媒体时代,政治和足球一样,变成了沙发上的活动,舒适地观看比赛就可以了,参与则成了一种辅助性活动。

五、总结

今天,自在阶级与自为意识的线性因果联系破裂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意识,但其作用方式、过程却比过去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从结构到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的理论分析。

忽略不同阶级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身份构成,仅仅从经济角度分析阶级结构,难以在集体行为领域(包括选举)取得有益的成果。曾有人说,从物质条件的客观性出发,只能苍白地推论出社会成员的主观性。然而事实上,今天资本可以把所有的社会实践以及任何形式的思想空间纳入到其运行过程中,从自在阶级的角度看,几乎所有人都变成新无产者。然而在后福特制的夜晚,所有的猫都变成了灰色的,只研究资本运行,无法得到有关阶级构成和阶级意识的确切认识。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待阶级,应用两分法,把目光聚焦在阶级与政治意识仿佛存在着联系的群体——大工厂的工人,或者从广义上讲雇佣劳动者——之上,无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如何解释社会条件与选举行为的联系大为减弱?其二,如何避免这一阶级在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其三,为什么社会中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否定工人的文化与实践及其斗争的合法性?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革命失败后,众多学者将分析的重心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过程,转向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要素,因为正是这些要素阻碍了革命的阶级意识在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巩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产业和富裕社会的分析,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客观上经受着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个体,为什么没有在主观上产生革命的政治意识和实践?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性,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得到提升,社会不平等随之加剧。

阶级并没有消失,但可能被隐埋了。尽管不能涵盖所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阶级仍然是决定生活差别的首要因素。在理论以及政治层面上,需要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或文化上层建筑,它们当前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决定了社会图景的建构。在不同阶级的权力关系中,文化模式、思想的斗争和政治、经济矛盾同样重要。

(译者单位:刘光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黄河: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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