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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参照两韩思想两岸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当代文化研究网
本文为2008年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超克分断体制组的六篇文章之一,应与其他文章一同阅读;本文受到的分工在通过白乐晴在两韩脉络中发展出来的超克分断体制论为参照,思考两岸问题。
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参照两韩思想两岸[1]
 
陈光兴
 
Paik Nak-chung’s Theory of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Inter-referencing the two Koreas wi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y Kuan-Hsing Chen
 
关键字:白乐晴、分断体制、超克、民族文学、第三世界、两韩、两岸关系
 
Keywords: Paik Nak-chung, division system, overcoming, national literature, third world, Two Korea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摘要
 
本文为2008年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超克分断体制组的六篇文章之一,应与其他文章一同阅读;本文受到的分工在通过白乐晴在两韩脉络中发展出来的超克分断体制论为参照,思考两岸问题。本文首先根据白乐晴的英文著作及中文翻译中,追踪与耙梳他在一九七0年代提出民族文学论如何与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相结合,到了一九八0年代因参与民众运动与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逐步形成分断体制的分析概念,一直到九0年代将分断体制上升到理论建构。以两韩经验为基础,本文进入两岸问题思想层次的讨论,从相互参照中揭示超克分断体制的困境与契机,主要核心论点在於,两岸要能走向和解,必须超脱民族主义的史观,放在世界史与区域史的视野,才能解释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动力如何在历史进程中造成今天对峙的格局。因此,超克分断体制必须发展成长期的知识计画,一方面对分断体制本身的历史形构进行研究,一方面重建史观,才能打开既有对於统独问题窄化的认识。
 
 
Abstract
 
The essa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ix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group in the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ad along the side of other essays. This specific essay aims at approaching the problematic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ion by inter-referenc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Koreas, as articulated in Paik Nak-chung’s theory of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It traces, in his English writing and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the background in the 1970s for the proposal of a distinctive projec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hird world; in the 1980s, in his engagement in the People’s Movement and responses to the Marxist challenge, Paik began to develop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system”, and then more systematically theorize it in the 1990s. On the basis of Paik’s theory, the essay moves on to unpack the conditions of the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Koreas. It argues that, to move towards reconciliation, we will need to develop a historical worldview, which will overcome the self-centered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n both sides; by bringing global and regional history to the center of analysis, the dynamic history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will be able to offer explan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itself. Therefore,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needs to be understood as a long term 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system, on the one hand, and to reconstruct historiography so that the narrowing tendency of existing ways to understand the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can be overcome.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x日;接受日期:2009年四月20日 服务单位: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 通讯地址: 30010 新竹市大学路1001号交通大学人社二馆亚太/文化研究室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No truth can be called a genuine truth unless it is realized in daily life.            没有真理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真理,除非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
 
                                 ----白乐晴(Paik Nak-chung 2005: 19)
 
 
       前言
 
       几乎在台海两岸重新开启互动关系的同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於1988年创刊。那个时候的台社成员对於中国大陆的理解,因为没有形成议题公开讨论,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重访。一般而言,那时候属於我这一代的左翼进步份子要不就是纠结在如何看待文革,要不就是陷入社会主义祖国开始“走资”的哀怨悲愤当中,或是正忙於投入参与岛内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大陆战后形成的根本历史处境很难有内在性的理解。十年之后,两岸关系已经开始成为台湾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之际,1997年夏天台社第一次组团访问北京、上海,那是台社作为一个团体开始思考两岸问题的起点,后来可能因为没有迫切性,可能担心引发社内的统独争议,也可能没有找到契机与切入问题的方式,除了个别的成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结交一些大陆批判圈的朋友,少数成员开始在大陆做研究,问题也就一直搁在那儿,没有进一步共同思考,至今台社的成员没有发表太多对於中国大陆的研究与看法。开始逼迫台社得认真面对两岸问题的是2000年以后政党轮替的陈水扁政权,当他以挑衅的方式恶化两岸关系来操弄台湾社会矛盾、升高台海危机,我们无法继续闪躲,得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要如何超越以国家体制为中心、以政党政治所主导的既有想像框架来思想两岸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新的贴近历史现实的分析性看法,所有发言不过是在继续复制简单的统独框架,流於立场上的表态而已。        2008年五月间,南韩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白乐晴教授来台访问,一方面为了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一方面为了台社二十周年会议作准备,台社部份成员一起阅读了白教授相关的中文译作及英文著作。让人意外的是,所有参与读书会的同仁都为白教授厚实的思想所触动,特别是他的「分断体制论」,直觉上似乎更接近於我们想要打开的思想空间(在台湾的语境当中,陈映真先生最先使用分断一词,在此援用此翻译)[2]。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我们当然知道韩半岛的状况与两岸关系有很大的差距,也同意白教授提出分断体制是针对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南北韩问题,不能胡乱套用[3],但是这并不意味韩半岛的经验不能参照,不能提供给我们思想上的启发与刺激。最后,在二十周年会议上的分组报告,以“超克分断体制”来定调,是一种团队的尝试,从不同的视角与层次开始试著碰触两岸问题。
我们对於白乐晴教授有高度的敬意,不能工具性地理解他的思想,因而本文的任务是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把「分断体制论」放回白教授思想的整体变化过程中来理解,也才能排除断章取义的疑虑,而后也才有基础思考他对韩半岛的分析会在看待两岸关系上有什么启发。        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不是社会理论式的系统化的建构,与他的文学观、世界观、第三世界论等,是相互有机的连结。本文试图在第一节中铺陈他早期的思想背景与根基,第二节追溯分断思想逐步浮现的动力,第三节集中在分断体制论内涵的讨论,第四节则拉出对於两岸问题参照的初步思考。        在进入第一节的讨论前得先做一些必要的说明。首先,本文的定位不在将白乐晴的分断理论引介到中文世界,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本身没有能力用韩文阅读他的各种重要著作,不可能对白先生近半个世纪的著作有通盘的理解,只能从阅读他出版的英文单篇文章与少数的中文翻译著作中,片面的去体会、去捕捉他的分断体制论的形成轨迹。另一方面,由於中文思想界对於韩国的整体认识还不够,更为整体的介绍还是得依赖韩国学者的知识,这个部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曾经在白先生2008年五月访台前,於三月号72期出版了“白乐晴小专辑”,其中包括首尔西江大学著名学者李旭渊(2008)教授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崔末顺(2008)教授的文章,分别评介了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与分断体制论在韩国思想运动界所处的位置,涵盖不同政治立场对於他的批判与挑战;除此之外,十二月号72期也出版了年轻一代学者、成均馆大学柳浚弼(2008)教授具有深度批判性的文章,因此本文不做重复的讨论,敬请中文读者参考这些阅读资源。
第二,读者会想要知道白乐晴的思想在韩国内部如何被定位,这里只能初步点出的是,以白乐晴为代表的《创作与批评》论述团体(包括前后主编崔元植与白永瑞等),在南韩的进步势力中,因为四十年来一直重视民族问题,特别是九0年代以后以超克分断体制为主要的理论与政治思考框架,因此被视为左派民族主义[4];然而,贴标签的方式当然无法揭示政治过程的复杂丰富性,耐心的读者会慢慢发现白乐晴先生及其同志的思想中其实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第三世界主义与批判的东亚区域主义底色,笔者跟这几位《创批》核心成员交往中,深知他们绝对不是闭塞的韩国民族主义者,用白先生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所推动的运动方向是民族的,但不是民族主义的(Paik 1993a: 556)[5]。我个人是这样里解的:白乐晴生於1938年,成长时历经二次世界大战、脱离日本殖民、韩战,而后目睹南北韩的分裂,亲身活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对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帝、反封建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如何从殖民地、战乱、贫困中走出来,朝向现代社会与民主国家迈进,取得民族统一、独立的尊严,是共同分享的心情与企求。扩大来说,这是战前出生、战后成长的“第三世界”进步分子共通的精神状态。要公允地了解那一代人,必须以此为前提,用当下知识状况的理论正确与政治正确的姿态来面对那个时代,是无法内在得去体会他们的生命根柢。就像在台湾,年轻一代今天很难理解比白先生早一年出生的陈映真何以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份子,一但把他们放回那个时代来看,民族情感是相当自然的,尔后要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抛去根本的养成,那才是无情的要求,问题在我们不在他们。与众不同的是,白先生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不断地回应时代的变动,不媚俗的持续更新他的思想内涵,针对新的情势调整论述的方向,继续贴近历史的现实,这种韧性的坚持最终是要受到最高的评价。 最后还得说明的是,有些读者可能更为关切在实际操作面上要如何超克两韩或是两岸分断体制的问题,这也是本人及台社分断小组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付诸实践的,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思想层次上提出初步的分析视野,期待能在将思考问题复杂化的前提下,与思想与运动界的朋友一起构思具体的超克方案,本文结尾处只能提出目前从本文分析中浮现的几点看法[6]。
 
       1. 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想像
              1966年《创作与批评》创刊(简称《创批》),由当时只有28岁的汉城大学英文系讲师白乐晴担任首任主编[7]。在过去的40多年间,《创批》这份立足民间的刊物不仅是南韩民族文学开展的主要战场,与大时代的民主运动同步,也逐步发展成一个独立出版社。《创批》在过去四十余年间,不断以创新来跟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作为季刊能够有超过一万五千份的庞大读者群,足以说明他在思想界的重要性,对於有参与独立刊物经验、特别是对东亚及国际出版市场有些认识的人来说,《创批》堪称世界思想界的奇迹,值得深入研究;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与白先生本生的实践能力有关,他不仅在思想层次上天马行空,难得地是他能够将想法落实。本文以《创批》作为起点,是要将白乐晴思想的民间独立性格摆在前景。白先生虽然长期任教於汉城大学英文系,但是他主要的社会/政治关切大都是在《创批》这个基地上形成与完成的。学院是他的栖身之地,《创批》是他的主要认同、思想工作的空间:作为专业的英美文学研究者,D.H.劳伦斯专家,他有他独特的立场与成就,开展了有原创性的学术路线,训练了不少学生[8],但是他在学院之外的时间、精力与思考是放在《创批》的写作、编辑、经营与组织工作上。这或许也是那一代人特有的能量,同时能把不同的事都能作好。从他出版为数有限但是却是高质量的英文文章来判断,如果处於“国泰民安”的时代,白教授会是国际一流的文学研究者,凭他的思想浓度、宽广的视野,也会是世界顶尖的知识分子,与Immanuel Wallerstein、Jürgen Habermas、Perry Anderson、Pierre Bourdieu、Fred Jameson这些人平起平坐[9],但是在很早期起他就做了选择,扎根於韩半岛,以韩文书写,把他的生命投入他所热爱的家园。        处於1960年代的威权时代,在高压统治下,思想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於是透过文学创作与评论来推展、散播批判思维就变成是主要介入现实的方式。在此意义下,南韩的状况与台湾60、70年代的“乡土文学”是有共通性的,不同的是以白乐晴为代表的阵营是以“民族文学”为大旗来撑起思想的战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特别是在台湾的现实中,民族是一个麻烦的字眼,但是放在当时韩国的语境中,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是一个很自然的称谓,意味著韩民族的文学。那么准确地说,什么是民族文学?        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这篇重要文章中,白乐晴开门见山提出他的战略思考。当时南韩正在掀起一波有关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讨论的浪潮,国家机器投入大量的经费想要带动复古、发扬国粹(类似於台湾的一九六0年代反共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或是一九九0年代由国家动员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站在对立面的白乐晴很敏锐地认为不能因此而把民族文学拱手送给
国家,而是要介入提出不同的路线。他认为民族文学的立足点在於:「它是民族的主体生存和其多数成员的福利受到严重的威胁之时危机意识的产物,而且面对民族危机的这种正确态度,正好成为决定国民文学本身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1998: 211),他紧接著写到:「如此理解的民族文学概念具有彻底的历史特徵」(1998: 211),也就是在面对当下的历史处境,因此不会是去历史的国粹主义。用当代的语汇来理解,民族文学不该是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认识,不是五千年来永恒不变的,或是从当下回收过去所有的经典文学放入同一个平台当中,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当民族出现了危机,民族文学的任务就是以在现实中面对、克服危机为前提。这里所谓“民族危机”的“彻底的历史特徵”,其实就包括了日帝入侵以来的危机,以及眼前直接看到的就是当下南北韩分裂的民族现实[10]。躲开分裂这个或许太过敏感的字眼,他引用经济学家的说法类比民族与“国民”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国民经济相对於民族主体是次级概念,民族是整体,停留在国民层次不适当,「只固执纯经济概念,是对民族经济自主性的严峻威胁的忽视,同样,无视‘民族文学’概念,也会造成对民族生存和尊严的现实性挑战的后果」(1998: 212),换句话说,单单用“南韩”的国民经济体作为分析单位,是片面的,不能掌握以韩半岛为范围的整个民族危机---这是笔者可以读懂的翻译文字中比较早的片刻,在白乐晴思想的深处早已酝酿著“分断体制”的草图[11]。        按照白乐晴对於民族文学的认识是要面对民族的危机,那么对於文学创作的要求就必然是要贴近民众生活,方法上也就会亲近於所谓现实主义,这些都在这篇早期的文章已经提及,日后成为申论的重点。文中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认为指向民族危机的文学创作,不能也不会沦为政治工具,反倒是贴近现实的文学会具有高度的“先进性”。为什么这么说?在分析的层次上,白乐晴赋予民族文学的反殖民任务直接联系到他对於西方文学的理解,他认为像卡夫卡与卡谬之类的名作家,其实没法对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对自身所处国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提出直接的质疑,就会被孤立起来,与自己社会的民众脱离关系,也就造成了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停留在表面和枝节上」 (222)。相对而言,「同民众共呼吸,批判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成为我们传统中最有价值部份的万海韩龙云那样的韩国诗人,即使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也处在多么幸福的位置啊」(222)。他的意思是说,作为被殖民者的痛苦历史经验是相当真实的,但是没有被殖民的位置来体会这样的经验,没有同胞的支撑来分享、体会这样的痛楚,西方的名作家们很难能触动问题的核心,在此意义下,日据时代的韩国诗人有广大的苦难同胞分享其文学中所抒发的痛楚,其实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他进一步认为光是对帝国主义批判是无法成为先进的世界文学,「因为有意义的批判不只是同强大的外来的势力的斗争,更是同自己本身的斗争。它需要有高度的知识和情感方面的锻炼,以便在自己民族内部有意无意地识别出迎合殖民统治的势力并加以批判,进而在自身心灵深处,能够区分和战胜封建精神和买办意识」(1998: 223)。换句话说,民族文学要具有深厚的自省反思意识,反封建是要克服民族自我中的保守性,反帝、反买办是要确立主体意识,这样的双重任务是极为困难的,与“殖民现代性”的召唤相互矛盾,亦即,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验来理解,在返古的传统主义与彻底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两极之间,要能建立批判的主体性其实是如临深渊,已经形成的基础不足,只能踩在薄冰上前进,但是也只有维持这样的张力,才能重建主体性,也才能确立民族文学的先进性。在此前提下,韩国的民族文学其实正是现代文学的同义词,它形成的契机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同时也是对抗民族内部贵族阶级的封建守旧,所以民族文学不能是那些以贵族为主体、脱离民众生活留下来的作品。同时,民族文学也不能变成逃避政治现实,躲到过去的乡愁当中,他用强烈的语气指出:「真正的民族文学与任何感伤的或政治策略性的复古主义势不两立,它也绝不能流为国粹主义」(1998: 244)。白乐晴长期坚定反对国粹派的立场,又同时反对买办式的全盘西化,是以建立韩民族现代主体性为本,在这点上似乎是与五四以降的鲁迅传统相通的,这也就指向了“背腹两面受敌”的第三世界共同经验。        特别要指出的是,白氏所谓民族文学的先进性问题,不是关闭在韩国内部来认知的,在一九七四年〈如何看待现代文学〉一文中,他进一步把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联系起来,并且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先锋性。他追溯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文学与批评,认为D.H.劳伦斯是西方文学危机最终的表现,此后没有出路,而第三世界文学因为不被这整个系谱所制约,所产生的文学反而超越那些局限。他以智利的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 为例,认为西欧文学陷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两难,而拉美的超现实主义没有这些包袱,贴近社会现实与群众;同样的美国黑人文学也开出了新的路径,甚至创造转化了美国文学。亦即,主体位置历史经验的不同,提供了突破僵局的可能性:「由处於西方局外的人去体验、认识和摆脱它也许会容易得多。换言之,同多数大众一同,作为具体的历史事实遭受过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岂不是可以不牺牲对自己社会日常现实的关心,也不牺牲同自己国家民众的连带意识,便以超越西方文学局限性的作品吗?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全世界文学的真正先锋,其原因正在这里」 (249)。因此,白乐晴的思想中,第三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份,是客观的历史处境促成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先锋位置。但是这充其量也只是潜在的可能,他提醒我们:「后进国应培养自己的能力、以便主体地适应以西欧为中心地先进产业社会地世界支配性,在这种适应过程的深层,隐藏著后进国容易自告奋勇地被编入先进国地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249;强调是笔者所加)。白乐晴在这里的提醒暗示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一方面为了追求基本的生存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所设下的结构与游戏规则(“超英赶美”),但是同时又必须要有主体意识的去“超克”这个体制本身的限制,目的正是在寻找世界的新方向。「适应…超克」尔后构成白乐晴思想方法上的核心,这是在主体位置的思想,是韩国也是第三世界的,是在整体世界战略位置上的思考,或许这也正是激进派批判对白氏批判的重点,因为“适应”意味著接受现实,而非彻底否定与推翻。        白乐晴对於第三世界的认同是长期的,一直到近期的著作中他还是用第三世界来定位韩国[12]。他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来自何方?在检阅白先生出版的文献中,笔者认为可能来自於几个方向。一个是五0年代第三世界主义以降的批判思考风潮,包括六0、七0年代在国际学界影响甚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第二个资源来自於他的文学训练与阅读,他曾经提及他大概是1960年代最早在韩国教授美国黑人文学的人[13],这些文学与西欧文学有本质上的差异。第三是韩国本身的殖民地经验;虽然后殖民主义到八、九0年代才在美国学院登场,他早在1969年就发表过〈康拉德文学与殖民地主义〉,在共同的历史经验中脱离殖民地,其间的连带,很难找到比第三世界更好的座标、定位与认同。在1974年的这篇〈如何看待现代文学〉近结尾处,法农的〈民族文化论〉是他极为推崇的精神资源,他说:「所谓从殖民地状态中逃脱出来,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问题,而是意味著克服殖民地统治下的极端非人性和歧视性的人性文化的再生过程。对於沈浸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将成为不陷入单纯的复古主义与原始主义,而重新找回民众连带性的艰难工作。它只有冷静地认识殖民统治当事人现代西欧社会的历史特徵,并积极参加民众的反殖民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成就。这必然会成为不仅为殖民地知识分子自身,也为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人类而创造新的历史的结果」(252)。对他而言,法农的意义不仅在於对於殖民主义的分析,也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参与,「他的为主体生存而进行的第三世界斗争正是创造人类新历史的主要课题的主张,仅对韩国文学也不能不带来极大教诲与鼓励」 (252)。从他对法农的态度中可以发现白氏基本的想法,特别是回到一九七0年代还是处於相当闭塞的思想状况中,第三世界的想像与连带就成为相当重要的精神支柱[14]。也正是第三世界作为象徵与想像的资源,同时内在也外在的存在,使得对於民族的认识找到了更为宽广的格局,跳脱了民族主义的关闭性[15]。(相对於南韩,台湾战后的批判圈几乎没有第三世界的意识及座标,原因何在?与后来发展出关闭性的民族主义是否关连?这些是值得研究与深究的课题。)        如果说以上是白乐晴思想在一九七0年代所浮现的基本轮廓,那么在一九八0年代期间,他部份的工作是放在文学理论的清理上,基本上是透过来自不同立场的挑战以及回应新的历史条件去深化民族文学论。1985年的〈现代主义续论〉,是透过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论辩,为现实主义文学在第三世界或是韩国的当前现实意义进行辩护。1986年的〈作品、实践与真理――为提高民族文学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而工作〉,论辩民族文学不能因为民族运动与民众运动的现实性而丢弃艺术性与科学性。同年,1986年的〈民族文学的民众性与艺术性〉,基本上是与八0年代兴起左翼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强调民族文学本来就是民众文学,同时坚持不能因为服务於阶级运动而不顾文学本身的艺术性。1990年的〈民族文学论与现实主义论〉逆水行舟,再次主张第三世界的现实主义才是最先进的文学,以此立场拒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同时因应新的情势,开始接触到北韩时,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反思。除了理论工作外,白乐晴持续进行的文学评论工作,包括了欧美文学的讨论,以及韩国本身的民族文学[16]。这个部份有关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讨论,笔者受限於知识能力不足,无法充分理解,还有待中文学界专攻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同仁能够细心处理。        对这一节的讨论做一个小结。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是以面对民族危机为前提,也就是日本殖民主义以降到战后的南北韩分断为对象,这与世界各地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精神一致,具有强烈的第三世界连带意识,这些在七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思想成为他根本的骨干。
 
 
       2.面对“分断”:突破知识限制的契机
 
       白乐晴思想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与时代的同步性,他的分断体制论也是在大时代的运动中逐步形成。严格的说,他对於分断体制的讨论到了九0年代才因历史契机的逐渐出现而较为集中,之前零星的论述大都散布在不同的语境中,要从这些不同的脉络中才能掌握到分断体制问题意识的根本关切。        在不同的文脉中,白乐晴都明白地表示将分断体制理论化不该是他的任务,他的分工专长是文学,该有更有知识基础的人(社会科学、历史、哲学)去完成[17],但是总是等待了半天比他更有知识准备的人都没有出来呼应,只好自己硬著头皮继续谈。这个现象看来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其实反应的正是知识状况出了问题:南韩的学术思想界被既有的(移植来的)知识方式绑住,无法积极的提出根植於在地经验的历史解释,面对韩半岛的现实问题(台湾的知识状况更是如次)。在此意义下,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蕴含著突破知识限制的创造力。扩大范围来说,南韩知识状况的限制也是第三世界学术发展上共同的问题:当(移植来的)学术思想方式没有办法有效解析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往往就会将所面对的问题视为不具有普遍意义,就这样轻易的跳过了,或是认为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知识问题,因而丧失了突破既有知识格局的契机。我个人认为这是当前知识困境的核心问题,在台湾尤其严重。 在我掌握的文字当中,1975年的〈民族文学的现阶段〉已经提出了分断的概念,基本上是在呼应历史学家姜万吉提及“分裂时代的史学”,转放在民族文学的语境中,而白乐晴对於问题的根本认识却是认为在当时的语境下,“恢复民主、实现国土统一”是韩民族历史所面临的新阶段(白乐晴,1998: p. 6)。虽然在分析中他阅读了像黄晳暎的重要小说〈韩氏年代记〉(1972),以南北韩分隔所造成的个人生命的失落为主题,但是白乐晴主要的问题意识放在恢复民主的问题上,认为这是1970年代民族文学的基调。作为开启分断体制论思想的背景,主要的契机出现在对於韩国社会构成的辩论当中,表现在1985年的〈民众、民族文学的新阶段〉,这篇文章是1975年上述的这篇文章出版之后,面临新局势的一次立场更新。 从文章的题目大概可以嗅出,这一波的挑战来自於1980年代达到高峰的民众运动。在南韩当时的语境中,由於政治情势使然,阶级运动的字眼是禁忌、不能使用,会被立即抹红,也就用民众运动来取代,简单的说,七0到八0年代民众运动有强烈左翼阶级运动的色彩。在1970年代当民众一词在开始被使用时,白氏对於这个暧昧不明的指称有质疑(1998: 63),但是到了八0年代中期,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使民众运动能够与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正是在厘清民众与阶级两个概念的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些端倪。白乐晴反驳的对象是郑昌烈,后者的〈民众的民族主义〉一文将民众视为被统治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追溯朝鲜王朝,经过日本殖民统治到现代,过程中意识的变化。白氏认为民众是复杂的构成,不能被化约为被统治阶级,他提出的问题是:殖民时代与分断时代,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差异?在郑氏的思考中,资本主义先进社会中,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构成社会结构的整体,但是在殖民地社会中,上下不对应,因此在人类史上是独特的。白先生不能同意的是以理论模型来理解现实,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标准丈量殖民地,他认为这是“公式主义的误谬”(1998: 67)。关键在於:要如何在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连结中分析整体的社会形构,才能够厘清阶级位置?在此前提下,民众、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再放入战后的分断状况中又要如何从民族整体来讨论两个社会? 请读者放慢脚步再次阅读上述的几个问题,其实是相当难回答的,如果我们简单的用马克斯主义上下层的模型集中讨论两韩的下层结构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两个社会摆在一起时要如何描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分析的知识问题,也暗示了分析后的策略思考:「无庸说,在我们现有的历史出发点上,这个联合体的存在同民族统一的大业有直接的关系,而统一大业本身,也只有通过阶级和阶层不同生活的理解,才能够完整地发挥现实的力量。那么,如今我们应该从哪里去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这种力量,并且使它壮大起来地生活逻辑?」(1998: 68)。正是在与马派基本分析架构进行对话的时候,凸显了批判圈知识的限制。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一种面对西欧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分析工具,根本上是以“一国”为分析范围,不仅无法面对殖民地的复杂状况,也无法处理非欧陆的“现代”社会,如战后韩国社会存在的贱民阶层,要如何从阶级分析来解释?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可以用分析工业社会为主要参照的马克斯主义来直接套用吗?最为关键的当然是一但把两个分割的社会要放在一个分析架构当中,要如何进行分析?特别是这两个分割社会千年以来是一体,一个世纪的变化就没法进行整体分析了吗?总之,如果前提是要面对理解真实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以现成的理论来套用,那么很显然地碰到了知识上的障碍。(同样的挑战直接冲击的该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界,要如何对两岸从一体到日据分离,到国共分断,进行历史的,整体的分析?)        对於现实锲而不舍的张力在1988年〈现今的民族文学与民族运动〉中更为激化。这里,读者必须注意的是:1987年的六月抗争没有能够直接推翻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换到更多自由民主的空间,使得两韩议题可以更被公开讨论,是在这个新的脉络下民族文学与民族统一运动进入了场景的前台,与先前紧缩高压的政治状况不同,话也越说越清楚。这篇文章的对话对象仍然是阶级运动者与马克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白乐晴从民族文学论这一边提问:「因为常说现代韩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这一命题,但究竟怎么样解释分裂这一点总是不能释然的缘故」(1998: 108)。亦即,在论争民族分裂问题是否是韩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带出了一连串的理论问题:南北韩的分裂可以用“两国关系”来看待吗?分裂是内部矛盾?还是内部与外部矛盾的复合体?同时要如何理解整体社会结构?在分裂状况下,有可能走向高层次的民主化与民族的自主吗?是在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中,白乐晴开始被迫集中在对分裂问题的整理与厘清。 对照二次战后不同“部份国家”的经验,他将南北韩定位为:通过分裂,成为各自属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类型(1998: 113)。参照来看,东西德的经验没有韩半岛先前的殖民地历史(这点极为关键,德国与日本都是殖民者,但是战败后,日本没有分裂,是将殖民地交还),台湾与中国大陆规模相差太大(后详),这使得韩半岛的经验成为非常特殊。他认为极为迫切的知识任务是要去厘清:「基於新的矛盾的分裂,是如何被南与北各自相异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而再生,并贡献於它们矛盾的再生」(1998: 113),这句翻译文字不容易懂,得耐心龃嚼,虽然分断体制的理论概念此时还没有完全成形,但是作为主要的成份,分断体制造成矛盾的自我再生产的功能(特别是对各自的内部矛盾、相互的外部矛盾、整体的外部矛盾),已经被敏锐的提出,要找到适当的分析概念来统合相关问题成为日后的思考方向。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体现的是比较清楚地在思想的方法上,韩半岛应该作为整体来分析已经出现,但是要如何不以“两国论”而以整体来分析两个已经相当不同的社会?他本人知道其中知识的困难度与挑战的严峻,但是不能逃避责任(正如同我们在台湾要思考两岸问题,但是又对战后大陆缺乏内在性的充分认识)。下面这句话可以反应他的基本心情:很多人会说,「单是研究南韩社会已经是难以胜任,再加之动辄逮捕,资料殆尽,而同时要搞自由议论受到极度限制的北韩研究,难度可想而知,但不搞则不成吗!」(1998: 114)。也就是在这样的知识动力下,分断体制的理论化工作被提上议程[18]。        以上这篇〈现今的民族文学与民族运动〉是1988年发表的,在一年以后出版的〈统一运动与文学〉中,“分断体制”俨然已经成为白乐晴论述中的关键字。有了分断体制的分析语汇,他逐步开始把问题定位的更为清楚:分断体制的根本矛盾不在於南北韩政治体制之间,而是「南北韩民众与分断体制之间的矛盾」(1998: 21),这个关键的认识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位置,是站在两韩民众的视角揭示矛盾,也暗示了超克分断体制的主体必然会是两韩民众。他再次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运动论者对话,因为社会科学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原理中没有分断或是统一的概念,所以认为克服分断体制的运动排除在科学的思考之外,他认为这样的讲法是因为「尚未触及到我们生活的分断时代,分断社会具体现实的原因」 (1998: 121)。也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他对於文学的阅读多了一对专注的眼睛,例如前面提及重要作家黄晳暎的〈韩氏年代记〉,白氏在七0的阅读重点在“恢复民主”,不在分断问题,但是到了1989年这篇文章,黄晳暎的新作《武器的阴影》,一本描述韩国人如何被编入越战的小说,他已经开始藉此机会对照南北韩分断与南北越的基本差异:越战是反殖民运动的延续,是将外来势力赶出的民族解放斗争,而韩国的状况则是,外来势力的介入是造成分断的原因,但是并不直接控制国家机器;在白乐晴的视野中,藉由书写越战,黄晳暎把反美、反帝问题带入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的议程。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北韩(以及延边朝鲜族)的文学纳入了民族文学的视野,虽然字里行间这样新的接触难免显现有些隔阂之感,不如他对南韩民族文学的认识来得信心满满,但是这样努力去理解北韩文学状况的企图本身,就是在知识实践上去克服分断体制。下面这句结尾的期许可以看到白先生当时内心决心已定:「在史无前例的僵化而充满杀气的分断中,南北各自却创造出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的情况下,欲克服这个前所未闻的分断体制,我们的统一运动如不是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运动,则难以成功」(1998: 153)。白先生知道前途坎坷,但是还是得挺起腰杆,继续前进。        在本节结束前,做一个小结。本节想要呈现的是从一九七0年代中期到一九八0年代后期,“分断”是如何有机的存在於白乐晴思想的背景,慢慢的被迫走到前台来。笔者没有能力全面的掌握时代大环境的客观变化,也无法充分传达思想主体在变动中白先生(乃至於南韩社会)精神上的起伏,但是在整理与阅读中深深体会到白先生不是那种闭门造车、抽象思考的理论家,而是参与到社会脉动,与时代共同呼吸,同时执著於知识论辩的人,没有论争,没有跟紧时代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没有他充满生命力的思想。白乐晴在此时已经将七0年代恢复民主为优先的认识向前推进,理解到八0年代后期历经八七革命失败后发现南韩民主运动的限制与前景,没有办法与两韩分断问题分开来讨论,将分断与民主摆在同样高度的位置是他对思想运动方向的调整,这正是他最具原创性的地方,却也是最被批判的部份。
 
 
       3.分断体制及其超克论
 
       在以上追朔形成轨迹的基础下,讨论分断体制论的时间比较成熟了,说“比较”的主要原因是笔者本身语言能力的限制,白乐晴1994年的《变革分断体制的学习之道》与1998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动摇的分断体制》,两本韩文著作都没有完整中译或英译,据我所知,后面这本书英译还在翻译当中,预定由首尔大学与加州大学共同出版,只有两三章有英文本,中译也只有第一章,因而以下的讨论是相当片面的,只能从既有的翻译资源中管窥,期待以后英文版问世后可以再修订。        一九九0年代期间,白乐晴在不同的文章里开始企图厘清“分断体制论”的内涵,其中包括几篇重要的英文论文,分别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以及Interventions[19]。在“South Korea: Unific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  (1993b)一文中,他很具体地指出分断体制的形成,成为两韩政治领导人相互利用,藉以强化自身威权统治的藉口。在李承晚政权时期,除了“进军收复北方”外,根本上禁止谈论统一。尔后,民间呼声强大,使得朴正熙必须跟金日成签订1972年的联合公报,却又被朴正熙利用来巩固他的地位,变成终身的大统领,同时金日成也藉此机会修订社会主义宪法,强化权力;两边都是以怕被对方吞噬为群众的心理机制,藉以复制自身威权统治的正当性。同样的例子是,1989年卢泰愚以进入“国家安全阶段”为由,大肆逮捕异议反对份子,这样的场景在台湾战后相当熟悉,威权体制以反共的国家安全之名,可以任意铲除异己,或是为了防御共匪赤化入侵,所以必须巩固领导中心,云云。简单的说,分断体制的存在是打击民主力量崛起的最佳武器,所以强化分断的事实是南北两边政权不须协商的共识。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分断体制不是突然一天从天而降,有其历史过程,白乐晴是透过参照越南及德国的经验来阐述韩国的历史背景。他认为越南的分断源自美国透过战争手段,强势取代法国作为殖民主的地位,所以越战是反殖民运动的延续,美国输了,南北越同一。而德国所反应的是全球冷战结构的在地分断,一旦冷战的一方失势,分断於是快速解体,强势的西德统一弱势的东德。他认为冷战虽然在韩半岛的分断虽然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主要的动力是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方案,早在冷战之前,而确立分断的里程碑是韩战,北韩受到中苏共产阵营的强力支持,南韩则有美日资本主义集团为后盾,在此之后,两边具有高度敌意、不同性质的国家结构所形塑的社会,慢慢出现有系统的差异,体现在“民族、集团间、半岛内”(national, inter-bloc, intra-peninsular)的冲突当中(1993a: 78),并且与社会内部矛盾,如阶级与性别,交织在一起,如分断体制中的军事对抗与父权体制的强化交错,又如南韩反共国策造成对於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强势镇压。正因为如此,白乐晴看到了民主运动必须以超克分断为前提 (1993a: 79)。        〈为了克服“分断体制”运动的“日常化”〉是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九七年十月韩国研究国际会议中发表的论文。白乐晴带有犹豫的心情被迫将分断体制图像化,这个以描绘现实的理论,由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动态关系相互牵制而形成:世界体系、分断体制与南北两个社会体系。由两韩社会体系所组成,分断体制是世界体系的一部份,三者都不是关闭系统,三者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的特定关系,随著不同的历史情势而有改变 (2005: 24)。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种社会体系,所对应的是它的次级体系的南韩社会,由不同的资本主义机构所构成,它本身不是自足的,运作必须与上层的世界体系挂钩。较有争议的会是北韩,白认为北韩的社会主义体系不但不独立於而且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份,透过后者的上层结构――现代国际体系或可译为列国体系(inter-state system),连结起来。换句话说,在白氏的世界观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全球整体的下层结构,国家机器所组成的关系网络(如联合国组织)是上层结构。关键在於,白氏认为北韩跟南韩一样,都不是自我完成的体系(self-complete system),不能简化的说是由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社会机构所构成,然而横跨两个社会、笼罩整体韩半岛的分断体制结构,有形无形中产生了庞大的作用力,在各自的内部与两者之间,动员了冲突、对立与敌意,效果上复制与巩固了分断体制本身。 白氏进一步的指出,两韩的社会参与到世界体系的特定方式与条件不是自主的,直接关乎分断体制的中介,分断体制的张力越强,世界体系得以对两韩施展权力的空间越大。如果把他的说法用两岸经验来理解,特别是放在inter-state的世界体系层次,大大小小的国家机器因为分断而有机可趁,因为可以在两边的恶性竞争中获利,两岸关系越是恶劣,越是如此。因此,他这么说:「没有“分断体制”的概念作为中间的词项,南北各自体系的运作没法被适切的解释。这不仅仅只是认识论的问题;这也是实践(praxis)的问题,因为在韩半岛上,任何有力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与超克分断体制的任务分开,不论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各自范围内寻求在统一或是改善关系,抑或是大规模的对世界体系进行改革或是革命性的变革」(2005: 26)。换句话说,分断体制是分析概念,透过它我们得以看清部份的与整体的动力场域,同时认清了这样的事实,它必然也就成为一定要超克的对象,消除分断体制才能将韩民族取得公平的主体位置。但是同时在字里行间,我们也清楚地得到了讯息,对白乐晴而言,超克分断体制不仅是韩半岛内部问题,也是对世界体系进行变革,必须由韩半岛进行一点突破的任务,这将正是超克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之所在。        前面已经提及“国家安全”是如何被用来打击民主、维持政权、强化军事力量,同时也就再生产分断体制本身。放在韩半岛的语境中,因为惨烈的韩战经验,因为相对於两岸的台海区隔,两韩是紧密连在一起,国家安全不全然是意识形态的假问题,这是分断体制得以形成的重要物质与精神基础,造成很特殊的现象:两边的强硬派相互仇恨又相互配合,形成极为微妙的共生关系,共同维护分断的现实。与此同时存在的尴尬状况就是强大的韩民族主义,会容许承担外来势力介入的指责,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在所谓冷战结束后仍然遍布南韩国土。成为各方角力的六方会谈,更说明了分断体制的强大,一方面让各种外在势力得以进入,一方面又要藉此来弱化分断中两韩的对立强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张力表露无遗。        那么要如何超克分断体制这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庞然大物?        白乐晴首先的提醒是,虽然分断体制论设定了基本的两造,一方受惠於分断体制,另一方的两韩民众是受害者,但是不能因而跳到支持民粹立场,把两个政权当成敌人,就像两边与各自民众之间的利益是分歧的一样,国家(state)作为政治力量冲撞的场域,两边政权的利益也大不相同。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者必须要在不同的状况之中,看清楚动力场域的局势,站在民众利益的观点来推进。白乐晴用的隐喻是:这是一个多元方程式,其中有两个国家与一组民众,这组民众同时是一也是二 (2005: 29)。这个方程式里同时包括了世界体系的作用力,所以在局谱中不能够忽视强国的力量,像美、中、日、苏,必须充分了解它们自身与彼此之间的利益与差异。他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从战后起对韩半岛就一直有最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时两韩如果统一,对美国而言又是最不受威胁的,只要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因此超克运动无须对於美国过度的丑化,要把它当成客观因素,纳入动力场域进行分析。        如果说民众是超克分断的运动主体,白乐晴清楚地认知困难的程度,不仅现况是南北民众因分断而相互不理解,而且在未来当统一运动融入生活的层次,差异也会非常大。这里他似乎仰仗了朴素的乐观主义:「分断体制论所设想的是两韩民众会在统一的共同目标上结盟,如此将扩大他们在生活上的主导权,虽然两边的民众会在各自立即的需要上以不同的方案进行内在的改革或是变革。因此,他们开始的工作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运动终究将汇聚成一股力量,中期目标在超克分断体制,长期目标在改变世界体系,因为他们短期的不同方案基本上来自於同一个世界体系的运作,同时由横跨韩半岛的分断体制所中介」(2005: 31-32)。就跟所有对社会理论家未来的预测一样,这是白乐晴分断体制论最被质疑的地方。两岸民众互动已经近二十年,分歧还是相当深,虽然在各自存活的社会中批判自己的政府,但是对自己所在政权的相信力远远大於对方,要如何形成双方民众的越界结盟确实是难的问题[20]。有关这部份的问题,白先生寄望透过具体的危机,如北韩的粮食短缺,南韩民众积极援助,来促进彼此的合作。就像四川地震,台湾民间的主动捐助,这些都是重新建立彼此信任的契机。        超克分断体制无法逃避的问题是对於国家结构的想像,包括如何看待既存的两个国家机器。白乐晴认为作为维系分断体制的要角,两个国家体制终究是要超克的对象,但是从民众的视角来看,超克运动不可能支持以战争方式一国征服另外一国,而是必须凭藉民众运动的不断强化才能超越两个政权各自的利益。由於和平共存是先决条件,他认为以复合国家(compound state)的松散形式所构成的邦联或是国家联合(confederation) 是务实的想像[21],事实上这样的方向在1991年的两韩联合公报,与2000年的两金会谈后的共同宣言中,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Paik, 2005: 33-34)。显然confederation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之后该如何走,白认为走一步算一步,无须事先设定,但是未来必须要创造新形式的联合政府 (federal state),它的存在是要回应民众的需求,赢取民众的支持,也才可能结束分断。在这篇文章的后记中,他回到文学批评家的位置,用隐喻的方式来描绘两韩的关系:
 
如果我们采用一对夫妻的隐喻,那么(再)统一(reunification)不必要被视为两个年轻人第一次的结合,而是一对老夫妻因为争吵而长期分离之后的再次结合,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或许也有其它的爱情关系,但是到最后尝试重新建立关系,因为他们终於迟迟地体会到这样继续的分居下去不切实际。(2005: 71)
 
这个丰富的隐喻中可以拉出不同层次的分析,婚外情的对象可以是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当初的争吵是年少轻狂各持己见,但是关键在於是否两边都是缘未尽情未了,在感情的层次上希望复合,如果确实如此,那就不会只是在理性与利益层面的精算,是否需要仪式上的再婚都已经不是重点,甚至离婚后的再次同居都是可以用很弹性的方式来生活在一起的。白先生后来在2004年的一场演讲中表达的很深刻:
 
我建议改变我们对统一的概念,丢掉单一型国民国家这一“完全统一”的固定概念。在南北双方确定在联合制与处於较低阶段的联邦制之间能够找出了这样一个点来实现了南北间的首次统合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进“第一阶段统一”实现的新思路。换言之,首先我们应该放下什么是统一,何时统一的问题,转而从多方面入手,和平地促进南北的交流和实质上的统合。如果,有那么一天,南北双突然商量说“哦,原来已经统一的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向世人宣告统一吧”,这才能称得上是我们自己特有的统一[22]。
 
简单的说,白乐晴认为统一的过程该是渐进,共存,不是德国或是越南模式,由一边合并另一边,而是在民间的自由往来中化解敌意,走向和解,这样的统一是实质的,本身的互动就是在创造新的统一形式,不是在学理上先发明准确的政治体制,而是有机的形成合於双方的互动机制。将统一议题放回超克分断体制的问题意识来看,白乐晴一再提醒超克分断体制的意义远远超出民族统一的意涵:「韩半岛的统一不能被认知为民族的再统一而已,而是在铲除作为世纪体系关键的次级构成的分断体制」(Paik, 2000: 73)。换句话说,摧毁分断体制的目标与内涵,远远大於一般对於统一运动的理解。        作为务实的唯物主义者,白乐晴不会忘掉经济问题,他认为要能够超克分断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维持南韩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他注意到,南韩战后快速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低工资、高工时等(也包括伴随而来对美国的政治与军事的依赖)已经过去,消除分断体制的重要性就是在强化竞争力。同时,拆除分断体制必然会是在韩半岛的范围内,建立更好的社会,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也会是走向改革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一大步。这个部份他不是停在喊口号上,其实有很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分断体制的存在使得北韩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使南韩实行真正的自由民主,虽然两边都声称自己是,其实与真实之间距离很大;在此同时,必须要认识到所谓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都已经暴露了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在统合的过程中去思索另类的、适於韩半岛的民主形式与经济机制 (2005: 74-75)。所以超克分断体制也必然意味著超克对於既有自由、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等的想像,分断社会间的差异在不断互动、交融中必须能够产生新的形式与逻辑,这才是白乐晴认为韩民族对於世界最有贡献的可能之所在。        白乐晴很清楚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不能光靠理论家的空想,整篇文章的后半部是在跟阶级、环境与性别三大社会运动对话,把这些运动的关切与分断体制的问题意识连结在一起,企图游说他们将超克分断问题纳入运动的蓝图,能够推动民众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积极参与。我们很难判断个别的运动团体,是否会接受他的游说,个个团体有其自身关切的优先性,除非有内外因素的压力大到要进步力量联手才能克服危机,否则分断运动很难找到广泛、深刻的施力点。        以上试图在白乐晴的思考脉络中理解分断体制论,现在用我自己的语言去概括。两韩分断体制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形成的过程,立即的过程是以韩战为分水岭的东亚冷战结构的形成,但是如果我们把过程拉长,把冷战当成是全球殖民帝国主义的延伸,在东亚战后由美国取代日本殖民帝国的霸权位置,藉由东西冷战对立的机会进入东亚[23],这是一个不是两个过程,那么分断体制的长期过程必须追溯到日本对韩半岛的殖民开始,不能切割开来理解;更直接地说,没有封建体制的腐败,碰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内外两种条件的交错,后来民族分裂的可能性会相对减低:日本四十年殖民韩半岛,使得韩民族丧失主体权力,造成二战后日本撤出时,正当民族开始有条件自我重建又没有实力,美苏两大集团才有机可趁。因此,超克分断体制必然意味著重新清理封建王朝体制、战前殖民主义与面对战后新殖民帝国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在世界史的笼罩下,韩半岛分断体制所组装的三层运转结构是相互穿透、牵制、吓阻、搭配:世界体系(包括资本主义系统与国际体系)权力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分断体制本身的权力平衡(如社会主义阵营在八0年代末期的倒台,造成苏联的力道减弱,相对而言中国在韩半岛的影响力上升;日本在七0年代、中国在九0以后的崛起,也都会变化美国的结盟关系);作为社会体系核心构成,两韩国家机器(包括军事对峙、国安体系、思想意识形态教育等)内部的变化,如南韩的政党更替、北韩领导班子的取代,南韩经济力量的增加等,也直接关系到分断体制的稳定性与平衡关系。虽然分断体制本身是变动的,与世界体系与两韩社会体系的关系也是变动的,但是在结构的层次上,已经形成了相对自主、自我再生产的机制。把话说的更清楚些,因为分断,因为分断体制的存在,两韩社会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东亚区域乃至於世界政经体制中,是相当有限的,相对於非分断社会,它必须更依靠外力,或是让外力有更多可趁之机,也就必须承担主权的不完整所带来的民族尊严受损(如美军基地驻扎国内),南韩有世界上最大的反美运动,但是也可能是最对美国化主动开放的地区,对於美式现代性的追逐反过头来歧视北韩社会的落伍,这些矛盾的表现正是分断的结果。如果说分断体制是长时期的形成,它的效应深入人心,那么超克分断的运动必然不能只是在看得见的体制层次进行消解,白乐晴呼吁要将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日常生活化,就是要在社会主体性的层次操作,更何况运动的主体就是民众本身。                                                                                          
 
       4.思想两岸
 
       本文一开始就强调,白先生本人认为分断体制的概念是在掌握南北韩的分裂状况对於其他地方如台湾与中国大陆并不适用,南北韩两地体积大致相当、实力大致均衡,而两岸规模差距甚大,接近於“部份国家” (1998: 113),进一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看来,台湾所代表的与其是如朝鲜半岛上的分断,不如更是中国在1949年随著蒋介石军队被中国共产党击败,因而统一(中国大陆)之后,一项还未解决的事务。因此,这当然不是一种由大约对等的对抗双方,所构成的真实分断。」(2008: 212)。白先生提出两岸的不对等性的论点确实是重点,提醒我们在看待两岸问题时要坚持平等对待,但是不要太大头病,妄想台湾的体积与地图可以随时放大缩小。但是两岸关系又不属於partition的类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这两个案例是双方同意分离,相互承认,以各自的身分进入inter-state体系,而二战后国共彼此都拒绝分离,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而自己是代表全中国,但是同时正是因为实力与体积的庞大差异、长期的分治,特别是在inter-state的竞争上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提供给不同的国际势力见缝插针的机会;到了民进党政权期间,国共之间的“共识”显然不存在,分离主义的移动方向,却使得冷战松动后已经弱化的“亲美反共”重获生机,强化两岸之间的对抗。这整套长期形成的机制要用什么比分断体制更精准的理论概念来描绘?如同白先所言,任何地方的历史经验说到后来都是特殊的,无法用简单的理论类型来完整的解释,关键在於相互的参照中是否能够使问题浮现的更清楚,产出更具生产性的知识。        那么,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以韩半岛为对象,对思想两岸问题可以起有什么样的参照作用?        分断体制论在方法论上最为关键的原则就是要以两韩在韩半岛所形成的整体状态为分析的立足点,因此在讨论两岸问题时要关注各自的状态,两造的关系,以及整体的历史过程。这个思想的方法有其分析上的重要性,因为它贴近於真实的历史过程,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它也预设了分析者必须对两边的历史状况与变化有充分的研究与认识,特别是能在历史的实质关系中联系起来[24],目前来看知识准备不够,确实很难做到,以下的讨论还是基本上建立在对於台湾的认识多於对於大陆的理解,乃至於想像。        两岸的分断历史较韩半岛来得更久,如果两韩是以1953年韩战结束为切割点,那么两岸分隔则是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为起点,比南北韩长了近六十年,至今超过一个世纪,时间的长远差别意味著主体意识上的距离感更为疏离;两韩以看不见的北纬38度线相隔,台湾海峡却是物质性的隔离,空间与时间的加成作用,使得两岸的分断更为深厚,也更为复杂,不利於重新整合。虽然两韩与两岸都必须追溯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是两韩的日据经验基本相同,而两岸则有全然不同的经验,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大陆从来没有受过日本统治,面临的是列强割据的半殖民地命运,历史经验的不同造就的不只是日后岛内的族群冲突,更成为两岸难以相互理解的藩篱[25]。白乐晴指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相对於对台湾,是相当惨烈的,造成的民族统一的动力也就相对强烈;对照来看,相对温和的统治使得台湾没有迫切的需要快速统一 (白乐晴,2008),但是,南京大屠杀在大陆的人民记忆中却又构成重大的中日之间民族仇恨。换句话说,战前不同的历史经验,乃至於认知的差距,成为两岸分断日后得以深化的重要前身,这在两韩基本上不存在。战后虽然南韩与台湾一样,在冷战对抗中,九0年代之前没有开启讨论日本殖民主义的空间,而在大陆与北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现代史最重要的民族问题。这里浮现的差异意味著:知识上,两岸要想要超克分断,战前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与八年抗战的经验必须重新整理,不能轻易跳过。更具体的说,大陆的现代史观如果将重点摆在八年抗战,不是甲午战争,台湾的史观因为已经分隔而去除对八年抗争的理解[26],这样两造对历史理解的分断会持续分化。同样的问题存在於“美国帝国主义在东亚”的问题,不同的是南韩在1980年光州事件后已经逐步形成的共识是南北韩的分断与美国在全球冷战结构的霸权位置直接相关,而台湾战后从未形成大规模的文化思想运动,挑战从国民党到民进党统治期间,美国帝国主义介入的正当性问题[27]。扩大来说,在知识上超越两岸既有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史观是关键[28]。这个史观不仅需要以整体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变动为背景,同时必须在方法上把两岸分断放入世界史与区域史的动力场域中来解析,才能不陷入台湾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        如果说大格局史观的重建是超克两岸分断的前提,那么在台湾的语境中可以看到客观条件使得问题格外的困难与艰巨。诚如论者指出,不仅两岸之间存在著台湾独立问题,这是两韩没有的,同时,“台湾的民族主义/民族文学,除了日据作家和少数例外,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明显的,与左派的历史渊源也不深,因此很难从整个东亚、或是亚洲格局来思考两岸问题,没有这个宽广的架构与视野,两岸恩怨情仇很难消解。只有把百年来台湾的苦难摆在帝国与殖民的脉络中,台湾民族主义者才能看到中国的苦难,才能比较同情地看待中国,也才能梦想未来、建构未来。这种史观在台湾极度缺乏”[29]。的确如此,在大的思想与生存环境长期是普遍的“亲美反共”,要如何建立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帝的世界史观?还别说这样的史观要能够深入人心,才有可能突破既有的历史认识,从当下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绝对的悲观主义也是与事实有落差的,虽然台湾的反帝思想传统较南韩来得薄弱许多,然而香火也却从来没有完全断过;像台社这样的批判性学术思想团体,必须要能够自我鞭策,扛起责任,纵使我们充分体认困难的程度,也要面对问题。        与史观直接相连的是分断体制在两岸之间的历史形构要如何展开研究?问题不在於分断体制的概念是否适用於两岸,问题的前提在於两岸之间至少在战后的国共分治状况中,是否确实形成了有系统的运作机制所构成的对立体系,在各自社会的内部、两个统治机器之间、inter-state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层次上产生效果?这是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算在所有的层次上操作的特定性都不会与韩半岛的逻辑一致,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必须展开,或许在过程中会提炼出较“分断体制”更为贴近两岸真实状况的分析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提出更具历史解释力的概念,我们没有一定要坚持使用分断体制的概念。我个人目前的想法是,不仅仅白乐晴所提到南北韩分断体制的各种作用大致都能在两岸问题上看到对位,同时回顾台湾在战后形成的亲美反共的威权政体与社会与大陆形成的亲苏反蒋政权,都无法离开两岸的分断现实来解释,这些长期塑造的社会人格效力持续存在,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与疏离,并没有因为台湾所谓民主化而解除,这些深入社会身体肌理的历史效应远远超出国家体制能够控制的范围中。特别是在inter-state的层次上,两岸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从战后至今从未停止,所谓的金钱外交或是行贿外交,是两岸共同的机制。2008年曝光的巴布亚纽几内亚行贿建交弊案,以及陈水扁的滥用秘密外交经费等,都是明显的案例;如果把两岸对抗性最强的军事预算纳入考量,分断的图像会更为清晰。换句话说,如果有类似分断体制的分析概念出现,可以把各种机制与力道统合在一起,让我们会更为清楚地看到分断的运转逻辑,也就更容易辨识出谁在这个体制中得利与受害,也才可能找到超克分断运动的主体与结盟对象。简单的说,我个人认为分断对两岸问题是具有分析性、解释性与运动性的概念。        毋庸置疑,白乐晴超克分断体制论的前提来自於推动韩半岛的民族统一,直接关连到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这在韩半岛不是问题,在中国大陆或许也不是问题,但是台湾的语境中一定会遭来疑虑,甚至引发(感情上的)统独论争,虽然统独问题本来就是分断体制的后果,当然是要被超克的对象。再次使用评论者的来说,“两岸与两韩另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内部有蓝绿问题,而蓝被绿认为是中国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在台湾、两岸问题与蓝绿问题是一个共构的状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必须以解决另一个问题为前提。也就是说,两层次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30]。那么暂时将问题集中在最具争议与焦虑的问题:分断体制的分析与超克的讨论在两岸问题上是否必然就指向统一?我个人的体会是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的内涵,远远大於过去理解的统一运动,也就不能简化成统一运动,例如,它包含了社会内部的去军事化、去法西斯化,对於民间自由往来与流动权利的争取,也包括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挑战。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可以闪躲统独问题,但是要强调的是不能将统独孤立来讨论,要放在包括社会权利与超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来辩论,这也会使既有的统独问题具有更高的视野,亦即,辩论的前提都必须充分认知与论证,统一与独立都需要当成是过程,不能在此结束,而需要被视走向社会自主、去帝国与消解资本主义剥削的一步。同时,如果前提在於是否承认分断体制的存在与对其超克,因为受害者为两岸民众,那么不论持统独立场都应该不能否认其必要性。换句话说,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一旦进入分析的层次,放在两岸的语境中,不必然是设了统一的目的论[31],就算是朝向统一的方向也是为了民众之间的和解,是超克分断的形式与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亦即,统独问题要从绝对化走向相对化,要从神圣化走向历史现实化。把超克分断体制论等同於统一论,或是认为它在白乐晴对两韩的论述预设了主观期待韩半岛的统一,在两岸的语境就也必然如此,这种论调不仅是化约主义,也是本质主义的推论,是在窄化问题,以惯有的国家主义思考方式回避整体共构结构的各种问题。在不同的脉络中笔者曾经提出,两岸问题当然关乎民族情感,但是不只是,必须要放在亚洲区域整合的前景来想像,亚洲能走向独立自主才能推进区域和平与世界权力的均衡[32]。 我们充分理解统独问题很难辩论,因为在台湾的长期政治动员中基本上已经深化成道德问题,更是深层的情感问题。但是作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纵使在压力下,我们有必要冷静面对问题。我个人长期往来於亚洲各地,深刻的感受到,除了日本的右翼,几乎没有地方支持台湾独立,无论是否会引发战端,台湾会要把自己孤立在自己属於的地理环境当中吗?这样的情势有利於民众吗?熟悉inter-state体系运转逻辑的人都会知道,就算是台湾要以加入联合国的方式取得独立的身分,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纵使要向这个方向走的前提也在与中国大陆能够和解,争取其民众与官方的支持[33]。过去十几年从国民党政府到民进党政权推动的加入联合国运动,变成是凯子外交,花下大笔金钱来满足内部心理需求,不仅是在愚民,效果上更是在强化分断体制下两岸的竞争与敌对,从超克分断的视野来看,这一个政治走向证明是错误的,是自欺欺人的歧路。那么反过来说,维持现状是否是最合理的方向?任何维持现状都是接受既有的格局,不寻求改变,也就是让问题延续,受害的还是民众。白乐晴看到南北韩的分断已经在动摇之中,相对而言两岸民间从八0年代起开始互动,而南北韩的互动十余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正式的展开,近来两岸的分断更是快速地被松动,2008年的两岸直航标示出分断体制已经在动摇当中,因此维持现状不会是超克运动的战略选择,站在民间的立场要如何更为积极的提出行动方案才能使运动向前推进,例如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要让两岸民众充分认识到,如果把相互对抗的国防、军事、情治、秘密外交等庞大经费投入民生经济与社会福利,两岸社会与民众生活该会有更大的改善,同时也是在逐步弱化分断体制所依赖的力道。 如果超克运动的主体是民众,而民众不是抽象的理论位置,而有其在地历史的属性,这里就必然会联系到所谓“民族问题”。值得探究的是,对照韩国来看,白乐晴使用民族一词不是有那么大的争议,指称的就是韩半岛历史上孕育出来的韩国人,民族所暗示的不是一个平面的国籍,而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主体群,但是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语境,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当白先生在台湾演讲时用民族文学一词时,必须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学”在中国大陆会是意味著少数民族的文学,他使用的民族文学大致会等同於“中国文学”或是“台湾文学”,这里反应的一方面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中国多民族所构成的事实,一般会用“中华民族”来统合汉族及其他所有少数民族,同时又立刻意识到这些都不是相当精准的说法,例如汉人本来就是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与其他民族的混和[34]。换句话说,民族一词的出现是现代世界史的产物,放在第三世界、东亚、中国的语境中,都无法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史脱钩,“民族”解放运动指涉的就是被殖民的主体以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虽然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反殖民运动,很多在独立建国之后,在国家内部转化成族群民族主义,成为夺取政权的动员策略,也因此让思想界与知识界对民族主义有高度的警觉性,甚至对於思考民族问题怯步。在台湾的战后历史里,我们先被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国粹式教条弄得很反感,而后被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民族主义带来族群冲突的灾祸,深深不以为然,这些负面历史经验让我们为民族主义所制约,甚至更进一步离开民族的主体位置与其对抗,这是赵刚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主体”[35],用白乐晴先生的表达方式,会说我们因为情绪性的反感,把“民族”拱手让给政治体制。於是,我们变成丧失民族身分的“世界人”,很符合流行时尚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要能超克分断体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超克我们自身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情绪性反感,充分认知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及必须承担的后续负面效应,重新找回中国人这个具有历史纵深的后国族的主体位置[36],这个位置不是一个被理想化、道德化的位置,要对过去的历史概括承受,也是在将“中国人”问题化,重新思考我们是什么,这个需要不断追问的老问题,我们至少得重新连上鲁迅在一九二0年代对这个问题所开展出来的现代批判思想传统,才能丰富化这个问题意识的深度。我们高度自觉中国人身分认同的选择,是在回应过去十余年来台独运动与民进党去中国化运动所造成的冲突矛盾。作为出生、成长、工作、生活在台湾的我们,我们认同建构台湾身分认同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我们自身的知识、情感也都深深地参与在本土化运动的浪潮当中,与民主化运动更是同步成长。我们虽然高度质疑台湾政党政治层次民主发展的方向,同时却也相当自豪於台湾在华人世界中建立起极具自主性的社会力量,与具有高度活力的民间主体意识。我们不能同意的是将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身分认同对立起来,逼你选边,我们认为把台湾人排除在中国人的身分认同之外是反历史的,如果将历史纵深拉长,台湾现代与当代历史的形成脱离了中国,是无法解释的。当任何政治运动为了巩固自己开始对异己的文化身分认同进行攻击的时候,它就暴露了自身的排它性,红衫军运动部份的动力正是在抗拒身分认同继续被践踏。 在同时,中国人的身分认同选择不只是台湾内部的问题,也是在回应无法回避的两岸关系,在回归历史的进程中,为两岸民间的超克分断运动找到共同的立足点,乃至於是为未来的区域性整合铺路。成长於台湾的人,至少是在1970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培养出来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优势在於自主性很强,缺点在於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丧失跳出自己替互动对象著想的能力,把台湾主体意识扭曲的理解成我想要怎样就怎样,否则就是没有主体性,甚至被指责是卖台集团。这种普遍弥漫的意识,对於台湾社会极为不利。如果我们有心要超克两岸分断,就得练习去认识大陆的实际状况,看到异状的人、事、现象不要快速的用台湾内部惯有的方式去下判断,或许从深入理解对岸状况中可以反馈回来更为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 我们要强调,民间交流有助於但是不等於两岸民众的和解。近来(2008年)发生的像三鹿奶粉这种经济交流,很容易又被炒作成 "中国落后",事实上台湾也有病死猪和各种黑心东西,两岸人民都不喜欢碰上黑心食品。所以说,人民和解或民众和解,与泛泛的民间交流还是不同的,扩大交流可为和解提供契机,但本身未必导向和解,因此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必须成为更积极的民众和解运动,从民众和解的角度,可对政权与国家做出更多批评。这里,我们得接受白乐晴的忠告,分断体制下的政府不是必然的恶,它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它们的限制,超克分断运动要以民众为主体,但是运动的主体性清楚,应该要与国家机器持续互动。他曾经这么坦白的说:
 
提出这样的方案 (译注,即超克分断体制),是知识分子、艺术家与运动份子的任务。至於政策制定者(狭义的来理解),只要他们能够在致力於恢复经济上表现出诚意与专业,那就够了。政治领导人呢,我们会对他们刮目相看,如果他们会记得去强调――假设他们会持续去落实――“民主”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特别是如果他们对於两韩的和解与统一也能有愿景。但是,真实的状况是,这不是他/她个人的愿望,而是什么会让一个政治领导人,未来包括韩国人的无数人们,采取行动(move,译注:或是被感动),很明显得看我们超克分断体制的实践能够走得多深,以及这个计画落实到民众的生活当中能够走的多广。(Paik 2005: 8)
 
白先生说这番话地脉络是在南韩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的气氛当中,那时候他应该无法想像两金高峰会谈会在戏剧性地发出於2000年,更应该没法预测他自己会走向前台,变成为落实两韩6.15共同宣言的民间首席代表,猜想白先生心里必然是五味杂陈,心想该有比自己更适当的人去做,就像当初认为分断体制的理论该有比他更为熟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来提出一样,这回又得硬著头皮,冒著被批判圈说他与政府走得太近的指责,站上火线,成为超克分断运动的前锋。
       虽然本文主要是在思想层次进行讨论,如何在操作层面提出具体超克分断的行动方案并非本文的重点,也不是笔者在现阶段有足够能力做的,这里只能提出初步的想法。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立足民间,以民众为运动的主体,这样的基本立场与笔者八0年代末期起至今所属“人民民主派”所开展出来的立场是相互呼应的。人民民主派不是无政府主义,所以不会忽视政府/国家存在的重要性,但是也当然不会认为把两岸和解的责任全部推给国家,特别是在南韩与台湾这样历经所谓民主转型的各种僵局,对於政党政治所体现的一党之私有高度的警戒心。因此,如何扩大两岸民间实质互动关系,从而制约官方的负面干预与阻扰力量,是现阶段务实的方向;例如两岸直航是关键的突破,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便利,也加速了民间的相互认识,如果再次政权更替后政策倒退,必然会遭来强烈的民怨,因而会制约政权采取行动的正当性。落实来说,两岸之间除了像海基、海协官方机构与国共平台的政党对口外,民进党必须冷静调整大方向,在全球局势走向的思考下发展务实的大陆政策,开展与对岸的官方互动机制,才能与国民党形成积极的竞争关系,否则一直扮演负面的扯后腿角色,充其量只能是不断的踩煞车,而没有脱离主观主义的积极行动方案,对政党本身与台湾政治发展都是不利的。至於以复合国家、邦联、一国两制或是其他更具创意的形式,来想像政治体制层次上的和解方案,则有待历史运动中透过辩论、协商、妥协的民主机制才能形成,这个部份学有专精的政治思想学者或许能够提供对於不同历史经验的分析,但是基本形式很难预先设定。目前最大的问题在於两岸之间没有政党与官方之外的民间公共论坛机制,类似於南北韩之间已经存在的“落实6.15共同宣言”的民间平台,对个个层次的问题进行相互讨论。相对於两韩民间交流仍属於初阶段,两岸民间的互动早已展开,至今累积了二十年的经验,在不同的生活面中进入台湾社会,也比较有条件开始“由下往上”的在各领域中开始形成公开的讨论,逐步依不同团体与议题的关切形成民间公共论坛,乃至於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两岸民间论坛,反应广泛的民众意见。总之,从扩大互动的经验中,能够有意识的在下一阶段中推向公共讨论是目前民间可以看到的方向。
       白乐晴的超克论一再强调要把和解计画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乐观地说,两岸过去的经验日常生活的和解运动正在形成,关键在於如何在论述上对已然发生中的接触赋予意义,让民众更为自觉地认识到自身就是超克运动的主体,更为积极的去认识社区里大陆新娘来台前的经验,更具善意的去体会电视上农民工在大陆都市中求生存的困境,与政治人物挑起仇恨情绪保持距离,这些走向都是在灌溉和解的土壤。        最后,说点真实的感受。透过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思想两岸问题,让我个人感到最为汗颜的是,台海两边庞大的知识人口,至今没有个人与团体能够提出类似“分断体制”的分析架构,还别说在超克方案中拉高层次,将区域和平与克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纳入思想的议程,显现的是当代台湾与大陆的思想界远远没有二十世纪前半知识分子那样的胸襟与眼界。超克分断体制是一个政治计画,也是一个知识方案,它站在民间的位置看问题,超前於传统的以国家体制为方向的政治思考,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两岸问题至今是如何被窄化於国家主义的框架当中,其实没有尽到批判性知识分子该尽的知识责任。有了这样一个分析架构作为思想的依据,行动者不会落后於政治体制与政党政治,有了清楚的分析知道分断体制如何自我再生产,有了清楚目的在推倒分断体制,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支持国家机器,什么时候要反对,例如我们乐见两岸外交休兵,我们乐见大陆方面拔除沿海飞弹,我们反对台湾媒体污名化大陆来台游客、我们反对官方愚昧的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过去在两岸问题上,没有知识性的政治方案,我们只能跟著政治情势走,永远落后在情势之后,有了超克分断体制的视野,我们可以有更为积极的立足点,成为运动的主体。这是超克分断体制论最大的启发。 期待台湾批判圈的朋友与大陆思想界的同仁,在未来能够一起关注共同的历史问题,从超克知识的分断体制做起。
 
 
后记
 
       为了准备白乐晴教授二00八年五月下旬的访台,我在清大开了一学期研究所的课程—“白乐晴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学论”,与八个研究生每周一起阅读讨论我们能够收集到白先生的英文以及中译的著作。因为他以文学为操作场域,我们又不能完全凭空想像,所以阅读之前还读了最具民族文学代表性的小说家黄皙英早期的作品与近期的《客地》[37]。五月初特别请来那时还任教中正大学、现在转到政治大学台文所的崔末顺教授来替我们“补习”[38],耙梳了韩国长期发展文艺理论的谱系与政治思想的光谱,让我们对於白先生所处的“战局”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篇文字是我一学期来与同学们一起跟翻译文字斗争的结果,也算是对白先生部份文字阅读的初步心得报告[39]。        我个人不是韩国研究的专家,也不懂韩文,但是过去十几年来几乎每年进出汉城(现在叫首尔),结交了很多朋友,2001年又在延世大学社会系访问一学期,对於南韩的理解上,身体与情感的直接碰撞远远大於书本的知识。这次集中的阅读白先生的译稿,难免就会把他的处境与位置放回我所感受的汉城知识界的动态关系中来诠释。第一次见到白先生是在九0年代后期,至今十几年,那时候朋友们有共识地指出他是批判圈不同阵营里两位广为受到各方尊敬、具有统合性的人物之一[40]。由於白先生的声望,除了研究教学又忙於公共事物,每次见到他都是些会议场合,来去匆匆,从来没有机会跟他多谈。这次负责他来访的安排,才有机会跟他在电子邮件往来以及阅读当中,体会到他何以会受到韩国友人的推崇与爱戴。因此,这篇文章的核心动力是在呈现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的高度原创力正是来自勇於面对自身所处社会的问题与危机,是如何在半个世纪中以持续的坚持与行动来体现什么叫做“主体性”或是他称为主体姿态。        这篇文章不能孤立地阅读,是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超克分断体制小组成员相互激荡的产物,没有这个会议的催生文章不会以这样的形式书写,因此必须搭配工作团队其他成员的文章才能充分体现白乐晴先生的思想对我们产生的激励作用。对於这样的团队工作默契,能够合作是大家一起工作将近二十年的结果,感觉不错,要惜福。必须留下一笔记录的是,2008年九月台社二十周年会议最后一场超克分断体制组的发表,引起了很多剧烈的反应,大都以身分认同政治的争执作为表现形式,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所有的讨论几乎都回到已经熟悉的争议当中,因而离开了问题的根本前提:要面对两岸问题的真实存在,寻求长远和解的可能;这样丢去前提只谈认同的结果,确实反应了当前在台湾社会公开讨论两岸问题的困难。头脑清醒的朋友都大都能体会这种无奈,也只能私底下跟超克分断小组的成员表示,你们做了该做的,把两岸问题的思考向前推进一步,只能期待更多批评与讨论的激荡,或是有其他更具有解释力、行动力的替代性思想框架被提出。是的,这正是现在的心情。        对我个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次在思想层次上进行亚际之间参照的实践,但是时间有限,没法充分展开,只好暂时打住。
 
   (2008年九月20日於宝山,初稿;2009年 三月7日二稿修订;四月21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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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Coloniality in Korea and a South Korean Project for Overcoming Modernity,” interventions Vol. 2 No. 1: 73-86.
 
----- (2005), The Shaking Division System, tr. by Sol Chun-gyu and other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author, Seoul: Changbi Publisher.
 


[1] 本文前一稿发表於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超克当前知识困境,2008,九月27-8日,於台北世新大学。感谢台社超克分断体制小组成员的讨论、回应与支持,以及苏淑芬、丁乃非、蔡孟哲提供的意见,特别是两位匿名评审的审查意见对本文修订有很大帮助。标题中“思想两岸”,把思想当动词的灵感来自於白永瑞教授即将在台社论坛书系出版的《思想东亚》。本文是国科会研究计画“南韩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学论:白乐晴与黄晳暎”(NSC97-2410-H-007-049-) 成果的一部份。            
 
[2] 陈映真於1989年赴南韩采访报导,《人间》杂志於同年六月号以“打倒独裁”为专号题目,以近六0页的篇幅出版了陈氏对韩国民主运动的现地报告,其中也采访了白乐晴先生。陈先生在当期头篇发行人的话中,提及“民族分断敌对”(陈映真,1989: 8)。
[3] 白乐晴教授来台访问期间,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提到他对以分断体制来讨论两岸问题有很多疑虑。他的演讲、讨论与访谈,还在整理出版当中,其中白先生在东亚批判会议的基调演讲,“东亚和解的障碍:两韩问题及其区域性的意涵”,及陈宜中与陈光兴的回应,参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1期,2008年九月号。
[4] 本讨论受惠於崔末顺教授2008年五月二日於新竹清大亚太研究室演讲时,发的韩文的影印资料,“2007年韩国知识人理念分布图”,以民族主义光谱为纵轴,左右光谱为横轴,创批集团的三个代表性人物,被放入左派民族主义的区块当中。
[5] 白乐晴本人对民族问题有自觉的紧张感,在不同的脉络中他都有意识的进行区分。参见 “The Idea of a Korean National Literature Then and Now”一文章,他认为问题不在辨识民族主义的真假,而是如何对民族主义采取复杂的态度,才能建立起民族的、非民族主义的运动(“a national yet nonnationalist movement”) (Paik 1993a: 556)。
[6] 感谢两位评审人在超克分断体制操作方案上所提的问题,尤其是其中一位的具体建议:“台湾公民社会内部的各行各业各领域,应该广泛举行公民论坛,针对各自领域内,由民众来提出适宜的民间、乃至於官方的交流政策,在从内部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双向交流,包括建立比较正式的两岸公民论坛等”。
[7] 整理不同资料,可以简单的这样来描绘:《创批》1966年创刊时由文友出版社发行,1967年由一潮阁发行,1969年开始独立发行,此时白乐晴再次赴美完成博士学位,发行人是辛东门,主任编辑是廉武雄。1972年白先生完成论文后返国,回复编辑人职位。1974年以创作与批评为名成立图书出版社。一九七0年代,《创批》及其出版之图书多次遭到当局查禁,三位主要编辑,白乐晴(1974)、廉武雄、金润洙的教授职位都受到学校解职的命运,直到1980年才复职。1980年《创批》遭到当局废刊处分,但是用“韩国文学的新阶段”系列,以书代刊持续发行;1985年出版社被取消注册。1988年《创批》复刊,由白乐晴任主编。1990年代中期起,由崔元植教授任主编,2005年起由白永瑞教授接任主编。至今,《创批》以季刊形式出版,发行量约15000-20000本,出版的书籍约1500种。有关《创批》的简史,可参照Kim (2001)。
[8] 有关白教授对於他专业的近期反思,参见他於2008年五月23日於台北清大月涵堂的公开演讲, “Towards a planetary approach to Western literary canons”。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参见白乐晴(1998),《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金正浩、郑仁甲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特别是第三部份的三篇文章:〈以主体姿态理解西方经典小说〉(1982),〈小说《苔丝》的现实性〉(1982),〈再论劳伦斯的典型性〉(1992)。
[9] 白先生在不同脉络中与这些人对话。
[10] “分断”是白先生在此时期就开始使用的语汇。至少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民族文学的现阶段〉中就出现了,中译本虽然译成分裂,但是译者加注说明:「所有文章中的原文为分断」(1998: 6)。
[11] 白乐晴在2008年五月访台的第一场演讲,精准地区分了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后者是以国民国家为单位,如分断后的南北韩有其各自的国民文学,而民族文学所指称的是整个韩民族。此次演讲在整理当中,将收录於白乐晴访期间的演讲与回应的专书当中,预定於2010年出版。
[12] 参见Paik Nak-chung, “Notions of the Third World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008年五月台湾演讲。
[13] 2008年五月23日演讲后的餐会中提及。
[14] 白乐晴其他有关第三世界的讨论还包括、〈韩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1978演讲)、〈第三世界文学与民众文学〉(1979)、〈看第三世界文学的视角〉(1982)等。
[15] 在这个基本立场上,陈映真与白乐晴是相通的,可以看到陈氏在台湾当代思想界的特殊之处。详见陈光兴(2008)。
[16] 有关文学评论的部份,请参照白乐晴(1998),《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第三部份,重要篇章如〈以主体姿态理解西方经典小说〉,〈禅诗与现实主义〉等。
[17] 参见1988年的〈现今的民族文学与民族运动〉,(1998: 108);或是(2005: 8)。
[18] 在这个方法论的讨论中,白乐晴先生以韩半岛为整体思考的方法论,与本文所属的超克分断体制的这几篇文章中,赵刚称之为作为方法论意义下的中国人,意义极为类似。
[19] 参照 Paik (1993a, 1993b, 1996, 1998, 2000)。
[20] 这些问题在笔者课堂上,与研究生的讨论中,都被提出。
[21] 感谢本文评审之一指出,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将confederation译为邦联,但是白乐晴所属的创批集团,对confederation更近於复合国家的想法,同属创批的白永瑞教授更进一步的思考,参见白永瑞(2008)。
[22] 参见白乐晴(2004),〈6.15时代的韩半岛与东北亚和平〉。(中文译稿尚未出版)
[23] 详细的论证,参见陈光兴(2006)。
[24] 参见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超克分断体制经济史的盲点〉,台社二十周年论文,是在方法上将战前中国与战后台湾联系起来的具体实践。
[25] 详细的讨论,参见陈光兴(2006),第三章。
[26] 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陈光兴(2006),第三章。
[27] 参见陈光兴(2006),第四章。
[28] 这个部份基本上还在起步,台社同仁瞿宛文、郑鸿生、赵刚在二十周年会议的文章,都尝试有所突破。
[29] 引自本文初稿评审意见,2009年一月。评审人说得非常中肯,很有见地,在此整段引用。
[30] 再次引用同一评审人的意见,将问题厘清的更为精准。
[31] 更为深入的论证,参见卡维波,〈中国人如何再做中国人〉,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论文。
[32] 参见《去帝国》第五章〈亚洲做为方法〉。
[33] 详细的论证,参见卡维波,〈中国人如何再做中国人〉,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论文。
[34] 有关这个部份,参见郑鸿生,〈台湾人如何再做中国人〉,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论文。
[35] 参见赵刚的〈超克分断体制下的历史与主体:从学习做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人开始〉,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论文。
[36] 参见陈宜中的〈关於两岸和平发展的几点政治思考〉,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论文。
[37] 所阅读黄氏早期的小说包括,〈纤纤玉手〉,〈森浦之路〉,〈韩氏年代记〉,〈客地〉。见黄晳暎(1988)。另外,也推荐读者阅读有中译本的《悠悠家园》(2002,印刻)。
[38] 崔教授毕业於釜山大学,在台湾政治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攻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后来才知道她写了不少文章在台湾发表,评介韩国思想与文学状况。有关讨论,参见崔末顺(2004, 2006, 2008)。
[39]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8年三月号69期作了一个〈白乐晴小专辑〉,出了两篇白教授的翻译,西江大学李旭渊教授以及崔末顺教授两篇论文,以及我个人简短的编案,介绍白教授的背景。
[40] 另外一为是颇受左派阵营仰望汉城大学社会系研究劳工运动的Kim Jin Kyoon教授,他於20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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