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法律

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中外法学2012.5
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82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

原摘要: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82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

--《诗经·小雅·节南山》

 

中国宪法学长期以来不断自我重复着一种迷思,中国有宪法却无宪政。这一迷思之所以具有学术市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宪法审查制度,我们的82宪法未能像美国或德国宪法那样被"司法化",因此不是一部"活"宪法,未能"动"起来,是"没有牙"的花瓶宪法。这让宪法学者自我想象为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一边时刻准备着构建一种一般将来时态的宪法学,一边等待戈多式地憧憬着一种据说终会降临的"宪法时刻"。本文的出发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在我看来,中国与其说是没有宪政,不如说是没有自己的宪法理论。假如宪法学者带着外国宪法学的理论西洋镜观察中国的宪政实践,那么他们注定是"看不见"中国宪政的。但在纪念82宪法颁行30周年之际,我们的宪法理论却沦为欧风美雨的智识半殖民地甚或殖民地,我们作为中国宪法的研究者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1]但中国宪法学者近年的工作却是角色错位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想象为现状的批判者、法制的革命者、或灵魂深处的工程师。但在这个大众民主的时代,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却不能带来权力,也不意味着德性。宪法学者只是宪法的研究者,他们能讲述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故事,研读过德沃金、波斯纳或阿列克西的著作,或发表过宪法如何解释的论文,但仅此并不能赋予学者进行宪法决策的权力或做出宪法判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者所要做的与其说是要改造我们的宪法,不如说是反求诸己--改造自己的宪法观,思考如何将中国的宪政实践理论化。本文即是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2]的理论自觉下所进行的一次学术探索,它旨在总体性地、结构性地把握中国宪政实践的模式。借用苏力教授数年前在司法化风潮时期所提出的一个论断,"每个相对长期存在的国家,不论其结构组合和治理是否为你我所欲,都必定有其内在结构和相应权力配置,都有其制度逻辑,这就是我要研究的实在宪法",[3]那么本文所要做的就是研究中国政制的内在结构组合和制度逻辑。

在文章标题内依次出现的"差序格局"、反定型化、未完全理论化合意是本文的三个关键词。这三个概念均非此时此地的原创,而是分别取自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桑斯坦的《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4]就原初出处而言,这三个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在我看来共享着极丰富的空间结构感,只要进行简单的"创造性转换",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组织起我们在中国宪法问题上所具有的一些常识性认知,从而建构起本文副标题内所示的"中国宪政模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借用的只是这三个概念本身的论证结构,而不是进行近年来常见于宪法学论述的"美国宪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作文。在此意义上,本文要求一种基于政治空间的思维和想象,因此要求宪法研究者暂时放松他们作为"文字脑"的左脑,启动作为"图像脑"的右脑,以进入由这三个概念所塑造的更感性也更直观的空间性意涵和构造。[5]

本文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在写作过程中反复追问的是"什么是你的贡献";但一篇文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能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正如本文副标题所示,本文充其量是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论纲。首先要强调"一种",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是"辽阔博大"和"包罗万象"的,也因为任何理论化的工作都必然是对现实世界的"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我并不认为本文的三个关键概念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宪政结构可以覆盖中国宪政的方方面面,但重要的是,这个三合一的概念组合至少指向了我所感知的中国宪政的主要矛盾。其次应强调本文只是一种"论纲",它的主要努力只是在于给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展示出一种至少在我看来仍需努力的学术路径,提供一种可想象的学术讨论空间。事实上,我从未奢望本文的论证可以说服每一位读者,在一个健康的学术市场内,宪法学的研究者有时不得不面对"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立场和方法选择问题,更戏谑地说一句,那就是"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   中国政治空间的"差序格局"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的总数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口总和;就疆域而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与美国大致持平;在民族问题上,中国有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而论,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以上不仅是国情教育的最基本事实,也是82宪法所面对的现实格局。

法学理论的思考与法制建设的探索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正因此,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这一命题应当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时刻规定着学者的思考。但我们的现状却并非如此,法学者看起来在中西古今之间自由穿梭,早已忘记了此命题对中国论述所具有的无处不在的约束力。苏力教授曾为这一病态现状归纳出两点原因,首先是此命题"不是法言法语",其次是"柏拉图或霍姆斯从来没说过"。[6]我在这里再加上第三点,即宪法学者还未能将这一国家学说或国情论述转变为一种宪法学理的表述。相应地,本节希望完成三重任务,首先是用宪法的语言来阐释本命题,将其法言法语化;其次是从经典以及当代的中国论述中重新发现本命题;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中国政治空间所具有的复杂、多元、差异的结构性特征。

 

1、"差序格局"命题的提出:法言法语的表述

"差序格局"如要得以提出,宪法理论首先应当走出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由单一制和联邦制所设置的认识论误区。首先,中国宪法学的通说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主张单一制乃是中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7]但问题在于,82宪法并未在文本内规定单一制的基本原则,而学者们所给出的教科书体例的论证实际上理论化程度并不高,宪法序言中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单一制的直接理据。近年来,宪法学以及相关学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论述开始挑战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的通说。在对单一制学说进行修正之时,学者的常见策略就是为单一制或联邦制加上前置的修饰词。例如,经济学家钱颖一和其美国合作者在1995年就提出了"中国风格的联邦制"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政治基础;[8]政治学家郑永年近年来提出了"事实联邦制"或"行为联邦制"的概念。[9]而宪法学界更是有丰富多彩的创新,近年来有不少论者在单一制前加上了"中国特色"这个一劳永逸的形容词。这些论述一方面确实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这种修正论述的策略也在表明,单一制和联邦制只能是我们认识的起点,我们的理论探索应当突破这种在理想型概念中植入修饰词的方法,而中国政治空间结构的"差序格局"就是在这一理论自觉之下所提出的。[10]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在空间上得以定义的政治概念,而在82宪法的结构内,中国由34个省级行政区所构成,包括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与2个特别行政区。在省以下,地方建制还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333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0906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但本文的讨论并不是要一竿子插到底,而是选择在中央与省级地方之间的"条块"关系处进行纵剖横切。[11]应当指出,本文将差序格局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北京[12]与省级地方之间的空间关系,并不是要否认它在现实中并不适用于省级地方内部。事实上,我们知道,无论就规模还是内部复杂性而言,中国的大省都超出了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差序格局在此意义上应当是可以继续"下沉"的。但本文的论述视角限定在北京与省级地方的组合结构上,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本文的论述成本,另一方面则是要再次显现出中国宪制内所蕴含的"跨省结构",这构成了本文作者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一种切入视角。[13]而在这一跨省视角内,中国政治空间的"差序格局"表现为下述的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结构形式上,82宪法设定的是"一国多制"的基本格局。根据宪法第30条,"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紧接着的第31条则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因此,第30条中的"省"是作为常规的省级地方而存在的,相比之下,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在第31条进行专项处理的特别行政区都展示出了程度大小不等的"例外性"。就此而言,北京与香港、西藏或山东不会是均质性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宪制关系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逻辑。因此,"一国多制"所指向的就是这种由常规到例外或"特别"的有等差的宪制格局,由于这一判断有着坚实的文本基础,因此应当不具有理论上的争议性。事实上,一国多制的提法现已散见在不少宪法学者的论述中。最近,香港宪法学者朱国斌就将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界定为"一国多制"的"复合制国家",其所指向的就是在北京与不同省级地方之间多元的、有等差的宪制关系。[14]

其次,在一国多制的基本格局内,宪法名义上的同类项实际上会展示出不同的问题,由此呈现出不同的宪制关系。假如对比中国和美国的行政区划地图,最显而易见的区别即在于中国省区划分的"犬牙交错"和美国的"横平竖直",这或许就是"差序格局"的一种形象化的再现。例如,同为狭义的常规省,北京与云南之间的关系必定不同于其与河北之间的关系;同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自治区,广西和西藏在北京眼里必定呈现出不同的宪制结构;同为直辖市,重庆和上海也各有自己的"差序格局";而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唯一的宪制性同构或许就在于它们都是一国两制格局下的特别行政区,而未来在一国两制的宪政原则下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那么台湾必定也会实现对港澳模式的一种突破或修正。[15]因此,形式宪法上的同种类不应掩盖在现实政治运转中所展示出的差异性,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行为上的、事实意义上的"一国多制"意味。美国政治学者白霖在《中国宪法的现状》中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中国的一般省份不是全都以相同的方式与中央政体对接。例如,黑龙江或甘肃自然比安徽和河北与石油部或国防部的关系更密切。天津和重庆都是省级"直辖市",但天津毗邻北京,而重庆远离北京,在中国试图监控它们时,就产生了差异。它也不涉及像广州、厦门或温州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在地理上远离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被认为是合乎情理地与某些政策习惯上分开的。那里的人们能够说中国北方人听不懂的语言。为少数民族设立的省级"自治"区只有涉及并不危害它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融合政策时才是自主的。如果中国是一个清一色的单一制国家,将会很难治理。[16]

最后,应当也是最为复杂的在于,中国政治空间的"差序格局"并不完全体现在行政区划的标尺上。宪法学者还应当可以想象超越既定行政区划的新差序格局,而且,在前述的基于行政区划的格局和超越区划逻辑的复杂网络之间产生了最接近费孝通先生原意的交迭局面。在汪晖的"区域作为方法"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多种超越既定区划的空间想象路径。[17]例如,由于省内差异性所形成的地缘性的局部跨省合作,在面对中央政策时跨省合作的行为性的大区联盟,由地区经济中心所催生的跨省的经济整合,全国市场形成后所产生的横向的省际交流和互动。而在更为制度化和结构性的意义上,建国以来在军区设置上有别于地方行政建制的另一种犬牙交错,朱镕基主政时期对国家金融权力所进行的跨省区的重新配置;以及法学者经常提出的司法权区划与行政权区划的相互交叉,这些体制或行动上的宪制格局实际上展示出了另一种"差序格局",它既超越既定的行政区划逻辑,又与在既定逻辑下的宪制格局形成了复杂的新差序网络。

美国政治学者许慧文在解释中国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曾提出过"蜂巢政体"的概念。[18]就突破中国政治铁板一块论或"毛挂帅"论的极权主义范式而言,[19]蜂巢政体这一富有空间感的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进步。但如果中国是一个"蜂巢体"政治组织,那么这个"蜂巢"并不是模制化的,首先蜂巢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