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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超克分断体制经济史的盲点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当代文化研究网
對於如何解釋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優異成績,臺灣內部仍是眾說紛紜,且甚至成為藍綠派別性對立的一部份。
The China Factor in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Wan-wen Chu


關鍵詞:臺灣經濟發展,中國背景,分斷體制,中華民族主義 Keywords: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factor, the division system, Chinese nationalism

摘要:

對於如何解釋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優異成績,臺灣內部仍是眾說紛紜,且甚至成為藍綠派別性對立的一部份。臺灣在解嚴以來所形成的主流論述,大致是將成長歸功於或是日本殖民統治、或是美國的協助、或是人民的努力,而國民黨只是為一己之私致力於建立壟斷性黨國資本共生體,無功於經濟發展。本文認為落後國家要能夠成功的發展經濟,必須要同時具備抵拒外力以發展民族經濟的意志、能力與外在條件。上述主流論述只強調美日因素等外在必要條件,而忽略了另一重要條件──即發展的意志。本文也探究了戰後早期臺灣經建事務主要推動者的背景與言行,認為應將他們視為是承繼中國救亡圖存使命的知識份子,「以實業救國的儒官」,與今日通稱的財經官僚實有所不同。臺灣戰後推動發展的意志與動力,實源自中國百多年來面對西方挑戰及日本侵略、為了救亡圖存而形構成的現代中華民族主義。今日臺灣各陣營都切斷了歷史,因而難以建立現實有效的主體意識,缺乏有效可行的經濟發展論述,遑論發展的意志。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聯繫瞭解過去及現在,才能重新建立臺灣經濟共同體的主體意識,找到臺灣經濟再出發的可能。




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aiwan’s post war economic record has been phenomenal.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xplain its growth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aiwan, often mired in partisan politic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ontributes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to eith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or the American intervention, or the diligence of the populace, but not to the effort of the rul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ruling KMT party was instead accused of building up its oligarchical party-state capitalism for its own purpos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is discourse cannot explain the growth record. The afore-mentioned explanatory factors are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Developing economies need to have strong active force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usually motivated by nationalism to fend off foreign economic dominance. Taiwan’s post war development was promo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its motivation came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forged during the century-long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imperialism since the Opium War.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t the issu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o find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一、前言



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成績相當優異,在落後國家中名列前茅,被稱為經濟奇蹟,入列東亞四小龍。不過,對於如何解釋這「經濟奇蹟」,在臺灣內部卻是眾說紛紜缺乏共識,且爭議度甚高,甚至成為政治上黨派對立的一部份。 大致說來,對於如何看待這問題,近年來在臺灣社會中已經形成一個主流論述,雖然這論述並沒有正式的書寫來支持,但是卻深入人心,成為解嚴以來主流的論述。在這論述中過去的威權統治近乎一無是處,在各方面都應是被改革的對象,雖說改革的具體內容並未被清楚界定,但無礙於「改革」本身就得到很高的正當性。 這主流論述將國民黨本質性地定位為一外來的獨裁殖民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國民黨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不受肯定,而臺灣戰後經濟成長則多歸功於以下因素:或是日本殖民統治,即認為高效率的日本殖民統治奠立了現代化發展;或是美國的協助,即美國軍事及經濟援助使得臺灣得以發展;或是人民的努力。 在解嚴初期,由幾位澄社經濟學者提出的「黨國資本主義」概念,適時的提出國民黨經濟上壟斷特權的說法,成功的為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論述提供了經濟角度的支持。此「黨國資本主義」說法認為國民黨只是為了一己之私,在位數十年實施一黨專政,在臺灣創造出一種以維護一黨獨裁政體為能事的特權體制,其中一部份就是這具壟斷性的黨國資本共生體,因此國民黨不單對經濟發展無功,更阻礙了民營資本的發展[1];因而政治上的獨裁專政,與經濟上壟斷特權相連結。其實,這本由經濟學者純就經濟理論所寫的書,只是描繪了戰後公營及黨營事業的範圍比重及角色變化,並討論了如何民營化等具體的政策性議題,主要指控是國營企業比重過高及黨營事業的不當存在,妨礙了市場正常運作,因此此書並沒有提出完整的全面性論述。不過,這黨國資本主義說法仍成功地適時為反對國民黨專政提供了支持。 總之,上述這套主流論述雖並未正式完整提出,且並無學術研究支持[2],但近二十多年來已取得正當性,成功的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論述。 國民黨一向自我定位為戰後經濟發展功臣,但對此問題卻也是沒有完整的一套說法。在戰後執政前期,則充斥著諸多歌功頌德式的「都是政府功勞」形態的論述。近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雖然開始強調其原先經濟發展的成績,但是似乎只是強調其「執政能力」比對手較為優異,這不單不構成論述,隨後現實政治上的發展更證實其不堪一擊,無法對上述主流論述帶來任何挑戰。 臺灣近年來深陷於藍綠黨派對決的泥沼之中難以前進,黨派立場混淆了是非與道德。本文在此討論這問題的用意,絕不是要為任何黨派辯護,而是希望能夠超越藍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探討這問題,從而瞭解我們的過去、瞭解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如此才能找到再出發的可能。 本文要提出的看法如下。首先,本文追隨結構學派關於經濟發展的理論,即如Amsden (2001, 2007)所言,落後國家必須抵抗帝國主義政經力量才能發展自身的經濟,也只有依賴在抵禦過程中發展出的民族主義,落後國家才能凝聚力量抵拒外力推動發展。落後國家發展途徑上充滿荊棘,但最大的阻力來自強勢西方力量的干預,必須要具備抵拒這外力的意志與能力,才有可能發展自身的經濟。依賴理論的錯誤在於認為這抵拒必須採取與西方經濟隔離的方式,而結構學派中的修正學派,藉由總結戰後東亞成功的發展經驗,顯示了這抵拒不需要是隔絕式的,可以是藉由參與國際經濟而發展自身經濟[3]。戰後六十多年來的經驗顯示,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是一個極為困難的挑戰,多數落後國家發展經濟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落後國家各自的民族主義的構成可以有很大的差異,徒有形式上的民族主義不足為訓。 簡言之,落後國家要能夠成功的發展經濟,必須要同時具備抵拒外力進而發展民族經濟的意志、能力與外在條件,缺一不可。 關於本文要處理的問題──臺灣如何能夠成功的發展了經濟,本文提出以下的看法。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這三個因素都具備了。以往的討論多半強調上述後兩項的各種相關因素,即能力與外在條件,如冷戰、美日角色及國府能力等,這些都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亦即以往的討論多忽略了第一項因素,即「發展的意志」[4]。推動發展要有動力因素,才能逐步克服困難踏上坦途,而這動力必然來自落後國家抵禦外力的民族主義。而戰後臺灣是由國民黨強力推動發展,其發展的意志與動力,則是源自中國百多年來面對西方挑戰及日本侵略、為了救亡圖存而形構成的現代中華民族主義。 以下將逐項討論這幾項因素的作用,第二、三節分別探討日本及美國的影響,國民政府的角色則於第四節中討論,而第五節則較詳細的呈現戰後早期主導經濟事務的「財經官僚」的組成與其動力,第六節綜合檢討相關論述,最後一節則試圖從歷史的視野來作結語。


二、日本殖民統治影響



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否幫助奠立了臺灣現代化的基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過,這只是意味著戰後發展工業化得以有比較好的啟始條件,而並不意味工業化必然會自動的隨之而來。 日本殖民者佔據臺灣之後,丈量土地清理產權,建立了各種現代化的制度與組織,包括政治統治及法律體系、金融機構及企業組織等,以及具有相當規模的硬體基礎建設,包括鐵公路、電力及水利設施等,同時幫助建立了較為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工業以製糖業為主,戰爭後期則進行了軍需工業化,不過工業化程度有限,譬如本省男性就業人口中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到1940年也只達到7%。同時殖民政府不容許臺灣人獨資成立現代企業,現代工業日資所佔比例超過九成,現代工廠中管理與技術階層超過八成是日本人,因此現代工業部門可稱作是一個從日本移植到臺灣的飛地,與臺灣本地人經營的傳統手工業截然有別[5]。同時,政治官僚體系的上層也主要是由日本人構成,在1945年日本退出臺灣之前,在日本殖民政府中,委任以上的官僚中只有2.2%為本地人,其中主要包括如杜聰明這樣的學術機構主管。而在1946年底陳儀主持的長官公署中,委任以上的本省人則增到四成[6]。 這方面的重要學者凃照彥先生對此問題,就曾清楚表示反對矢內原忠雄的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理論[7]。凃照彥認為日本殖民者保留了臺灣本地傳統的地主制,容忍買辦,而積極培育以日本資本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企業。也就是說,新興的資本主義部分只是從日本移植來的日本資本,而本土的傳統地主經濟並未因而動搖,因此不足以說日據時期的臺灣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他因此認為在日本戰敗全面撤離之際,日本殖民統治並沒有在臺灣留下會自行啟動的經濟發展的機制,臺灣戰後工業化是由戰後才開始啟動的。 就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而言,臺灣的情況比較特殊並且甚為幸運之處,其實是在於日本勢力在戰後必須完全撤離,也就是說,這舊殖民母國在戰後無法如歐美列強一般,延續其在殖民地經濟的主導性地位。試想,當初臺灣製造業就主要由日本三井三菱等大財閥的相關企業所壟斷,它們的資本規模、技術與管理水平遠遠超過本地的傳統手工業者,若這結構在戰後得以持續存在,則本土企業必將難以有出頭的機會。就經濟發展而言,相較於其他落後國家,臺灣的處境實在較為幸運,能夠將殖民者既有的強勢的政治與經濟勢力排除,創造了在地經濟力量發展的空間。二戰後,只有為數不多的日本與義大利殖民地有此特殊優渥的位置,其他歐美國家的殖民地多仍需要進行獨立戰爭。譬如在東南亞,英法荷等國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本打敗,被奪走了大部分殖民地,但在日本戰敗後竟仍都回來重佔,企圖維續以往帝國主義的位置。同時,落後地區在取得政治獨立之後,既有的殖民經濟勢力也多繼續留存,壓縮在地經濟力量發展的空間。


三、美國的角色



戰後初期美國對臺灣提供了及時且很關鍵的援助[8],美國政治軍事上的介入,使得國民黨得以留在臺灣,美國經濟上的援助,則對於臺灣戰後初期經濟的穩定有極大助益。不過,這援助可以解釋臺灣的「經濟奇蹟」嗎?恐怕不行。美國的援助遍及全球,諸多不同的國家在各種不同的時期與階段曾受到援助,但各地的成效有很大的差異,很多情況下美援對受援者的經濟並無幫助,甚至只達到扶植腐敗威權統治者的作用,以致於美援的角色曾受到學界甚多嚴厲的批評[9]。即使是同一個國民政府,它在1949年之前在大陸時期所得到的美援不可謂不龐大,但也失敗的極為徹底。如果美國的援助是臺灣經濟奇蹟的主因,那美國就只需要到他處複製同樣作法,不就可以將全球落後國家都推上工業化之路了?顯然事情不是如此簡單,被援助的主體仍然是關鍵,即美援只有在受援的主體能夠適當地運用援助時,才能發揮正面效應。美援讓中華民國的存續成為可能,但並不必然會使得臺灣能夠工業化[10]。 臺灣戰後處境的另一個特殊也是幸運之處,在於支持國民黨的全球新霸主美國並不覬覦臺灣本地的經濟利益[11]。美國提供保護傘及軍事與經濟技術等援助,稍後甚至提供出口市場,並且竟然容忍國民政府的保護國內市場、抵拒外資控制及補貼出口等作法[12]。當然,這些東亞發展型國家推動發展的產業政策的標準作為,到了八十年代就已經不見容於美國,不過這是後來的發展變化了[13]。 美國戰後早期在東亞的作為,與它在其後院拉丁美洲的作法大相逕庭,美國很少容許拉丁美洲國家擁有管制外資進入的自主權,譬如企圖進行國有化的智利阿葉德總統就被美國推翻,像巴西這南美大國的主要工業多由外資企業主導。 相同的案例是美國在幫助中國打敗日本之後,於1946年與中華民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條約要求中國對美國全面開放門戶,在當時中美發展差距極為巨大的情況下,要求美國資本可以享有國民待遇自由進出中國,必然對本土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的威脅[14]。因此也難怪在1949年初,毛澤東提出的國共和談八大條件之中,就包括了「解除賣國條約」。這條約清楚顯現了美國對於中國市場的長期覬覦,但弔詭的是,正是這同樣的對中國市場的企圖,竟使得美國在五十年代,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自主發展經濟給予了高度的包容,與戰後對中國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這包容固然部分是因為美國在臺灣當地沒有既有的投資利益,不過更是出於冷戰的考量,為了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為了圍堵共產中國,也出於對中國市場的長期覬覦。 在臺灣,舊殖民母國日本的退出是依靠了美國與中國的努力,因此是由中國的國民政府在全球新霸主美國的協助下接收臺灣,接收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資產與在社會中主導的地位。同時,因為支持國府的新全球霸主美國,並不覬覦本地的經濟利益,因而給當地留下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半現代化的國民政府在現代治理能力上當然不如現代化的日本殖民政府,以致於無法完全填補空缺,但卻帶來了動力,說明如下。




四、國民政府的角色──殖民政權?



這裡就必須要來討論國民黨在戰後臺灣的角色了。在當今臺灣主流論述中,日本這舊帝國主義者以及美國這新霸主,卻變得身影模糊起來,而上述的歷史變化,即舊殖民者必須退出及新霸主的別有他圖,使得這模糊化成為可能;而同時,在這主流論述中國民黨則成了唯一的外來殖民政權。這說法或許能幫助反對勢力將國民黨拉下台,但顯然並非事實。將國民政府當作殖民臺灣的帝國主義者,不只是高估更是錯估。沒有美國的翼護國民黨將無法守住臺灣,除了臺灣也無處可去,它本身的現代化水平也滯後,如何有當帝國主義者的資格?比較接近現實的看法應該是,當時它就是一個落後國家的威權政權,是一個敗守臺灣一省的中央政權,將臺灣當作它最後一塊領土,雖說是個有相當隔閡不易統治的省份。 落後國家的政府進行威權統治是一普遍的現象,而它的人民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必然要反抗其威權政府。只是在臺灣因為特殊歷史因素,反對力量最後形成的論述,是將這威權政府指為是外來殖民政權。這樣論述附帶的代價,就是模糊了自身為後殖民地及落後國家的身份,無法去指認真正的殖民者為帝國主義,也無法理解落後國家要能抵拒帝國主義才能發展經濟的道理。落後國家民族主義的進步性,應該主要展示在對抗帝國主義力量來建設本土經濟上,若將威權政府當作外來殖民者,則只可能起分化社會作用,對追求自主經濟發展空間並無助益。威權政府應被改革的是其威權,而不是其「外來殖民」,這對於臺灣近年來「改革」的空洞化,以及主流論述中缺乏推動發展的因素有密切相關。 南韓的民主運動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就是要如何解釋其成功的經濟發展,如何評價以威權統治強力推動工業化的強人朴正熙的角色。不過,在南韓對以民族主義為動力推動現代化工業化則有高度的共識,他們的問題比較是如何評估強人功過的問題,而不像臺灣則對民族主義的動力也予以否認[15]。 不過,到底國民黨在敗守臺灣之後,是否如主流論述所指涉,只顧一己之私逕自發展壟斷性黨國資本主義?其實,對於當時臺灣如此一個百廢待舉的落後經濟體,如果國民黨確實只是如此,而臺灣經濟卻還能快速成長,那就真可謂世界奇蹟了。 在當時極為困難的處境中,國民政府確實具有一些相當有利的外在條件,如日本留下的基礎建設與現代化農業,如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以及有利的發展空間,即上述的舊帝國主義所留下的及新霸權所容許的自主空間。不過,這些只能是經濟發展所需的部分必要條件,這些條件仍可能被錯誤的統治與政策所揮霍掉;發展成功仍須動力方面的條件,這包括主政者推動發展的意志以及執行的能力。即國民政府以其有限的資源,為求生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這個背負慘痛敗績的國民黨,為何在此時居然能夠成功的推動經濟發展,為何在此時能夠展現出成功所必備的發展意志與能力,這些我們則必須從中國的歷史脈絡去瞭解。


(一)黨國與土地改革


在1949年初,國府已兵敗如山倒,解放軍雖尚未渡過長江,但國民黨敗象已明,亟需穩固臺灣作為最後立足之地。陳誠臨危授命,於一月初接手臺灣省主席,隨後立即在還沒有任何法源根據的情況下,於二月初宣布進行三七五減租。這些事件的主要背景如下:一月十日國共內戰中三大戰役的最後一戰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在激戰兩個多月後終告結束,將近六十萬的國民政府軍隊,被鄧小平等人所率領的解放軍徹底擊潰殲滅,解放軍兵臨長江,直接威脅到了南京政府。隨後就在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提出了和談八大條件,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解除賣國條約等,要理解陳誠的政策行為必須要參照這當時的背景。 土地改革是一重要且有深遠影響的變革,並且它必然會帶有「革命」的性質,因為是用政治強制的力量改變土地的所有權。現代化工業化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轉變,要從一個由地主主導的農業經濟轉變到以資本家主導的工業社會,這轉變必然會侵害到既有地主階層的利益。而既然地主是傳統社會的主導力量,因此這轉變能否產生,就牽涉到社會上是否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有夠堅強的意志與執行的能力去挑戰地主的利益,而這多半需要社會革命性的變化。在多數落後國家此種革命性變化並未發生,因此譬如至今菲律賓仍因被大地主階層壟斷而動彈不得,南美大國巴西的農村仍還在進行激烈甚至流血的土地鬥爭。或許因為如此,到了二十一世紀,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的知名經濟學者Stiglitz就還認為很多落後國家應該效法臺灣南韓進行土地改革[16]。 國民黨與共產黨長期進行著中國現代化領導權的爭奪戰,而中共則採取了以土地改革爭取農民的戰略路線,清楚的與國民黨有所區隔。中共於抗戰期間已練就出以土地改革組織動員農民的模式,它就藉此在戰後幾年內出人意料的打敗了有美國強力支持的國民黨。而國共內戰也可說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戰爭的延續。中共藉由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歷練,成功組建了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統治組織,取得政權後強力全面推行了農村的土地革命,終結了中國過去傳統的地主經濟,開啟了由國家全面主導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時代。 國民黨為何會在臺灣進行土地改革?一般的說法是說因為它與臺灣的地主沒有淵源所以沒有包袱。不過,這因素最多使得進行土改或許較為容易,但並不意味國民黨會因此有改革的動力。譬如,在此之前國民政府在接收臺灣之時,並未顯示出任何要在臺灣進行土地改革的意圖。更何況國民黨內保守勢力龐大,其中大陸地主力量當時仍然心念著返回大陸,並不樂見臺灣進行土改[17]。因此,陳誠在解放軍兵臨南京、毛澤東提出包括土改在內的和談八大條件之際,立即在台進行減租,只能是因為被中共農民革命的成功所迫,為了不讓中共勢力滲入臺灣,為了保住臺灣,只好立即實行,是一被中國革命形勢所迫而進行的由上而下的改革[18]。並且如劉進慶所言,「面對著以解放臺灣為目標的強大的中國解放勢力,臺灣地主為求自己的生存,必須對國民政府讓步,並且選擇了與其共存的道路」[19]。他同時指出此次土地改革是以安定為主,立基於國府、地主及農民三者之間的妥協。 當然陳誠當時另一項重要的工作,是鎮壓左派肅清共產勢力。臺灣部分的本土菁英也參與了慘烈的國共內戰,左派力量在從1949年至白色恐怖時期幾被徹底肅清,導致臺灣戰後的社會長期的左右失衡。 在1949年初開啟的土地改革影響極為深遠。臺灣傳統的地主經濟,在日據時期雖鑲嵌於現代商業農業之中但仍繼續維持,而後在日本戰爭動員時期則被高度弱化,但最終仍是由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來結束其在臺灣經濟中的主導位置。土地改革意味著臺灣傳統的地主經濟不復存在,國府此後必須義無反顧的全力推動工業化[20]。


(二)黨國資本主義的問題


國民黨是否利用其政治壟斷力量,在戰後臺灣建立了壟斷性的黨國資本主義?答案應是只有部分屬實。戰前現代企業日資所佔比例近八成,在製造業中佔了九成,其中在台日人經營的中小企業約佔兩成,其餘為日本財閥資本[21]。而在戰後接收的過程中,日資作為敵產全被沒收,其中佔大部分的日本在台獨佔資本,就被國府接收成為國營企業,規模較小的除少數拍賣之外,主要是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時轉售給了地主階層。當時雖然臺灣民間並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完全接手如此龐大的國營體系,但必然對此獨佔體系非常不滿,會要求國府能給民間資本較多的空間。在為平撫二二八事件的官方言論中,盡量轉移輕工業給民間的說法也時有所聞[22]。 不過,在戰後初期,國民黨除了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時,曾將四大公司(水泥、紙業、工礦、農林)做為地價補償而撥售給地主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稱述的私有化的案例。顯然當時國府持續握有關鍵的國營企業,作為其統治的基礎的需要甚強,私有化只是說說而已。同時必須一提的是,當時接收日產約八百多家,其中較具規模的399家留為公營,分國營、國省合營、省營等形式,其中還有19家由省黨部接收[23]。如果這局面持續維持,則黨國資本主義的稱呼就會名符其實了。 不過,更重要的發展是在新興的部分,即國府其實是將新成長的部分,主要留給了新興的民營資本。國民黨在臺灣接收了這些龐大日產之後,對公營資本的進一步擴張其實相當審慎與節制,而黨營事業部分當時則規模甚小,因為在當時黨國不分的時代,其重要性有限。 從戰後開始,國民政府在政策上對民營企業給予相當大的空間並予以扶植。這扶植民營資本的政策,應部分源於國民黨在大陸戰後時期在處理經濟事務上慘痛的失敗經驗。國府在大陸戰後接收日偽財產的過程不只腐敗問題嚴重,同時將其主要部分收歸為黨國資本,不單成效不彰並且備受批評,以致於「沒收官僚資本」被列入毛澤東和談八大條件之一。再則,國府深知其必須在臺灣爭取民心,如陳誠所言,其「統治基礎尚未樹立…隔閡未除…要樹立信用…以免二二八重演」,「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要扭轉頹勢…故在爭取民心...治台要義,在不與民爭利」[24]。國府既然做不到將國營事業私有化,就必須在新興部分少與民爭利了。 因此在1950年代,國營十大公司成長有限,公營工廠數目幾乎沒有增加,而私營企業的數目及產值則快速成長。譬如,公營工廠與民營工廠的數目,在1950年分別為245與7229,在1953年則分別為264與13175[25]。因此,早在1958年之際,在臺灣工業產值之中,民營企業所佔比例就已趕上公營企業,並從此年之後持續的直線上升。其實,若去除公營獨佔的水電部分,只看工業中製造業的產值部分,則民營比例趕上公營的年代更要提前到1954年[26]! 譬如,除了很少數來自五大家族(林本源、林獻堂、陳中和、顏雲年、辜顯榮)及其他既有利益之外,臺灣戰後的主要私營資本幾乎都是戰後的新興者,並且多半為學徒出身白手起家者,如台塑、國泰、新光、台南幫等。他們起家的場域主要是紡織食品等民生輕工業,以及特許寡占行業,如金融、水泥與地方性產業等。後者也是國民黨為了統治考量,採取地方菁英利益均霑的一向作法[27]。 這些數字與案例清楚顯示國民黨並未阻礙民營企業的發展,如筆者在他處所指出,劉進慶先生所提出的顯示官商結合的「官商資本」,是一遠較為合適的概念,而不是黨國資本[28]。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社會已有長足發展之後,官商資本概念有助於社會去討論如何對政商關係進行規範,黨國資本概念則除了有助於私人資本的擴大之外,主要是來幫助反對勢力向國民黨奪權而已[29]。


五、以實業救國的儒官的抬頭



國民政府在大陸軍事潰敗與經濟崩盤之後退守臺灣,這慘痛的經驗以及仍然危急的局勢,使得國民政府主政者從1949年起,救亡圖存振興經濟、不能重蹈覆轍成為共識,並維持著高度的危機意識。迫切的生存危機除了迫使它進行土地改革之外,也努力穩定並發展臺灣的經濟。在蔣介石授權陳誠主持下,尹仲容、嚴家淦等財經官僚能夠主導經濟事務,並得享有高度的自主權。 陳誠在那風雨飄搖的1949年,於六月成立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總管經濟,同時進行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並開始籌畫地方自治。在那幾年中,臺灣的經濟實處於高度危機的狀態,新增百多萬人口的壓力,財政與貿易赤字龐大,惡性通貨膨脹,民生物資缺乏等等。或許是因為有過去失敗的經驗做為教訓,一些有能力的財經官僚(如尹仲容等)得以憑藉工作績效出頭,並進而掌握權力主導財經事務。在他們努力下,以及在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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