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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台湾人如何再作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下的身份难题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当代文化研究网
今天在台湾,「中国人」身分充满争议。
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

鄭鴻生**

How Could Taiwanese Be Chinese Again?

Overcoming Identity Controversies in the Division Systems

ZHENG, Hongsheng


關鍵詞:台灣人、中國人、身分、民族主義、分斷體制

Keywords: Taiwanese, Chinese, identity, nationalism, division systems


摘要:

今天在台灣,「中國人」身分充滿爭議,在不少人心中甚至成了負面而令人嫌惡的東西。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兩者變成二分對立的身分,糾纏在統獨問題與藍綠鬥爭裡。

為解決超克這問題,本文先從四百年來台灣的中國人移民歷史中探討台灣人身分本身的隱含問題,及其在台灣造成的侷限性。接著從這六十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動中,來追尋中國人身分變化在台灣的歷史軌跡,並指出1949年以後的兩岸斷裂與冷戰局面才是如今中國人身分的問題所在。

在國際局勢再次面臨巨大變化的今天,本文進一步從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尋找台灣人重新再作中國人在歷史上、現實上、以及心理上的的合理性。本文指出台灣話/閩南語是更為古老的中國話,是無須與華語二分對立的;中國人的身分基本不是來自血緣,在其幾千年的歷史中歷經過無數次的大混血,是較為包容的身分概念;而雖然在1895年乙未割台後,台灣被迫暫時從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脫勾,但整個日據時期台灣的啟蒙知識分子還是不斷地從中國大陸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革命中汲取思想資源與感情能量。所有這些都是今天台灣人可以引以為超克兩岸分斷體制的心理基礎。

本文最後指出如今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作什麼樣的中國人」。而這個問題必須是開放性的,答案必須具有前瞻性。就是說中國人身分的界定必須不能被任何政治勢力所壟斷,而今天正是我們共同超克這難題的時候。



Abstract:

In today’s Taiwan, to have a Chinese identity has become very controversial, even negative or distasteful. The two identities, Taiwanese and Chinese, being trapped in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and blue/green struggles, have been dichotomized and turned mutually exclusiv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at first explores the intrinsic problem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its limitation from 400 years of “Taiwanese” history. It then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Chinese identit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last sixty years, parallel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enes. 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e cross-strait division under the cold war system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current identity problem. This paper further looks into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o seek likely rationalities for Taiwanese to be Chinese again. It not only covers historical,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also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is, what kind of Chinese we would like to be. It argue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new Chinese should be beyond the interference of any political powers, and open to any peopl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多年來台灣人一直深陷於統獨與身分問題的泥沼裡,對我們而言,中國人身分的問題不只牽涉到對統獨與國家體制的不同觀點,還觸動到個人的情感層次。在兩岸歷經百年離亂及目前台灣內部藍綠對立的糾結中,本文試圖從豐富的歷史資源裡,找出能夠超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想像的台灣國之間的對立,超克舊式民族主義的侷限,而能解決台灣人身分認同及兩岸難題的一個前瞻的視野。當然「再作中國人」的訴求絕非是要把這身分當作強加於台灣人身上的道德規範,而是尋求一種較為寬闊而前瞻的共同身分,不只作為兩岸人民可以重新溝通連結的基礎,並且也能讓台灣人這身分可以較為健康地涵蓋所有的台灣人民。



一、尋找一個合理的、實用的、前瞻性的共同基礎

今天在台灣,談起台灣人或中國人身分,就有著民族或國族的聯想。民族這概念是近代西方的產物,第三世界從西方學到民族理念而發展成民族主義,以此作為抵抗現代帝國主義不可或缺的利器,但也留下血跡斑斑的族群鬥爭的負面歷史,並曾衍生出一些內部壓迫的情況。由於有著正負兩面的效果,民族主義後來就成了有爭議的思想,在一些圈子裡甚至成了負面而具壓迫性的東西。

然而當我們談到像台灣人、中國人或美國人這類身分時,就非得和民族的概念緊密結合,非得承擔其所具有的所有榮耀與罪惡嗎?當然,如今在全世界的觀念與制度都受到西方現代化的影響下,要將這種人群身分和民族概念完全分開是不太可能的。但現實世界無時不在改變,當我們的觀念反映不了現實情況時,用這些觀念來理解甚至解決現實問題就會遭來挫敗的下場。這正是我們一直用來責怪我們的祖先「守舊、頑固」以致「喪權辱國」的理由,而今天我們可能也正陷入同樣的處境。

基於這個認識,我覺得如今在談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問題時,用民族或民族主義這些西方近代觀念來理解,是不能完全釐清其間的複雜關係的。這裡並不是要完全否定民族這概念的現實意義(我們得承認它曾經幫助第三世界人民用來抵抗現代帝國主義的侵凌),而是希望我們能超越現代民族觀念的侷限,而從更寬廣的視野來探索像台灣人或中國人這些具有更複雜寬闊現實意義的身分。當然有些人,譬如自認已經超越族群的個人主義者,認為這些身分對他個人沒有意義。這是可能的,但對處於政治對立的兩岸大部分人民,我認為這問題逃不掉,還是很有現實意義。這一點也留待後面再仔細探討。

近年來媒體大量使用「華人」一詞,因為不少台灣人只願接受華人這稱呼,而不願接受中國人身分,同時這詞彙在今天的語境裡也比較沒有國族聯想。雖然用這詞彙來涵蓋北美洲的華人或南洋的華人等這些群體時問題不大,但在中文語境裡,就台灣人與大陸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葛而言,華人身分並不能讓我們完全表達清楚這關係。台灣人只願自稱華人,恐怕同個人主義者一樣,只是在規避而非面對解決兩岸錯綜複雜的問題,是二分對立下的產物,正是我們今天要設法超克的。

歸納上面所言,我這裡所說的「再作中國人」的這個中國人身分,首先不是去當一個刻板印象的、被政治污名化的「中國人」,也不是百年來各種政治運動與體制各自界定下的「中國人」。就是說今天我們並不是在搞一個民族大義的、規範性的身分認同,像以前國民黨「反共愛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動不動就罵人數典忘祖的那一套。而是一個新的身分,這身分首先能夠解決台灣內部分裂,繼而能為兩岸人民尋找一個交流對話的共同基礎,並能為世界的未來立下一個超克民族國家的楷模。當然這個身分也就不會是把一個人的生命全部綁住的規範,而是一個能夠溝通、解決難題的資源。

有了這個預先的釐清之後,我們再來看「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這題目的用意。「如何」可以有幾層意思,首先可能是台灣人要經過什麼樣的「步驟或程序」才能再度成為中國人,譬如唸誦一段經文之後就可「立地成佛」,這種「如何」當然絕非我們這裡要談的。再來的一種含意是,台灣人再作中國人有什麼「說法與道理」可言,這才正是本文要來探討的。我想闡明的是,重新拾回這個中國人身分主要是去找出其現實、心理與歷史的基礎,以及諸多合理性。就是說不會只是訴諸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不能被現代西方式的國族認同政治所羈絆,而是立基於實用的、合理性的基礎上,來為台灣這個難纏的身分問題找到可能的出路。這樣的道理哪裡去找?我相信歷史裡有著很多意想不到的豐富資源,本文希望能夠鋪陳出這些道理,找出其可能性。

在這基礎上我們就可以來談「如何」的第三個含意,就是我們台灣人要「作什麼樣的中國人」這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如果有了一個較為合理的基礎來重新作起中國人,那這個中國人的定義就不會再是任何政治勢力可以壟斷,也不拘泥於歷史上的任何窠臼,而是任何願意接受這個身分的人來共同塑造。進一步說,這將會是超乎現代民族國家觀念,能更包容而吸納諸多傳統與進步資源的一種身分。而我希望,這麼一種重新來過的、有前瞻性的身分,能有助於解決兩岸之間因歷史的與政治的斷裂而造成的種種看似無解的難題,並進一步為全世界人民提供典範。

在解釋清楚「如何」的含意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主題來討論題目上的第一個爭議名稱「台灣人」。



二、台灣人身分的歷史及其難題

如今很多人頗自安於台灣人身分,但這身分並非毫無問題。有原住民朋友認為,這種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說法與他們何干,不都是另一個國族暴力。這確實是個大挑戰,我在幾年前寫過的一篇文章〈台灣的大陸想像〉[1]也曾面臨過同樣的挑戰。那是一篇被指定題目的文章,題目看似再明白不過,就是關於歷來台灣人心裡的中國大陸圖像的探討。然而我寫到一半時卻發現,我所寫的只是部份的台灣人,而無能涵蓋所有住在台灣的人的想法。開始我以為我寫的只是台灣漢人的想像,無能涵蓋原住民;然後我又發現我無能涵蓋客家人,更是無關外省人;最後我很清楚我只是在寫台灣福佬人的大陸想像,在寫像我自己這種出身的台灣人,甚至只是這種出身的城市人。

於是那時我曾想過,應該把那篇文章裡的台灣人一詞都改成「台灣福佬人」,才算名正言順。然而在我接續的思考,回想自己這個台灣人身分的來歷之後,還是保留了原來的名稱。我是在台南城裡長大的,我父母也都是在這裡頭成長的。所謂的台南城指的大約是清代所築城牆圍繞的範圍,只佔台南市這個現代區劃的幾十分之一,城牆早在日據時期拆掉了,卻仍是傳統台南的核心。我有台灣人這觀念,首先來自我們住的老巷裡頭的一戶外省人家,在我童年的1950年代他們在大街上租個店面開了家鐘錶行,一家人又在我們巷子裡租房子住。我從長輩中學到他們是「外省人」,而我們則是「台灣人」。我們講的是「台灣話」,而他們的老祖母講的卻不是「國語」,而是我聽不懂的家鄉方言,雖然他們家和我們玩在一起的小孩講的台灣話一點也不輸人。接著我一個堂姐嫁給「客家人」,他同我們講台灣話,長的跟我們沒什麼不同,以致讓我一時弄不清這客家人名稱的意涵。直到後來我母親的縫紉補習班來了幾個講「客家話」的屏東女孩,才得以讓我以客家話來區分客家人的身分,以及讓我進一步確定我的台灣人身分。在這段身分定型化的成長時光,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幾個穿著與神態都與「我們台灣人」頗不一樣的一家人,我從身旁的大人們口中得知他們就是之後我們所稱的「原住民」。如此我就在這過程中清楚地建立了我的台灣人身份,這個身份是有別於原住民、客家人和外省人而確定下來的。我從小就不曾聽過「福佬人」這個在台灣島上有些地方用來與客家人區分的稱呼,台南人並不需要用這個來自稱,因為平常是「看」不到一個客家人的。

現在的人很容易基於政治正確的理由而認定這是台灣福佬人「霸佔」了台灣之名,我原來也有這個想法。但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台灣人這稱呼確實原本指的就是台灣福佬裔移民後代,而與台灣一名的來歷有著密切關係。台南赤崁樓北側的成功國小在清代曾是台灣縣署所在,如今附近還留下一座縣城隍廟。這個台灣縣署管轄的是如今的台南縣市。「台灣縣」這個如今會令人感到不解的名稱從何而來?清朝初年延續明鄭時期的建置,只設一府三縣:一個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管轄台灣(台南地區)、諸羅(嘉義雲林地區)與鳳山(高雄屏東地區)三縣。台灣府治與縣治都設在如今台南市這個地方,只是當時並無台南之名,而稱台灣府。又因為是全島唯一的府,就簡稱府城。因此當時台灣這地名狹義地講,指的就是台南縣市這塊區域。到了雍正年間台灣府的格局不變,只多了一個彰化縣(彰化、台中地區)。直到清末光緒元年(1875),因應著北部地區的發展才增為二府八縣:增加了一個台北府,管轄淡水(台北地區)、新竹(桃竹苗地區)與宜蘭三縣,而台南還是保持台灣府之名,並多管了一個恆春縣(屏東地區)。台灣府與台北府這島上的南北兩個州府都隸屬福建省。然而世局變化更快,西方新興勢力頻頻叩關,在台北建府才十二年的光緒十三年(1887),清廷正式在台灣建省,並且原想在中部新增一個府治,以作為省治之所在,但最後還是選擇落腳台北府。從此原來在南部的台灣府就改稱為台南府了,這才是台南一名的真正開始。就是說,從清朝初年到清末台灣建省為止的二百多年間,現在的台南一直是台灣府的府城所在,住在這裡的人自稱台灣人或府城人,而不知有台南之名。可以說這期間台南不只被稱為府城,還獨占了台灣之名。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到,台南人的台灣人身份觀是有著深長的歷史淵源的。

這台灣之名的獨占又有著更實在的歷史地理的原因,台灣一名在明鄭之前原來寫作「大員」或「台員」,這三個名稱的閩南語發音除聲調外基本相同,如今學界多同意這些名稱來自台南安平一帶原住民的地名(Tayouan)[2]。這漢人移民的最初地區就一直保有台灣之名,直到1887年台灣建省後,才有了台南這新名稱。而在有了這新名稱不到八年的1895乙未年,日本帝國就佔領了整個台灣島,也將總督府設在台北。因此府城人明確地成為台南人是在日據時期的五十年間完成的,然而並沒改變其台灣人身分意識的基本內涵。

考察台灣之名在歷史上的淵源,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台灣這名稱曾經是很明確地與來自福建泉漳地區、講閩南語而如今被稱為台灣福佬人的移民史緊緊綁在一起,不只成為我成長年代台灣人身分的背景,也是後來台灣福佬人政治運動避免不了,也甚難突破的身分核心。雖然台灣人這名稱百年來也曾擴大過其內涵,但就因為它曾經是如此專屬地用來指涉講閩南語的台灣福佬人,以致於當台灣的族群政治在1990年代開始氾濫,並具有強烈排他性之時,李登輝才會提出「新台灣人」這名稱,企圖涵蓋被老台灣人一名所排斥的原住民、客家人與外省人。然而族群政治總是不斷地會為其外部敵人「中國」在台灣島內找出其相應的「非台灣人」投影來作為其內部敵人,以此煽動選民。或許就是由於台灣人身分內涵的這個侷限性,也就構成了今天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障礙。

如此再回來面對這篇文章題目裡的「台灣人」這問題。就像在〈台灣的大陸想像〉一文裡所用的,我最後還是決定保留這名稱,而不用「台灣福佬人」一詞。就是說,我所指涉的雖然基本上是台灣福佬人,但台灣人一名卻更能表現其內在的緊張度,更能顯示出它所承擔的歷史爭議。

其實連台灣福佬人這名稱也有其內在爭議性,不少學者認為台灣福佬人也是混著平埔族原住民的血統的,有不少人去追尋這條血緣。台南地區作為漢人的最初移民之地,在這語境中可能就是最初混血的開始。如今在台南地區靠山一帶還保留不少西拉雅平埔族文化,那裡的子弟有不少來到台南市上學,成了我的同學。然而他們卻都是以台南/台灣人的身分長大的,府城人並不認為他們是原住民,因為他們已經包含在「台灣人」這個身分裡了,講的也是台南地區的台灣話。有些平埔族詞彙也進入台灣話裡,譬如指涉夫妻的「牽手」一詞。就是說作為台南人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追尋出這條原住民血緣。但我覺得對我個人以及以台灣人身分長大的任何人而言,這樣的追尋在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上意義可能不大,因為不管我這個台南人之子有沒有平埔族的血源,都不能卸下前面談到的那個台灣人名稱的歷史包袱,都得概括承受這名稱所背負的所有榮耀與罪過,而無所逃避。進一步說,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身分,都一樣要面對原住民的挑戰,這個挑戰並不會因為否認自己的漢人、台灣人或中國人身分就可能消失。何況這個台灣人的平埔族血源論述,至今還是頗爭議的問題。[3]

有了這個對台灣人一詞內在爭議性的認識之後,我們可以理解到這篇文章的主要對象就是像我一樣出身的台灣福佬人,如此接著可以來談更具爭議性的名稱「中國人」的複雜意涵。在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可看到「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兩個雙生的爭議身分是必須放在一起解決的。



三、中國人身分的大轉折

「我們中國人」這樣的自我宣稱如今已極少在台灣出現了。十多年來,這是一個政治很不正確的身分位置。對於很多在1960與1970年代出生的「五、六年級」世代而言,因為成長於台獨運動蓬勃發展的1980和1990年代,比較不構成什麼問題。但是對我們這些1940與1950年代出生的「三、四年級」而言,卻是經歷過一番心理上的大轉折的。

1950年代到1970年代,這一段是我從童年成長到青年的時期,也就是我們這些戰後新生代成長與受教育的時期,說出「我們中國人」這麼一個身分毫無心理障礙。譬如1960年代台灣有個自覺運動,全名就叫「中國青年自覺運動」;1970年初我的大學時期,台大學生報紙《大學新聞》上有一篇評論白景瑞電影《新娘與我》的文章,標題是〈給中國電影界的一帖藥方〉;另一篇〈中國人要什麼〉的文章則主要在談台灣社會的缺漏;某個學生社團請了外國留學生來座談他們「對中國青年的感想」,有位學生則如此回應〈一個現代中國青年的平心而論〉;在1971年的保釣運動期間,台大學生很興奮地掛出了「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這個五四標語;而在同一年校園裡的一篇倡議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評論上,學生也以〈誰是中國的主人〉來質疑萬年國會的不當。

可以說,當時我們自認是中國人,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這樣的思想意識不只存在於一般人心中,後來成為激進台獨的也是如此,讓我舉三個例子。首先是我中學時代老朋友,曾擔任台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的台南人林瑞明。他在1966年就讀南一中時是個浪漫詩人,高二時曾組織了一個叫「丹心會」的地下社團,網羅了當時南一中同年級大半的文藝青年。這名稱取自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是他的典範。他在這社團的會員聯絡簿上題了「志在恢復漢唐雄風」,號召「關心國家興亡之有志之士」參加,並以同盟會的成就自我期許,展現遠大志向。這樣的思想在今天是要被罵成「大中國沙文主義」的。1980年代之後,他轉變為激進台獨。

再如高雄人陳芳明,在1972年春天尼克森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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