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胡起望：从日本的国会辩论看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台湾高山族人民爆发的"雾社起义"，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强暴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它曾经震动日本朝野，成为我国近代史上反对殖民统治的光辉的一页。关于记述和研究"雾社起义"的文字已有不少，本文拟从昭和六年(1931年)初日本国会众议院与贵族院(后称参议院)的两院全会上，议员们关于"雾社起义"问题的质询和辩论记录中，对"雾社起义"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剖析，以便进一步有所改释和印证。

日本国会辩论时，有以两人为一组的速记组同时记录，约十五分钟后就另换一组人，所以对会议进展情况记录得十分详尽。在关于"雾社起义"的质询记录中，往往可以看到有着加了括号的(有人喊"不错")，(有人喊"认真一点")，(有人喊"毒瓦斯是怎么一回事"?)、(鼓掌)、(会场骚嚷)时，眼前就不禁浮现出一幕当时辩论十分激烈的情景。感觉到那个时候高山族人民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控告了当时军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因而在日本国内的心脏部分也引起了强烈的搏动。

一

1930年的"雾社起义"，爆发在日本占据台湾已达三十五年之后。日本当局在台湾经过武装镇压、编制户籍，颁布"番务监视规程"，在高山族地区完成了九百日里(一日里约合四公里)的道路网，配备有总数多达5400多名警察的"番地警官驻在所"遍布各地以后，因之认为殖民统治在台湾和高山族人民中已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而位于台湾中部的"雾社番"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心目中，又恰恰认为是归顺得最好的高山族部落。"这模范地的人民以必死的悲壮决心，发起动乱，必定是(我们)在政治上有了重大的缺陷"。[1]正如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在昭和六年(1931年)1月26日下午全会上的质询辩论中所说的一样:"麻哈勃社(雾社部落中十一个社之一)是台湾几十几百个番社中的模范番社。不知你们有人去过台湾没有?据我所知，凡是由众议院派到台湾视察的人，都要按照(台湾)总督府的安排，被引导去参观雾社，看看这个后来起来反抗的麻哈勃社。因为当时认为它是模范番社，是台湾的番社中最好的番社。"贵族院议员川村竹治在二月二日上午全会的质询中也说:"雾社番在番人中是最开明的种族。他们二十年来受着和本国(指日本)一样的小学教育，与平地的人们有着频繁的往来。对于平地的繁荣和政府的威力，他们也是十分知道的，相信他们对于无论怎样反抗，但是不可能打赢政府，也是万分明白的。可是尽管这样，他们这次还是敢于起来反抗，说明这里面一定有着忍无可忍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行动虽令我们憎恨，但一想到他们那种被迫而无奈起来反抗的心情，确实是十分悲壮，禁不住为之一洒同情之泪。"偏偏就是月本台湾总督府认为是"最好的番社"，被称作"模范番社"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却一齐奋起，齐心反抗，这又怎么不令那些统治者为之震惊呢。贵族院的议员尽管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对这种反抗表示憎恨，但也不得不在这种悲壮的斗争面前，为之动容。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当时的有些国会议员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他们认为"松田先生(指当时的国务大臣松田源治)所有的资料总不会超出警察的报告，而警察的报告是不

会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立场的，这是很当然的事情"[2]因此议员大都依据自己搜集的材料进行质询。这也多少使我们能够在官方材料以外，又从侧面多了解一些"雾社起义"的情况。这里也许可以比日本的官方记载更多一点接近事实的真相。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日本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根据河上丈太郎和河野密所调查，指出导致这次"事变"的起因有六点，即:

    1. 在役使高山族人民搬运木材时，日本警察对待他们十分苛酷，使高山族人民心中为不满。

    2. 在役使以后，又不按原约付给工资，更加激化了他们的反感。

    3. 在裁撤高山族籍警察的时候，采取了不公正的待遇。

    4. "警察掠夺番人所生产的所谓蕃产物，也是这次事变的起因。"[3]日本警察经常在高山族地区掠夺高山族人民的物产，使得高山族人民本来已十分贫乏的生活变得更加穷困，更引起了他们反抗的决心。

    5.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在高山族地区强迫推行储金制度，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有若干元的邮政储金。对于无钱储蓄的人，则强迫他们廉价出售"蕃产物"，以此达到储金的目的。到起义前夕，麻哈勃社"其数已达每人廿四元"，被认为是"进步的蕃社"。[4]

    6.强迫高山族人民自山区迁到平地，并且禁止他们种植过去大量种植的甘薯和小米，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滨田国松议员在听了浅原的质询后，过了两天，在众议院的全会上，又发言为之补充，指出:"除了(浅原)议员所列举的以外，还有包含有很多理蕃政策上和理蕃事务上的颓废不振的事实。"他认为浅原是从被压迫者的这一角度观察起义爆发的原因，而他却要从"不偏不倚的全面观察来看"，还可以发现很多其它的原因，即"第一是警察官与蕃妇的关系;第二是在押犯的待遇问题;第三是罢免精通蕃情的官吏;第四是区长与警察分离问题，第五是日月潭工程;第六是削减台湾总督府的抚育费"，"其他如强制划一教育，革除颓风陋俗，这种种理蕃政务上与事务上，直接的或间接的，一般的或局部的都有了颓废不振"，[5]滨田主要是从殖民统治的立场来"检讨""理蕃政策上与事务上"的问题。关于这方面，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都把它们归诸于日本警察的纲纪松弛和基层官员的不谙高山族情况。汤地在质询中说:"生蕃的蜂起的中心原因是纲纪弛缓"。他认为起义的"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警察"纲纪弛缓"，结果是"大多数的警察，在蕃地服务中与蕃妇通奸"。他说:"生蕃壮丁的品行是比较端庄的，比日本人还端庄，这一点还希望日本人多多仿效蕃人。""生蕃姑娘是番丁们将来要娶作妻子的，但(日本)警官往往滥用职权将他们奸污，这是番丁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反对和防止的""这是我经过研究所有调查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其次，汤地幸平又指出"管辖雾社的雾社分驻所主任是一个很坏的巡官，是一个"生番最讨厌的人"，他不仅强迫奴役高山族人民，而且往往要贪污"番人的工资"。一天理应给四角的工资，而雾社分驻所主任却"只给生番二角，其余二角则吞没私用"。并且每日还到距雾社不远的埔里街上豪逛，横行霸道，使得人人为之侧目。而且作为上级的"能高郡守"(即能高区长)，又是一个对高山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没有理解的人"，其所作所为当然不会受到高山族人民的欢迎。对于这些即使是从统治者角度所进行的检讨，由于议会中竞争的关系，所以政府一侧也不愿完全承认。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回答汤地幸平议员的质询时，特地声明政府对于雾社"事变"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据政府的调查，起义的原因有三个，即"第一为劳动关系;第二为与巡警的争执关系;第三为不良蕃丁因陷于自暴自弃，而企图砍取日本人的脑袋，由于上述原因才引起了事变"。[6]这"劳动关系"就是指高山族人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很多，在建造雾社小学的学生宿舍时，要高山族人改过去习惯的拖运木材为用肩扛运，加之工资的"一部分仍在拖欠"，是触发起义的原因之一。其次"与巡警的争执"系指起义的二十天前(10月7日)，一个日本巡警吉村为砍伐木材的事情经过麻哈勃社时，受到该族头目摩那·罗达奥的长男邀请饮酒，因而发生争执斗殴，引起摩那·罗达奥等怕受到极刑的报复一事。"不良蕃丁的自暴自弃"系指荷戈社青年辟荷·沙脱波曾被万大社的人收为养子，后来因故脱离关系，"陷于悲观，日夜懊恼，遂成自暴自弃。"而更主要的是这个荷戈社青年辟荷·瓦里斯曾因反抗日本统治，全家被杀，只有他因在邻家才幸免于难.，"因此平日怀怨官宪，常常抱着如有机会就要杀戮日本人的念头"。松田源治提出事变的这三个原因，并竭力为雾社分驻所主任佐家和小笠原区长开脱，目的在于减轻殖民政府的责任，以免因"雾社起义"事件而引起更多的迫使有关责任者引咎辞职的连锁反应。

    从议员的质询和国务大臣的答复中，尽管已列举了不少引起雾社起义爆发的原因，罗列了一些日本警官欺压高山族人民的事实。但是他们都不敢也不能触及起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也证明，只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继续其统治，这种反抗斗争就不会停息。即使殖民者对其统治政策进行各种各样的修补，也不可能阻挠或平息这种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

二

    雾社部落共包括十一个社，开始参加起义的到底有几个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众议院的议员滨田国松和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都说是有九个社参加起义。"事情发生在去年(1930年)的10月26日半夜，据说是台湾蕃人中受文化教育最深的模范蕃地麻哈勃社，以这蕃社的头目摩那·罗达奥为首，在他的指挥下九个社的蕃人一千几百多人，以悲壮的决心企图破坏帝国的国宪，这就是此次事变的出发点。"[7]"参加反抗的生蕃是乏伦社等九个社，有318户，1399人，这就是参加反抗的蕃人数"。[8]但是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的两次答询中，都只承认有六个社参加，而不是九个社。他说:"雾社蕃十一个社中，只有麻哈勃、乏伦、斯库、荷戈、塔罗湾、罗多夫等六个社，以三百个壮丁为中心惹起骚乱。而其余五社塔加都塔、塔加南、拨兰、西抱、多岸等番人虽然开始时似乎也有人参加，但是随后立即脱离，反过来与不参加骚乱的蕃人一起支援(日本)警官。所以说参加骚乱的只是雾社蕃十一个社中的六个蕃社。"[9]"我回答志水先生的质问，雾社蕃十一个社中，反抗的是六个社，壮丁约三百人。雾社蕃六个社的总户数为280户，人口有1236人。"[10]除了这二种不同的说法以外，也有说是十个社的。如井上清纯男爵在贵族院上质询说:"台湾的山地有蕃人九万，其中以富有武士道风气的麻哈勃蕃社为中心，雾社的六个蕃社，仔细说来是十个蕃社，举族蜂起，白天袭击运动会的会场。"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汤地幸平议员作了一个解释，可能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起而反抗的蕃社数，据我的调查是九个社，但刚才松田先生(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则说是六个社。那或许是在开始的时候是九个社，而后来有的社不再参加，因而减为六个社的。"[11]这段话与前引的松田所述"而其余五社...。...虽然开始时似乎也有人参加，但是随后立即脱离，......"的说法也是相符合的。

    雾社起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不仅出动警察部队，并且要求陆军司令部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据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贵族院全会(2月2日上午)的报告说，军队出动二个营的步兵，一个连的山炮和飞机三架，总人数为1300人的正规军事部队。开始时他们处于第二线，作为支持警官部队的预备队出现。但从10月30日开始，经与总督府协定，军队走上了第一线，对于忍无可忍起而反抗的高山族人民采取了血腥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一种情况，有的议员也作了一点描述，"用一千五百甚至二千人的大兵，包围只有二四百人的蕃人，截断他们的交通，堵塞他们的粮道，逐渐加以压迫，最后竟以飞机从空中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使蕃人无论在密林里或岩石间都没有藏身之地。"[12]"这次武力镇压迫使蕃人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造成了三十人一群，四十人一起的集体自杀"。[13]"陆军当局对于这次雾社事变的讨伐方法是，派遣一千数百的军队，乱射机关枪，出动了飞机，最后竟投放毒瓦斯，怎么能采取这么残酷的讨伐方法呢?"[14]从这些质询中可以看出，在镇压这次起义中，日本统治者不仅出动了正规军队，使用了山炮、机关枪、出动了飞机，而且还使用了毒瓦斯，"竟使没有抵抗力的妇女小孩集体自溢而死"。[15]除了1300人的日本正规军以外，据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的报告，还有2400人的警宫部队，[16]因此是总共近3000人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包围了一千多名连老幼妇孺在内的起义者，不仅断绝了他们的粮食，而且还从空中扫机枪、扔炸弹、放毒瓦斯，完全置起义群众于绝境。对于这种"盛行杀戮"的作法，连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非议。

三

      "雾社起义"的爆发，在统治者方面，也引起了一片混乱，日本军方还想借此机会，增兵台湾，为今后扩大东南亚的战争作准备。这是过去研究"雾社起义"时很少论及的一个问题。

    根据浅原健三在众议院全会上的质询，指出"雾社事变"爆发后，在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军部之间，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台湾总督府想把这次事变尽量化小，而军部却想尽量扩大。"这两种不同的想法各有其自己的目的。总督府想化小处理，目的在缩小责任范围。而军部想扩大处理，目的在于增兵台湾，"据云已有增设两个师团的具体计划，为准备将来的日美战争，应付对立的菲律宾作谁备。"这是日本军部妄图趁镇压高山族人民起义之机，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作准备的意图。

    这次"雾社起义"在日本国会里引起了震动，在辩论中有的议员还追溯了三十多年前日本政府与李鸿章谈判的历史;回忆了日本当局对高山族人民的种种统治措施，并谈到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7年)就有率日军入山的深倔大尉被雾社群众全部消灭的史实，说明作为外国侵略者要想完全统治台湾和台湾各族人民的困难。有的议员甚至哀叹，这是"圣代(指昭和时代)的一个大不祥的事变"，"在光辉的殖民地统治上印上了洗不清的污点"。[17]由于"雾社起义"的爆发，引起了台湾总督、总务长官、县长、警务处长等等不得不提出辞职书，引咎辞职。作为日本政府的当权者，竭力想缩小这次起义的影响，不想因此而牵连政府中更多的高级官员。当时的代理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就在国会中公开庇护这些官员:"我们对那些(辞职的)官吏的立场深表同情，同时对他们提出的辞职书又感到不得不呈奏(天皇)。现在承闻殖民地大臣也要共同负责的议论，我想事变的性质还没有达到连殖民地大臣也要引咎辞职的程度。"[18]可是一些议员趁着追究"雾社起义"责任的机会，在党派斗争中发起了攻击。他们不仅要殖民地大臣总负其责，而且还揭露了当时日本官场中腐败的情况，指出"到台湾工作的，尤其在公务员中，有许多人是品质非常恶劣的"现象。[19]指出"自台湾总督改任文官以来，每有内阁更迭，台湾总督必有变换。而新的台湾总督到任以后，又必对总督府的各厅处长的重要官员进行更迭"，[20]说明按《殖民地部官制》规定，"殖民地大臣乃总管关于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关东厅、桦太厅及南洋厅的事务"(第一条)，"总督乃承殖民地大臣之监督，总管诸般政务"(第三条)，因此殖民地大臣乃至整个内阁都负有一定责任。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说:"追求责任不止于事务官，而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曾有先例。因此对此次雾社事变，我不管松田殖民地大臣如何竭力该避责任，但仍认为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要提责问。""第一是由雾社事变动乱的性质看，内阁难免政治上的责任。第二是据《殖民地部官制》与《台湾府官制》看，殖民地大臣及内阁均有责任。第三是以政治上的先例说，过去我国发生这样的动乱时，内阁、至少总理大臣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的。"[21]由此可见，由于起义的爆发，在日本国会里曾引起了一阵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时的内阁。尽管其中包括党争的成份，但也表明起义的确是震动了日本当时的统治阶层。

    在日本国会的质询辩论中，议员们对于雾社起义中的高山族人民只杀统治他们的日本人，而并不杀当地的汉族人一事，感到震惊.并由此看到了殖民统治的不妙。"住在被害地区内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呢?是271人，其中被杀者达144人。被杀人数占当地日本人的60%以上。但是这里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所谓'生蕃'者原来在日本人与当地汉人之间多是砍汉人的首级的，然而这次被害地区内虽然住有428个当地的汉人，但是却连一个不杀。其中有被杀的只有两个汉族，一个是穿日本服装的孩子，似乎是因为穿日本服装而被误认为日本人所被杀的。另一个是乙种巡警，他因穿着日本警服而被杀。就杀了这两个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人。我看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22]"不以当地汉人作对象，而只杀戮本国人(日本人)，事至如此，难道还不是有计划的吗了"·...白天之下，只选择本国人(日本人)杀戮达197人。......政府仍把它认为是偶然的事变行吗?可以把它推托为驻外官宪在事务上的疏忽而草率从事吗了"[23]从雾社起义斗争的对象也可以看出，这次起义是一次有组织的有明确斗争对象的反殖民压迫与统治的斗争，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共同的反对口本军国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之一。

[1] 昭和六年(1931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众议院全会，滨田国松议员的质询。

[2] 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议员汤地幸平在贵族院全会上的发言。

[3] 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浅原健三在众议院全会上质询。

[4] 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滨田国松在众议院全会上的质询。

[5] 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众议院全会上的讲话。

[6] 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的答询。

[7] 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众议院全会，滨田国松的质询。

[8] 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贵族院全会，汤地幸平的质询。

[9] 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的答询。

[10] 昭和六年二月五日上午，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的答询。

[11]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汤地幸平在贵族院全会上的质询.

[12]昭和六年二月二日上午，志水小一郎议员在贵族院全会上的质询。

[13]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众议院全会波田国松的质询。

[14]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众议院全会，清原健三的质询。

[15]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的答询。

[16]昭和六年二月五日上，午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的答询。

[17]昭和六年二月二日上午，川村竹治议员在贵族院全会上的质询。

[18]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代理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在贵族院全会上的发言。

[19]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汤地幸平议员在贵族院全会上的质询。

[20] 同上注。

[21]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滨田国松议员在众议院全会上的发言。

[22]昭和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汤地幸平在贵族院全会上发言。

[23]井上清纯在昭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上午贵族院全会上的质询。又:关于被杀人数所说不一，除前述的144人，和此处所引的197人外，还有136人(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宣布)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