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對於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抱持肯定或「部分」肯定看法的人，不在少數。其論調不外乎為：日本人在台灣的確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從結果來看的話，日本人在台灣進行的產業建設、社會法制化、教育普及等工程，促進了台灣的「近代化」，為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諸如此類「從結果來看」的所謂「客觀」的評價，很明顯地刻意忽略了這些「近代化」工程做為殖民地經營統治工具的性質，以及在推動過程中的權力運作與暴力。90年代之後「台灣殖民地研究」漸漸在日本與台灣學術界內外流行起來，也累積相當的實證考察之業績。追溯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實施的各項制度之起源，整理其實踐過程當中權力運作形式的實證研究，確實有其必要。然而，追溯與整理的動作，如果欠缺高度警覺性與戰略式的介入，可能會淪為帝國主義論述的反覆引用與複製，將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內在矛盾，隱藏在學術「客觀性」的旗幟背後。尤其是針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各項「近代化」工程進行的實證式歷史研究，不管研究者的動機或立場為何，很容易被拿來做為肯定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之「歷史」佐證。更弔詭的是，將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無條件地視為一種「進化」而加以肯定的觀點，雖然刻意標榜以去除「日本化」意識型態後「無色透明」的物質與制度為對象，其論證過程卻以日本「已完成」的近代化為不證自明的前提，對「近代化」成果的肯定，連結到對「日本化」的正面評價。
本論文將在殖民統治者日本人與被殖民統治者台灣人的兩極之間，引進具中間性質的「沖繩人」，藉由沖繩人對殖民地台灣「近代化」、「日本化」過程的參與及受容，質疑日本帝國「已完成」的「近代化」之內涵，在其延長線上，探討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日本化」兩者的相互關係，及其與帝國內部的複雜關係。
一、沖繩的「日本化」與「近代化」
明治12（1879）年，「日（受薩摩藩控制）中（藩屬朝貢關係）兩屬」的琉球王國（1429—1879），被強行「處理」為日本國沖繩縣。沖繩的「日本化」，是從「標準語」的學習、培養對日本的忠誠心、以及風俗習慣的改良開始。因為所謂「標準（日）語」的出現，居民長久以來所使用的語言，相對成為「方言」[１]。明治政府設置沖繩縣之後，在沖繩各地設置「會話傳習所」，並推行學校教育，但是成效不彰，1880年代沖繩的小學就學率只有3%，比當年其他府縣40%左右的就學率低很多，居民普遍不支持日本教育。一直到15年後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沖繩居民對中國的向心力轉傾向日本，就學率一口氣升高到男學童45%、女學童17%。不過一般老百姓仍多使用方言，學童則將標準語跟方言混合著使用[２]。比「標準語」的推廣更為重要的，是培養沖繩人對日本的忠誠。「修身」教育灌輸對天皇盡忠的觀念、歷史教育主張沖繩人自古就與日本人同文同種、地理教育則強調沖繩為日本南門鎖鑰以強調國防義務。在生活實踐方面，在沖繩推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其習慣，革除沖繩的「不良」傳統風俗。除了衛生習慣的養成，主要為禁止男性的結髮、女性的「hajichi」（刺青）以及青年男女的「moashibi」（野外聯誼）等沖繩傳統的風俗習慣。在沖繩提倡「文明化」與「近代化」[３]的論述，常舉1895年成為日本新殖民地、獵人頭族「生蕃」出沒的蠻荒之地台灣為例，強調沖繩為日本帝國正式的一員，必須儘快跟殖民地台灣拉開距離，免於被混淆或相提並論（小熊1998：38-49）。沖繩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的過程，通常被放在日本透過公權力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以及沖繩人對於這兩個「改造」運動的接納（「同化」）與抗拒（「異化」）之文脈中討論（小熊1998，富山1990，Christy 1997，大田1976）。也就是說，日本將沖繩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定義為「前—近代」，必須透過與「進步的」日本之同化，才能達成其「文明化」與「近代化」。面對日本強制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沖繩的知識份子為了擺脫沖繩在日本帝國的劣勢，積極配合推動象徵「近代化」的「日本化」運動，區分沖繩與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不同，卻屢屢遭受日本其他地方對沖繩的歧視與差別待遇，而在認同上搖擺於「日本」與「沖繩」之間。
這樣的論述方式，除了將沖繩人的認同過程化約為日本／沖繩、近代／前—近代、進步／落後、帝國／殖民地、「同化」／「異化」等固定不動的對立範疇，同時不斷複製「一心一意想要成為日本人，卻無法完全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沖繩人」之論述。即使論者的出發點是要批判日本對沖繩的強制性同化，或是要突顯沖繩在認同問題上所面臨的矛盾與衝突，也因為把「日本化」與「近代化」概念視為不須經過驗證的前提，反倒陷入將日本帝國收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的過程「自然化」與「制度化」之危險。尤其是，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日本化」與「近代化」時，所生產出來的日本—沖繩—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階層層序，在這些論述當中並沒有受到質疑。當時的報章雜誌，確實顯示出沖繩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之間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使得在地知識份子及意見領袖以啟蒙庶民的立場，在沖繩社會強化這樣的層序關係，協助推動「近代化」式的「日本化」運動。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曾有大量的沖繩人飄洋過海參與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沖繩人在抵達殖民地台灣之後，想必都「發現」台灣除了「生蕃」之外，還有過著「近代化」生活的漢民族。如果說，對沖繩而言，「日本化」與「近代化」意味著跟台灣等殖民地拉開距離，以便更加「接近」日本帝國內部的話，沖繩與殖民地台灣的實際接觸，難道沒有讓這個意識型態上的地政學相對位置產生動搖？讓「近代化」＝「變成日本」＝「不被視為殖民地」的等式產生龜裂？
本論文主要以沖繩最地處邊陲的八重山諸島為對象，透過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的移動」，討論「移植」到殖民地台灣之後的「日本」與「近代化」帶給八重山諸島的影響。並以八重山在殖民地台灣近代化過程中的參與及吸收為出發點，針對日本、沖繩、台灣等地的「近代化」過程一一分析，藉由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思考日本的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之相關問題。本論文所使用的文本包括八重山出身者的自傳、回憶錄，以及筆者在八重山所做的訪談，目的在於透過這些出自「生活實踐」經驗的「非官方」、「非學術」文本，呈現出由上而下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遭遇了什麼樣由下而上的反擊與回流，讓日本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產生什麼樣的雜音與龜裂。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首先要介紹一下沖繩、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間「人的移動」之相關歷史背景。
二、從帝國的邊境到殖民地經營的前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對沖繩影響深遠，除了徹底清除沖繩對舊宗主國中國的眷戀，還造成鄰近沖繩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結果是，於法制上與心情上正式被收編為日本帝國一部份的沖繩，隨著日本帝國版圖的擴大，一轉成為開拓新領土台灣的前鋒。根據沖繩歷史研究家又吉盛清的研究，從台灣殖民統治的初期開始，沖繩人紛紛渡台，成為鎮壓武裝抗日行動的警察、推動台灣殖民地教育的教員、建設軍營、道路、港口、醫院等基礎建設的土木工人、娼妓等等。世紀轉換的明治30年代初期，沖繩掀起一陣「台灣熱」，約有4、5百名沖繩人渡台。明治 44（1911）年時約有1千名沖繩人定居在台灣，大正（1912-1926）年間增加到5千名，昭和5（1930）年時可以確認的有7千4百餘名，並於昭和10（1935）年左右突破1萬名[４]（又吉中譯1997:50）。與其他府縣的比較，也可看出渡台的日本人當中，沖繩人所佔的比例居高。根據昭和元（1926）年的統計，該年度從日本「內地」渡航到台灣的45901人當中，沖繩縣人的2660人位居第三，僅次於東京府的4703人與大阪府的3970人[５]。尤其是從事水產漁業的643人，遙遙領先其他府縣（松浦1927:77-79）。面積與人口在日本為倒數前幾名的沖繩縣，在戰前之所以成為日本數一數二的移民縣，主要是因為經濟上的困難[６]。以農業為主的沖繩在琉球王國時代受到首里王府封建賦稅壓迫，經過明治政府的土地整理之後，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被迫負擔租稅以利於國家資本蓄積的進行。1919年糖價上漲帶來沖繩蔗糖產業的好景氣，然而1920年世界性的糖價暴跌，加上日本政府將糖業發展的主力移至殖民地台灣，使得仰賴糖業的沖繩經濟一蹶不振（金城1985）。1923年世界經濟恐慌，更讓沖繩的經濟達到最谷底，當時的慘況被稱做「蘇鐵地獄」，因為無法尋獲任何食物的居民，將帶有毒性的蘇鐵烹煮去毒之後食用維生。土地狹小、缺乏資源的沖繩，從19世紀初期就開始送出大批農業移民前往夏威夷、南美等地，1920年代之後為了減少吃飯的人口，又送出大批勞動者前往日本國內東京、大阪神戶、長野縣紡織工廠等輕工廠[７]，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台灣之繁盛，也吸引不少沖繩人離鄉背井。
尤其是沖繩縣離島裡的「先島」地區（宮古諸島、八重山諸島），因為經濟的因素，更送出大批勞動者到台灣。先島位於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日本帝國版圖中最西（與那國島）與最南（波照間島）的島嶼即屬於先島的八重山諸島。先島的近現代史可用「孤島苦」一詞總括，居民受到交通不便之苦、政治經濟的多重剝削、制度上的差別待遇，以及隨之而生的歧視所苦。尤其是從琉球王國時期開始實行的「人頭稅」賦稅制度，每個家庭無論貧富一律依人數份納租，宮古諸島繳納小米，八重山諸島繳納米。八重山諸島裡沒有水田的鳩間島、黑島、竹富島、新城島之居民，只能越過海洋到瘴癘之地的西表島耕種。女性則晝夜不分地趕著編織貢納的麻布（西里1981：92-95）。1609年鹿兒島的薩摩藩開始支配琉球王國的首里王府之後，先島地區居民受到薩摩藩與首里王府雙重的賦役壓迫。日本國沖繩縣誕生之後，居民並沒有因此得以解脫，明治政府以「沿襲舊慣」的方式籠絡首里王府的士族，「人頭稅」等壓榨先島居民的苛政又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直到1903年才廢止。然而，日本的新殖民地台灣的出現，為先島地區困頓的經濟生活帶來一線生機，台灣成為居民工作賺錢的希望之地。明治30年代後半，也就是20世紀初期，日本在台灣的武力鎮壓告一段落之後，開始有許多先島地區的女性渡航到台灣，或當小販行商，或到台灣的日本人中產階級家庭當「女中」幫傭（又吉1994:100）。
三、日本語、日本文化的「回流」
中日甲午戰爭使得沖繩正式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同時開始參與殖民地台灣的經營。這兩個過程，並非兩條平行線，而是在相輔相成之下，互相增加彼此強度。服務於警界與教育界的沖繩人，鎮壓武裝抗日行動及推動台灣殖民地教育不餘遺力（又吉中譯1997:103-192），顯示出甫成為「日本人」時日不久，在殖民地台灣對「支那人」進行統治的沖繩人，為了對日本帝國誓誠，必須比出身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更加努力表現。結果是，間接強化了沖繩人的「日本化」。除了警察、教員等基層公務員之外，在殖民地台灣的沖繩人，有很大部分從事漁民、土木工人、小販、女傭等勞動工作，明顯地處於「在台日本人社會的底層」（ibid.,56）。相對於極力融入日本人社會當中的沖繩人官僚及基層公務員，從事勞動工作的沖繩人，或形成獨自的沖繩人聚落，或生活在台灣人社會當中（ibid.,93）。八重山出身者裡，置身於殖民地台灣人種、出身地、階級等層序關係的最底層者居多，可以說是將八重山地區在日本帝國以及沖繩縣內邊陲的政經地理位置，平行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社會當中。如果說，對殖民地台灣統治的參與，促進沖繩人官僚及基層公務員與「日本人」的同化，那麼，主要從事小販、女傭等勞動工作、生活在沖繩人聚落或台灣人社會當中的先島居民，他們的「台灣經驗」，又以什麼樣的方式促進其「日本化」？
當日本官僚與沖繩在地知識份子合力在沖繩本島推動「日本化」之際，天高皇帝遠的先島地區，不管是「標準語」或「日本化」，普及的程度都比沖繩本島低落許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繼續使用當地方言、或是日語與方言混雜使用的情形更為普遍，也維持舊有的生活習慣。可以想見，八重山出身者到了殖民地台灣之後，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的問題。大山正夫《誰不思念故鄉—昭和的竹富島》一書，收錄了八重山諸島之一的竹富島，在昭和年間所發生的事情，內容多為口耳相傳的奇聞軼事，具有集體創作的性質。1980年代沖繩掀起一陣自費出版自傳或回憶錄的風潮，這些自費出版的著作多半出於一般庶民之手，有助於填補沖繩近現代史中庶民歷史空白的部分。戰前在殖民地台灣的生活經驗之段落，散見於這些著作當中，尤其在先島地區居民的自傳或回憶錄裡更是頻繁出現。當時，晚上11點搭乘大阪商船公司的「湖南丸」離開石垣島，隔天早上抵達西表島的白浜，等候裝載煤炭完畢，晚上從白浜出港，隔天早上8點便抵達基隆。因此，渡台的八重山居民相當多，還流傳一首「渡台數數歌」（大山1985：107-108）。大山正夫自費出版的這本書中，也有蠻大的篇幅提到竹富島民在台灣的軼事，尤其是＜台灣花絮＞的部分，作者從島民處實際聽來島民在殖民地台灣，因不諳「標準語」及近代物質文明所鬧出的各種笑話（大山1985：117-129）。竹富島的居民不僅在幫傭的家庭裡將竹富島方言直接翻譯成日語、或誤解男女主人命令其工作時日語的語意，而發生種種插曲，甚至在台灣人聚集的菜市場等處，也常淪為笑柄。從失敗與被嘲笑的經驗中，竹富島居民漸漸學習使用「標準語」。不限於竹富島居民，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出身者，從幫傭家庭的日籍男女主人、「被統治者」台灣人口中，逐漸學習到標準語，因此出現了「從台灣回來的人標準語講得比較好」（浦崎1996：146）之情形。
每隔幾年，八重山出身者帶著賺來的薪資返鄉省親，故鄉的居民發現，這些「從台灣回來的人」，無論是衣著打扮或是談吐舉止，都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除了一口標準日語之外，八重山出身者還帶回了移植到台灣的「日本文化」。曾到台灣幫傭的八重山女性們表示，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來自全國各地，八重山出身的女性住在日本人中產階級家中幫傭，除了「標準語」講得好，還學習到「賢妻良母」、「大日本帝國國民」之精神等近代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規範（浦崎1996：146）。筆者以戰前在殖民地台灣工作過的與那國出身者為對象，在與那國島以及石垣島（與那國島上沒有醫院只有衛生所，有許多老人移居石垣島或兩地往返）進行訪談，總共訪問了7位。今年87歲的米濱正子，從小學六年級開始，為了幫忙養家先後在花蓮、台中、高雄等地幫傭。就是在女主人的指導之下，學會用裁縫機縫製和服。玉城喜美代出生於明治39（1906）年，戰前在台灣取得產婆執照，戰後成為與那國鎮第一個女性鎮議員。她在23歲那一年剛到台灣時，先後在幾個日本人家裡幫傭。高齡96歲的她，被筆者問起當年幫傭的情形，並沒有交代當時輾轉換了幾個家庭的前後經過，而突兀地回憶起其中一個小插曲。有一天，剛出門不久的女主人，突然出現在門口，假裝是來訪的客人，要測試玉城喜美代跟訪客的應對進退，之後又測試她端茶出來給客人喝的動作。順利通過測試的玉城喜美代，之後透過女主人的介紹，如願進入台灣護士協會學習護理技術。對玉城喜美代來說，當年女主人對她所做的這個測試，改變了她的人生，難怪比其他任何在台灣的回憶都先蹦了出來。看著她「重現」當年跟假扮訪客的女主人以日語的敬語應對進退、就桌上的茶壺茶杯即興「演出」奉茶的標準禮儀，筆者遙想在70年前的殖民地台灣，扮演一個日本人家庭的女傭所被要求的「聲音」與「肢體動作」，想必「改造」了不少八重山出身的年輕女性的「身體性」[８]。
日本語、日本文化的學習，當然是為了消除掉八重山出身者從故鄉帶來的「不良的」、「落後的」方言與生活習慣，也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牆＞裡所描繪的對沖繩、八重山的偏見與歧視。玉城喜美代在台灣的時候，除了當實習護士時受到其他日本人護士排擠，還曾聽到日本人將「女人島」[９]與那國描述成男人天堂，沒有一個女性是處女（松田：2001年1月11日）。對沖繩及沖繩離島充滿人種與性別歧視的這類偏見，使得殖民地時期在花蓮擔任過電話轉接手的與那國出身者入米蔵ヒデ子，謊稱自己為九州出身者[１０]。根據石垣島出身的嵩本正宜之自傳，他在基隆的當鋪打雜時，也被店裡其他日本人蔑稱為「琉球生蕃」，無故遭受打罵（嵩本1995：46）。
四、邊陲小島的文明開化
除了日本語、日本文化之外，物質文明也成為繞道殖民地台灣「回流」到八重山諸島的「日本」。剛到殖民地台灣的八重山出身者，對於從未見過的電燈及自來水，都覺得很新奇（石垣1986：68）。前述大山正夫《誰不思念故鄉—昭和的竹富島》的＜台灣花絮＞當中，因為不諳「標準語」鬧出各種笑話的竹富島出身者，在台灣看到路燈，對於如何爬到那麼高的地方點燈百思不解；看到洒水車，還以為車子在漏水，在洒水的台灣人還取日語中同音的「灰塵」跟「自豪之處」（皆為「hokori」），隨口一句：「一塵不染是台北市最自豪之處」（大山1985：121）。除了日本語與日本文化之外，八重山—台灣之間頻繁的人員往來，也促進了金錢與物資的互相流通。八重山出身者在台灣的收入，除了幫忙支撐家計，也推動了故鄉的經濟發展，而台灣的近代物質文明，更如潮水一般湧入八重山各個島嶼。大山正夫書中描述台灣的物質文明對竹富島上居民的影響：
到台灣工作的島上姑娘們，每隔兩、三年會回島上一次。她們白皙的肌膚與流暢的談吐，讓島上的青年們大為心動。還沒去台灣前，在路上遇到也不好意思打招呼、害羞地逃走的黝黑姑娘們，從台灣回來時，變身為美女，大方地聊起小學時代令人懷念的回憶。講到台灣的事情，三線道路、柏油路、霓虹燈……從來沒聽過、也不懂意思的名詞接二連三地從她們口中蹦出，青年們聽得津津有味，連夜深了都不知道。接受到文明開化洗禮的島上青年驚嘆不已，不覺傾心於這些從台灣回來的姑娘們。島上其他姑娘們發現，才不過兩、三年的時間，沒到台灣工作的自己，已經落後別人十年左右，深深為彼此的差距所苦，暗自下定決心要到台灣去。（大山1985：109）
從台灣回來的島上姑娘，肌膚變得白皙、談吐舉止也變得落落大方，呈現在殖民地台灣日語與日本式禮儀的學習成果，而她們口中那些從來沒有聽過的新潮物資，則讓島上居民接受「文明開化洗禮」。
近代物質文明的傳入，尤其以八重山諸島中離台灣最近的，也就是整個日本帝國中離台灣最近的「國境之島」—與那國島最為顯著。與那國島距離台灣本島最近處（蘇澳）僅111公里，到基隆約153公里，到台北約176公里，不比到八重山諸島中心地的石垣島之127公里遠很多，但是比起到沖繩本島那霸的520公里要近得多。在與那國的神話傳說裡，台灣被塑造成一個海盜、食人族與獵人頭族之島，現在的地方祭典「久部良祭」，就是起源於傳說中為了喝阻台灣的「異國人」「大國人」入侵，將巨大草鞋放入海中使其漂流到台灣的習俗。與那國與台灣相距甚近，為何有關台灣的口傳傳承皆帶有濃厚的幻想色彩，在民俗學的領域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渡邊1985：408-411、421，黃1995）。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台灣和與那國之間的國境消失，然而兩個島嶼的交流開始趨於頻繁，是在大正中期（1910年代），台灣的武力鎮壓告一段落之後。直屬於那霸警察局的與那國分局改為與那國派出所，台灣和與那國之間的戒備放寬，而且開始有定期引擎動力船以及漁船往返於兩地之間。除了一天一往返的引擎動力船之外，大阪的商船、郵船、徵兵檢查的船隻，都在與那國和台灣之間航行。與那國長久以來受到八重山諸島特有的「人頭稅」之壓榨[１１]，適合耕種的土地又不多，經濟上一直很困苦。殖民地台灣的景氣漸漸吸引難有現金收入的與那國居民，到了昭和初期，小學畢業後就到台灣工作的人很多，加上求學、觀光探親等短期居留的人，可說幾乎每一個人都去過台灣（渡邊1985：415-416），當時的與那國從大豆、鹽、麵粉到水泥、木材，幾乎所有「近代生活」所需的基本民生用品，全由台灣進口（須藤1936：58），並引進新式農耕機器及新品種稻米。輸出到台灣的物資多為原料，包括大量的肉豬、魚類、柴魚、石灰石等。農業的不振以及對台灣貿易的興盛，使得位於中央台地的農村轉移到靠海的祖納進行開墾，並帶動比川、久部良兩漁村的繁榮。當時臺灣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臺灣銀行卷」在與那國通用，與那國可說被包含在台灣經濟圈當中，整個生活大受影響（渡邊1985：416-417）。根據推測，日本戰敗後，從台灣回到與那國的人數，約有3千人之多[１２]。戰前與那國出身者在台灣的主要工作為總督府、鐵路局、大阪資本的台灣公司、商店、漁業、警察、理髮師、教員、照相館等，女性所從事的職業則為幫傭、護士或接生婆、教員、郵局、美髮師、裁縫等（渡邊1985：416，富里1992：178），至於剛到台灣、尚未習得專業技術或通過資格考試者，多以打零工、打雜或幫傭謀生。
筆者在與那國所做的訪談內容，除了當年與那國居民到台灣工作的原因及經過，最主要是詢問有關戰前與那國跟台灣在物質生活上的差距。今年84歲的宮良保全，於昭和9（1934）年16歲時到台灣學習理髮技術，在基隆、台北一帶待了6年之後，1939年到1942年以日本軍的身分到中國大陸戰場，之後被調到南洋各地，最南到所羅門群島。日本戰敗後被送到九州佐世保，直到1947年，才在輾轉日本帝國殖民地或佔領地之後回到與那國，戰後以理髮為業。宮良保全表示，戰前大阪商船公司主要航行的路線為：東京—台灣—與那國—石垣—沖繩—九州[１３]，因此，台灣聚集了由東京直接進口的最新、最精華的日本文化，甚至超過沖繩的中心地首里及那霸。宮良保全的姊姊米濱正子與表姐富里康子，也都異口同聲地將戰前的與那國島，描述為「全沖繩當中物資最豐富的地方」。山田タケ出生於大正5（1916）年，於16歲時到台灣，先後從事幫傭、打掃公車、日本糕餅店販賣員、車掌，婚後隨著在郵局工作的夫婿居住基隆，直到戰爭發生。她回顧自己度過青春期、結婚生子的台灣，表示「托台灣的福，與那國的人才得以具備基本常識」。與那國首任郵局局長之女的池間苗，生於大正8（1919）年，到九州學習通訊方面的技術後便服務於與那國郵局，並沒有到台灣工作的經驗。不過她記得，戰前如果有與那國居民生重病，一定送往台灣醫治。另外，池間苗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吃到冰淇淋是在昭和6（1931）年到台灣玩的時候，因為當時的與那國還沒有電力設施。至於小學就跟著船員技師的父親舉家遷到高雄的系數小夜子，因為懂事之後就到台灣，對於當時台灣跟與那國在生活上之差異沒有太大印象。不過，她在戰後離開台灣回到與那國之後，花了很長時間才習慣與那國的生活。包括之前曾提及的受訪者玉城喜美代及入米蔵ヒデ子，所有的人在訪談的過程中，都提到台灣是個開闊的廣大土地，相較之下，與那國則是個封閉的小地方。與那國面積僅28.88平方公里，每年有幾次天氣晴朗時，由日本最西端之地的久部良西崎燈塔可以看到台灣中央山脈上層部分清楚地浮現在海上，看起來相當雄偉。除了在土地面積上的差距之外，殖民地台灣集合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人，彷彿是日本帝國的一個縮影，對與那國居民來說就像個新「大陸」。而殖民地台灣繁盛的經濟與豐富的物資，更對比出與那國島的狹小與貧乏。
透過以上八重山出身者的自傳、回憶錄，以及筆者在與那國島所進行的訪談，我們可以看到，到殖民地台灣工作的經驗，除了造成日本語、日本文化「回流」到八重山諸島之外，還帶來近代物質文明的衝擊。殖民地台灣—與那國之間「人的移動」，使得八重山諸島（尤其是與那國），成為沖繩中最「日本化」、最「近代化」的區域。日本語、日本文化以及近代物質文明，繞道殖民地台灣「回流」到帝國邊陲的八重山諸島。「日本化」與「近代化」從東京直接「移植」到殖民地台灣，卻未能抵達帝國邊陲的八重山諸島，造成了這種奇特的「移動」路線之產生。透過以上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物資」、「文化」之移動過程，我們可以一窺日本帝國內部「近代化」、「日本化」過程與殖民地經營統治的曲折複雜關係。事實上，日本從明治維新時期開始全面展開的「近代化」工程，與之後日本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之出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將在本論文的後半部，先對日本的「近代化」與「帝國主義」相接合的過程，做一個簡單的整理，以便進一步討論：八重山諸島與台灣的接觸，突顯出來「大日本帝國」之「近代化」過程的哪些問題。
五、日本「近代化」工程與「帝國主義」的共犯關係
日本在明治維新（1867年）時期開始全面展開的「近代化」，不管在制度上或物質文明上，幾乎與「西洋化」同義。實際推動業務的主要官僚均被派遣到美、英、德、法等地去視察，同時重用所謂的「お雇い外国人（約聘外籍人士）」進行改革，這些外籍人士在政治、法制、外交、軍事、貨幣金融、產業、教育學術、思想宗教等各個層面，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自然科學與技術方面，相對之下不受日本與歐美歷史文化差異影響，透過這些外籍人士，日本得以迅速吸收歐美先進國家多年來累積的成果（梅溪1984：61-112）。事實上，日本的「近代化」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目標就是為了與西洋諸列強在軍事與物質層面並駕齊驅，並藉由「脫亞入歐」的意識型態得到強勁的推動力。對內的「西洋化」與對外的「脫亞入歐」合為一軌，在實踐的過程中，仰賴的是明治政府強大的「國家權力」。明治時代以前，權力分散在各地藩主的手中，民眾的生活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庶民文化在江戶時期達到最高峰。明治政府仰賴尊王倒幕派的長州藩與薩摩藩，完成「廢藩置縣」、統一政治實權之後，推動側重於產業經濟層面的「國家的」近代化[１４]，以徵兵制（1873年）的實施為始，透過警察制度、地租制度等等，國家權力開始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
國家權力的發揮，在資本主義的集中化過程中尤其顯著。日本「近代化」的重點工作，可說是資本主義式工業化的達成，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式工業化，首先必須有效蓄積資本。明治政府以地租改正及秩祿處分來累積資本，前者對農民大眾進行剝削，將剩餘價值的大部分化為封建式的地租集中於政府手中，部分為了進行再生產的剩餘價值則掌握在地主、高利貸、商人手中。後者發行公債以消除舊封建勢力，將舊封建勢力轉化為金融資本，以穩定政權。其結果是，有效地讓資本蓄積於少數特權階級的手中，完成推動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就在國家權力強力推動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政策之下，以礦坑為基軸的國營工業設施，在1884年前後以極為低廉的價錢讓渡給三井、三菱等有力政商財閥，更加促進資本的集中化與兵器工業的發展，為1895年的日清戰爭奠定了「物質上的基礎」（芝原1981：221-240）。
日本透過強大的國家權力，進行制度與技術的全面西洋化，發展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化，得以在明治維新後短短60年當中，大幅改變了整個國家的產業制度型態與物質技術條件。歐美學者每每將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視為亞洲近代史上的「特例」，強調日本因缺乏資源與市場，倖免於列強對亞洲各國資源的瓜分，在「低開發的（亞非洲）衛星諸國—先進的（歐美）中樞諸國」之國際關係法則下受限較少，相對之下保有自主性，才能達成「近代化」的成功。芝原拓之討論明治維新與近代日本在「世界史的定位」之專書當中，就介紹了以類似觀點分析日本「近代化」之理論。芝原批判這類觀點，援引1930年代出現於日本歷史學界的兩位學者之討論，提出下列主張：日本在亞洲中達成「特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其必要條件在於，日本對內進行半封建式的民眾剝削與專制統治，對外對亞洲鄰近國家發動帝國主義式的軍事侵略並進行殖民統治。在一味強調成功達成「近代化」的日本與其他亞洲各國「同質性裡的異質性」之外，也必須要挖掘出彼此之間「隱藏在異質性裡的同質性」—日本的「近代化」，以半封建生產關係及「前近代式」的專制，來支撐其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化，本身不外乎是十九世紀後半，亞洲各國在外力強迫之下被收編與整合到「資本主義世界體制」當中的過程之一（芝原1981：3-20，強調為原文）。在亞洲四小龍（NIES）竄起之後，常有人以日本在這些舊殖民地（台灣、朝鮮）或舊佔領地（新加坡）的「近代化」基礎產業建設，來合理化其帝國主義式侵略的行為。芝原拓之這樣的分析架構，有助於釐清日本「近代化」過程與其對內對外的「帝國主義化」之共犯關係，提供解構「宗主國對殖民地的近代化貢獻」神話時的一個切入點。
然而，日本的「近代化」與「帝國主義化」接軌之後，這兩個過程互相作用的情形，在芝原拓之的專書中並沒有列入討論。日本藉著資本主義式兵器工業的發達，先後獲得勢力圈滿洲及台灣、朝鮮兩個殖民地，進一步將日本本身的「近代化」工程，延伸或轉移到這些新的原料、市場供給地。等到日本發動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之際，仰賴滿洲及殖民地台灣、朝鮮「軍需供出」的比重很大，滿洲、台灣與朝鮮的基礎產業工程，幾乎完全是因應戰爭所需而建立的（小林2001：397-402，史漢文版1980：378-394，松本1988）。因此，我們在討論日本、「近代化」、殖民地三者關係時，不能只是持肯定論或否定論的二分法，必須要注意到三者之間巧妙的結合以及檯面下的衝突。做為一個實踐，接下來我們藉由日本帝國的新領土八重山諸島與新殖民地台灣的接觸經驗，討論以下問題：日本的「近代化」過程，結合了「日本化」的帝國主義式推動，延伸或轉移到八重山諸島與台灣之後，面臨了什麼樣的問題與矛盾？在「西洋化」、「國家權力化」、「資本集中化」過程中邁向「帝國主義」的日本「近代化」工程，又帶給八重山諸島與台灣什麼樣的影響？尤其是當實際參與「近代化」推動的人員中，包含不少來自帝國邊陲、尚未受到「文明開化」洗禮的八重山諸島居民時，又產生了什麼樣的衝突現象？
六、「近代化」與「日本化」的結合與矛盾
筆者在與那國進行訪談之際，發現透過台灣接受了「日本化」與「近代化」洗禮的八重山與那國居民，基於實際生活的需要，對於前者的意識及興趣，遠遠大於後者。譬如說，筆者在沖繩本島曾聽說過，與那國透過台灣引進榻榻米，成為沖繩縣內最早有榻榻米的地方。針對這一種說法向與那國當地耆老求證之際，幾乎所有的人都做類似反應：「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不過，戰後初期，還好有從台灣走私[１５]進來的米可做買賣，不然日子不知道要怎麼過呢！」也許是因為現在的與那國不管是傳統瓦房或現代水泥房，普遍都有榻榻米，所以象徵日本生活習慣的榻榻米之起源已被遺忘。不過，殖民地台灣對於地處邊陲、經濟困頓的與那國居民之意義，似乎還是圍繞著攸關民生大計的近代物質文明。即使是日本語與日本文化的習得，對與那國居民來說，與其說它象徵跟日本文化的統合，不如說代表了一種謀生所需工具的獲得。
然而，「日本化」與「近代化」並非各自發展，而是一個糾結難分的複合過程。日本帝國在其廣大版圖裡內部推動的「日本化」，不管是在制度層面或是物質層面，同時也具有「近代化」的特質，這兩條軌道並駕齊驅且不時合而為一，形成相輔相成的情況。今年64歲的正木惠美子為前述富里康子之女，為二次大戰前後出生的一代，並沒有長期居住台灣的經驗。不過，她在15年前到宮古島跟朋友一起過新年時，發現宮古島出身的朋友一家不知道北海道的特產「かずのこ（曬乾的青魚子）」之吃法，也不知道日本人過年時所喝的「お屠蘇（屠蘇酒）」，而這些在與那國都算是常識。她才知道，原來與那國過年的習俗，戰前受到殖民地台灣的影響，比某些沖繩本島的鄉下地方或其他離島地區更為「日本化」。八重山諸島的「日本化」之所以比宮古諸島更為徹底，透過殖民地台灣迅速接受物質文明的「近代化」，是最大的一個因素。八重山居民在積極接受改善生活與經濟條件的「近代化」物質的同時，雖然接受了挾帶其中的「日本化」，卻是在一種沒有自覺的情況之下[１６]。
八重山諸島透過殖民地台灣大量接受物質文明，對於隱藏在其中的「日本」並不是很自覺，透過物質文明的潛移默化，「日本化」的意識型態以及與在地傳統文化衝突的部分，也不容易被察覺到。相對地，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既然是「異民族」統治，從一開始，「日本化」與「近代化」的結合就有意識地被強調。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推動「近代化」，無論是無形的制度層面或有形的物質層面，都是為了促進台灣的「日本化」。然而，法令制度、社會體制、教育等制度層面的近代化，既標榜「一視同仁」，又明顯具有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藉由這些制度將台灣人收編於日本帝國內部「下層」的意圖很明顯。面對這樣的情況，台灣人的反應與受容又是如何？陳培豐研究日據時期的台灣教育史，主張台灣人面對日本帝國的「同化」運動，並非只是單純地完全接受或完全抗拒，而是時而在接受過程中顯示抗拒，時而在抗拒中選擇性地接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人積極地接受「文明的同化」，對於「（日本）民族同化」卻明顯表現出消極態度或抗拒（陳2001：114-119）。這樣的分析觀點，比起將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百分之百接受或抗拒，更能呈現出殖民地社會的複雜性，然而，陳將「文明的同化」與「（日本）民族同化」這兩個密不可分的過程單純二分，其對象也只限於「中上層」階級台灣人（尤其是蔡培火等菁英份子），結果是，陳的分析不但無法呈現台灣人對日本「同化」受容過程的複雜矛盾，反而面臨一種危險，就是被拿來佐證「近代化肯定＝日本殖民地統治肯定」之邏輯。因此，我們必須更詳盡分析殖民地台灣「近代化」與「日本化」這兩個過程，到底是藉由什麼樣的權力結構產生挾帶與結合，如何互相起化學作用，以便釐清物質制度等看似「意識型態中立」的「近代化」過程，與「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不可分關係。
另外，八重山諸島與台灣的「近代化」與「日本化」，還牽涉到其他問題。與那國首任郵局局長之女池間苗提到，與那國開始流行洋服，肇始於與那國出身者從台灣學了洋裁回來，將和服拆開縫製成洋服。石垣島出身者大濱永丞曾在殖民地台灣待過11個月，先後在藥房、相館、塑膠拖鞋工廠工作，他在回憶錄裡提到，當時從石垣島到台灣賺錢的人很多，在地的居民大多還是穿琉球傳統服飾「琉裝」的時代，從台灣回來的人身穿「洋服」，看起來很時髦（大濱1992：27）。在「和服」還是少數有錢人及日本人才有能力購置的時代，到台灣工作的與那國居民，一下子從「琉裝」直接跳接到「洋服」，就是緣由於移植到台灣的「日本文化」，已經是受到「西洋化」之後的文化了。事實上，日本在沖繩進行風俗習慣的改革，提倡廢「琉裝」改穿「和服」的時期，沖繩以外的地方正在流行「洋服」，引起了沖繩人的疑問。也有人提出，學習英、法文等西方語言，會比學習日語更能「吸取文明知識」（小熊1998：42-44）。
在殖民地台灣，日本「近代化」工程的「西洋化＝文明化」特徵，呈現出更複雜的面貌，因為還面臨一個「中華文明」的先決存在。投稿《台灣青年》的台灣留日學生，一方面批判台灣社會吸鴉片、缺乏衛生觀念、蓄妾、纏足等「陋習」，一方面強調台灣人為「東洋文明中心」的漢民族之後裔，反對廢止漢文。他們並且指摘象徵日本文化的和服跟生魚片，不但不適合台灣的副熱帶氣候，也跟重視衛生與機能的「文明化」背道而馳。這些留日學生多出身於台灣上層階級，造成他們對「文明化」與「日本化」相疊的領域、兼具「文明」與「侵略者」形象的西洋，都表現出微妙的矛盾反應（小熊1998：331-336）。透過八重山居民的眼光所見殖民地台灣「日本文化」、「中華文化」之文明表徵，更為複雜。戰前的八重山居民大部分打赤腳，到了台灣的基隆台北，發現每個人腳上都穿著鞋子（嵩本1995：45）。更令人驚訝的是，纏足的風俗習慣。與那國居民入米蔵ヒデ子與池間苗，初上岸基隆時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纏著小腳、不便於行的台灣婦女。池間苗看了覺得很可憐，後來才聽人家說，纏小腳的女性都是有錢人家，不需要勞動才會纏小腳。禁止纏足與鴉片管制專賣，同為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重要「文明化」政策，然而，透過八重山居民之眼被「發現」的，卻是纏小腳與吸鴉片的台灣人在身分地位與經濟能力，更勝於連鞋子都沒得穿的自己。這之間的逆轉，呈現出日本挾帶「日本化」意識型態的「近代化」，與台灣漢人傳統「中華文化」相會時的拮抗運動[１７]。
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逆轉：「近代化」的不均等發展
「纏小腳」與「打赤腳」在文明涵義上的弔詭，除了反映出台灣（都市地區）與八重山諸島在日本統治前，處於不同的物質文明階段，也突顯出兩地在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之後，「近代化」腳步上的差距。整個沖繩地區的「近代化」以1903年沖繩本島開始實施徵兵制為嚆矢，等於日清戰爭結束後的20世紀初期才開始，足足晚了日本其他地區40年之久。沖繩本身缺乏資源與市場，日本付出相當代價取得沖繩，主要是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量，沖繩經營的大筆赤字，對明治政府造成很大的負擔。尤其在取得殖民地台灣之後，沖繩在日本帝國中戰備位置重要性相對降低，甚至有將沖繩直接由台灣總督府管轄的「南洋道」提案（又吉中譯1997:301-310）。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沖繩的「近代化」腳步是很緩慢的。至於八重山諸島，如前所述，長久以來在經濟上受到多重壓榨，20世紀初期才剛擺脫琉球王國時期沿襲下來的人頭稅賦役，在物質經濟的發展上，比起沖繩本島又晚了一、二十年以上。
相較之下，殖民地台灣的經營在一開始雖也耗費不少日本國庫收入，台灣總督府以強力的國家權力推動經濟資本化，引進日本國內財閥資本進行各項「近代化」工程以牟暴利，使得殖民地台灣在1905年日俄戰爭時提前達成財政獨立，1907年起台灣的財政得以補養日本本國的財政（許1996：281）。根據許極燉的整理，日本在台灣進行的近代化工程，主要包括：1法治制度的整備。2經濟資本主義化的基礎事業：土地、人口調查及統一度量衡貨幣。3產業發展政策：建設交通網與港灣、興建水利與水力事業、專賣制度。4糖業帝國主義。5地方行政制度。6財政獨立與衛生建設。7殖民地式的近代教育（許1996：255-297）。這些近代化工程，涵蓋了無形的制度層面，以及有形的物質層面，其目的在於在台灣順利進行殖民地統治，也就是促進台灣的「日本化」。除了日本語、日本文化繞道台灣進入八重山諸島、近代物質文明的浪潮由台灣湧進之外，無論是找工作、從事經濟活動或是學習理髮、護理等專業技術，全都得經由台灣。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在「近代化」進度上的差距[１８]，形成日本帝國內部與殖民地層序關係上的一種逆轉，這種逆轉關係，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八重山諸島與台灣之接觸經驗中，顯露無遺。大正13（1924）年夏天，石垣島居民石垣稔與父親到台灣探望在基隆鐵路局工作的哥哥，父子兩人每天到台北各處觀光。石垣稔回憶當年參觀的各個地方，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博物館」。
尤其是高砂族的農具及生活用具，更是尖銳地刺痛我們的胸口。因為，當時普遍將台灣原住民稱做生蕃、視為非文明人而加以蔑視，然而，他們所使用的農具，卻跟我們在石垣島所慣用的農具一模一樣。當時在現場雖沒有說出口，我們心中卻湧現自己與生蕃為類似民族之感，而感到很丟臉。譬如說臼、杵、畚箕等用具，跟我們在島上使用的其實沒有兩樣，我們根本不覺得稀奇，卻要拼命裝出一副很稀奇的樣子參觀，現在回想起來還真可笑。（石垣1986：68）
以「日本人」的身分來到台灣參觀的石垣父子，看到台北的文明物質樣樣感到新奇，有一天，甚至在博物館裡標示有「高砂族的農具及生活用具」之一角，「發現」了自己每天使用的熟悉器具。「博物館」可說是「近代」的概念與帝國主義結合之後的嫡生子之一，以人種主義式的「視線」，決定什麼物質該被展示於櫥窗裡，藉科學之權威替該物質「命名」，並且按照線狀的「時間進化」階段進行「分類」。誠如 Timothy Mitchel 所言，「近代」的概念與「時間的空間化」（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也就是賦予時間「先」「後」一個空間的表象，是密不可分的（Mitchel2000：15）。八重山出身者對於被劃入「生蕃」之「分類」[１９]，正是對於沖繩與八重山成為「落後」的「空間表象」之抗拒。而八重山出身者「拼命裝出一副很稀奇的樣子參觀」之背影，顯示出日本帝國內部各區域在「近代化」腳步不一致所帶來的「物質」差異，與日本—沖繩—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官方」層序關係之間的矛盾。
當然，這樣的現象不限於八重山諸島，同時也發生在從沖繩其他地區到殖民地台灣的人身上。筆者在2002年夏天參加沖繩歷史研究家又吉盛清所帶隊的研習營，探訪殖民地時期沖繩人在台灣的足跡。參加者多為沖繩出身者，很大部分是本身或親人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居住過。由台南啟程的研習營，沿著東台灣北上，以台北為最後一站。三十幾個人站在舊台北醫院（現在的台大醫院）大廳，讚嘆著日本帝國竟然在近一世紀前的1916年，就有財力跟技術建造這麼富麗堂皇的建築。站在我身邊的一位中年的沖繩女士，突然以酸溜溜的語氣冒出一句：「台灣是（日本的）一級殖民地，沖繩是（日本的）二級殖民地」。將自己出身地的沖繩，稱做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還是比台灣更低一級的「次級殖民地」，這樣的認識角度，顯現出台灣與沖繩在日本帝國統治下「近代化」進度的差距，帶給沖繩人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日本人」自我認同之撼動。
八、資本的集中化：勞工階級的產生
「近代化」的不均等發展，也造成沖繩人在殖民地台灣的「勞工階級化」。無論是自傳、回憶錄、或筆者所進行的訪談，都顯示出八重山出身者在剛抵達殖民地台灣時，仰賴同鄉或其他地區的沖繩人很大。在當時的台北，有幾個專門讓沖繩出身者暫時落腳、同時兼具職業介紹所功能的旅館。沖繩出身者除了努力通過各種資格考試，成為警員、教員或護士之外，多從事打零工、打雜或幫傭的勞動工作，被迫忍受低於其他日本人的待遇，以及來自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歧視。在生活環境方面，除了在日本人家庭幫傭的女性得以接觸日本人中產階級生活之外，其他的沖繩人大多混雜於台灣人的底層社會。鈴木民部於昭和7（1932）年發表了一篇報導基隆港討海人問題的文章，尤其著墨於基隆社寮島沖繩人漁民部落的種種困境。當時約100戶、總人口350餘人規模的沖繩人部落[２０]，其中有70戶從事漁撈工作。因使用原始的漁撈技術，漁獲量有限，主要收入仰賴採集海中的石花菜。然而，近幾年每到採收期，都會從沖繩縣湧入3、4百名漁夫爭相採集石花菜，後來雖然沖繩來的漁民與社寮島的漁會簽約付費，但已嚴重影響到在地漁民的生計。鈴木報導社寮島沖繩漁民在收入銳減的情況下，除了面臨營養攝取、居住環境、兒童教育、醫療等各方面問題，還必須承受海上工作的風險、以及在勞動者當中特別受到社會歧視的處境（鈴木1932：114-119）。借用鈴木民部的比喻，這些人的生活環境，相當於都市光鮮亮麗的門面背後，藏污納垢的「廚房、浴室及廁所」等部分（鈴木1932：120），也就是日本「近代化」發展過程的各種弊病堆積之處。
湧入殖民地台灣都市地區，成為勞工階級的沖繩人，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故鄉無法糊口維生。事實上，明治政府的「近代化」資[２１]本集中化，早在獲得殖民地台灣之前，就已製造了八重山的「勞工問題」。西表島礦坑開發及八重山「開墾」事業為最顯著的例子。前者是明治政府為了實現工業化，在明治13（1880）年指示三井物產公司進行，除了日本與西表島出身者，還引進大量沖繩縣監獄囚犯以減少工資支出；後者是明治20年代，為了解決「近代化」之後急速增加的人口問題、救濟失業士族階級而獎勵開墾，吸引了日本的糖業資本及沖繩本島的失業士族。兩者在工資上都有日本人／沖繩人的差別待遇。因為明治政府獎勵歸獎勵，並沒有在財政上給予支援，也沒有針對橫行八重山的瘧疾提出對策，加上當地居民的不滿及反感，這些開發事業後來都以失敗收場（西里1981：97-101）。
不只殖民地台灣的沖繩人及八重山諸島，中下層農民在資本化過程中沒落成為都市貧民層的情形，是日本國內以及殖民地台灣農村地方普遍的現象。史明在《台灣四百年史》裡詳細分析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的「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結合推動「殖民地化」的過程（史漢文版1980：330-397）。首先，明治37（1904）年，日本政府在完成台灣的土地與大租權小租權調查之後，以380萬日圓的公債收買所有的大租權，大租戶以政府支給的公債為基金創設銀行，封建的財產權被轉化為近代金融資本，漸漸掌握在少數日本資本家手中（史1994：338-339）。之後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的工業化，集中在製糖、樟腦製造、煙草製造、製茶等特殊工業部門，提供日本國內所需的原料及食糧（淺田1985：26），其目的在於將台灣產業納入日本帝國產業經濟內部，以便有效進行殖民地剝削。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使台灣的農業人口由總人口的80%（日本佔領初期）降到60%（1920年代後半），加上日本資本家配合前述特殊工業部門，進行台灣農業企業化，許多農民轉化為農村的按日計酬勞動者，在企業式農業經營之下從事甘蔗、茶、麻、鳳梨等加工農作物的栽培（史1994：315，中文版300-301）。資本主義式的殖民地經營，將農地化為少數特權階級手中的資本，使得台灣人、沖繩人跟土地的聯繫被切斷，被擠到社會最底層的勞工階級之位置。在殖民地台灣，日本「近代化」過程發展腳步的不一致，除了帶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逆轉，還影響到帝國內部與殖民地的封建式階級，轉化為資本主義式工業化之下的勞資階級關係之過程，使得同樣身為勞動者階級的沖繩人、八重山出身者與台灣人之間，在權力結構上呈現出複雜的面貌。
九、帝國內部複數的「近代化」過程：沖繩、八重山諸島與台灣
本論文藉由曾到殖民地台灣工作的沖繩八重山諸島出身者之自傳、回憶錄及訪談文本，介紹沖繩八重山諸島成為殖民地台灣經營的前鋒之後，日本語、日本文化（第三節）及近代物質文明（第四節），未經由沖繩的中心地首里、那霸，而繞道台灣「回流」到八重山諸島的歷史背景及概況。並在回頭檢討日本「近代化」工程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過程（第五節）之後，分別討論八重山諸島與台灣的接觸，突顯出「大日本帝國」之「近代化」的以下問題：「近代化」與「日本化」的相互關係（第六節）、「近代化」的不均等發展（第七節）以及資本集中化之下勞工階級的產生（第八節）。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近代化」工程，結合了「近代」資本主義與「前近代」專制封建，剝削日本國內人民，進一步將剝削與支配擴大範圍到亞洲其他地區。我們之前列舉的「西洋化」、「國家權力化」、「資本集中化」等特徵，也都跟著被移植到這些新領土或殖民地，大幅改變在地的經濟與結構。然而，日本帝國內部挾帶「日本化」意識型態的「近代化」，並不是單一的過程，依照區域差異各有不同的移植過程與發展方向，同時透過各區域「近代化」進度的先後，製造出新的層序與階級關係。八重山諸島的情況為，繞道台灣進入帝國邊陲的八重山之「日本」，只有近代化的物質文明，日本化意識型態則付諸闕如。曾有竹富島出身者到台灣觀光，帶了一個水龍頭回來當禮物，向對方說明只要把這玩意裝到柱子上，就會有水流出來（大山1985：125）。光是裝一個水龍頭在柱子上，而沒有水道管線，當然不會有水流出來。如果我們把「回流」到八重山諸島的物質文化比擬為水龍頭，這個插曲巧妙地表現出日本—台灣—八重山這樣的文化移植路線中，物質的流通與意識型態的斷層。相較之下，沖繩本島受到更直接的「近代化」與「日本化」意識型態衝擊，卻缺乏經濟產業建設等「近代化」的物質基礎，加上「琉球文化」與「中國文化」具有其密度與厚度，居民對「近代化」與「日本化」的接受，中介了在地傳統文化的抵抗。至於殖民地台灣，「中華文化」與移植的「日本文化」時有衝突，「近代化」制度與產業發展，帶來實質生活層面的改變，皇民化停留在表面工夫，甚至反倒孕育出反殖民地運動的種子（派中譯：133-134，181）。在分析日本帝國內部這些複數的「近代化」過程之際，Timothy Mitchel以下的論述，將提供我們一些參考：
外在於資本主義式近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本質任何可能定義的諸發展與諸力量，不斷地重導、流用、變異、複數化（redirect, divert, mutate, and multiply）其協助架構出來的近代性，並消除掉近代性所有的基本原則、特有力學或單一歷史（Mitchel2000：12，強調為引用者）。
要突顯日本帝國「近代化」過程的內在矛盾，一個可能的戰略為，反過來利用帝國主義式論述「人種」、「地理空間」之「內部」與「外部」的分節，透過「近代化」在日本國內與新領土及殖民地之間的往返運動，引進近代化過程「外部的構成份子（constitutive outside）」（ibid.）做為一種雜音與雜質，導出階級、性別[２２]等新的分節化，介入「人種」、「空間」的官方論述[２３]，干擾其協助建構出來的全體主義式論述。因此，日本以帝國統合為目的的「日本化」與「近代化」，首先必須放在日本本身「近代化」過程的延長線上，以各個區域在地文化與地政學上的差異加以介入，討論其移植過程中的延續性與變異性，以及隨之而生的權力關係。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掉，日本帝國在新領土與殖民地推動的「近代化」，與戰後這些區域本身「近代化」的延續發展情形、以及這些區域與日本的政經文化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戰後與戰前切離開來，光憑這些區域戰後的經濟工業發展結果及在亞洲的權力位置，來斷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過[２４]。當我們在討論這些區域「後殖民」時期的「近代化」延續發展時，必須要注意到，這些地區除了接收了日本的制度與產業基礎建設之外，也以各自的方式繼承了「西洋化」、「國家權力化」、「資本集中化」等日本「近代化」過程所留下來的遺產。日本帝國的「官方論述」將這些「近代化」特徵的內在矛盾化約為「人種」差異並加以「空間化」，而將矛盾的本質遮蔽起來。邊陲／國境之地八重山諸島、新領土沖繩、殖民地台灣三者之間的權力結構以及「人」、「物資」、「文化」的「移動」軌跡，有助於讓這些矛盾浮現於檯面上。更擴大來說，藉由沖繩與八重山諸島的地政學介入帝國主義式論述的以上之實踐，可以協助我們將日本帝國的「近代化」，做為東亞諸「近代化」當中一個「偶發的過程（contingent process）」與「矛盾的歷史（discrepant histories）」來討論，而非單純的「成功模式」，以做為質疑西方「近代」概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ibid.,12-27）的一個出發點。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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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沖繩缺乏一個有文字的統一語言，每個島嶼所使用的語言都不盡相同。即使是沖繩本島，北部與南部的語言差異頗大，甚至村落與村落之間就有語調上的不同。至於先島的宮古諸島、八重山諸島，跟沖繩本島及其他島嶼在語言上甚至無法互相溝通。現在被稱為「琉球語」或「沖繩語」的，其實指的是首里一帶貴族所使用的語言。
[２] 一直到1945年沖繩戰時，居民使用方言的情形還很普遍，引起日本軍的戒心，在教戰守則裡將沖繩方言明文定義為「間諜語」，也有居民因語言不通被視為美軍「間諜」而遭日本軍殺害。到戰後的50、60年代，學童間標準語跟方言參雜使用、以及使用「沖繩式日語」的情形還是很多（『EDGE』2001：50-176）。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之後，方言漸漸從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３] 意指奠基於明治維新（始於1876年）一連串物質文明與法律制度的改革。日本歷史一般的時代區分，將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稱為「近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稱為「現代」。
[４] 1944年沖繩戰爆發之後，1萬4千名的沖繩居民疏散到台灣，加上假想美軍登陸台灣而部署台灣的日本軍隊中的沖繩人、日本戰敗後從南洋暫時撤退到台灣的沖繩人，估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台灣的沖繩人共有3萬名左右。
[５] 位居第四到第六的分別為鹿兒島縣、熊本縣與福岡縣，均位於九州地方，可見日本人的渡台與地理位置關係密切。另外，受過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台灣人日語的腔調，是否受到來自九州、沖繩一帶來的教員之腔調影響，有待調查。
[６] 1898年沖繩開始實施徵兵制之後，逃避兵役成為另一個重要的移民推力，開始有沖繩人以家族為單位，集體移民到夏威夷及南美等地。（上野1977：478-485）
[８] 事後閱讀玉城喜美代的新聞訪談，才知道奉茶的禮儀是她在與那國的小學就讀時，某個鹿兒島出身的警察之妻來當代課老師時所教授的，並非從家庭教育中所學習。（松田：2001年1月7日）
[９] 據說這個名稱緣由於有些與那國女性為了逃避人頭稅的繳納，成為中央派來的官吏之妾。官吏在任期滿了之後離開與那國，與那國女性的深情與細心服侍隨之成為一種傳說（須藤1936：55）。再加上，完全仰賴海上交通的與那國，每當有船隻入港或出港時，男女老幼都會在岸邊迎接或送行。這樣的風俗被轉變為：「女人島」與那國因為沒有男人，女人們在海邊擺放草鞋，船隻進港後外來的船客穿上草鞋後，就可以到草鞋所有者的女性家中，接受食物及性的款待。
[１０] 日本各個地方在使用「標準語」時，在腔調及語尾上各有微妙的不同，不一定與標準東京腔一樣。九州地方與沖繩地方的標準語之腔調有點類似，因此有許多沖繩出身者謊稱自己為九州出身。
[１１] 為了減輕人口所帶來的賦稅壓力，除了墮胎與殺嬰之外，還有「久部良岩縫」與「人升田」兩種淘汰人口的方法。前者為讓孕婦輪流跳越一個寬約3m、長15m、深7m的岩縫，跳過岩縫的孕婦才能生產。後者則無預警地集合村裡所有15-50歲的男丁到一塊約100公畝的田地，速度太慢擠不進田裡的病人與殘障者，就會被滅口。
[１２] 昭和20（1945）年時與那國有5603人，到日本人由各舊殖民地撤退的工作完成後的昭和22（1947）年人口達到1萬2千人，增加的6千人當中假設有一半是從台灣回來，約有3千人（宮城1993：68）。
[１３] 因此，戰前若從日本寄信到與那國，住址寫「台灣基隆郵局轉與那國村」，會比寫「沖繩縣八重山郡與那國村」，早抵達收件人手上許多。（米城1997）
[１４] 在民眾的受容方面，明治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西洋式「近代化」，一開始侷限於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直到西洋文化的合理性與西洋物質文明的實用性，吸引了對德川封建社會型態感到不滿的民眾，以洋服洋帽、牛肉、洋房建築、馬車為象徵的「文明開化」風潮，才蔓延到農村與鄉下地方。
[１５] 戰後初期，與那國成為日本、沖繩、台灣之間走私的中繼站，久部良港盛極一時，全島人口曾達到1萬人。詳見石原（2000：30-54）。
[１６] 這樣的情形到了戰後有所改變。美軍統治時期，沒有美軍基地的先島地區被置之不顧，增強先島地區對祖國日本的強烈向心力。許多沖繩傳統聖地「御嶽」的入口處，戰前建立的巨大日本神社式鳥居並沒有被拆除；戰死士兵的墳墓，沒有採用沖繩傳統的龜甲幕墓，而採用日本式的墳墓建築。（新崎1992a：135-6）
[１７] 這一點在日本近代式（西洋式。日本在江戶時期的教育也是私塾式的「寺小屋」）教育制度與台灣漢人傳統書房教育，最為明顯。關於這方面有許多相關研究，除了前述陳（2001）、鶴見（1999）之外，還可參閱吳（1992）。
[１８] 事實上，除了台灣與八重山諸島（以及沖繩）之間、沖繩與八重山諸島之間在「近代化」與「日本化」進度上有所差異，在日本國內其他府縣以及殖民地的內部，「近代化」也都集中於少數大都市。譬如說，殖民地台灣在「近代化」與「日本化」進度上有明顯的城鄉差距。
[１９] 事實上，沖繩在日本內部所受到的歧視、加上被殖民地台灣凌駕於上的焦慮，使得沖繩出身者對於野蠻與落後的象徵—「台灣生蕃」一詞敏感反應，然而，有台灣人因為沖繩已婚女性手背上的「hajichi」跟台灣原住民的刺青看起來很類似，而把沖繩行商婦人稱為「日本生蕃」（又吉中譯1997:54）。此外，在此僅介紹兩個跟「博物館」有關的例子。一個是所謂的「人類館事件」。1903年大阪舉行的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東京人類學會的人類學者企劃一個「人類館」，將朝鮮人、愛奴人、「台灣生蕃」及沖繩人展示於其中。沖繩人對於被視為類似「台灣生蕃及愛奴人」，有強烈的反彈。（小熊1998：286）另一個例子則發生在1970年的宮古島，居民對於要不要在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表演宮古傳統舞蹈的「Kuicha-」，意見分歧。反對的人在當地報紙上投書表示：「二次世界大戰時疏散到台灣的宮古島民，為了一解思鄉之情，一同跳起「Kuicha-」，台灣人大聲吆喝來看生蕃跳舞，聚集圍觀。在萬國博覽會上萬萬不可重蹈覆轍」。（《宮古每日新聞》1970年4月25日）
[２０] 另外，參照又吉（中譯1997:379-388）裡的介紹。沖繩出身者將沖繩的風俗文化帶進社寮島的沖繩人聚落，舉辦沖繩傳統的祭典儀式等等。
[２１] 參照芝原（1981：238）。另外，紀錄日本各個時代社會底層庶民悲慘歷史的《日本殘酷物語》系列的第四冊＜沒有保障的社會＞，描述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帶來社會重新整編，自給自足的村落共同體在強大的國家權力下受到破壞而瓦解，流離失所的農民當中有很多成為下層勞工階級（宮本1995）。
[２２] 本論文只處理了資本集中化之下勞工階級的產生之部分相關問題。Alan S. Christy在＜沖繩的帝國主體之形成＞當中，提到沖繩人官僚在殖民地台灣面臨階級問題（Christy 1997：152），並透過殖民地台灣的沖繩人娼妓、那霸以日本人官僚與觀光客為對象的性產業、以及人類館事件中被展示的沖繩女性，討論沖繩「被去勢化的恐懼」（ibid.,154）。
另外，協助推動「近代化」與「文明化」的沖繩人與台灣人知識份子，都提到女性地位低落的問題（小熊1998：282-283，331）。日本化的西洋式近代化、琉球文化（具有中華文化根源）、中華文化相會後女性論述與女性政策之變化，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２３] 譬如說，沖繩傳統習俗裡，家家戶戶在舊曆過年前夕一起屠宰豬公，做為過年期間及之後的料理之用。這樣的私宰習俗一直延續到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根據日本的食品衛生法及屠宰法，受到法律禁止為止。高良勉在1968年從沖繩到靜岡大學「留學」時，跟日本友人提到沖繩在過年私宰豬公的習俗，大家都吃驚地說，那沖繩的人不都成了被歧視的「部落民」了嗎？高良勉才知道，明治維新雖然廢除階級間在法律上的差別待遇，解放了所謂的「賤民」，然而以屠宰豬牛為業的人，被稱為「部落民」，「部落民」以及其子孫在社會上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與隔離，一直到今天。（高良2001）「近代化」、「文明化」的大義名份對外將日本、沖繩屠宰豬牛習俗的差異，轉化為「文明」與「落後」的象徵，對內強化了日本國內原有的「職業歧視」，呈現出日本「近代化」過程中「階級」歧視與「人種」歧視的一個接合點。
[２４] 可參考田村（1997）從經濟論的角度分析日本在韓國的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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