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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惠足:來自帝國邊境的近代化推動者--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統治

本論文將在殖民統治者日本人與被殖民統治者台灣人的兩極之間,引進具中間性質的「沖繩人」,藉由沖繩人對殖民地台灣「近代化」、「日本化」過程的參與及受容,質疑日本帝國「已完成」的「近代化」之內涵,在其延長線上,探討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日本化」兩者的相互關係,及其與帝國內部的複雜關係。

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對於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抱持肯定或「部分」肯定看法的人,不在少數。其論調不外乎為:日本人在台灣的確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從結果來看的話,日本人在台灣進行的產業建設、社會法制化、教育普及等工程,促進了台灣的「近代化」,為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諸如此類「從結果來看」的所謂「客觀」的評價,很明顯地刻意忽略了這些「近代化」工程做為殖民地經營統治工具的性質,以及在推動過程中的權力運作與暴力。90年代之後「台灣殖民地研究」漸漸在日本與台灣學術界內外流行起來,也累積相當的實證考察之業績。追溯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實施的各項制度之起源,整理其實踐過程當中權力運作形式的實證研究,確實有其必要。然而,追溯與整理的動作,如果欠缺高度警覺性與戰略式的介入,可能會淪為帝國主義論述的反覆引用與複製,將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內在矛盾,隱藏在學術「客觀性」的旗幟背後。尤其是針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各項「近代化」工程進行的實證式歷史研究,不管研究者的動機或立場為何,很容易被拿來做為肯定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之「歷史」佐證。更弔詭的是,將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無條件地視為一種「進化」而加以肯定的觀點,雖然刻意標榜以去除「日本化」意識型態後「無色透明」的物質與制度為對象,其論證過程卻以日本「已完成」的近代化為不證自明的前提,對「近代化」成果的肯定,連結到對「日本化」的正面評價。

本論文將在殖民統治者日本人與被殖民統治者台灣人的兩極之間,引進具中間性質的「沖繩人」,藉由沖繩人對殖民地台灣「近代化」、「日本化」過程的參與及受容,質疑日本帝國「已完成」的「近代化」之內涵,在其延長線上,探討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日本化」兩者的相互關係,及其與帝國內部的複雜關係。

一、沖繩的「日本化」與「近代化」
明治12(1879)年,「日(受薩摩藩控制)中(藩屬朝貢關係)兩屬」的琉球王國(1429—1879),被強行「處理」為日本國沖繩縣。沖繩的「日本化」,是從「標準語」的學習、培養對日本的忠誠心、以及風俗習慣的改良開始。因為所謂「標準(日)語」的出現,居民長久以來所使用的語言,相對成為「方言」[]。明治政府設置沖繩縣之後,在沖繩各地設置「會話傳習所」,並推行學校教育,但是成效不彰,1880年代沖繩的小學就學率只有3%,比當年其他府縣40%左右的就學率低很多,居民普遍不支持日本教育。一直到15年後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沖繩居民對中國的向心力轉傾向日本,就學率一口氣升高到男學童45%、女學童17%。不過一般老百姓仍多使用方言,學童則將標準語跟方言混合著使用[]。比「標準語」的推廣更為重要的,是培養沖繩人對日本的忠誠。「修身」教育灌輸對天皇盡忠的觀念、歷史教育主張沖繩人自古就與日本人同文同種、地理教育則強調沖繩為日本南門鎖鑰以強調國防義務。在生活實踐方面,在沖繩推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其習慣,革除沖繩的「不良」傳統風俗。除了衛生習慣的養成,主要為禁止男性的結髮、女性的「hajichi」(刺青)以及青年男女的「moashibi」(野外聯誼)等沖繩傳統的風俗習慣。在沖繩提倡「文明化」與「近代化」[]的論述,常舉1895年成為日本新殖民地、獵人頭族「生蕃」出沒的蠻荒之地台灣為例,強調沖繩為日本帝國正式的一員,必須儘快跟殖民地台灣拉開距離,免於被混淆或相提並論(小熊1998:38-49)。沖繩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的過程,通常被放在日本透過公權力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以及沖繩人對於這兩個「改造」運動的接納(「同化」)與抗拒(「異化」)之文脈中討論(小熊1998,富山1990,Christy 1997,大田1976)。也就是說,日本將沖繩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定義為「前—近代」,必須透過與「進步的」日本之同化,才能達成其「文明化」與「近代化」。面對日本強制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沖繩的知識份子為了擺脫沖繩在日本帝國的劣勢,積極配合推動象徵「近代化」的「日本化」運動,區分沖繩與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不同,卻屢屢遭受日本其他地方對沖繩的歧視與差別待遇,而在認同上搖擺於「日本」與「沖繩」之間。
這樣的論述方式,除了將沖繩人的認同過程化約為日本/沖繩、近代/前—近代、進步/落後、帝國/殖民地、「同化」/「異化」等固定不動的對立範疇,同時不斷複製「一心一意想要成為日本人,卻無法完全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沖繩人」之論述。即使論者的出發點是要批判日本對沖繩的強制性同化,或是要突顯沖繩在認同問題上所面臨的矛盾與衝突,也因為把「日本化」與「近代化」概念視為不須經過驗證的前提,反倒陷入將日本帝國收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的過程「自然化」與「制度化」之危險。尤其是,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日本化」與「近代化」時,所生產出來的日本—沖繩—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階層層序,在這些論述當中並沒有受到質疑。當時的報章雜誌,確實顯示出沖繩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之間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使得在地知識份子及意見領袖以啟蒙庶民的立場,在沖繩社會強化這樣的層序關係,協助推動「近代化」式的「日本化」運動。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曾有大量的沖繩人飄洋過海參與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沖繩人在抵達殖民地台灣之後,想必都「發現」台灣除了「生蕃」之外,還有過著「近代化」生活的漢民族。如果說,對沖繩而言,「日本化」與「近代化」意味著跟台灣等殖民地拉開距離,以便更加「接近」日本帝國內部的話,沖繩與殖民地台灣的實際接觸,難道沒有讓這個意識型態上的地政學相對位置產生動搖?讓「近代化」=「變成日本」=「不被視為殖民地」的等式產生龜裂?
本論文主要以沖繩最地處邊陲的八重山諸島為對象,透過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的移動」,討論「移植」到殖民地台灣之後的「日本」與「近代化」帶給八重山諸島的影響。並以八重山在殖民地台灣近代化過程中的參與及吸收為出發點,針對日本、沖繩、台灣等地的「近代化」過程一一分析,藉由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思考日本的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之相關問題。本論文所使用的文本包括八重山出身者的自傳、回憶錄,以及筆者在八重山所做的訪談,目的在於透過這些出自「生活實踐」經驗的「非官方」、「非學術」文本,呈現出由上而下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遭遇了什麼樣由下而上的反擊與回流,讓日本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產生什麼樣的雜音與龜裂。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首先要介紹一下沖繩、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間「人的移動」之相關歷史背景。
二、從帝國的邊境到殖民地經營的前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對沖繩影響深遠,除了徹底清除沖繩對舊宗主國中國的眷戀,還造成鄰近沖繩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結果是,於法制上與心情上正式被收編為日本帝國一部份的沖繩,隨著日本帝國版圖的擴大,一轉成為開拓新領土台灣的前鋒。根據沖繩歷史研究家又吉盛清的研究,從台灣殖民統治的初期開始,沖繩人紛紛渡台,成為鎮壓武裝抗日行動的警察、推動台灣殖民地教育的教員、建設軍營、道路、港口、醫院等基礎建設的土木工人、娼妓等等。世紀轉換的明治30年代初期,沖繩掀起一陣「台灣熱」,約有4、5百名沖繩人渡台。明治 44(1911)年時約有1千名沖繩人定居在台灣,大正(1912-1926)年間增加到5千名,昭和5(1930)年時可以確認的有7千4百餘名,並於昭和10(1935)年左右突破1萬名[](又吉中譯1997:50)。與其他府縣的比較,也可看出渡台的日本人當中,沖繩人所佔的比例居高。根據昭和元(1926)年的統計,該年度從日本「內地」渡航到台灣的45901人當中,沖繩縣人的2660人位居第三,僅次於東京府的4703人與大阪府的3970人[]。尤其是從事水產漁業的643人,遙遙領先其他府縣(松浦1927:77-79)。面積與人口在日本為倒數前幾名的沖繩縣,在戰前之所以成為日本數一數二的移民縣,主要是因為經濟上的困難[]。以農業為主的沖繩在琉球王國時代受到首里王府封建賦稅壓迫,經過明治政府的土地整理之後,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被迫負擔租稅以利於國家資本蓄積的進行。1919年糖價上漲帶來沖繩蔗糖產業的好景氣,然而1920年世界性的糖價暴跌,加上日本政府將糖業發展的主力移至殖民地台灣,使得仰賴糖業的沖繩經濟一蹶不振(金城1985)。1923年世界經濟恐慌,更讓沖繩的經濟達到最谷底,當時的慘況被稱做「蘇鐵地獄」,因為無法尋獲任何食物的居民,將帶有毒性的蘇鐵烹煮去毒之後食用維生。土地狹小、缺乏資源的沖繩,從19世紀初期就開始送出大批農業移民前往夏威夷、南美等地,1920年代之後為了減少吃飯的人口,又送出大批勞動者前往日本國內東京、大阪神戶、長野縣紡織工廠等輕工廠[],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台灣之繁盛,也吸引不少沖繩人離鄉背井。
尤其是沖繩縣離島裡的「先島」地區(宮古諸島、八重山諸島),因為經濟的因素,更送出大批勞動者到台灣。先島位於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日本帝國版圖中最西(與那國島)與最南(波照間島)的島嶼即屬於先島的八重山諸島。先島的近現代史可用「孤島苦」一詞總括,居民受到交通不便之苦、政治經濟的多重剝削、制度上的差別待遇,以及隨之而生的歧視所苦。尤其是從琉球王國時期開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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