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對於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抱持肯定或「部分」肯定看法的人，不在少數。其論調不外乎為：日本人在台灣的確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從結果來看的話，日本人在台灣進行的產業建設、社會法制化、教育普及等工程，促進了台灣的「近代化」，為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諸如此類「從結果來看」的所謂「客觀」的評價，很明顯地刻意忽略了這些「近代化」工程做為殖民地經營統治工具的性質，以及在推動過程中的權力運作與暴力。90年代之後「台灣殖民地研究」漸漸在日本與台灣學術界內外流行起來，也累積相當的實證考察之業績。追溯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實施的各項制度之起源，整理其實踐過程當中權力運作形式的實證研究，確實有其必要。然而，追溯與整理的動作，如果欠缺高度警覺性與戰略式的介入，可能會淪為帝國主義論述的反覆引用與複製，將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內在矛盾，隱藏在學術「客觀性」的旗幟背後。尤其是針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各項「近代化」工程進行的實證式歷史研究，不管研究者的動機或立場為何，很容易被拿來做為肯定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之「歷史」佐證。更弔詭的是，將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無條件地視為一種「進化」而加以肯定的觀點，雖然刻意標榜以去除「日本化」意識型態後「無色透明」的物質與制度為對象，其論證過程卻以日本「已完成」的近代化為不證自明的前提，對「近代化」成果的肯定，連結到對「日本化」的正面評價。
本論文將在殖民統治者日本人與被殖民統治者台灣人的兩極之間，引進具中間性質的「沖繩人」，藉由沖繩人對殖民地台灣「近代化」、「日本化」過程的參與及受容，質疑日本帝國「已完成」的「近代化」之內涵，在其延長線上，探討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化」、「日本化」兩者的相互關係，及其與帝國內部的複雜關係。
一、沖繩的「日本化」與「近代化」
明治12（1879）年，「日（受薩摩藩控制）中（藩屬朝貢關係）兩屬」的琉球王國（1429—1879），被強行「處理」為日本國沖繩縣。沖繩的「日本化」，是從「標準語」的學習、培養對日本的忠誠心、以及風俗習慣的改良開始。因為所謂「標準（日）語」的出現，居民長久以來所使用的語言，相對成為「方言」[１]。明治政府設置沖繩縣之後，在沖繩各地設置「會話傳習所」，並推行學校教育，但是成效不彰，1880年代沖繩的小學就學率只有3%，比當年其他府縣40%左右的就學率低很多，居民普遍不支持日本教育。一直到15年後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沖繩居民對中國的向心力轉傾向日本，就學率一口氣升高到男學童45%、女學童17%。不過一般老百姓仍多使用方言，學童則將標準語跟方言混合著使用[２]。比「標準語」的推廣更為重要的，是培養沖繩人對日本的忠誠。「修身」教育灌輸對天皇盡忠的觀念、歷史教育主張沖繩人自古就與日本人同文同種、地理教育則強調沖繩為日本南門鎖鑰以強調國防義務。在生活實踐方面，在沖繩推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其習慣，革除沖繩的「不良」傳統風俗。除了衛生習慣的養成，主要為禁止男性的結髮、女性的「hajichi」（刺青）以及青年男女的「moashibi」（野外聯誼）等沖繩傳統的風俗習慣。在沖繩提倡「文明化」與「近代化」[３]的論述，常舉1895年成為日本新殖民地、獵人頭族「生蕃」出沒的蠻荒之地台灣為例，強調沖繩為日本帝國正式的一員，必須儘快跟殖民地台灣拉開距離，免於被混淆或相提並論（小熊1998：38-49）。沖繩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的過程，通常被放在日本透過公權力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以及沖繩人對於這兩個「改造」運動的接納（「同化」）與抗拒（「異化」）之文脈中討論（小熊1998，富山1990，Christy 1997，大田1976）。也就是說，日本將沖繩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定義為「前—近代」，必須透過與「進步的」日本之同化，才能達成其「文明化」與「近代化」。面對日本強制的「日本化」與「近代化」制度，沖繩的知識份子為了擺脫沖繩在日本帝國的劣勢，積極配合推動象徵「近代化」的「日本化」運動，區分沖繩與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不同，卻屢屢遭受日本其他地方對沖繩的歧視與差別待遇，而在認同上搖擺於「日本」與「沖繩」之間。
這樣的論述方式，除了將沖繩人的認同過程化約為日本／沖繩、近代／前—近代、進步／落後、帝國／殖民地、「同化」／「異化」等固定不動的對立範疇，同時不斷複製「一心一意想要成為日本人，卻無法完全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沖繩人」之論述。即使論者的出發點是要批判日本對沖繩的強制性同化，或是要突顯沖繩在認同問題上所面臨的矛盾與衝突，也因為把「日本化」與「近代化」概念視為不須經過驗證的前提，反倒陷入將日本帝國收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的過程「自然化」與「制度化」之危險。尤其是，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日本化」與「近代化」時，所生產出來的日本—沖繩—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階層層序，在這些論述當中並沒有受到質疑。當時的報章雜誌，確實顯示出沖繩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之間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使得在地知識份子及意見領袖以啟蒙庶民的立場，在沖繩社會強化這樣的層序關係，協助推動「近代化」式的「日本化」運動。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曾有大量的沖繩人飄洋過海參與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沖繩人在抵達殖民地台灣之後，想必都「發現」台灣除了「生蕃」之外，還有過著「近代化」生活的漢民族。如果說，對沖繩而言，「日本化」與「近代化」意味著跟台灣等殖民地拉開距離，以便更加「接近」日本帝國內部的話，沖繩與殖民地台灣的實際接觸，難道沒有讓這個意識型態上的地政學相對位置產生動搖？讓「近代化」＝「變成日本」＝「不被視為殖民地」的等式產生龜裂？
本論文主要以沖繩最地處邊陲的八重山諸島為對象，透過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的移動」，討論「移植」到殖民地台灣之後的「日本」與「近代化」帶給八重山諸島的影響。並以八重山在殖民地台灣近代化過程中的參與及吸收為出發點，針對日本、沖繩、台灣等地的「近代化」過程一一分析，藉由日本帝國在邊陲領土以及殖民地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思考日本的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之相關問題。本論文所使用的文本包括八重山出身者的自傳、回憶錄，以及筆者在八重山所做的訪談，目的在於透過這些出自「生活實踐」經驗的「非官方」、「非學術」文本，呈現出由上而下推動的「日本化」與「近代化」，遭遇了什麼樣由下而上的反擊與回流，讓日本帝國主義式「近代化」過程產生什麼樣的雜音與龜裂。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首先要介紹一下沖繩、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間「人的移動」之相關歷史背景。
二、從帝國的邊境到殖民地經營的前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對沖繩影響深遠，除了徹底清除沖繩對舊宗主國中國的眷戀，還造成鄰近沖繩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結果是，於法制上與心情上正式被收編為日本帝國一部份的沖繩，隨著日本帝國版圖的擴大，一轉成為開拓新領土台灣的前鋒。根據沖繩歷史研究家又吉盛清的研究，從台灣殖民統治的初期開始，沖繩人紛紛渡台，成為鎮壓武裝抗日行動的警察、推動台灣殖民地教育的教員、建設軍營、道路、港口、醫院等基礎建設的土木工人、娼妓等等。世紀轉換的明治30年代初期，沖繩掀起一陣「台灣熱」，約有4、5百名沖繩人渡台。明治 44（1911）年時約有1千名沖繩人定居在台灣，大正（1912-1926）年間增加到5千名，昭和5（1930）年時可以確認的有7千4百餘名，並於昭和10（1935）年左右突破1萬名[４]（又吉中譯1997:50）。與其他府縣的比較，也可看出渡台的日本人當中，沖繩人所佔的比例居高。根據昭和元（1926）年的統計，該年度從日本「內地」渡航到台灣的45901人當中，沖繩縣人的2660人位居第三，僅次於東京府的4703人與大阪府的3970人[５]。尤其是從事水產漁業的643人，遙遙領先其他府縣（松浦1927:77-79）。面積與人口在日本為倒數前幾名的沖繩縣，在戰前之所以成為日本數一數二的移民縣，主要是因為經濟上的困難[６]。以農業為主的沖繩在琉球王國時代受到首里王府封建賦稅壓迫，經過明治政府的土地整理之後，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被迫負擔租稅以利於國家資本蓄積的進行。1919年糖價上漲帶來沖繩蔗糖產業的好景氣，然而1920年世界性的糖價暴跌，加上日本政府將糖業發展的主力移至殖民地台灣，使得仰賴糖業的沖繩經濟一蹶不振（金城1985）。1923年世界經濟恐慌，更讓沖繩的經濟達到最谷底，當時的慘況被稱做「蘇鐵地獄」，因為無法尋獲任何食物的居民，將帶有毒性的蘇鐵烹煮去毒之後食用維生。土地狹小、缺乏資源的沖繩，從19世紀初期就開始送出大批農業移民前往夏威夷、南美等地，1920年代之後為了減少吃飯的人口，又送出大批勞動者前往日本國內東京、大阪神戶、長野縣紡織工廠等輕工廠[７]，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台灣之繁盛，也吸引不少沖繩人離鄉背井。
尤其是沖繩縣離島裡的「先島」地區（宮古諸島、八重山諸島），因為經濟的因素，更送出大批勞動者到台灣。先島位於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日本帝國版圖中最西（與那國島）與最南（波照間島）的島嶼即屬於先島的八重山諸島。先島的近現代史可用「孤島苦」一詞總括，居民受到交通不便之苦、政治經濟的多重剝削、制度上的差別待遇，以及隨之而生的歧視所苦。尤其是從琉球王國時期開始實行的「人頭稅」賦稅制度，每個家庭無論貧富一律依人數份納租，宮古諸島繳納小米，八重山諸島繳納米。八重山諸島裡沒有水田的鳩間島、黑島、竹富島、新城島之居民，只能越過海洋到瘴癘之地的西表島耕種。女性則晝夜不分地趕著編織貢納的麻布（西里1981：92-95）。1609年鹿兒島的薩摩藩開始支配琉球王國的首里王府之後，先島地區居民受到薩摩藩與首里王府雙重的賦役壓迫。日本國沖繩縣誕生之後，居民並沒有因此得以解脫，明治政府以「沿襲舊慣」的方式籠絡首里王府的士族，「人頭稅」等壓榨先島居民的苛政又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直到1903年才廢止。然而，日本的新殖民地台灣的出現，為先島地區困頓的經濟生活帶來一線生機，台灣成為居民工作賺錢的希望之地。明治30年代後半，也就是20世紀初期，日本在台灣的武力鎮壓告一段落之後，開始有許多先島地區的女性渡航到台灣，或當小販行商，或到台灣的日本人中產階級家庭當「女中」幫傭（又吉1994:100）。
三、日本語、日本文化的「回流」
中日甲午戰爭使得沖繩正式被收編到日本帝國內部，同時開始參與殖民地台灣的經營。這兩個過程，並非兩條平行線，而是在相輔相成之下，互相增加彼此強度。服務於警界與教育界的沖繩人，鎮壓武裝抗日行動及推動台灣殖民地教育不餘遺力（又吉中譯1997:103-192），顯示出甫成為「日本人」時日不久，在殖民地台灣對「支那人」進行統治的沖繩人，為了對日本帝國誓誠，必須比出身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更加努力表現。結果是，間接強化了沖繩人的「日本化」。除了警察、教員等基層公務員之外，在殖民地台灣的沖繩人，有很大部分從事漁民、土木工人、小販、女傭等勞動工作，明顯地處於「在台日本人社會的底層」（ibid.,56）。相對於極力融入日本人社會當中的沖繩人官僚及基層公務員，從事勞動工作的沖繩人，或形成獨自的沖繩人聚落，或生活在台灣人社會當中（ibid.,93）。八重山出身者裡，置身於殖民地台灣人種、出身地、階級等層序關係的最底層者居多，可以說是將八重山地區在日本帝國以及沖繩縣內邊陲的政經地理位置，平行移植到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社會當中。如果說，對殖民地台灣統治的參與，促進沖繩人官僚及基層公務員與「日本人」的同化，那麼，主要從事小販、女傭等勞動工作、生活在沖繩人聚落或台灣人社會當中的先島居民，他們的「台灣經驗」，又以什麼樣的方式促進其「日本化」？
當日本官僚與沖繩在地知識份子合力在沖繩本島推動「日本化」之際，天高皇帝遠的先島地區，不管是「標準語」或「日本化」，普及的程度都比沖繩本島低落許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繼續使用當地方言、或是日語與方言混雜使用的情形更為普遍，也維持舊有的生活習慣。可以想見，八重山出身者到了殖民地台灣之後，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的問題。大山正夫《誰不思念故鄉—昭和的竹富島》一書，收錄了八重山諸島之一的竹富島，在昭和年間所發生的事情，內容多為口耳相傳的奇聞軼事，具有集體創作的性質。1980年代沖繩掀起一陣自費出版自傳或回憶錄的風潮，這些自費出版的著作多半出於一般庶民之手，有助於填補沖繩近現代史中庶民歷史空白的部分。戰前在殖民地台灣的生活經驗之段落，散見於這些著作當中，尤其在先島地區居民的自傳或回憶錄裡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