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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神聖回憶:蔡翔選集》序──我們需要這樣的異質思考

吕正惠:《神聖回憶:蔡翔選集》序──我們需要這樣的異質思考

《蔡翔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

蔡翔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底层」社会。蔡翔自己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覆唤醒,并被形式化。

我所交往的大陆朋友,年纪与我相近的,大都小我两、三岁,少数比我大一点,他们可以说都是跟著新中国一起长大的。他们都有完整的文革经历,也就是说,他们都下乡种过田,其中有的离开农村后,还当过工人。非常奇怪的是,除了一位之外,他们很少全面批判文革。后来我曾加以归纳,发现他们都不是出身於知识分子家庭;而例外的一位恰好出身於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还在文革初期自杀,因此,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好评,就是对共产党体制也没什么好感。

文革结束前后,他们先后进入大学,读了研究所,有的还读了博士班,现在全部都是教授兼博士导师了,在社会上有稳固的地位。一般来说,他们很少谈政治,但并不表示他们对政治没兴趣,如果你跟他们谈,他们也乐於跟你谈,而且很坦白,不会有任何保留。

我发现,他们对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毕竟最近三十多年大陆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真是令人目不睱给,思想没有任何改变是不可能的。如果要 在其中选择一位,从他过去的文章中追寻他思想变化的痕迹,并且寻找他所以变化的原因,我以为蔡翔是可以考虑的。我们所以选择出蔡翔的选集,正是想让台湾读 者透过这本书,大致窥探一下思想变化之后所隐藏的社会变化,并从而对当代大陆社会有比较具体而深入的理解。

蔡翔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底层」社会。蔡翔自己说: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覆唤醒,并被形式化。(代序:流水三十年)

对於一个工人子弟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毕竟共和国是诞生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而这种理想正是底层社会的人所共同向往的。但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最后却导至十年文革的专制。蔡翔又说:

对十年「文革」的专制主义的记忆,这种记忆推动我们投入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追求一种个人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种记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但是,这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又造成了另一个想像不到的后果,就是:

我们把现代化,包括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理解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实现保证。但到了90年代之后,我们才突然发觉,这样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实际使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化为梦想。(同上)

这样,蔡翔又重新想到社会主义理想:

「阶级」这个概念,在80年代一度少有人提及,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阶级是可以被现代化,甚至被市场经济消灭的。但是,在90年代,我们重新看到了阶 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复活,实际上也使我们许多的记忆,包括某些理论,也复活了。比如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是值得敬仰、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 继承的思想遗产。(同上)

但这并不表示,蔡翔想走过去革命的老路,他很清醒的意识到:

对於底层问题,我们既要考虑底层的生存现状,又不能走极端。因为这是有教训的。(同上)

所谓「有教训的」就是指十年文革,革命的纯洁性异化成蔑视个人尊严的专制主义,这种错误是绝对不可以再犯的。

以上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很粗略的勾勒了蔡翔思想的轨迹,循著这样的轨迹,就可掌握蔡翔大部份文章的思路。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需要读这样的文章吗?大陆的经验跟我们如此不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们这三十年的社会是怎么变化、人们的思想是怎么改变的吗?其 实,人类的整体反省,不只包括不同时间的历史,还包括不同空间的社会,如果没有对人类整体行为的好奇心,实际上也就说不上关心人类社会了。

退一步说,即使从最功利的立场看,蔡翔的书也是值得我们阅读的。现在台湾社会日渐贫困化,很多人的中产阶级梦想已经破灭,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蔡翔的思考历程,以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

蔡翔有一段话,让我特别感慨,引述如下:

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著,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同上)

这一段话让我想起台湾的教改。台湾的教改就是让每一位想读大学的人都有大学可以读,而底层的老百姓也认为,只要他的儿女读了大学,就可以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至少使自己的子女进入中产阶级。事实是,从底层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到底是少数。因此,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失业了,教育投资的浪费姑且不说,社会还累积了一大堆无事可做、游手好闲的人。所谓的教改,实际 上是台湾的统治阶层对底层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欺骗行为,而底层对此浑然不觉。

更糟糕的是,台湾的知识阶层完全呼应统治 阶层的作法,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看不出真相。他们的利益其实是和统治阶层暗中相连的,而他们连这一点自觉都没有。台湾的底层老百姓早就没有自己的代言人 了,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利益如何受到忽视。即使台湾经济已经萎缩到目前的状态,近40%的家庭月收入达不到三万五千元,而中间的公务员薪水阶层背了沈 重的税负,还是很少人从整体上批评台湾社会的不公正。台湾的媒体常常喜欢谈论大陆严重的贫富不均,好像台湾就不是这样。其实就台湾社会来说,其贫富悬殊的 严重程度也已经够令人惊心的,而却很少有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与其说台湾社会比大陆公正得多,倒不如说,台湾的知识分子严重的缺乏底层思考。

蔡翔出身於底层,从来没有忘记底层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防止自己成为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者。 这是他的文章特别动人之处。因此我建议,对本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要先读收在书中的前四篇文章,即〈底层〉、〈神圣回忆〉、〈1970:末代回忆〉和〈底层 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我想从中举一段例子让大家看一看。

1977年大陆恢复高考,正在工厂当工人的蔡翔毫不知情,是他的工人朋友告诉他的。他不太想考,不少工人朋友催促他去考,他终於「吊车尾」考上了,成为知识分子。后来,他那个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还住在陈旧的工人住宅区。他这样描述工人的生活状况: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著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 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 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著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1970:末代回忆)

这就引发蔡翔的思考,难道社会的发展需要以一个阶级的尊严作代价吗?难道,这就是改革的宿命吗?他说,「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虽然生活普遍好转,但是,还有78%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都属於这种没有尊严、没有社会地位的「底层」,难道这样的发展不需要反省吗?这样,蔡翔就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跳脱出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该如何完成的问题。

以我个人的接触,目前像蔡翔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大陆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并不认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错了,他们只是觉得,走到目前这种状态,思想必需调整,不然,整个社会的发展结果必然和他们当初的理想背道而 驰。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还对大陆知识分子过份迷信现代化和自由化不以为然,我没想到他们调整得这么快。许多大陆知识分子毕竟是看到「现实」的,在 冷酷的现实之前,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说坦白话,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要比台湾知识分子强多了。

即使就这一方面 而言,蔡翔的思考也比别人更具「辨证性」。现在还有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将共和国的六十年,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其中的自由派说,前三十年是不好的,后三十年是好的,而极左派则反过来说,前三十年是好的,后三十年是不好的。正如本文在前头所引述的蔡翔的话,他认为,共和国的六十年是个整体。他一直从这个整 体感出发,从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不断产生危机,又不断克服危机这一「动态过程」来加以观察和反省。这样的反省方式,是实事求是和面对现实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想像「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共产党革命」,中国会比现在还好。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某些左派所坚持的,「假如改革开放不是那 么往右复辟,中国不至於像现在这么糟」。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辨证过程,我们必需力求清醒的认识这个过程,并且吸取以前的教训,以便以后更少犯错误。蔡翔的这 种历史认识论很精彩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这一篇长文上。如果对大陆近六十年的历史和文学有比较多的知识,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篇文章 有多深刻。如果还比较缺乏这种背景,我建议放在比较后面阅读。

跟这篇文章思想方法想类似,但涉及的论题比较小,因此也就比较好阅读的,是〈何谓文学本身〉。这篇文章分析了"纯文学"的概念如何在80年代建立起来,如可在当时对现有体制产生强大的颠覆作用,又如何逐渐狭窄化,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并为现有体制所接受。这一篇文章很清晰的论证了,一个概念,包括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必需把它放在一 个历史过程中加以观察,它可以是最具革命性的,但也不过20年,它又成为最具保守性的。这篇文章充分显现,蔡翔的现实关怀让他能够很敏锐的看到文学的政治性。所以,他不只一次的说,「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隐藏著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蔡翔就是从这样的敏锐认识来评论文学,因此他的分析常常既出人意表,但又非常深刻,这一点尤其值得台湾的文学研究者仔细体会。在这方面,我建议优先阅读两篇文章,〈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和〈旧时王谢堂前燕--关於王朔及王朔现象〉。后一篇文章把王朔的「痞子文学」和改革开放后失势的干部子弟连系起来,然后再说明 这种现象如何被商品化大潮后的大众所接受,分析得极其精彩。前一篇涉及到台湾研究者非常有兴趣的「城市空间美学」,只要稍一阅读,就可以发现,蔡翔和那些 套用西方现代性美学的人是多么的不同。他既了解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又深刻意识到这种理论移用到中国来所产生的变形作用,并且也充分意识到这种理论所遮蔽的 一些更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蔡翔不算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只能算是一个社会评论家。读了这两篇文章,就可以了解,一个关怀现实、密切注意现实变化的人可以成为多么深刻的文学评论者 。这一种特点,特别值得台湾的研究者学习学习。

蔡翔的书,在现在台湾的许多读者看来,也许是相当「异质」的。但是,这是对台湾的文化气候非常有针对性的异质,可以救治我们一向的思想偏枯。在台湾社会走到最低潮的现在,他的文章尤 其值得思考台湾前途的人参考。所以我不嫌辞费,写了这么多。我最终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些知音。

2012/4/4

补记:蔡翔的文章在大陆语境下容易理解,反过来说,在台湾语境下就比较不容易理解。以上的序文主要是为台湾读者而写,希望为台湾读者找到一条接近蔡翔的道路,因此有些意思并没有完全发挥,希望在这里补充一下。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而进行实验,其结果导致文化大革命,让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理想完全失望,因此有了 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他们反过来崇拜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经过后三十年的另一种实践,他们又发 现,整个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快,但距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好像越来越远。这样,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第一种认为,中国所以还存在那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包袱太重,现代化还不够彻底,也就是还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市场化和民主化,这也是很多西方人,还有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批评方式。第二 种却完全不一样。基於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发现,像后三十年这样的走资本主义路线是有问题的,最终他们质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他们认为 这种模式必需重新反省。当然他们并没有想要回到前三十年的作法,但他们也不认为后三十年的实践应该照样继续走下去。第二种想法的人现在在大陆越来越多,一 般笼统的把他们命名为「新左派」。其实他内部思想的差异很大,不过可以说,他们都在进行现实与思想的探索,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蔡翔就属於这种人。

如果我们重视法兰克福学派以降西方各种「反现代性」的理论,如果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就不断有人质疑启蒙思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重视大陆方兴未艾的各种 新左派思想。基於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他们也许可以提出另一种「反现代性」的思考。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能漠视大陆现在已经具有强大力量、 而在台湾还很少人注意的这一股所谓的新左派潮流。因为他们反省的绝对不只是中国经验,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说不定他们的想法将来可能超越西方现存 的许多「反现代性」思潮,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想法。

4月5日

《神圣回忆:蔡翔选集》将於2012年5月初由人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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