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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

郑鸿生 台湾
  「野火」的历史任务

  1982年夏天,岳父母远从台北飞到美国旧金山湾区,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他们愉快地踏上旅途,除了欣喜于女儿取得学位外,这也是他们初次美国之旅。

  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服务的中信局调到台湾来工作,一生奉公守法,是个典型的公务员小康人家。这可从他们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时,只能提供单程机票与一点零用钱来送行看出。而这么一个典型的基本拥护国民政府的外省公务员家庭,对他们女儿找了一个本省女婿却是绝无二话,只有祝福。

  1980年代初,台湾在经济上越发兴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重组基本完成,电子与信息产业开始起飞,但是政治上却还是个十分阴郁的时期。相较于经济上的「现代化」,统治术则仍极为「落后」,那几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多重政治事件:1979年底爆发美丽岛高雄事件,接着的大逮捕中又有我们熟识的友人;1980年初发生林家血案,过一年又发生访台留美学者陈文成命案。当时我们远隔重洋,家乡发生的事却是令人极为牵挂,这些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在我们心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当他们于1982年夏天来到美国探望我们时,岳父已是七五高龄,但游兴一点不减。我们除了带他们到处游览外,闲时也不免谈起美国及家乡的种种。虽有世代之隔,但出身上海的岳父有着现代化的开明观念,对他女儿大学时代介入的校园异议活动并不介意,甚至还感到骄傲,因此我们对很多话题与意见颇为投契而不见龃龉。然而有一次与岳父谈着,竟就转入了台湾的政治,而触及林家血案。然后对谁是背后主谋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让我们互相提高了声调,岳父显然不愿面对威权体制的特务主导此事的可能性,最后他起身离座,走了几步又回头怅然说道:「你看,我像是个特务吗?」

  岳父这句话让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一点也没有要把共谋的责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虽然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平常对政府的作为也会多所批评,却似乎自觉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以致于说出这样无奈而悲切的话来。岳父的如此回应,让我顿觉个人处于不同处境的诸多困境与无奈,此后对于岳父的立场我也就释然于心,不曾在这方面存有疙瘩。

  我虽释然于心,但也体认到像岳父母这一辈,播迁来台的外省人的心境。这一辈外省人中像他们这样具有开明现代观念的为数不少,也因此才有台湾在1950年代由《自由中国》杂志领头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传布,以及1960年代重现五四风华的文艺复兴盛况。而这么一批开明现代派的外省人,由于有着这么一个大陆背景,或多或少都有着19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关系,或者是家人亲戚,或者是同事师友。这是因为那时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针对与左翼思想有任何联系的人士,而从大陆来台的这一批开明现代派,对威权体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来到1980年代在台独势力乍起之际,又被迫要与这个威权体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样的困境,我从岳父那句话中是深深感触到了。

  两年之后的1984年,龙应台开始在台湾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后并集结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烧全台的这个时候,岳父母这样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龙迷,显然龙应台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多年来的无奈与闷气。

  单从《野火集》的文本来看,它所要燃烧掉的是被追求「现代化」的国民所深深引以为耻的、社会上的诸种「落后」现象。就像龙应台后来自己说的,她并不要像当时党外民主运动那样,去直接对抗当时的威权体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回方式去挑战其统治基础。虽然读者并不一定会有这般深刻而曲折的体会,但是《野火集》确实在政治上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它所召唤的读者群,正是有如岳父母这样有着现代化信念的标准公民/市民,召唤出来的正是他们长年以来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落后现象的羞耻感,与对现代化的渴望,这些情绪当然也包含了对威权体制特务手段的不堪。这种祛除落后、「向上提升」的急切渴望,就在1980年代的这个时刻转为愤怒了,「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质问正是个有力的召唤。

  国民党如何丢了现代光环

  战后台湾社会对现代化与落后问题即有敏锐反应,1963年一位留台美国学生狄仁华写了一篇批评国人没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学校园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青年自觉运动。与此同时的《文星》「全盘西化论」之争,以及接着在1970年代之交《大学杂志》的现代化论述,不用说是更深刻的思想运动了。

  这些以欧美为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1980年代基本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标准公民/市民的话语,当局面对这种新兴的社会期望,它残存的诸种威权作为就显得极为扞格不入,极为跟不上时代,尤其是继续以恐怖手段作为统治技术的那一面。从欧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特务手段确是极其落后的统治术,若还沦落到藉助黑道之力,那就更是不堪了。然而到了1980年代,它竟然还是像我岳父母那样的标准公民/市民,所支持的政权的统治手段。这就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成了他们闷在心里的极大痛楚与无奈,而会在1982年访美时对我说出那样的话来。其实他们从来就是这种统治手段的极大受害者。于是在后来的熊熊「野火」中,终于有一位与他们同样处境、同样立场的龙应台,出来为他们抒解了这股闷气,让他们感到畅快。

  龙应台《野火集》所召唤的这些社会标准公民,在更早的时候也曾被另外一种称为「小市民」的身分召唤过,而召唤者却是威权体制本身。那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当时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后的民主抗争正闹得风风火火,而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正在鼓吹设立民主墙、开放学生运动。那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场,以「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来攻击台大异议师生。当局旋将此文印制成数十万份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环境卫生、讲究生活品味的所谓沉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现代公民」。这批现代公民被召唤出来对抗「台大乱党」,在1972年十分有效,台大的异议师生虽然在校园里获得了支持,但在社会上却是处于劣势。

  同样处境的这批「小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1972年曾是党国〈小市民的心声〉企图召唤的对象──当然这种借着党国威权而来的「召唤」并不见得处处有效,我岳父当时就不甚以为然。但他们在十多年后的1984年却成了龙应台的热烈支持者,成了动摇威权统治基础的野火的一分子。其实这里并无矛盾,因为时过境迁,到了这时党国已经在小市民/现代公民的心目中开始崩盘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980年前后的政治事件让党国极为「落后」的统治术充分曝光,让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为耻,连自己的子弟都要起来反对它,而忠心支持者也对它失去了信心。何况就在「野火」之文开始注销的1984年,又发生了动用黑道之力、在现代化标竿的美国当场丢人现眼、那么不堪的江南案。

  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威权体制不仅已经失去「现代化」的光环,甚至反倒成了一个「落后」的样板。而引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竟是这威权体制的原本靠山、「现代化」标竿的美国本身。它在稍早的1978年底,就公然抛弃了国府而与对岸建交。被美国抛弃这件事,对台湾社会的各种势力有着不同但一样强烈的冲击,而对心怀美式现代化观念、原本支持国府的「小市民」而言,那却是更大的打击了。

  《野火集》在关键时刻迂回地扯下了国民党「现代化」的残余光环,但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与「现代化」完全脱勾,却还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是与民进党夺得「现代化」大旗互为消长的。野火过后没几年,民进党就以「进步」为名建党,从反面将国民党的「落后」定了性,直到如今民进党当权,而社会上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尽可归诸旧党国余孽了。譬如近年来,就有学者的研究将一些台湾医生索取病人红包的败德行为,也归罪国民党的统治,而这正是民进党在1990年代攻城略地之时,逐步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国民党是落后的守旧政党,而民进党则是进步的现代政党」。

  1990年代中期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现民进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争战中已经基本获胜。1997年,台北市宣布辖区内的户政事务所全面启用户政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原来几十年来用笔书写在户籍大簿上的户口数据计算机化之谓。报纸上一时忙着介绍户政计算机化带来的诸种好处,不仅作业快、数据准确,户籍誊本用打印机印出漂亮字体,更是一种进步表征,而且还因为有网络联机可以远距跨所作业,让离乡国民在申请户籍作业上无需两地奔波。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还特别强调说,户政所人员将以全新的便民态度来服务市民,譬如作业柜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来与户政人员面对面交谈,又譬如会有服务人员来亲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传说,这些都是陈水扁市长的德政,是民进党的进步便民理念的展现,而当时报纸也都如此赞誉有加。

  就是说,在2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已经夺得「现代与进步」的大旗了,它的一切施政与作为都会带着这么一圈耀眼的光环。

  一场现代化的政治零和游戏

  当时在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承诺的这一切,确实都真的发生了──户政数据计算机化了,网络也联机了,户口誊本是有着漂亮字体的印刷文件,申请作业柜台确实降低了,市民还有椅子可坐,而且还真有服务人员来奉茶,一个现代公民在公家机构应该享受的待遇莫过于此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误导信息,就是这荣耀全被归于陈水扁市长与民进党。

  因为真相是,台北市户政信息系统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一环,在那时已经筹建十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后,在台北市全面实施之时,而恰巧就在陈水扁的市长任期上。

  这套系统既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当然就是由全国性的内政部户政司来督导其事了,而实际主导这项大计划的则是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从1988年开始,信息工业策进会接受内政部委托,进行这套大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置,而我本人当时刚从美国回台,进入资策会工作,恰巧就是负责这套大系统的网络方面的规划设计,直到1996年离开,因此熟知建立这套系统的来龙去脉。

  这个当年台湾最大的网络联机大型信息系统,会交给资策会来建置,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除了资策会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单位外,内政部也信任没有厂商包袱的资策会工程师,会以最先进的技术来为国人建置这套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当时国外的大计算机厂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透过各种管道游说采用他们各自的专属系统。采用厂商专属系统有其好处,就是交由厂商以其成熟的专属技术来解决问题较不会出错,资策会可以乐得轻松。然而资策会的工程师却是高瞻远瞩、不为所动,决定全面采用当时虽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却是最先进、最公开的开放式计算机与网络架构,以免公众的系统被任一专属厂商的技术绑死,而代价则是资策会的工程师必须辛苦地边学习边开发这整套系统。

  在系统主机与工作站上,我们订出来的系统规格就是以UNIX为基础,而且必得有能力处理三万个以上中文字的开放系统,在网络方面我们订出以TCP/IP为基础架构的开放型网络,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通用的Internet架构。这里所谓开放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专属于某个特定厂牌的技术,而是一套公共而公开的技术标准,每个厂商的系统只要符合这个公共标准,就可以加入。这是一套将公众的大系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求。

  那是解严不久的1988年,UNIX与TCP/IP这些开放系统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与商业化,W3网页制作格式还没发明,Internet商用网络也没影儿,但资策会的工程师已经看出它们的前景。当资策会在为户政信息系统规划可说是台湾第一套Internet大型网络时,全国只有另一个地方在筹建这样的先进网络,那就是教育部信息中心。他们正在计划将原来是以IBM网络技术建置、连接各大专院校的学术网络,提升为开放的Internet网络。

  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在那时应该都能看出前景所在,在资策会工作的我们,可说只是顺势而上。但是不同于学术网络的实验性质,资策会是在建置一个属于全民的大系统,我们采用先进却未成熟的技术是冒着风险的。然而资策会的长官接受了我们的规划,委托单位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以及户政司也都接受了。由于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如今它可伸可缩,没有被特定厂牌绑死,不至于迁一发动全身。

  一个大型信息系统的建置不只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还牵涉到具体使用上的作业安排。每个户籍员桌上将会有一个计算机屏幕,也要让来申办的民众能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户籍信息,因此以前高柜台的作业模式就不管用了,于是就有了像平常书桌那样可以面对面坐着谈事、观看同一计算机户籍信息的作业方式的构想。而且又因为数据计算机化本身会产生节省人力的效果,以致于能有充裕的人力来对民众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奉茶。这一切都在当年内政部信息中心的构想之中,也付诸实现了,是配合户政计算机化的必要与衍生措施。

  以上所以不惮其烦地细说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建置过程,主要用来指出一件事,即是解严前后相关部会这些技术官员,其实已经是深具「现代化」与「进步」意识的一群人。这些单位,譬如经济部下属的工研院、资策会,以及内政部与教育部的信息中心等的主事者,基本上没有财团包袱,却有着追求世界最新技术的愿景与认识。这些人基本上是国府三、四十年来栽培出来的技术官僚,具有追求「现代化」与「进步」的热忱,也就自然会在1988年将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系统,交给也具有同样怀抱与见识的资策会工程师来规划建置了。

  当1997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坐收这项成果时,我曾与一位泛绿老友争辩。我费心向他说明这段十年苦心建置的过程,却未能说服他国民党也是有它「现代化」与「进步性」一面的事实。他对于陈市长这项德政极为骄傲,极不甘愿把这项「现代化」的功劳归诸国民党。可以看出,国民党到了这时真是已经完全失去「现代」与「进步」的光环,而被绑上「落后」的罪牌,等着选民来发落了。于是由代表「进步」与「现代」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来坐享这项荣誉,对选民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时,面对台北市这位气势如虹的政治明星,所有的报纸都莫敢撄其锋芒,去质问这件事功劳谁属,更遑论不敢多言的内政部技术官员了。

  从上面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说,到了1990年代,由于国民党在「现代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失败,以致于它几十年来在台湾苦心经营的任何现代化成果,包括已成典范的经济成长,不是掩盖不彰,就是被已经夺得「现代光环」的民进党轻易地接收而去。

  落后初体验的建构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竟然还得背负着这个「落后」的沉重罪牌,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的外在因素,而那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地跟上了的。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府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是如何地不良、军容是如何地破落、现代知识又是如何地贫乏。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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