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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龚忠武,台湾老保钓,哈佛历史系博士。这篇文章是本周人文与社会台湾系列论文之一。

一、初到哈佛


今年是海外钓运的三十六周年,作为一个老保钓,固然青春无悔,但回顾往事,也难免会兴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我是在哈佛投入钓运的,就从哈佛谈起吧。

每个年青人都有一个梦,我也有个梦。60年代初在台大做研究生搞中国近代史时,就是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哈佛拜在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中国思想史巨擘、毛泽东思想权威施华茨(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门下,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条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年轻时为我自己定下的一个终身治学的长远目标。我多么渴望能够在费正清和许华茨这两位大师的指导下,初步扎实地打下实现这个目标的学术基础。

1966年,我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有幸踏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林语堂、周一良、杨联升等许许多多我国前辈学人的脚步,走在春天哈佛校园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在秋天枫叶遍地的查尔斯河畔。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多么地庆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求知机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无限的美景,万里晴空,看不到一丝乌云。

经过三年的埋头苦读之后,终于在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这天上午,通过博士生资格口试(主考官为中国近代史费正清、欧洲近代思想史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 和中国通史余英时),剩下的事就只是写论文了。这三年里,虽然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中国的严重挑战,越战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方炽烈地燃烧,文革的动乱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特别是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哈佛校园也不时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的。

课余之暇,仍可同当时在哈佛执教的余英时、叶嘉莹(均为1966年来哈佛执教)和来自台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人或进修的学者,例如文崇一、陈文石、孙同勋、赵中孚、谢清俊、詹春柏(现任国民党秘书长)、黄任中(前台湾行政院院长黄少谷公子,时在波士顿市政府任职,後回台湾经营电脑业致富,现已故世)等,或品茶论道,或郊外踏青,或请客吃饭,或玩玩麻将,或下下围棋,或送往迎来,日子乱中取静,过得倒也逍遥写意。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哈佛学派的疑惑,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逐渐消失,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发出来。

1970年底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响起的钓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脱离了正常的学院道路,走上了不可知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我是钓运的一代,钓运在我身上无可避免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二、钓运春雷在哈佛回响



1971年1月28日这一天,是改变我一生方向的大日子。这一天,大波士顿地区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廖约克、戴永生、余珍珠、陈达怀、祝开景和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耀奎和甄仕坤等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响应已经在全美国各地此起彼应的钓运春雷。

由于我来自台湾,又经常在当时台湾的《大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小有文名,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理工的,只有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推我出来担任大会主席,作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并呼吁华人一致对外,但对于国民政府的颟顸无能,我却网开一面,避而不提。可见当时我是有政治顾虑的。当然,这引起了某些香港同学的不满。

但是,我毕竟作出了个人的政治选择,迈出了第一步;从此,我告别了哈佛的苦闷抑郁岁月,投入了充满浪漫激情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说,我在哈佛的后一半--1971年至1975年--是在浪漫激情的岁月中度过的。钓运与我,我与钓运,就这样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由于不擅长组织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又没有发表煽动性演说的口才,所以我在钓运中只能「带笔从戎」,带着一只笔,为钓运搞一些文字宣传。

按理,爱国反帝有什麽错?可是,反政府那可是件带有严重后果的事。香港同学例如廖约克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在钓运中总是带头冲锋,勇往直前,而台湾同学却不能不考虑到由此可能为台湾的家人带来麻烦,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前途蒙上阴影。所以言行上,在钓运初期往往显得踟蹰不前,犹疑不定。



三、钓运前的觉醒



当然,我们这些大波士顿区的港台留学生这时一下子跳出来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阶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这段期间,也就是我在「天下大乱」的国际大气候之下,愈来愈感到苦闷的一年多里,我们不断受到美国学生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的刺激和鼓舞,同时更受到来自大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港台留学生便成立了由廖约克主持的学习小组,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说。当然,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是必读的书籍。由于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常常被推出来作报告。

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进行了自我改造,扬弃了过去在台港接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千万别小看了学习小组的历史意义,它在冷战时代头一次使海外年轻一代的台港留学生开始觉醒,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并融入中国历史的主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这种转变可以从廖约克当时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略窥端倪,并可以从中了解到哈、麻两校老保钓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如何能抓住历史的主要矛盾?还是那句老话:提高警觉,坚定立场。怎样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主动地去学习至少使我们有直接感受的问题。鲁迅留学的转变及对青年的批评与期望,胡适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

在港台,与我们姐妹们年龄相仿的被美军凌辱的少女们,在越南中弹后仍俯身去掩护他弟弟的一个七岁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杀在床上的黑豹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什么是认同等问题,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满腔。



这是他1970年初写的,其中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他具体地联系到国际现实来批评帝国主义,他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他由此联想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苦难。这是一个中国青年精英对大时代发出的怒吼,吐露的激越心声!

在他的影响下,小组其他成员大致也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所以,在71年初在哈佛召开钓运大会这样的群众大会时,我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做好准备,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我想美国其他各地的校园也是同样的情况吧,否则钓运不会像星火燎原一样,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

由此可证,钓运不只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的一次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反共反华的冷战思想的反动,是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所以,当时也有人比喻说--据说,周恩来就曾对回国访问的保钓健将说过--钓运是海外的一次新五四运动。是的,通过钓运,海外的留学界和华人社会,普遍地觉醒了,决裂了,并认同和回归祖国。



四、费教授,你错了!



70年这一年,我正在开始构思论文的题目,正在为「写什么和怎么写」而烦恼。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思想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引起我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才提到的哈佛的钓运和学习小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诱因就是我哈佛的美国反战同学,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维克托•倪(Victor Nee,华裔美人)(社会学系) ,乔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 )(日本史)、托马斯•恩格尔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尔(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都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等,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的是费正清中国近代史讨论班上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尔)。他们不仅是当时哈佛的反战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战运动中也起着带头作用。

他们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学潮中,大胆地对费正清说,你错了。这真使我这个一向视费正清为不可挑战的学术权威的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原来费正清也有错,也是可以批判挑战的。

这些美国同学向老师造反,向体制挑战的勇气,给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笃守师道尊严古训的外国学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于是,费正清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开始动摇了。

这些美国同学对我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来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反战文章和他们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 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精彩辩论。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国人的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所以他们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苏两极的反共反华的冷战思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的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这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和大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1968年美国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他们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蹋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仰的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间,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文明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间,同费正清和沃格尔进行的冗长的辩论的焦点,是质问他们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根本违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被动性地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可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保密的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个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而已。

这些前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反战、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观念,从根本上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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