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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龚忠武,台湾老保钓,哈佛历史系博士。这篇文章是本周人文与社会台湾系列论文之一。

一、初到哈佛


今年是海外钓运的三十六周年,作为一个老保钓,固然青春无悔,但回顾往事,也难免会兴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我是在哈佛投入钓运的,就从哈佛谈起吧。

每个年青人都有一个梦,我也有个梦。60年代初在台大做研究生搞中国近代史时,就是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哈佛拜在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中国思想史巨擘、毛泽东思想权威施华茨(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门下,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条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年轻时为我自己定下的一个终身治学的长远目标。我多么渴望能够在费正清和许华茨这两位大师的指导下,初步扎实地打下实现这个目标的学术基础。

1966年,我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有幸踏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林语堂、周一良、杨联升等许许多多我国前辈学人的脚步,走在春天哈佛校园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在秋天枫叶遍地的查尔斯河畔。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多么地庆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求知机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无限的美景,万里晴空,看不到一丝乌云。

经过三年的埋头苦读之后,终于在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这天上午,通过博士生资格口试(主考官为中国近代史费正清、欧洲近代思想史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 和中国通史余英时),剩下的事就只是写论文了。这三年里,虽然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中国的严重挑战,越战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方炽烈地燃烧,文革的动乱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特别是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哈佛校园也不时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的。

课余之暇,仍可同当时在哈佛执教的余英时、叶嘉莹(均为1966年来哈佛执教)和来自台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人或进修的学者,例如文崇一、陈文石、孙同勋、赵中孚、谢清俊、詹春柏(现任国民党秘书长)、黄任中(前台湾行政院院长黄少谷公子,时在波士顿市政府任职,後回台湾经营电脑业致富,现已故世)等,或品茶论道,或郊外踏青,或请客吃饭,或玩玩麻将,或下下围棋,或送往迎来,日子乱中取静,过得倒也逍遥写意。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哈佛学派的疑惑,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逐渐消失,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发出来。

1970年底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响起的钓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脱离了正常的学院道路,走上了不可知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我是钓运的一代,钓运在我身上无可避免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二、钓运春雷在哈佛回响



1971年1月28日这一天,是改变我一生方向的大日子。这一天,大波士顿地区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廖约克、戴永生、余珍珠、陈达怀、祝开景和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耀奎和甄仕坤等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响应已经在全美国各地此起彼应的钓运春雷。

由于我来自台湾,又经常在当时台湾的《大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小有文名,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理工的,只有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推我出来担任大会主席,作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并呼吁华人一致对外,但对于国民政府的颟顸无能,我却网开一面,避而不提。可见当时我是有政治顾虑的。当然,这引起了某些香港同学的不满。

但是,我毕竟作出了个人的政治选择,迈出了第一步;从此,我告别了哈佛的苦闷抑郁岁月,投入了充满浪漫激情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说,我在哈佛的后一半--1971年至1975年--是在浪漫激情的岁月中度过的。钓运与我,我与钓运,就这样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由于不擅长组织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又没有发表煽动性演说的口才,所以我在钓运中只能「带笔从戎」,带着一只笔,为钓运搞一些文字宣传。

按理,爱国反帝有什麽错?可是,反政府那可是件带有严重后果的事。香港同学例如廖约克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在钓运中总是带头冲锋,勇往直前,而台湾同学却不能不考虑到由此可能为台湾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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