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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受難‧接續‧戰鬥」——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邱士杰:「受難‧接續‧戰鬥」——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夏潮论坛》第一期封面

上海復旦大學環球事務論壇,《擊水談》,第六期〔台灣特刊〕,2011年,頁121-128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是第一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這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是第一個朝向祖國統一的壯麗事業、向著兩岸共同的「晴明底邊沿」而走去的台灣人。面向未來,以祖國統一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步伐是堅定的。但更需要大陸同胞的理解與支持。

 

我們是一條悠長而固執的行列──

飢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固執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裡。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前面是平坦的路底邊沿,

白天底邊沿,

晴明底邊沿,

能夠忘記麼,

你是第一個向它走去的人!

(摘自聶紺弩〈獻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

 

一、「受難」 

也許是受到從小所受的教育或者週遭的語言環境的影響,我往往將「受難」這個雙音節漢語詞彙直接聯繫於死亡。雖說對於在這個廣袤社會之中的芸芸眾生而言,每個人都有各自「遭難」的境遇,各自也必然對於這種境遇有其個人的理解,但對我而言,把「受難」理解為遭難以至於死,不知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總是理所當然的。不曉得其他人是否與我一樣:對於習以為常的用語,如果不加反思,也許不會發現自己與這些用語之間隱隱存在的陌生感。

「受難」一語就是這樣。直到我在高中時期認識了一群1920、1950、1970年代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獨裁專制而入獄的左翼老政治犯,以及在1970-90年代新生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我才知道,「受難」原來有別的意思:它意味著歷劫而猶生。

「受難人」是這些活下來的左翼老政治犯面向社會時的一個自稱;更嚴格的說,這個詞彙的周延說法應該是「政治受難人」,用日韓的漢字表現方式則是作為「確信犯」 的左翼「良心囚」。雖然「受難人」這個詞彙在多數時候也可以指涉犧牲者,但在台灣,更多時候乃是指涉經受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之後還能倖存出獄的人們。不過,對於這些「受難人」而言,他們彼此之間更常互稱「老同學」。對他們來說,諸如綠島(舊稱「火燒島」,是台灣東南靠菲律賓海面上的一個小島)之類的監獄,都是他們的學校。許多受難人在這個「學校」裡透過「同學」們的互助而首次習得了寫字、數學、各種知識;當然,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因為入獄而成為「受難人」的這些人,以及「受難人」因為互助學習而成為「老同學」的歷程,反映了二十世紀台灣地區歷史最重要的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就是:由於 1945年台灣光復至1949年兩岸分斷的五年間所曾實現的兩岸統一,使台灣省人民首次全面捲入並參與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因此經受了比國內其他地方還要慘烈而長久的鎮壓。在這場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而勝利的偉大革命裡,各階層、各階級的台灣青年並沒有缺席。由於他們對於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極度失望,便把正在崛起的紅色祖國作為台灣社會變革的寄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雖然投入這場運動的青年不見得在認識上都有相同的水平,但這種水平的參差不齊,恰恰反映了運動展開的全面性。而當國民黨開始意識到人民解放軍可能渡海進攻時,肅清島內的赤色勢力便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首要工作。1949年發生在台大與師大的「四六事件」就是島內鎮壓以中共台灣省工委為主體之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開端,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由於特務機關意圖殺一儆百,因此,從四六事件到1950年代中期之間的白色恐怖行動並不僅限於中共地下黨,許多沒有組織關係的同情者乃至無辜百姓都牽累入獄乃至刑死。這種連累無辜的現象,正從反面說明了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在光復後五年間的發展規模。作家陳映真這樣寫道:

 

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嚴厲的自我懲罰中煎熬半生,堅決不肯寬恕自己。……那是一個崇高、驕傲、壯烈、純粹,和英雄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猶疑、失敗、悔恨、怯懦,和變節的時代。」(《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許多無辜或者來不及受完整教育的受難人,就在無比肅殺的監禁環境裡展開他們的學習,從而也才有許多原本對社會主義沒有認識的人,在獄中成為了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由於台灣在八○年代末期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這些先後出獄的受難人及其家屬才逐漸敢於進行社會活動。而每年在台北六張犁公墓舉行的「春祭」以及在「馬場町」的「秋祭」,就是最知名的活動。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具有明確地下黨身份的被捕者幾乎必遭槍斃,「馬場町」則是經常執行槍決的地點。刑後曝屍示眾,若沒人認領,屍體就送到山邊的六張犁,隨便打上個石板為墓碑,草草埋葬(這些墓群直到九○年代初期才被發現,震驚社會)。至於刑場上的血漬,則以沙土草草掩蓋,久而久之,「馬場町」竟形成了一個以鮮血與沙土堆積而成的、面積廣大的平緩土丘(這個土丘在九○年代末期得到了台北市政府的修復保護)。

在死亡者與憑弔死者的倖存者之間,是死與生的聯繫。對於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並不算甚麼,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對二十世紀在台灣生根發芽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卻是最大的特色。當革命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取得勝利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分享著這份勝利並助長著這份勝利;但當這份勝利無法立刻越過海峽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就必須面對比中國其他地區還要更深刻的挫折。因此,「受難」,其實並不只是每個「受難人」銘刻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也是整個中國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台灣省遺下的深刻印記。

二、「接續」 

雖然五○年代白色恐怖讓運動身上的「受難」印記如此深重,但台灣的運動並不僅僅存在於光復後五年之間。實際上,從二○年代開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就已經在台灣萌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運動同樣經受了白色恐怖的鎮壓。

台灣的運動可從日據時代的一九二○年代說起:[1]

第一階段是是二○年代前半期。以日本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形成的國際連帶人脈為契機,分別出現了台灣史上最早的兩個社會主義團體。 1923-1924年間,北京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新台灣社」與「新台灣安社」,組織者為台灣人范本梁與老台灣人許地山,發行不定期刊物《新台灣》。1924年上半,來自台灣、大陸各省、日本、韓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組成了「平社」,發行了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平平旬 刊》。主要的領導人為台灣人許乃昌。而組織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多數在後來成為中共黨員。同年底,許乃昌在中共中央機關志《新青年季刊》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綜合他自己以及《平平旬刊》同人的觀點,對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革命前景提出總體說明,而瞿秋白也對這篇論文提出了回應。這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的最早對話,而這場對話也體現出兩岸革命運動從一開始便密切地關聯在一起。

第二階段則是二○年代後半期。在島內,以許乃昌為代表的左派同右派在1926-1927年間的《台灣民報》上,爆發了以革命與改良為爭論焦點的「中國改造論爭」。由於這場論爭提供的輿論準備,準備甚久的台灣島內社會主義運動家連溫卿遂於1927年初率領社會主義者奪取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這是一九二○年代島內最重要、存在時間也最長的運動團體。此後台灣文化協會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中國革命在殖民地台灣的影響不但與日俱增,大批的台灣青年也返回祖國大陸參與革命。因此,魯迅曾為當時前往大陸參與革命的台灣青年寫下這樣的話: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台灣的同志(張我軍),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在中共與日共的指導下成立於上海,提出「一九二八年綱領」。台共於同年進入島內,奪取了群眾動員能量最大的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 並於1929年從連溫卿手中奪取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1930年,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開始介入台共的改組,而台共則在1931年改組成功之後提出「一九三一年綱領」。然而但日本殖民者從1931年展開的鎮壓卻使包括台共在內的所有社會運動團體瓦解,許多社會主義者或者下獄、或者刑死,或者流亡大陸參加革命。此後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之間,島內運動全滅。

第三階段是四○年代後半期。台灣光復後,從大陸入島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為契機,將光復前後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大量集結在自己身邊。此時形成了島內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一次接續,使得二○年代的運動者與新時期的運動者結合起來。與此同時,又形成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群眾動員規模與運動型態(進入武裝鬥爭,發展游擊根據地)。1948年,「省工委」在香港會議上提出了台灣革命分析;1948-1949年間,《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則爆發了兩岸作家所共同參與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爭;1949年,蘇新(台籍中共黨員,曾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員與日共黨員)在香港提出進一步的台灣問題分析。但當 1949年「四六事件」揭開「五○年代白色恐怖」序幕之後,島內運動全面覆滅。由於此後長期的島內戒嚴與白色恐怖,成千成萬的中共黨員、社會主義者、同情份子,以及無辜民眾受害下獄、甚至被迫害致死。

談到這裡,我想回過頭來談談與「五○年代白色恐怖」有關的 一些事情。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幾年間,我曾與許多關心「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朋友們在「秋祭」參與文藝演出。大約都是詩朗誦、合唱表演。重頭戲則是〈安息歌〉演唱。〈安息歌〉是內戰期間「反內戰反飢餓」鬥爭時的學運歌曲,據說為郭沫若作詞。後來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這首歌成為獄中難友為即將前往刑場赴死之同志所歌唱的臨行送別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最近幾年,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取得了在馬場町等刑場上犧牲烈士們的死前遺像,於是遺像的展示便成為近幾年的新活動。其實這些相片據說還包括烈士死後的相貌。而之所以會有這些相片,是為了使當權者(如蔣介石)確認當事人確實「伏法」而留下的。這些留存照片異常驚人,因為許多烈士死前的表情是那樣地無法描述。有那麼一次,在照片的展示中(透過電腦投影片),林書揚先生(台灣坐牢最久的左翼政治犯,長達三十四年又七個月,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勞動黨榮譽主席)突然把略為失神的我給叫住。原來照片展示到了曾經參與二○年代台灣共產黨的林日高。二○年代的老「台共」如果不是在建國前後紛紛走避大陸,就是因為島內的白色恐怖而下獄或犧牲。林日高的犧牲是五○年代中期,算很晚了。照片中的林日高、距離死亡也許不到幾分鐘的林日高,竟仍淺淺地笑著。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島內長期進行的白色恐怖與屠殺。運動直到六○、七○年代才又重新萌芽。六○年代,旅日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學者劉進慶開始建構起全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的台灣論述。七○年代初期,北美華僑與留學生爆發大規模保衛釣魚台運動,並迅速轉化為認同新中國的中國統一運動。此間,除了《群報》、《燎原》、 《東風》、《統一》這些贊成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刊物之外,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雜誌。這是因為日後的發展系譜也較長,影響較大。該刊的主要人物除了包括一部份分離主義的左翼份子之外,多數是高度認同新中國和毛澤東思想的華僑留學生,比方許登源、陳惠松,和陳妙惠等人。《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其中,許登源、陳妙惠,與林盛中等人曾在1972年回到祖國大陸,提出了一份題為〈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 批評與建議〉(1972.12)的建議書,獲得喬冠華副總理的接見。在當時文革的語境下,他們表達了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強烈決心:

 

在台灣解放的問題上,經過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代表權,中美公報與中日聯合聲明後,在國際上確立了台灣是中國領土這個不可抹殺的事實。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成果。可是台灣一千五百萬同胞還在美日蔣勾結體系下,被壓在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下,過著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政府一再聲明「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一個全國上下為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的願望和決心。

 

七○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夏潮》等刊物創刊,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人間》報告文學與紀實攝影浪潮,接連發生,從而在島內逐漸形成一條主張中國統一的社會主義新派別,並在八○年代成為台灣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陳明忠(坐牢廿二年)、蘇新的女兒蘇慶黎、陳映真(坐牢七年),以及1984年出獄的林書揚,是此一通稱「夏潮系」的代表性人物。這個系統將二○、四○,以及七○年代以來的島內社會主義者/政治犯結合起來。八○年代後期的大規模工運浪潮與這個系統密切相關。在這個階段上,主張中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台灣發生了第二次接續,其豐碩的成果持續至今。

三、「戰鬥」

第二次的運動接續之所以可能,除了台灣島內大規模的反蔣、反國民黨運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八○年代以來爆發的工人運動風潮。在這個風潮中,北台灣的客家籍新興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主力,並在1989年新竹的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中達到運動高潮。

由於台灣客家人普遍對於祖國懷抱著高度認同,因此很容易成為運動接續的主力。不過,這並不是說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愛國主義運動以客家人為主體。實際上,運動的主體既有大量的閩南籍本省人,也有客家籍的本省人。相較之下,1949前後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反而數量不多。許多人有種誤解,以為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都是外省人。實際上,這是錯誤的,事實剛好恰恰相反。正因為台灣從1895年之後所經歷的長期殖民統治與白色恐怖,才使得久居台灣的本省人更容易產生愛國的祖國認同。也才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台灣人願意不斷渡海回到祖國大陸投身革命,並在自己的家鄉台灣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小說家陳映真曾這樣描寫著這些為了祖國統一與社會主義而革命的參與者之畢生追求:

 

整整二○年代的前一代,和四○年代後半以迄五○年代初的您們一代,雖然有世代之別,但是您們都同樣地把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 事業;您們都抱著對於自由、光明和幸福的應許與憧憬,打碎了自己。(陳映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會」祭文〉,一九九五年)

 

此外,他也透過小說《山路》而描繪了地下黨人因為白色恐怖而分隔在獄中獄外的兩樣情境。陳映真以小說中的女性獄外倖存者「蔡千惠」的角度,將這種情境刻畫出來:

 

原以為這一生再也無法活著見您回來,我說服自己:到國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

 

幾十年來,為了您和國坤大哥的緣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層,秘藏著一個您們時常夢想過的夢。白日失神時,光只是想著您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空裡飄揚,就禁不住使我熱淚滿眶,分不清是悲哀還是高興……

暌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

 

為了反對蔣介石與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島內外風起雲湧的鬥爭,終於在1976年的島內得到一次空前的集結與展現,這就是《夏潮》雜誌的創刊。從《夏潮》雜誌的發行,讓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首次出現了公開的宣傳管道。《夏潮》不但使運動力量的匯集創造出歷史性的條件,更使運動能夠更好地介入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淡江民歌運動。以《夏潮》雜誌為起點,台灣人民開始得以重新認識被國民黨所湮沒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省的中國人民,首次得以正視自己前輩們的光榮鬥爭史!此外,在《夏潮》雜誌之後,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更開始不斷發行面向台灣大眾的各種刊物。他們是社會主義《鼓聲》的敲打者、是為台灣人民報曉的《春風》、是捍衛《生活與環境》的苦力群、是為《大地生活》而辛勤耕耘者的代言人,也是《夏潮論壇》的筆陣。他們們戰鬥在廣大台灣勞苦大眾的《前 方》,更率先超克《海峽》藩籬,在《五月評論》的號召下戰鬥著!

以《夏潮》為前驅的各種刊物,讓運動的跨世代接續成為可能。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首先在解嚴之後成立了「夏潮聯合會」的前身「夏潮聯誼會」。為了團結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人並發展我們的社會觸角,運動並先後在八○年代成立了政治受難人團結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以及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國統一聯盟」,最重要的是,運動克服了「工黨」的失敗而於1989年成立了高舉社會主義與國家統一兩面大旗的勤勞大眾政黨:勞動黨。2000年以後,更出現了關注文化藝術的「辜金良基金會」以及關注兩岸青年交流的「中華基金會」。2009年成立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呼應了兩岸關係新形勢的需要,向廣大的台灣人民發出號召:在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軸線上,要求清除國共內戰的歷史構造、終止兩岸不正常的敵對狀態、簽署民族和解的和平協議,為了爭取台灣人民真正的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由於兩岸關係自八○年代末期以來的發展起伏不定,便導致了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不斷在曲折中前進。雖然解嚴以來的二十多年,是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遭受最大打壓的時代,但運動從來沒有從工人運動的階級戰線上退縮,也從不因為分離主義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而變色。運動總是頑強地進行拚搏,在台獨分裂主義勢力不斷擴張的逆勢之中,堅守自己的陣地。雖然普遍的台灣人始終因為媒體誤導而無法認識到這個力量與台灣歷史的緊密結合,但這個力量的參與者仍然無怨無悔地為了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戰鬥著。

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高舉著社會主義以及國家統一兩面大旗, 在無數的困難與挫折中頑強前進,特別是在社會運動的領域上。2009年,勞動黨在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席位,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界第一個獲得選民選票認同的組織。運動正以蓬勃發展的趨勢前進著。島內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偉大意義正如台灣的玉山。玉山既是台灣島上的最高峰,也是我國青藏高原以東最高的山峰。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不只是台灣社會運動史與政治史的最高峰,也是一百六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的一座高峰!

(【視頻】勞動黨議員參選人高偉凱在2009年「秋祭」上的誓言

(【視頻】勞動黨議員高偉凱當選的那晚

但是,作為運動「接續」之重要基礎的四○至五○年代一輩的運動參與者,卻也正在今日成為台灣分離主義所意圖拉攏的對象。分離主義運動為了遂行其「轉型正義」 理論,為了達成他們「獨立建國」的迷夢,亟欲爭取乃至迷惑台灣史上與中國革命最為密切的這一代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捲入運動之中的參與者,以解消這代革命者獻身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是第一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這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是第一個朝向祖國統一的壯麗事業、向著兩岸共同的「晴明底邊沿」而走去的台灣人。面向未來,以祖國統一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步伐是堅定的。但更需要大陸同胞的理解與支持。這也許可以說是本文向大陸同胞所提出的最大心願與期待吧!

[1] 以下簡史以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的梳理為基礎。

(原載上海復旦大學環球事務論壇,《擊水談》,第六期〔台灣特刊〕,2011年,頁121-128。转载自张方远博客“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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