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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我与禁书的故事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杨渡 禁书 台湾
祖籍福建漳州,1958年生于台中农村家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现任台北《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主持过专题报道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著有诗集《南方》,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道文学作品《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世纪末透视中国》,及戏剧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话剧运动》等十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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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犹豫,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

  那是1973年,我15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了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被关进监狱。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前低声道:“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的老板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停了片刻,才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

  我心里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低声说:“200元。”这价格比一般的书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将书立即收进书包。走出书店,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与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陈映真和《将军族》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大家立即抢购。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将军族》就被查禁了。朋友阿力知道以后,赶紧通知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在一家卖参考书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因为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所以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共产党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查禁,是不必问原因的。

  大学时代,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华盛顿大楼》以及在蒋勋主编的《雄狮美术》上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我才知道,他们曾一起“为思想坐牢”。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少年补鞋匠”封面,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后,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1982年左右,(国民)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的帽子,但他却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的“台独”论者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地,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心底,却怎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会是所谓“霸权”“大汉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不禁想:17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厘米黄色小电影的(那年代还没有录放机),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

  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的。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仍旧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翻译者都写“巴克”。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月。当时的武侠小说用新闻纸印刷,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20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成司马翎。

  殷海光和文星

  从李敖的书,我们打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历史之门。为了解那一场论战,我们到图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复观、雷震、《自由中国》的历史。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哈耶克的书、逻辑实证论、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总之,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去五权路上的PUB里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听那种音乐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

  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仿佛被摆在角落里100年了。我心想,不会是它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法言宣。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我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5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地查字典,逐句逐句地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带进来的。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独门武功。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1930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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