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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我与禁书的故事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杨渡 禁书 台湾
祖籍福建漳州,1958年生于台中农村家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现任台北《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主持过专题报道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著有诗集《南方》,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道文学作品《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世纪末透视中国》,及戏剧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话剧运动》等十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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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犹豫,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

  那是1973年,我15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了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被关进监狱。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前低声道:“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的老板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停了片刻,才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

  我心里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低声说:“200元。”这价格比一般的书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将书立即收进书包。走出书店,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与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陈映真和《将军族》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大家立即抢购。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将军族》就被查禁了。朋友阿力知道以后,赶紧通知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在一家卖参考书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因为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所以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共产党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查禁,是不必问原因的。

  大学时代,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华盛顿大楼》以及在蒋勋主编的《雄狮美术》上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我才知道,他们曾一起“为思想坐牢”。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少年补鞋匠”封面,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后,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1982年左右,(国民)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的帽子,但他却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的“台独”论者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地,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心底,却怎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会是所谓“霸权”“大汉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不禁想:17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厘米黄色小电影的(那年代还没有录放机),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

  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的。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仍旧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翻译者都写“巴克”。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月。当时的武侠小说用新闻纸印刷,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20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成司马翎。

  殷海光和文星

  从李敖的书,我们打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历史之门。为了解那一场论战,我们到图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复观、雷震、《自由中国》的历史。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哈耶克的书、逻辑实证论、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总之,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去五权路上的PUB里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听那种音乐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

  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仿佛被摆在角落里100年了。我心想,不会是它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法言宣。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我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5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地查字典,逐句逐句地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带进来的。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独门武功。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1930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议印哈耶克的书,但老板似乎对我们要出的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

  传播禁书被捕的故事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个部分。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1946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抚“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先是到花莲教书,后来回台北。1950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年轻人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向当局告密。

  李明儒被捕,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送绿岛感训3年。3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3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8年的牢,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

  自己写禁书

  1981年,大学毕业不久,刚上研究所一年级,一个朋友参与了当时一本刚刚出刊就被查禁的《进步》杂志。随后,林正杰、谢长廷、陈水扁、蓝妙龄4人首度以“党外新生代”为标榜,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我们都参与了助选。

  助选中,我认识了陈庭茂。当时旅美学人陈文成因曾资助过《美丽岛》杂志,回台湾被警总约谈,后来竟陈尸台大校园。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也出来助选,控诉他儿子死于谋杀。选举结束后,《深耕》杂志准备出一本陈文成纪念集,总编辑林世昱找我写陈文成的弟弟对哥哥被约谈前的回忆。

  访谈过程相当长,我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陈文成并无警总所谓的自杀倾向,而是充满希望,而且警总在约谈前,已经被跟踪监视很久了。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只是在约谈过程中,很可能陈文成不合作,被警总刑求致死。我写了约8000字左右的稿子。文章当然署他弟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许久,抽着烟,摸着额头,仿佛头痛无比,良久,才笑着说:“稿子是写得很好。只是我们得一起看一看,要不要为这篇稿子,和警总打一架。”

  “我们”指的是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开会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发给他们当场看,并当场决定要不要删节。我坐在编辑部外面,有如等候审判。

  会议结束,林世昱出来了,他用一种男子汉的口气说:“好啦!大家决定为了你这一篇去打一架了。”

  为什么说“打一架”?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依照出版法,得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可查禁。于是杂志、书籍出刊时,警总的人往往守在印刷厂门口,书还未出厂,就被查扣了。为了取回书,杂志社的人就得守在印刷厂,万一他们出现,大家就一起来抢书。而抢回来的少数本书,就变成海内外的孤本。印刷厂门口因此变成打架的地方。问题是:谁去打比较可以让警总客气一点,不敢太嚣张。

  《陈文成纪念文集》印出来的时候,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厂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和警总抢书,并且通知了报社记者。但或许是因为陈文成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国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动作太大,准备冲突的意图太明显,警总没来,架没有打成,但书还是查禁了。

  当时许多党外杂志常被查禁,就演变出新的对应办法。总之,警总的人要的无非是向上级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个印刷厂印刷,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但私底下还有其他印刷厂正秘密地印着。最后,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

  由于市场需求太大,党外杂志销路大好。即使警总在印刷厂查扣了一批书,还是大有利润。党外杂志与各种禁书应运而生。

  从翻译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从郭廷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甚至连简明本的《资本论》都换一个名字如《政治经济学》出现。台大新生南路上还有专门卖三四十年代或大陆翻印书的地点。那时候还未有版权问题,翻印一本算一本。影响当时一代人的思想之深远,实难以估计。

  禁书时代的约稿与编辑

  写完陈文成的故事之后,林世昱曾希望我进去《深耕》当编辑。然而这时我暑假完成的报道文学作品《矿坑里的黑灵魂》被另一个党外杂志《大地生活》采用,他们希望我进去当编辑。

  虽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优渥很多,但我终于觉得写作报道文学比较适合自己的兴趣,决定进入《大地生活》。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个,康宁祥《八十年代》,由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许荣淑的《深耕》,由林世昱任总编辑;《大地生活》杂志,由汪立峡任总编辑。每一本杂志的编辑都不多,写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约来的稿子。

  由于司马文武出身《中国时报》,有不少记者的人脉,《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记者匿名写的。

  《深耕》也有一些记者来写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轻人写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则以报道为主,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小说家陈映真、历史研究者王晓波等,是长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陈映真碍于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总派有专人监视他,所以一律以笔名发表,每一期都要换一个笔名。

  说起来很有趣,这些杂志当时都是被监听的,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约作者见面的时候,都不说什么事,而只是说出来喝一杯咖啡。而记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记者如果有稿子要交,会从公用电话打进来,也不说名字,你得从声音判断他是谁。他也不说什么事,只是说:“你要吃的东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吗?”有时候我会故意说着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对方笑起来。

  “好啊。那我下午过去吃吧。”

  当时办党外杂志既紧张又压抑,大家偶尔会喝酒取乐,放松一下。党外杂志也只有3个,都是月刊,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上“故宫”对面山边的土鸡城,坐在野外亭子里,直喝到半夜,还兀自闹酒。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众人习惯逞英雄,自称喝啤酒不会醉,只是不断上厕所,“荼毒卵鸟”而已。

  30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财务本就困难,办到第十期决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员”苏秋镇第一个在质询中指出:台湾现在还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们已经关了三十几年,该付出的代价也付了,人也老了,政府为什么不释放他们?

  当时政府的答复是:监狱里面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没有关三十几年的政治犯。苏委员搞错了。

  这时,我们认识的作者中有一位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日非常热心,大量阅读日文书刊,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书,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照顾,过年过节,就会和我们聚餐。他很快来见面,表示台湾确实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许多监禁三十几年的政治犯,从青年关到老年,现在都垂垂老矣,他们还在狱中。他表示可以安排一个人和我见面,接受采访。这个人在里面关了24年,对绿岛老政治犯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可以开出所有关了三十几年政治犯的名单。

  那个人就是卢兆麟先生。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每个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说明他们为什么入狱,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最后,在我的要求下,他安排我去采访一个老政治犯的母亲。

  政治犯的母亲年纪非常大了,却只是用悲伤的口吻说:“啊,那时候,他在读中学,那么年轻,什么事都不懂,喜欢打‘野球’(日语称棒球为“野球”),也喜欢读书。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读书,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30几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却等不到他回来啊!我每一日都在这里拜拜,希望他早一日回来……”

  我坐在她家的饭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无言,神明无言。这个政府还不承认的30年政治犯,是母亲心中那个年轻的、爱读书的孩子。读书,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大地生活》决定以这个当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吴耀忠画的封面,以反白来呈现。

  当时因为怕这一期杂志被查扣,我们特别保守秘密,送印刷厂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八十年代》司马文武那里,万一我们被查扣,就由他们接力再刊登。

  杂志出来后,没有在印刷厂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还是偷偷卖。拿到书的苏秋镇公布名单,质询政府证据齐全,怎么会没有30年政治犯?政府终于无可抵赖了,在往后的一年多里,陆续分批释放政治犯。

  阅读的开放时代

  古代书生上京赶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庙里。寺庙往往有庙会,附近的千金小姐会来上香,于是在后花园和书生相遇了。他们只是这样见一面,竟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小姐回家后,相思一个多月,才发觉怀孕了。而书生已经上京赶考去了。于是就发生了诸般生离死别、还魂离魂的故事。

  以前读至此处,甚为不解。以为这样的爱情,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后来才知道,古代禁忌太多,千金姑娘未出过家门,所以一看到书生,就惊为天人,一下子爱得死去活来。如果在开放社会,平日姑娘与书生常常见面,多一些认识和选择,就不会如此。

  开放社会的好处就是如此,多了选择,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会为了禁忌而爱。台湾社会开放后,书多起来了。时报出版公司后来还出版了《资本论》外带导读。出书当时,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还被老板要求说:“有事情,你要自己负责。”然而社会已开放,并未出事,还大张旗鼓地开了新书发表会。这就表明了台湾社会的渐趋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资本论》,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当初在图书馆的厚厚灰尘里,找到英文本《资本论》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和紧张,比幽会还刺激……

  啊!那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字都是黄金,都是偷来的知识,偷来的火种,都是禁忌的爱情,让你在午夜梦回时,还暗暗地再三回味。

  一个开放的社会,竟是从这里开始的……

  附件

  台湾禁书小史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记取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即进行书籍审查。从图书馆到民间藏书,从日据时代以降的日文书,到1945年至1949年从大陆进口的图书,只要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留在大陆未随着国民党迁台的学者的书,都加以查禁。图书馆里,派了专人查看,一本一本拿出来销毁。甚至日文本的社会学、社会思想丛书,都加以销毁。查禁的书本来就没有规则边界,权力自然被无限放大。

  新出版的书籍,则实行事后审查,对有违碍者予以查禁,有些出版者还得面临牢狱之灾。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通过后,竟赋予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这引起台北新闻业者的反对,但未能改变形势。蒋介石甚至召集新闻业负责人,指示新闻报道原则。当时《中国时报》还特别写社论沉痛反省。

  书籍出版的解禁,是在1980年代初期,因社会逐渐开放,党外杂志的兴起,大玩猫鼠游戏,而慢慢瓦解。查禁的书渐渐变少,而至于不再查禁。但报纸的解禁,则是1987年蒋经国亲自下令。自此,报纸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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