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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民族主义已丧失了进步和解放功能

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

  ◎ 特约采访 张仲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印度正在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系。最新的例证是,自10月24日始,一个被一些学者誉为“自泰戈尔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中印思想交流活动”在上海、杭州展开,预计持续两个月。这一系列名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活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主办方连续邀请了八位重要的印度裔学者到访中国,以公开演讲和座谈的方式,与中国知识界展开对话。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该是这八位印度裔学者中最为中国所熟悉的。这位汉学家出版于1988年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他的《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已被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等多本中国研究的专著。

  杜赞奇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此次访谈是在11月22日杜赞奇教授复旦大学演讲后进行的,之后杜赞奇教授又用英文进行了书面补充。最后,他也对中译文进行了审订。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防卫性反应

  张仲民:你那本《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中译本(译者误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其实该书中文翻译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多少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它,很多书评者、引用者都是在借题发挥,而且并不太关注你在书中对中国、印度近代民族主义的比较。很多读者好像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立场来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著作。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对汉学和历史研究的影响,不如我的第一本得奖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影响大,但它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用最短的时间写的一本书。有趣的是,一些我后来的专著,像《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则是经过了比较精深的研究,是绞尽脑汁的作品,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像《从民族中拯救历史》那么大。所以我对此有点莫名其妙,或许一个新鲜、大胆但却强硬的理念,比一个精心打造的创意,有较为持久的吸引力吧。


  读者误读该书为后现代主义,其咎可能在我。但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更详细地陈述我的立场。坦诚说,在后现代主义魔力和一个较历史的、深思熟虑的立场召唤之间,我被撕裂了。我想去表示的是,而且我眼下已有了更清楚的判断:其一,后现代的立场不是非历史的,但它暗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决非仅存在一个解释、一个叙述或一个真相;其二,循此理路可知,民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近代中国,在前近代中国(如蒙元、满清前期),也许就存在一些关于民族认同的表达,但它们没有呈现出那种宰制性或霸权性的趋势;其三,只有在近代,民族主义始变得具有宰制性或霸权性,以及制度化,即便仍然存在一些经常是被压制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如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正是根据这种模式的理据,对民族主义,我们才可以既有一个后现代的观察,也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关注历史中的霸权或宰制现象,在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其重要性与时俱增。


  简言之,我当下对《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看法为:该书系当时我正在激烈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因其时我恰与之邂逅)。我现在认为,在中国同其他世界各地,民族主义依然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度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进步功能,像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但我亦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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