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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解析国际背景中的西藏问题(《欧洲时报》访谈)

沈卫荣:解析国际背景中的西藏问题(《欧洲时报》访谈)

Black Narcissus 关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种幻想

欧洲时报 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caee/20150819/202761.html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由汉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所以海外华侨的概念应该也不只是指旅居海外的汉族同胞。尽管在西藏问题上,海外藏胞目前与中国政府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但海外华侨切不能因此而排斥他们、与他们严重对抗,相反应该理解、尊重、善待和团结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兄弟。

转世从来就不只是宗教问题

《欧洲时报》:达赖喇嘛近年来在转世问题上言论多变,您是如何看待各种"转世说"的?

沈卫荣:事实上,达赖喇嘛在其转世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甚至出尔反尔,这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了。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德语时曾很偶然地在德国著名的《明星》(Stern)周刊1979年出版的一期上读到了一篇与达赖喇嘛的访谈稿,题目就叫"我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当时觉得很惊讶,就很认真地读了,还把它当作业翻译成了汉文,但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具体内容了,只记得他说过他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了,他宁可转世为一株小草、一块石头,也不想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据说达赖喇嘛的这个说法在当时的流亡藏人社团及其支持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和非议,使得他不得不很快又改变了看法,表示他依然还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有人对达赖喇嘛要自动停止他的这一转世系列提出非议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按照佛教有关转世的理念,转世活佛不是自己随便可以决定要或者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称呼西藏的转世喇嘛为"活佛",以至于常常忘记这些转世喇嘛事实上并不是"活佛",而只是菩萨的转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其他许许多多的转世喇嘛一样,他们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不是活着的佛。佛不生不灭,涅槃成就法身后就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只有菩萨虽然已经具备了成佛的条件,但是为了普度众生而自愿留在轮回之中,并发愿轮回不空,誓不成佛。

西藏是观音菩萨的化土,观音菩萨对于西藏佛教信众们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观音菩萨对于汉人和其他东亚各族众多大乘佛教徒们的意义,所以西藏的大部分转世活佛实际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意义是平等的。自然,今天的西藏还不是一个人间的净土,于整个轮回世界中受苦受难者依然不计其数,作为菩萨化身的那些转世活佛们自然还不能就这样离开这个悲惨世界,所以达赖喇嘛后来经常说他还要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当然,菩萨发愿"轮回不空,誓不成佛",并不是说某一支菩萨的转世系统必须永远地存在下去。活佛转世制度本来就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个创见,它并不见于世界上其他佛教传统中。尽管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在受苦受难,菩萨就必须回来救苦救难,但这并不是说每个菩萨都必须是转世活佛。就像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一样,他的化身同样可以不计其数,他可以随化机的各种特殊需要而随时应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面目化现于世间,救度众生。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达赖喇嘛不愿意再转世为达赖喇嘛,或者说他更愿意转世为女人、西方人,甚至小草、石头等等,这也并无不妥,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他可以以其他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同的面目和身份回到这个世界上继续普度众生的。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喇嘛该不该继续转世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毋庸置疑,多年来达赖喇嘛一再改变他对自己是否继续转世和如何转世的看法是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十分国际化的西藏局势中,达赖喇嘛不只是一个宗教人物,而且也是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的继续存在和以何种形式存在对于西藏问题今后的走向都具有巨大无比的影响,所以他是否继续转世、如何转世的问题举足轻重。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提出的种种方案不但引发了来自各方的激烈反弹,而且实际上他自己最终也未能拿出一个让他自己觉得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达赖喇嘛是否继续转世、如何转世势将继续成为今后西藏问题中各方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西藏热"的火爆与消退

《欧洲时报》:达赖在欧洲受到欢迎,这或许与藏传佛教或者说西藏文化在欧洲受追捧有密切关系,请您分析一下欧洲"西藏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沈卫荣:达赖喇嘛在欧洲受到欢迎是由来已久的。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出现的"西藏热"的高潮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我看来,现今欧洲的"西藏热"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最近世界各地为达赖喇嘛举行的盛大庆生活动看起来有点像是达赖喇嘛的隆重谢幕。与当年大量西方人狂热地追捧达赖喇嘛、追捧西藏相比,今日欧洲的"西藏热"显然已经风光不再,这是我在柏林住了一整学年所得出的一个很突出的印象。九十年代初我在德国所见到的西方大众传媒和各种政治、学术机构热衷于宣传西藏和藏传佛教文化、组织与西藏有关的各种活动的热烈、火爆场面于今好像已经不多见了。

相反,与德国同事、朋友们的交谈当中常常能够听到他们对于达赖喇嘛本人的批评声音,也见到一些原先十分支持达赖喇嘛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现在明显地改变了方向,一些宣传西藏文化、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因缺乏当初的热情和财政支持而变得十分的萧条。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曾有一对奥地利夫妇化名发表了一部题为《达赖喇嘛的阴影》的书,对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做了尖锐的批评和无情的嘲讽,被当时人目为疯狂。而去年又有一位德国的中学老师出书,对达赖喇嘛的个人品质和他的思想、作为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却获得了不少掌声。世间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潮起潮落,最精彩的戏剧也终有落幕的时候。

当初西方世界出现空前的"西藏热"的主要原因是西方需要一个可以作为他们自己的比照的"他者",他们视野中的西藏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它集中了后现代西方世界所渴望的所有美德和理想,它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是香格里拉。与其说西方人关心的是西藏,倒不如说是他们关心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他们对西藏付出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有一大半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西藏关系并不大。当今"西藏热"的消退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如此热情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了,而是目前他们对现实的最热切的关注点开始转移了。本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减弱对一个脱离现实的"乌托邦"的热切追求,而变得更加务实、实际起来。例如,二十五年前我来德国留学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面对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从现实政治和利益的角度出发,西方世界也自然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各种看法,并全面调整他们与中国的各种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西藏的关注和热情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西藏热"的消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为一个热爱西藏、热爱西藏文化的藏学家,我只能希望他们不会从一个极端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关心和热爱西藏和西藏文化本身是一件十分自然和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达赖只需顺水推舟

《欧洲时报》:在您看来,达赖喇嘛在向西方宣传怎样的一个西藏?众多国内学者用谎言、欺骗来形容他,您怎么看?达赖喇嘛的个人宣传在"西藏热"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沈卫荣:在我看来,西方之所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西藏热",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达赖喇嘛向西方宣传了怎样的一个西藏,而是西方人自己被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理想的西藏而陶醉,在这个虚拟的西藏中就连达赖喇嘛本人也不过是一个道具,或者说不过是一位如西方藏学家所称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西方人需要一个怎样的东方,这通常并不是由东方人自己决定的,而更多是由西方人当时所处的时代的需要而决定的。我们不要忘记达赖喇嘛在其流亡生涯的前二十年实际上很少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和支持,这并不是说达赖喇嘛当时不希望得到西方的关注和支持,也并不是他没有向西方宣传西藏,而是当时的西藏并不是西方人所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而当西方世界强烈地需要一个神话化的西藏--"香格里拉"时,达赖喇嘛甚至已经不需要花大力气对他个人和西藏做任何过分的宣传了,相反他可以一再谦虚地告诉世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僧人",但相信世人已没人会真的觉得他实在很简单了。把西方世界出现的"西藏热"归结为达赖喇嘛对他们的误导,这显然不是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达赖喇嘛个人的智慧、努力和他作为神人合一的转世活佛的影响力对西方"西藏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推动力,达赖喇嘛是西方之"西藏认同"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在西方构建的神话西藏中是不可想象的。达赖喇嘛显然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喇嘛,他对西方人所构建的这套"西藏话语"有很深刻的领会和把握,所以他与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沟通十分通暢,我想他实在不需要对西方人已经十分夸张的西藏想象做更多的推进和误导,他只需要在描述西藏和西藏文化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西方人的期待就可深得他们的喜爱和推戴了。可以说,目前于西方流行的这一套"西藏话语"是西方人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极其强大的话语霸权,这一方面使得达赖喇嘛成为一位于国际化的西藏问题上介乎中西之间的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与此同时这也成为中西方就西藏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的一大障碍。中国政府若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打破这种一边倒的西藏局势,就首先要深入理解这种话语、参与这种话语的运作,从而打破这种话语霸权。

妖魔与神化:两种极端

《欧洲时报》:您此前的观点称,西方对于西藏的理解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种是神话化,一种是妖魔化,请您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谈一下具体的外在表现和产生原因?

沈卫荣:对这个问题我过去已经说得太多了,不想在这里复述太多。简单说来,西藏与整个东方一样,不过是西方人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通常随着西方自身之时代和潮流的变化而变化,不管是妖魔化,还是神话化西藏,它们都与西方自身之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直接相关,迄今为止西方人对西藏的种种说法均谈不上有任何的客观和真实。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长期以来是西方人无法涉足的地方,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真正有幸踏上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而这相反给西方人想象西藏提供了无比巨大的空间。总的来说,在近二、三十年以前,西方文化中的西藏形象通常是比较负面的,或者说是被妖魔化了的,于西方人的想象中西藏是东方之愚昧、落后、非理性、顽固和专制的代名词,而于西方之神话化了的西藏形象中,则西藏变成了人世间的最后一块净土,是世外桃源般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西藏是智慧、精神、自由、平等、和谐、环保和非暴力等一切人间美德的集大成者。不管是妖魔化西藏,还是神话化西藏,它们都只会给现实的西藏带来不幸和灾难,殖民时代极端妖魔化的西藏形象给西藏带来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直接的军事侵略,而今日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神话化西藏形象无异于一种对西藏的精神殖民,将充满了各种现实问题的西藏高度精神化为一个脱离了凡俗的人人向往的香格里拉,进而不但激化了种种现实的矛盾和问题,而且也使得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成为不可完成的使命。

西藏的内外问题

《欧洲时报》:中国政府多年来为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伤透了脑筋,但事实上,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您认为根源是什么?

沈卫荣:尽管中国政府于对外宣传中甚至常常否认有西藏问题的存在,但事实上它们同时所面临的和必须处理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西藏问题,一种是当下西藏所出现的、亟待解决的种种现实的问题,而另一种是于国际舞台上受到西方世界高度关注、批评,甚至打压的"西藏问题",这两种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但互相纠结、影响,为中国政府处理和解决任何有关西藏的问题都增添了不少的难度,所以你说"中国政府多年来为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伤透了脑筋"这确实是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中的issue、question和problem等等词汇,翻译成汉文都可以是"问题",然而在英文中它们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其中只有problem才和汉语中的"问题"基本对应,而issue指的是一个"话题",例如Tibet Issue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指直接与西藏有关的具体问题,而是指与西藏有关的话题,是拿西藏来说事,它指的多半是西方人要拿西藏来代表和表达的东西。中国政府首先面对和亟待解决的"西藏问题"应该是与西藏这个地区和西藏这个民族直接相关的种种具体的问题,在目前这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西藏出现了种种棘手的现实问题,如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冲突,汉藏两个民族间的融合与藏族民族认同、民族语言的维持、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与地方民族自治、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等等。而在国际背景中的"西藏问题"显然远比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要宏大得多,西藏这个名词于西方语境中所代表的是人权、环保、男女平等、和平、非暴力、文化自觉、民族独立等等所有世界人民理想中的美好愿景和宏大叙事,这些事关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大问题显然都不是通过西藏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对西藏现实问题的处理无不受到这些重大话题的影响和限制,所以处理西藏的任何具体和现实问题都因为牵涉到它们所表征的更重大的话题而变得无比的艰难。我想这就是西藏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藏学为何落后

《欧洲时报》:对于藏学、藏传佛教等的研究,远在西方的专家们却比近在咫尺的中国人更有成就,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中国学者对此的研究局限在哪里?或者说中西分歧在哪里?

沈卫荣:现代学术的基础是西方的学术传统,藏学、藏传佛教研究同样也借助西方的学术方法,建立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之上,所以尽管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研究也是在西方开始的。并不是每个西藏文化人天生就都是藏学家,一个没有受过严格的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藏族文化人,他们对于藏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十分有限的。而对于中国其他民族的藏学研究者来说,不但要有基本的现代学术训练,而且还要精通藏语文才能真正从事藏学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藏学家并不一定就比西方藏学家具有太多天然的优势。与中国其他的学科一样,中国的藏学研究不但与西方的藏学界曾经有过长时间的隔离,而且也有很长时间的停顿,所以中国藏学研究,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研究的成就远远比不上西方藏学界的成就并不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藏学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偏颇,总体而言,它更重视西藏历史,特别是汉藏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有关西藏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查和研究,这在西方藏学界看来是一种非常政治化的行为,所以中国学者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难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受。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涉及印度学、佛学等西方人十分擅长、并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领域,中国学术在这些领域本来就相对落后,它们也从来没有像对西藏政治史、汉藏关系史的研究那样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鼓励,所以,中国藏学在这些方面的进展要远远落后于西方藏学界。

《欧洲时报》:汉族文化中存在对藏族文化的误解吗?

沈卫荣:实际上,汉族文化之于西藏文化的关系与西方妖魔化或者神话化西藏的历史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许都会出现种种不同形式的误解和歪曲,藏族文化中同样也有很多对汉族文化由来已久的误解,所以为了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我们就必须努力揭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跨文化、跨宗教的误解,以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效果。

汉文化传统中对西藏文化的最大误解是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尽管自西夏和元朝开始藏传佛教已经开始在西域和汉地传播,元以来历朝皇帝们也都崇信藏传佛教,但于整个汉文化传统中藏传佛教常常被巫化、情色化,所以通常被称为喇嘛教,而不被当作正统佛教合法传人。

及至晚近,人们通常会把藏传佛教看作是一种落后、野蛮的宗教,甚至把它当作是一种巫术。而最近这一、二十年间,藏传佛教于汉地就像在西方一样被十分夸张地神话化了,西藏喇嘛被广泛追捧,以至于出现了北京朝阳区有多少万活佛(rin po che)的离奇传说,六世达赖喇嘛的情歌成了流传最广泛的心灵、爱情鸡汤,人们把藏传佛教当作一种有神通、灵验的宗教,对它作功利和狂热的信仰。这无疑又是对藏传佛教的另一种形式的误解和歪曲。

西藏教派的内争外斗

《欧洲时报》:在不久前的英国,百名多杰雄天信徒的抗议达赖喇嘛演讲,能否介绍一下"两派"的渊源和斗争原因?或者说您怎么看待多杰雄天信徒的抗议行为?

沈卫荣:我对近年来多杰雄天信徒与达赖喇嘛的对抗关注不多,故对这个问题无法讲太多。总的印象是,尽管常常有多杰雄天的信徒们在世界各地抗议达赖喇嘛对他们实行宗教迫害等等,但这并没有影响西方大众传媒一如既往地把达赖喇嘛作为宗教圆融、宽容的代表人物来宣传。达赖喇嘛与多杰雄天信徒们的冲突最初是因为达赖喇嘛禁止它的修习而引发的,而这与他要树立自己作为整个藏传佛教各派的领袖地位有关。多杰雄天本来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护法,是达赖喇嘛自为领袖的本派神灵,虽然从俗世的眼光来看其来历或与五世达赖喇嘛有点个人的恩怨,但他一经调伏之后便是格鲁派的护法了,本来不应该与作为格鲁派领袖的达赖喇嘛发生严重冲突。但是,多杰雄天的信仰和修习似乎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产生了磨擦,而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事实上已不只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而且也成了海外藏传佛教的唯一认同,所以他必须同时顾及其他教派的利益。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赖喇嘛宣布禁止多杰雄天护法的信仰和修习,从此把一位本家的护法推向了和他敌对的阵营。

从多杰雄天派持续不断地和达赖喇嘛对抗这个事例中,我们或许可以明白的是,藏传佛教内部从来就不是如西方媒体常常宣传的那样自在、和谐和宽容,事实上,矛盾、冲突,甚至流血贯穿于整个藏传佛教形成、发展的历史之中。从十七世纪开始,格鲁派,也就是黄教,渐渐建立起强大的统治地位,这引起了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不满和反抗,格鲁派以外的其他各教派曾经联合起来,倡导宗教圆融的不分派运动,以对抗格鲁派的独尊地位。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藏传佛教渐渐渗入西方社会,虽然各教派在西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宁玛派和噶举派最初于西方社会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成功一度曾经为达赖喇嘛打入西方世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显然,格鲁派于旧西藏的独尊地位早已被打破,作为整个藏传佛教于西方世界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达赖喇嘛,他当然不能只顾及格鲁派自身的发展和内部的和谐,有时他甚至不得不为顾及他与其他教派的和谐和融合而牺牲本派的利益。

海外侨胞应善待藏胞

《欧洲时报》:不久前,德国华侨华人发起反对达赖喇嘛的事件,但抗议成果似乎并不明显,从华人华侨角度而言,对于他们的行为,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

沈卫荣:首先,这是海外华人社团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值得关注。记得我当年在德国留学时也经常见到类似的海外华侨和藏胞组织的抗议活动,尽管海外华侨与海外藏胞并不一定完全站在同一阵营内,但他们站队抗议的对象却通常是同一个。海外华侨开始与海外藏胞分道扬镳、站在对立的阵营大概始于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开办以前于世界各地开展火炬接力时出现的抗议浪潮之中,于此抗议浪潮中支持"自由西藏"运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力量,当时海外华侨自发组织颇有规模的抗议运动,与这股来势汹涌的抗议浪潮对抗,前所未有地显示出海外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的亲情关系和海外华人的影响力,为北京奥利匹克的顺利举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于海外主流大众传媒中,有关西藏的舆论依然处于一边倒的局面,少数华人、华侨团体站出来抗议,其影响力有限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总体而言,华人、华侨于西方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与几十年前相比,显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无疑与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有关。华人、华侨热爱祖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常常站在国家、政府的对立面应该只是非常状态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受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牵引而走向爱国主义的反面,以至轻视和排斥非汉族的海外侨胞。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由汉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所以海外华侨的概念应该也不只是指旅居海外的汉族同胞。尽管在西藏问题上,海外藏胞目前与中国政府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但海外华侨切不能因此而排斥他们、与他们严重对抗,相反应该理解、尊重、善待和团结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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