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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事实上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根据王彬彬的"搅拌式"、"组装式"剽袭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写作充斥剽窃。例如,在王彬彬本人2007年的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当中,王彬彬的文字(以下列出王彬彬文字时,我会同时给出他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按照王彬彬的定义,全是搅拌式、组装式的"剽袭":

儒家的"真有不二"、"空有不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顿悟成佛"等观念,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影响了中国人对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之关系的理解。例如,"真有不二"和"空有不二"的观念,"与儒、道一样,都使人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思考和改变,目的都是消除一切提'为什么'问题的可能性。既然提问的可能性不存在,现世的一切就只能在毫无保留的条件下加以接受,而从其主要的方面说,则是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观点来肯定现存秩序"[注6]。

[注6]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文字都是在"搅拌"、"组装"刘书第437至444页的文字。刘书的这几页内容分别谈"空有不二"和佛性问题,"空有不二"颇影响当时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而对佛性的认识,则加深了对人性等等的讨论,这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是引起争议的少数派学说,因为这可能导致和政治秩序的冲突。"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等等都是原书所用的名词。

不客气地说,王彬彬这里的剽窃只能暴露他没有学术能力,因为他都抄错了--:

首先,重复了两次的"真有不二"并不是佛教之说,佛家用语是"真妄不二"、"真俗不二"。进一步说,"真有不二"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家之说。--那么,"真有不二"是哪里来的呢?这其实是1992年版的一个印刷错误。王彬彬的低级剽窃在于他实际并不懂刘书的意思,因此自然看不出这里是印刷错误。理解原文的人很容易知道这是印刷错误,因为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就彻底消失了。进一步的证据是,1992年版基本同样的论述内容,在1996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里就不再有"真有不二"的字样(笔者按:特别可查看1996年版第548页以下)。我们只能说,王彬彬两次"剽袭"了原文中只出现了一次的印刷错误。实际上,王彬彬的这段文字里,真正属于王彬彬自己发明创造的,只有开头的"儒家的'真有不二'"七个字和重复的"真有不二"四字。问题是,这里开头的"儒家"二字都错,是王彬彬自己的文字,就是说,他剽窃人家,结果还错误满篇。

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以引号标明的直接引用文字,是在第440页。根本不在王彬彬写的第438页。-- "搅拌式"和"组装式"的结合并且"抄袭"印刷错误,这样一个古怪类型应该如何命名呢?姑且命名为"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搅拌"参见"


按王彬彬对"参见"一词的辨析,"参见"一词不含有引用的意思,只应作"参考"之意,表示读者可另看其他书或文章,也是"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我们暂且不论这话对错,只需指出,按照王彬彬自己的定义,他的文字又是剽窃成风。在上面提到的王彬彬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当中,王彬彬的第一个注释就是:"参见"钱钟书《七缀集》。这个"参见"竟也等同于引用。

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是大家都熟悉的名文,就举几个钱钟书用过的例子吧。《林纾的翻译》一开头,就介绍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翻译的训诂:"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而南唐以来的文字学家,都把"译"申说为"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钱钟书指出,"译"、"诱"、"媒"、"讹"、"化", "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所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译"的本意中就包含着对讹误和"不透明性"的认可。至于"翻译"的"翻",钱钟书则引了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中的几句话:"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注1]

[注1]参见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按照王彬彬三年后的今天的辨析来说,王彬彬写这"参见"二字,事实上是表示引用,但字面上又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引用,只是和钱钟书"英雄所见略同"。王彬彬这篇文章的另外两个"参见",同样如此,表明王彬彬既是引用,又不是引用,仅仅是和胡适、陈寅恪"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自己定义,这简直太剽窃成习了!

至于说,强行要求学术论著进行"一岗一哨"式标注,要把任何的、所有的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短语、句子及其含义都一一标注,这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王彬彬式搅拌制造出来这些镣铐,有可能套在任何学者身上。而实质上,这些镣铐最应套到王彬彬自己身上。

我们不要忘了:加上注释,其原初的、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很多时候不可能仅仅通过用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我们自应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予以提炼和重新表述。

语词的含义也不是凭着字面就可以胡乱定义。一个语词的含义是通过大家普遍的实践来获得的。语词的含义在于实际的运用之中,在于实际运用所取得的广泛共识之中。一个词、一些做法在实际运用中已经获得了含义、具有合理性,却突然要接受一个莫名其妙号称"正确"、狭隘严苛的定义,要对已具的含义、合理性强加指责,强行改造,这是没有道理的。

但王彬彬文章里的各种定义、辨析、分类、组合等等,把人搅糊涂了,搅晕了,很可能扭曲我们合理的、健康的常识,造成极大混乱。这种随心所欲定义"剽袭"概念的"王彬彬式搅拌",违背学术常识和具有共识的学术常规,会给学术带来危害。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参见"一词在国内学术界普遍运用之中究竟是什么情况?

就我以往的阅读经验以及现在特地翻查的国内中文学术书刊的情况,学术书刊大多有三种注释方式,一是直接标注出处,二是用"见"字,三是用"参见"两字。前两种都是表示明确地、直接地引用、指示;而"参见"则比较模糊,有多种含义,具体说有五种:直接(加引号)引用,间接(未加引号)引用,改写,提炼并重新表述,没有引用但可参考其他材料;也就是说,前四种都属于引用的范围。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特别注重学术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等学术刊物的多数学术文章都是如此,注释里的"参见"两字极其常见。很多"稿例"也没有明确说这一点。简言之,国内学术界普遍没有注意乃至强调"参见"与引用的区别,"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我作为《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策划编辑、审稿人(笔者按:情况见三联版《反抗绝望》第449页),非常清楚此书的注释体例。全书只有两种注释方式,第一是直接表明出处、页码,第二是加有"参见"两字。这个体例是统一的,也是出版社三审三校过程中会注意的。此书注释中的"参见"同样具上述的五种含义,即"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现在,王彬彬提出这个所谓辨析,强调"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这显然违背我们普遍实践中形成的常识。这将对学术造成莫大的迷惑和混乱。因为,如此一来的话,国内学术界只需检查一下从九十年代初期强调学术规范以来,至今这二十年已出版的所有学术书刊,就会注意到现有注释里"参见"一词大多数都等同于引用。也就是说,按王彬彬对"参见"的字面辨析而得出的定义:国内大多数学术书刊都有掩耳盗铃的"剽袭"之嫌。

这种只顾及"字面"的辨析,似是而非,胡搅蛮缠,无视事实。这就是"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

 

 

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文章中还定义了一种抄袭,叫作:"老老实实式"。这主要是指文章最后提出的两条《反抗绝望》文字,王彬彬在此指责《反抗绝望》抄袭了《意义的探究》一书。这两条在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都是紧连着的两段,但王彬彬文章列出时,不标出原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通过下面的分析,我将说明:这是一种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两条。首先特别要说明一下:下面将引用的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王彬彬既然费心用功地写这篇万字长文来谈"学风问题",他应该掌握了全盘正式的出版资料,他应该和我作为编辑策划、审编此书出版一样,都手握此书最早的1991年上海版作为参考。

由于这里需通过一个略显复杂的技术分析来说明最后这两条的问题,我希望读者给予充分耐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汪晖极长的这一整段,并加上汪晖原有的注释(河北教育出版社对这一长段做了职责所在的必要分割,分为三段喘气以便阅读;三联版追随河北版)。上海版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历史与逻辑的悖论。"反传统"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主观态度,而且是一种理解世界、理解历史、理解文化的特殊方式。对于鲁迅等新文化创造者来说,"反传统"似乎就是他们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仅仅是主体理解或认识客体的一种一般的意识活动,因为在新旧交替中他们就是作为旧的或传统的对立面而出现于历史舞台的。然而,"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否定性的理解方式,恰恰必须具备构成对传统进行理解的历史性前提。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有其基于特定历史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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