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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2015年6月29日喀什大学演讲

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2015年6月29日喀什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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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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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库尔班·吾斯曼(喀什大学副校长):大家下午好,今天天气非常热,可称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是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我首先感谢汪晖教授的到来和大家的参与。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学校始建于1962年,前身为喀什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喀什师范学院,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学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开始承担硕士研究生培养任务。2007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取得了优秀。2015年4月28日,经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六届四次会议评议,教育部通过,喀什师范学院更名为喀什大学。

下面让我们带着求知的热情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汪教授为我们做专题讲座。

汪晖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库尔班校长,感谢您的介绍!也特别感谢罗浩波院长邀请我来做讲座。我来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去年我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南疆论坛,认识了姑丽娜尔·吾甫力老师。没有这个机缘,我大概不会坐在这里。谢谢姑丽娜尔老师邀请我到喀什大学来,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讨论。

刚才进校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门口的标语"圆梦喀什大学"。去年认识姑丽娜尔老师的时候,她的身份还是喀什师范学院教授,现在不同了,南疆有了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但对喀什,对南疆和整个新疆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向大家,也向校长表示祝贺。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福乐智慧》的作者、伟大的维吾尔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黙德·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塔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也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是我今天要谈的话题。今天来时,以为只是一个座谈会,没有准备专门的演讲。但我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自己过去讨论的问题,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一、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的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这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想到的,就是将近200年前,1821年,当时并不很出名但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的一道奏议。这个奏议后来很有名,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奏议的直接动机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的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的道路。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通过军事控制和对新疆各部的瓦解,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在这一年,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直到1827年为清军击败。在这些动荡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官员腐败颟顸、政策进退失据,以致民怨沸腾的侧面。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一些清朝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有点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将军松筠幕前谢罪的前湖南学政徐松经过实地考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并由松筠进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并赐名《新疆事略》。这本书中的《新疆水道总序》和《新疆水道表》对新疆的十二条河流和湖泊做了记载。徐松,还有祁韵士,都是清代中期对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的人物。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就是这个圈子中的人,他们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奏议书疏,如《拟进上蒙古图志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

话虽如此,在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的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