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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论群众路线》

人文与社会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2012年间的访谈整理稿,此后经过两次综合与修订。这里刊载的是第二次修订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上的版本。文章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原提要: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2012年间的访谈整理稿,此后经过两次综合与修订。这里刊载的是第二次修订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上的版本。文章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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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人民战争"创造了一种超越于传统政党及其代表性关系的新型政治。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毋宁是传统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和经过人民战争锻造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含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产生了我称之为"代表性断裂"的现象,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则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 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也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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