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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与文化自觉: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

近年来,教育部及国内的很多大学开始在人文教育上进行探索,北大的元培班、清华的通识教育都是一种尝试。各大学在人文教育上所做的探索,从根本上说,是在回应中国文明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现代大学能否担纲中国文明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能否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首届中国文化论坛选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作为议题,决非偶然。诚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所言,“这是一次与国家发展前景密切相关的重要讨论。”
教育 大学 人文

  近年来,教育部及国内的很多大学开始在人文教育上进行探索,北大的元培班、清华的通识教育都是一种尝试。各大学在人文教育上所做的探索,从根本上说,是在回应中国文明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现代大学能否担纲中国文明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能否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首届中国文化论坛选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作为议题,决非偶然。诚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所言,“这是一次与国家发展前景密切相关的重要讨论。”

  
“及时的题目”:人文教育与文化自觉


  董秀玉(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中国文化论坛创立的初衷是文化关怀,希望对学术文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跨学科交流,进行深入的建设性讨论,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略尽绵薄之力。

  本届论坛不但有全国各大学教学实践第一线的教授、学者热情参与,还有不少大学生积极参加。理事会希望本届论坛不但是跨学科的研讨,也是教学实践的经验交流,更应该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观念激荡。

  韦钰(本届论坛名誉主席、教育部前副部长):我现在非常热衷于做5岁到12岁儿童的科学教育工作,我自己写书,自己去讲课。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世界经合组织最近的会议认为:现代社会思维必须建立在阐明社会行为根源的科学知识之上,科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应该建立对话平台。今天的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杨振宁(中国文化论坛顾问、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个非常及时的题目。今天是史上罕见的大时代,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贝德也曾说,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冯友兰先生晚年喜欢讲“旧邦新命”,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联大校歌中也有这样两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我们可以把这两句改为“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需人杰。”“中兴业,需人杰”,就是表示今日中国的大学要培养一些人杰、帮助中华民族创造史无前例的中兴。

  很多大学生对世界发展的这种整体趋势认识不够,这将长远而广泛地影响其未来。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加入或者注意一些事情,使大学生了解这一世界局势及其所能扮演的角色,并非一日之功。这也正是今天要讨论的,大学人文教育要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每一个中国青年都是在中国环境中长大、浸淫在中国文化当中、并受其影响,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并不代表他对此有所认识,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初衷。大学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使他们理解所处的社会。

  如何实现文化自觉这一教育方针呢?这很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我想一个总原则是,首先要培养广泛的兴趣。在清华一年半以来,我感觉到,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有两个非常大的区别,一是中国的中学教育非常扎实,三角几何、解析几何都学得很好,这与我在美国所教的学生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清华一年级的学生,比美国一年级的学生成熟得多,他们很努力,并自发地多读书。但这种训练、这种成熟的后果,是他们倾向于钻研型,走向一个狭窄的专业,这与美国学生截然不同。我个人觉得,中国中小学教育政策有它的优点,但缺点是,学生把狭窄的专业作为前进的方向。大学教育应该使学生从狭窄的专业中走出来,使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有多方面了解,从而达到文化自觉。其次,兴趣广泛可以增进创新能力,国内非常强调培养创新能力,但要注意,今天的学科十倍于十年前,百倍于百年前,新学问数不胜数,科学、工程、人文,皆然。在这种形势下,增进创新能力必须要培养广泛的兴趣,中国的教育系统在这方面过于欠缺。

  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我接触到的今天的大学生,有很明显的功利化倾向。所谓的“史学危机”、“历史有什么用”的说法,也与功利化思想有关。如何予以教育和引导,是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大学专业越分越细,各个专业不相往来,这不符合大学的本质。我们必须恢复“科学的”科学概念,把各个学科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强调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研究的整体认识,使现在不同学科领域发展出来的尖端技术,互相有所交叉,进而产生新的学科和技术。

  周凯旋(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我相信中国人早就有人文精神的基因。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革命是一场浩大的心理工程。如果是工程的话,蓝图就很重要。也许我们的责任不是研究人文精神的各种立场,而是帮助制定蓝图,帮助我们民族解决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内的各种结节。我觉得人文精神最珍贵的、最无价的是让高贵的心灵服务于善良的力量。心灵的进步有赖于心理工程的蓝图和建设。也希望全世界的人们能珍惜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珍惜我们庞大的市场。

  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问题

  甘阳(中国文化论坛理事,本届论坛执行主席):“中国文化论坛”的宗旨是“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也就是杨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而人文教育是促进文化自觉的首要因素,这是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原因。

  中国教育和大学改革问题近年来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学要改革的呼吁,事实上,很多大学也一直在不断地推出改革方案。对此,我们主张走稳健、务实的路子。我们认为,教育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搞样板工程、不可能速成。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我们大学存在的很多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事与愿违。教育和大学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个好的大学首先在于养成一个好的传统。比较稳健务实的态度是,逐步调整、小步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的实际结果,为进一步改革创造空间。因此,我们并不是以大学改革者自居来召开这次会议,而是以教师与学者的身份,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基本认为,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现代人文教育的制度和传统,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不可能是非常迅速。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急剧扩招和教育大众化加速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实际上非常困难。同时,在全球英语化的教育和学术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和非西方文明,它的人文处境相当复杂。因此,对于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发展,我们并不乐观。

  但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悲观。最近十年来,特别是1999年以后,各大学都在推行文化素质教育,教育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文化素质课程”的结果是,我国大学现在形成了两套公共课,一套是老公共课,包括英语、政治、计算机、体育、军事;一套是新公共课即“文化素质课”,一般称为“通选课”。以北京大学2003年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为例,老公共课是32学分,新的公共课是16学分。就长期趋势而言,老公共课与新公共课会有个磨合的过程,估计是老公共课缩减,新公共课增加的趋向。例如将来应该把英文学分降低,增加汉语学分。大多数学校,比如北大、清华、武大、中大等,现在都是在教育部教育基地规定的16学分基础上,推进人文素质教育的新公共课。山东大学则是在老公共课中增加文化素质课,增开了“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两门新课程,很有意义。在趋势上,期望五到十年的时间,新老两套公共课会调整到适当的比例。因此我想强调,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抽象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和近年来我国大学已经做出的努力基础上来讨论问题。

  但是,即使学分比例调整得比较合理,也只是大学人文教育的开始,因为大学人文教育还面临很多问题。(详见甘阳《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七个问题》)。

  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素质教育进入国家教育政策的视野,应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民族素质。1999年,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中央又颁布《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素质教育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范畴。2004年,又推动了新一轮的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行动计划。大家看到的与素质教育相关的一些课程改革、高等学校扩招、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招生制度改革,都与素质教育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有关。

  中华民族文化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学入境后百年多来,我们历尽艰辛,在新世纪当中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价值所在。我有理由对始终能够坚持人文教育本土化和创新的学者、专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大学人文教育必须走出新路,才能承担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沉重使命。

  王蓉(北京大学):在全球视野下,高等教育财政紧缺、大学人文建设受到强烈的教育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把学术力量作为支撑人文建设的中流砥柱,抗衡行政和市场力量,是全球视野下高等教育的普遍经验。大学的激励机制必须采取均衡和中度的激励体系。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多目标-多委托人的服务,不同的目标具有不同的外部报偿——市场回报性和可测量性。相对而言,人文教育的目标具有较弱的外部报偿。如果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的外部报偿,将对人文教育、高等教育中软目标的达成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关键:确立本科教育理念

  陈来(中国文化论坛理事,北京大学):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本科教学发展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小组研究发现,国内本科生一进大学就确定专业,这不科学,因为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是否与专业相配合,专业选择主要依靠家长意见和社会潮流。为了改进这一状况,2001年正式启动“元培计划”,面向文理院系一二年级学生,并向全国招生,方针是“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加强“通识教育”。元培计划实行以自由选课为基础的学分制,导师全程指导制,3-5年的弹性学制,以及原则上自由选择专业制。培养模式是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以修读素质教育通选课和文、理科平台课为主要手段),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和个体差异,分专业分流培养)。

  元培计划的根本问题在于本科教育理念,它强调“人格、人文、人际教育”,“人为本、德为先、业于精”,“突出基础、能力、素质三要素的全面培养”。认为学年制专业设置过窄、过细,专业教育过早开始,不能实现上述培养目标。元培计划在国际上来自于美国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在国内受南京大学本科基础教育学院的启发。但其观念并未突出通识教育,更多是以研究生教育的理念来支撑本科教育改革,强调本科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准备阶段,不强调本科通识教育独立的育人意义。它往往更强调知识而非素质,主导意识是本科生学什么知识才能适应将来的研究生教育。

  就强调专业教育应在研究生阶段完成而言,这个说法在晚近国外主张通识教育的论述中亦属常见,即认为在大学快速扩张和普及的情况下,大学的专业训练应在研究生阶段完成,而本科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学识。但元培的具体表述也意味着,对于那些读完本科不再继续读研的学生来说,这个制度似乎不恰当,因此,它并没有说出通识教育的真正意义。

  通识教育包括几个不同的概念:“通识教育制度”一般是指大学本科生新入校不分专业,学习通识课程,一至两年后再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学习。“通识课程”是非专业化的经典教育和文理社科综合课程,可以以核心课程的方式实施。“通识教育精神”是指以素质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核心的理念,突出培养全面人格的精神。通识教育的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培养完整的人格和品质。所以,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希望一个学生在大学部四年的学习中不仅能得到基本学术训练,更重要的是把自己培养成为“受过教育的人”(an educated person)。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是指除专业学习外,一方面要广泛涉猎其他知识领域,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自然、社会、价值、传统。用古典的语言说,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

  由此看来,元培计划的理念典型地反映了目前本科教育改革理念的普遍问题,其一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范围、对象、目标、方式、关系等方面亟需澄清;其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学本科专业教育的理念亟需检讨,以便在这一检讨背景下达成有关本科教育改革的共识。

  李强(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正在向通识教育的方向努力,人文社会科学院约有15个系所,本科前两年不分专业。2002年,清华大学全面制订了以“通识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本科生培养方案,标志着清华本科生教育从培养模式、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研究训练等各方面开始朝向“通识教育”基础的宽口径专业培养方向发展。但通识教育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各种体制改革。不利于通识教育的障碍主要有:应试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要求、教育体制单一、大学更注意提高学校地位而忽略学生的通识教育基础、系升格为院后彼此孤立很少来往等等。另外,清华人文教育要面对庞大的理工科学生,这不同于北大和武大等等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和所有新兴综合性大学一样,上海大学有以下特点:一是理工学科见长。合并前它们的历史较长、实力较强、国内知名度较大,合并后其高端师资质量、学生数量,也大大超过人文学科。二是人文学科相对较弱。基础薄弱、门类不全,历史较短、规模较小。三是一般都缺乏老大学人文学科所具有的悠久传统和历史资源,人文教育的制度、精神和传统都需要从头建立。

  朱苏力(中国文化论坛理事,北京大学)尽管大学本科教育普遍缺乏素质或通识教育,但法学教育的目标和特点决定了法学院教育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素质、人文或通识教育,而是社会科学素质和法律专业技能训练。基于这样的考虑,法学院的教育改革空间其实比较有限。最主要的是要努力提高教师的质量,加快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这批50岁左右的法学教员的更替,尽快吸引一批90年代之后培养出来的、受过比较系统完整教育、学术视野开阔、留过学,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有自信心和学术感觉的30多岁的学者加入法学教育,可能是最为必要的。这个加速更替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20年、两代学者,才可能真正改变法学教育的状况,真正形成一个既有学术追求又注重法律技能的法学教育传统。

  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核心课程与经典阅读

  刘小枫(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中山大学):若改革大学的文科教育,首先必须重新恢复古典教育在人文科学中的基础位置(有如文科中的“通识教育”),使之与作为大学人文教育基础的通识教育形成勾连关系。古典教育并不划分文科“专业”,而以学习历代经典为志业,含括文、史、哲的根基(这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古代“自然科学”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齐诗便包含天象、历法、数术)。根本解决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我以为当以通识教育(针对整个大学教育的品质)和古典教育(针对大学文科教育的品质)这两个锲子为基础,不然的话,不仅我国的大学、而且大学的文科最终也会彻底沦为实用技术学院。

  郭齐勇(武汉大学):大学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压力,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膨胀科技知识与过早分科,使大学生的中西人文素养十分薄弱。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人文资源的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工作尤为重要。大学人文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转变为研读中外古今原著经典的方式。

  多年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院系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最受欢迎。为推行通识教育,学校挑选出51门通识教育指导选修课,每门2学分,还有约200门通识教育任选课,每门2-3学分。学生在本科期间必须修满不少于12学分的通识课程,人文、社科、数学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跨学科领域,每个领域至少选修2个学分。我建议拿出10-12个必修学分,学习中国文化基本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把它们作为核心课程,决不能代之以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为了改变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现状,人文学院开设了国学班和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及讨论的方式,力求直接采用原创性经典著作,肯定中西文化传统,提高师生的身心修养,培养其思想能力和原创力。


  王育济(山东大学):目前,大学人文教育存在四方面问题:一、专业教育过窄,学生人文视野和治学基础不宽;二、应试、实用导向过重,学生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弱化;三、人文素质教育往往只是“课外活动”,游离于课程体系之外,既增加了学生课程负担,又增加了教学成本,难以持续有效地开展;四、把人文教育更多地等同于一般文体活动和一般技能训练,忽视人文教育培养人文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本质。为改进这些问题,2001年,山东大学依托文史见长的学科优势,依托学术实力和师资队伍都很强的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学院,以公共必修课的形式,在全校非文史类本科生中同时开设“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和“中国传统文学修养”两门课程,建构“文化素质”与“民族精神”一体化教育的大学公共课体系,以之作为大学人文教育的一个切入点。

  乐黛云(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这两门课程得了很多奖,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肯定。我觉得要注意与之相联系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讲,结合当代文学观点的发展来分析传统文学。还应该努力从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引出新的东西,对世界有所贡献。正如甘阳所讲的,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谢茂松(北京大学):我们的课程设置现在因杂多不堪而尴尬不已。艾略特当年批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号称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拿来给大家)时认为,必须立基于西方自己的传统和基督教文明。我想,这是个根本的东西,是纲而非目,我们也应该亮出中国自己的文化、文明立场,表明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因此,课程安排应该有主次,从最核心的课程向外扩展。比如,在正的一面,经学、儒学为核心;反过来,先子学,后史学,后道法家;先经学,后文学,后诗歌等等。

  汪晖(中国文化论坛理事,清华大学):要让学生信服人文教育的东西,要吸引学生研习中文经典,绕不开国学传统和五四以来的传统,这是我们的文化命运,必须面对。另外,由于扩招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们太忙。如果老师们自己都没搞好人文教育,没有时间做研究,学术研究的距离变得好像很遥远,那他们能教什么?因此,在设计这些课程的同时,老师也应有进修计划。

  汤一介(北京大学):如何让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国学?如果没有这种眼光,如果不是从另外一种文化系统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会有很多片面性。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应该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对我们的启示。

  郭齐勇(武汉大学):孔子的东西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不管它如何迁延变化,它还是中国的,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们看待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种中国自己的人文文化自觉。

  余瑾(广西大学):我认为人文教育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现在没有读书的氛围,应试教育、快餐文化、网络文化等等因素,造成了当代学生的人文精神的缺失。让学生读古汉语经典、读精彩片断,写读书文章,引导他们进行比较,激发其情趣。教他们怎么读,启发他们从书中了解文化、了解社会、认识自己以及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广西大学作为边远地区的大学,最大困难在于师资不好,精力投入不足,始终出不了精品课,无法给他们更大的体验。让学生读书的目的就在于塑造学习型的人,而不是快餐文化下的人。我们希望促成好的大学文化氛围。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精神,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写的校歌:“振兴中华、服务广西,是我们的立校本义,为祖国、为民族,我们学习的动力”,到今天仍不过时。而同时,社会上的东西不是几个老师能改变的,我希望社会环境也能给予我们更好的人文氛围。


  
大学人文教育的扩展:校园认同•艺术教育•社会服务 调查,去体验那块热土、那份亲情。也就是说,要把人文教育放到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使学生回到或进入农村、基层,为乡村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填充政府退出后产生的制度空间。通过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人文教育平台,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将得以强化。

  钱致榕(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大学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必也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但哈佛大学有一件事情值得学习。哈佛大学在招生时要求学生每年做义工200小时,不是强迫性的,但招生委员会在选拔学生时会考虑这个因素,通常也会考虑学生去了什么地方。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去贫民窟,或者去照顾无家可归的人。

  钱理群(北京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现在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也是精神建设的大问题,也是西部开发中的精神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问题。我在2003年曾带着这个问题,到贵州好几个自治州与当地大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甘阳:人文教育不是指风花雪月的小资教育,中国历来的人文教育总是有它的社会关怀。我个人觉得,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基本上体现为人人皆知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一句讲个人的身心修养问题,第二句讲公共性问题。这两个方面肯定会有张力,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要追求的是实现个人修养与公共关怀的统一。

  我们这个会仅仅是个开端,提出了很多问题。如会议第一天杨振宁先生提出的,人文教育根本上是要促成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对西方而言,不管他们怎么看中国,21世纪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对中国人自己而言,也有怎么看中国的问题。唤起文化自觉,就是要重新审视中国,希望真正了解中国。一旦这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认为,其原因从大学体制而言,可以从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学教育方案来看,一个是废除科举后清末的第一个教育方案,一共有八类,第一类就是“经学”即中国传统人文经典;但随后就是1912年民国时代的第一个大学教育方案,变成只有七类,亦即以“反封建”为名把第一类即“经学科”完全取消,亦即完全否定了中国的大学应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没有自己的根基,而只是在拼命学西方的各种流行新知。但一个人要是没有基本的健康身体,再怎么补也补不出来。中国要恢复自己的文化底气,就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必须检讨,因为在我们放弃阅读中国传统人文经典以后,我们就没有了文化源头,也就根本不可能消化西学。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近年来,中国大学校园的设计方案及完成状况显示出惊人的趋同性,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对大学校园的功能化理解及其基础上单一的建设要求。大学校园被建造成一个整齐分明的、全然功能化的、没有“空”的空间。大学没有了“山水”,“自然”已被排除在大学校园之外,成为文明教化的“他者”。当然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大学建造中重视保持如山水般气韵的营造,给学子们心中留下一丝面向自然的神往和亲近。

  陈春声(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现有广州南校区、广州北校区、广州东校区和珠海校区等4个校区多校区办学的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办学成本、教育质量和校园文化传承三个方面。学校多方努力,力求把多校区办学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以学生社团活动和课外学术讲座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一所正常的大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应该承认,在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的旗帜下,教务部门与学生工作部门在组织这类活动的合作方面,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正当性”。从学费中提成用于教务活动的经费,也有更合理的理由被更多地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通识教育贯穿在三个环节: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校园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是学校重要的隐性课程,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营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科学和文化素质的塑造和培养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 :大学生的形式美感教育需要加强,这涉及到每个人今后的生活品质和生活境界。特别要反省的是,我们多年以来形成的艺术教育过于理性化,恰恰不适合艺术,特别是音乐教育中形式感的培养。

  陈丹青(画家,清华大学):近十年来,全国美术学院因此持续扩增、扩建、扩招,历年累计报考人数由数千人暴增到数万人。扩招后、师生比例失调,教学服务敷衍、教学品质下降等现象成为必然,种种舞弊腐败现象也相随而来。

  我认真提出以下建议:1.废除外语考试强制性,在艺术教育领域,除了史论专业,一律废除外语考试。2.酌情废除艺术学院学位制。建议参照西方经验,各艺术学院及各传统画法的教学半数以上废除学位,开放给社会各年龄的学生。此举或能产生一些效应:一,谋求学位,无心向学的学生减少,艺术教育交付市场调节;二,艺术学位的严肃性、艺术精英的培养传统有望恢复;三,使社会上大量热爱艺术的各色人等有机会进入艺术学院;四,各艺术学院目前的经济收入不但不受影响,犹有过之;五,废除学位后的部分教学可使教师配置和职称评审的重重困扰获得舒解的渠道;六,社会上大量有才华有潜能而被考试制淘汰的青年等,一旦进入艺术院校,人尽其才,善莫大焉……

  中国早已建立许多美术馆,但是至今难以形成美术馆文化,承担社会期待于美术馆的无可替代的教育功能。美术馆是储存完整历史记忆、真正实行人文教育的教育场所之一。西方艺术之所以持续保持创造力与影响力,不在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而在美术馆。我们要重点发展美术馆教育。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目前有7万多个行政村、2亿多农户、8.9亿农民,但是,中国2000多部法律有多少能在乡村实施?我们要如何理解农业社会?另一方面,如果加上农民工,我国已有5.4亿城市人口,已成世界之最。当前,在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贫困学生本身的焦虑,如何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方案是,动员大学生回乡、下乡,进行农村调查,去体验那块热土、那份亲情。也就是说,要把人文教育放到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使学生回到或进入农村
、基层,为乡村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填充政府退出后产生的制度空间。通过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人文教育平台,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将得以强化。

  钱致榕(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大学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必也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但哈佛大学有一件事情值得学习。哈佛大学在招生时要求学生每年做义工200小时,不是强迫性的,但招生委员会在选拔学生时会考虑这个因素,通常也会考虑学生去了什么地方。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去贫民窟,或者去照顾无家可归的人。

  钱理群(北京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现在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也是精神建设的大问题,也是西部开发中的精神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问题。我在2003年曾带着这个问题,到贵州好几个自治州与当地大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甘阳:人文教育不是指风花雪月的小资教育,中国历来的人文教育总是有它的社会关怀。我个人觉得,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基本上体现为人人皆知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一句讲个人的身心修养问题,第二句讲公共性问题。这两个方面肯定会有张力,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要追求的是实现个人修养与公共关怀的统一。

  我们这个会仅仅是个开端,提出了很多问题。如会议第一天杨振宁先生提出的,人文教育根本上是要促成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对西方而言,不管他们怎么看中国,21世纪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对中国人自己而言,也有怎么看中国的问题。唤起文化自觉,就是要重新审视中国,希望真正了解中国。一旦这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认为,其原因从大学体制而言,可以从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学教育方案来看,一个是废除科举后清末的第一个教育方案,一共有八类,第一类就是“经学”即中国传统人文经典;但随后就是1912年民国时代的第一个大学教育方案,变成只有七类,亦即以“反封建”为名把第一类即“经学科”完全取消,亦即完全否定了中国的大学应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没有自己的根基,而只是在拼命学西方的各种流行新知。但一个人要是没有基本的健康身体,再怎么补也补不出来。中国要恢复自己的文化底气,就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必须检讨,因为在我们放弃阅读中国传统人文经典以后,我们就没有了文化源头,也就根本不可能消化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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