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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

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
高考的硝烟还未尽散,出国留学的热浪又掀起。

出国留学的诸多选择中,美国大学往往是国内学生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与向往的所在。
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能提供更为丰富、开阔的优质教育,更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制度设计等,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而远隔重洋,以“中国眼光”看待美国大学,却难免种种的想当然乃至误解,这其间的差异引人思考。
这也正是《解放周末》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的缘由。



(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可能非常出名,但走进美国校园里,你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校园的“边缘位置”)
解放周末: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您1990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在美国学界浸润多年,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刘禾:说到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的制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理念和建制,它在美国高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
比如,我们走进任何一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一进正门,首先看到的重要建筑,往往就是文理学院。比如柏克利加州大学,大门一进去,正对的楼,是文理学院下属的英文系,斜过来的楼是历史系、比较文学系,再过去就是生命科学系,还有文理学院其他的系。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的常青藤大学,文理学院都占据校园空间的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解放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名声响亮,哈佛应该也以它们为荣。
刘禾:对,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都非常出名,但是当你走进哈佛大学的主校园时,就会发现,上述学院都处于主校园 Harvard Yard 之外或“边缘位置”,医学院和商学院离主校区的距离还相当远。也就是说,很少看到美国的哪一所研究型大学,一进主校园的正门就是法学院的大楼,同样的,新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职业学院也从来不会占据校园空间的中心位置。
解放周末:这和我们当前不少高校,法学、新闻、金融等热门院系建筑十分突出形成了对比。从大学的空间安排来看,文理学院的重要性一目了然,美国大学的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禾:其实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这是在历史的传承中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形成的共识。文理学院的英文是 liberal arts college。这里的 arts 如果翻译成“艺术”就大错特错了,它其实指的是欧洲中世纪教育传统中“七艺”的概念——即文法、论辩术、逻辑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美国的大学承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重视广义的现代版的“七艺”,也就是文理双修,同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其实,把liberal arts college 翻译成“文理学院”还是不太理想或精准。我个人倾向于把它译成“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 在这里含有“开明”和“开智”的意思。在香港,liberal arts education 好像被译成“博雅教育”,这是一个含糊其词的译名,往往造成误解。因为“博雅教育”在字面上看好像主要指“文科”方面的教育,而“开明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还必须包括数理化以及生物学等科学的基础理论,这些学科与文科和社会科学在开明文理教育中是并驾齐驱的。
解放周末: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台湾也有称为“全人教育”。
刘禾:不管被译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或其他,liberal arts education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格”树立起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其目标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技能,也不提供职业方面的训练,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的人。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
刘禾:开明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有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除了大学本科的工程学院以外,通常不设“职业”性的专业。一般来说,本科生是不可以到经管学院、商学院或新闻学院等职业学院修学分的,但他们可以在文理学院里的经济系上课和修学分,这里有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开明文理教育不等于是在职业教育之外再添一点文史知识,更不意味着能搞点音乐、聊点艺术,就是完整的受过高等教育人了。每一个开明文理学院的课程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诸如,学生要在三大主要领域(文科、理科、社会科学)里各选规定的学分,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等等。大学四年,首先是对知识的没有界限的学习,经过一个阶段后缩小兴趣范围,对专业方面开始有一定的了解。开明文理学院所培养的学生,可能没有特定专业的技能,但是必须具有文化修养和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学院致力于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自由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


(在美国,大凡称作学院的,都是很牛的学校,许多小小的文理学院声誉不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

解放周末:美国大学的空间布局,无声地折射出它的教育理念。而理念是制度、设置的基础。
刘禾:对。开明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性,便是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建制。美国的大学,从教学和研究的体制上看,大致上有以下三类。综合性大学 university(四年大学学制,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开明文理学院 liberal arts college(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公立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其中, 四年制的综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研究型大学是由若干个,甚至十几、二十几个学院组成,有本科生学院,也有研究生院。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往往就是开明文理学院,有些大学还设有工程学的本科生专业。
国内媒体上经常说起的美国名校都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生的开明文理学院,这些研究型大学通常设有文理研究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等研究生院。开明文理学院承担了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文理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生,因此两者的规模或重要性比那些以培养硕士生为主的职业学院都大,是研究型大学的灵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教授承担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蜚声海内外,涌现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经济学系隶属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部,相当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理研究生院的建制。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其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多数都执教于文理学院的经济系,而不在商学院或经管学院。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学院培养的有何不同?
刘禾: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培养的主要是硕士(虽然个别专业也设博士学位),这些职业学校(professional schools)提供的是某个具体行业所需的职业和专业训练。比如说,大学本科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就可以进一步申请到经管学院或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进行相关技能方面的训练。如果这个学生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感兴趣,并想今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事研究工作,那么这个学生通常会选择攻读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博士学位。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文理学院培养的博士主要是研究型人才。而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研究生院并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思想家,而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岗位。
刘禾:是的。层次不同、分工不同。
解放周末: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硕士生,是否会给一般本科毕业生造成就业压力?
刘禾:事实并非如此。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能够满足大多数岗位的需求,是名副其实的“通才”教育。不少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优异的综合素质、巨大的潜力,在毕业时十分抢手。比如两年前,我教过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文理学院的优秀本科生,她毕业前选择的主修专业是美术,有很高的绘画天赋。但毕业后她应一家大银行招聘,转而从事金融管理方面的工作。这种现象很普遍。
现在,在本科生阶段想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中国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名牌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名声越响越好。但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学校,即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的开明文理学院, 却经常被广大的中国家长所忽略。忽略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的规模小,而规模小,恰恰是它们的优势。
解放周末:在中国,“学院”比起“大学”,总是等而下之、颜上无光。因此,近年来,许多“学院”都努力提升硬件,升格成为大学。尤其是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高校大合并风潮,几乎让所有的“学院”都消失殆尽。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尽管规模小,但往往代表着最经典的、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独立的本科生学院的,可能是名震天下的学校,且不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现代工科学院,传统的开明文理学院如安姆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斯瓦莫尔 Swarthmore College、 韦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 都是一流的独立的文理学院,名声极响,这些学院的声誉和学费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本科生文理学院,因而成为很多美国精英阶层教育子女的首选。
解放周末:有一句西方谚语是:小的总是好的。
刘禾:对。通常这样的学院只有两千多名学生,正因为小,教师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学,而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和论文发表。同时,由于文理学院的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思考能力,都非常有帮助。这些学生在接受了四年高质量的通才教育后,或进入社会就业,或进一步攻读硕士、博士,都相当受欢迎。
解放周末:可以这么说,“小”并不意味着弱,相反,一窝蜂地求“大”,反而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
刘禾: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扩招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型大学,下设二十几个学院,以研究生院为主。我们的本科生开明文理学院叫做 Columbia College 有4000多个在校本科生,而研究生院的学生总数是20000左右。如果本科生的文理学院想要扩招50-100个学生,那就必须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如果一旦把入学的门槛降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理学院的声望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的本科生开明文理学院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都相互攀比,都不敢轻易扩招。


(在美国高校,我们不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为唯一标准)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的高校的管理模式引起许多议论。比如,有学者呼吁:延续了多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需要反思。在这方面,美国高校有何可以借鉴的?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不得不提。
美国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教学年限与学术成果为考评标准的。教授每隔两、三年应在学术方面上一个台阶,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限,通常是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任教职的六、七年之内,还达不到取得终身教职的要求,这个人就会被解聘。不过,在甲大学没有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学者,可能过几年会被乙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然期间也可能有人从此离开学术界。这个制度,一方面能保证了人才的流动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留住真正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解放周末:“终身教授”意味着十分稳定的“铁饭碗”,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禾: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它确保教授的研究成果或学术思想不会受到外界压力的约束和引导。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就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是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解放周末:然而,“铁饭碗”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导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滋养惰性,不思进取。
  刘禾: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就我的观察而言,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终身教授而言,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对他/她的激励因素。我认为,从整体来说,终身教授制度还是利大于弊,可以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对教师的具体考核是怎样的?近年来,中国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等等。
刘禾:美国大学也让学生给教授的教学打分,但这是考核的一小部分。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学者的考核,主要是同行考核。通常的情况是,系主任任命三名终身教授组成委员会,对某一个教授进行考核。这个委员会必须对这个学者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逐一仔细研读,得出独立的判断,展开他们之间的讨论或争论,同时也会邀请校外的专家评估这位教授的学术成果。随后,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在全系的资深教授当中经过深入讨论和表决,然后和系主任的独立报告汇总,提交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院级的评审委员也通常由三人组成,他们要进行新一轮的阅读和辩论,然后再对当事人的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职的教授等提出建议,实行投票。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最后的裁决权保持在校级领导的手中,在其他大学也都差不多。这其中的关键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这能保证专家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十几年前我获得柏克利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评审委员会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解放周末:在中国教师的考核过程中,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论文数量。为此,不少人不惜造假,导致学术垃圾泛滥。
刘禾:我认为,考核不应该简单地看看统计数字,这是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在美国高校,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名声,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即使是名声极好的刊物,我们仍然不以它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和判断为标准。我从前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他的出版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非常尊重。因此他被破格评审,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后来这部著作出版后,果然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解放周末: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不看数量看质量。
刘禾:是的,所以,这样的评审工作量非常大。美国大学的学者教授经常担任这样的工作,要将每一个人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全部仔细阅读,进行辩论,撰写报告,很费时费力。但是,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这是作为任何一个专业的研究者都必须了解的事,这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同行评审,不仅能保证专业性,还能够促进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但是,同一专业的研究者毕竟人数有限,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何避免人情的作用?
刘禾:在美国学界,经常听到有人不服裁决,由于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而与学校打法律官司的事情。这类事件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风波,形成广泛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情”只能起到负作用。设想假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被人泄露出来,那么谁泄露了名单,谁就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学界,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学术名声。硬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所有事情,口碑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也和社会风气有关。

(学术研究和商业行为混在一起的行为,被美国视为丑闻。假如这样的事情正常化了,那就可怕了)
解放周末: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学术生态令人堪忧。然而,学术生态是如何被一步步破坏的,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正本清源,我们又不知从何下手。
刘禾:保持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界。首先必须从博士生教育这一环节开始。
还是以美国的一流研究性大学为例,当一个学生被录取攻读博士学位时,其求学费用都是由学校的研究生院负担。这个意图十分明确:为学界培养未来的学者和教授。因此,每年每个专业的博士生招收的数量并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允许在职就读博士学位。博士生的培养投入很大,一般文科学需要7-8年,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当教授或科研专家。如果拿着博士学位去社会求职,许多机构、公司不可能要你——因为学历过高,成本也太大。
解放周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了,高校是否会扩招?
刘禾:最近申请高校的人增加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会扩招一点,因为这两类学生的教育是收费的,学校出于利益考虑会有限度地扩招。博士生不但不会扩招,还在缩减名额,因为博士生的费用是由学校自己承担的。无论如何,博士生是不能扩招的,因为它会破坏那个生产学者和教授的体系。大规模的扩招,必然导致培养出来的人鱼龙混杂,“学界”的这个概念就模糊了。
  解放周末:中国不少硕士、博士在撰写论文时,都被叮咛说,要有创新点。
刘禾:如果没有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那么就很难有真正的创新。我记得八十年代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说,你不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接受学术训练,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写论文,一心要把基础打扎实。况且博士的课程要求十分严格,从大考到博士论文,这个过程有人称之为“过一次关,脱一层皮”。
解放周末:在我国,我们可以在职攻读博士生,甚至可以读在职博士后。
刘禾: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能保证博士教育的质量呢?美国文科的“博士后”经常是为短期内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提供的学术交流或专业训练的岗位,从来都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博士后所不同的是,做“博士后”意味着加入某个大学或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实验小组的工作,从事一段专门研究,这个“博士后”同样也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同样,我也很诧异,我们中国有“博导”这一称谓,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只要是博士毕业,进入了研究领域,并担任研究型大学的正式教职,任何学者都可以担任“博导”。博导并不比副教授和教授更高级。
解放周末:大学也不免受到市场经济之风的侵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如何断绝学术活动中的腐败?
刘禾:这要从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说起。除了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外,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这就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研究者可以提出申请,用这些钱来增设博士生、博士后的位置,吸引人才,完成项目研究。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解放周末:会否出现一边担任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刘禾:这在美国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或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或出现利益冲突。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也是联邦政府和大学的规章制度。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哈佛医学院读博士学位,最近她的导师离开了哈佛,到制药公司研发部门去了。这个女孩就只能重新寻找导师了。这说明,如果要在企业任全职,就必须辞去学校里的职务,不能把学术研究和商业行为混在一起,更不能拿学校的研究项目和资金为公司做事,为私人谋利。在这点上,美国大学比起其他国家还是比较严格的。2008 年6月,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儿童心理学权威彼得曼教授 Joseph Biederman,利欲熏心,模糊了纯科学研究和他在某制药公司的“顾问”身份,误导公众,立刻被视为丑闻,上了《纽约时报》和欧美的各大传媒。假如这种事情不再被当作丑闻,而被人习以为常,那么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公信力就会消失殆尽,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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