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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曹天予: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授权人文与社会刊载
选刊曹天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序言及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标题
作者简介: 曹天予
现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曾是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的Research Fellow,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的Visiting Fellow,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史学所(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y) 和自然科学所(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 的Joint Member。著有Conceptual Developments of 20th Century Field Theories (CUP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From Current Algebra to Quantum Chromodynamics(CUP,2010)中译本《从流代数到量子色动力学》中国科技出版社,2015年;编有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Quantum Field Theories(CUP,1999)中译本《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和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X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Documentation Center, 2001)等书。

自序

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在经济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主导的理论方向和政策实践,在西方世界和绝大部分其他地区,都占有统治地位。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框架,其理论预设也基于自由主义的信条。即使在生命意义(终极关怀)、文学艺术价值等道德文化领域,流派虽多,基本取向也大多源于自由主义哲学。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思想文化的交流亦日趋广泛深入,自由主义霸权在全球迅猛扩张,更加巩固。当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流派,无论是各种形式的前现代保守主义(从伊斯兰到孔夫子),还是后现代的各种左翼思潮(从话语理论、解构主义到新共产主义),能对此霸权提出真正严重的挑战。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中苏分裂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社会思潮及相关的革命实践,对自由主义的的冲击是全面的,一时大有摧枯拉朽取而代之之势。然而苏东易帜之后,势头尽失;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失去了对其进行批判的兴趣:整整一个时代已然消逝。但历史的"狡智"却仍会捉弄一代代的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滑铁卢,使不少青年、民众,乃至政治家、决策者和相当多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想起了马克思。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易事。根本性的问题是: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类似的问题对自由主义也存在: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些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确切把握当代思潮就会有困难。这本小书是作者2015年夏天在上海大学系列讲座的整理稿,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观照,勾勒这两支思想体系及实践意义的基本点和相互关系。希望为那些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感到困惑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思想冲突、把握时代脉搏的宏观视角和简明框架。

自由主义以其"理性"特征而傲视迷信传统、崇拜权威的保守主义,敌视耽于"空想"借助"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蔑视陶醉于碎片化、犬儒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潮。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基本点正在于指出其"理性"的现实依托乃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从而必然导致自由主义的理性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因此用"理性与权力"作为书名,虽然它不能总括全书内容,却至少点明了两大思潮间一个重要的纠结点。

目录

001 一、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Marx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World History

029 二、唯物史观和社会契约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versus Social Contract

053 三、经济理性和阶级权力 Economic Rationality or Class Power?

090 四、自主个人和政治权力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113 五、个性扩张与人类解放 The Expansion of Individuality versus Human Emancipation

137 参考书目 References

139 附录一:提问与讨论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167 附录二:我看当代价值对话 My views on the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ver Values

179 后记 Epilogue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游牧、农耕时代或奴隶、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无产阶级)才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其贸易扩张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殖民主义,使西方发现了其他地域另类文明的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的朋友们,已经在探讨文明的演变模式。比如,人类社会是否有一个从狩猎到农耕、再到工商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把文明社会空间上的差异等级化,之后再把这一等级差异转换为时间序列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顺着这一思路,康德提出了"普遍史",而黑格尔则更明确地发展出"世界史"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即蒙昧与启蒙之间,偏见与理性之间,停滞与进步之间,依附奴役与自由之间的二元对立。

世界史的概念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极其重要,就因为若没有这一概念中蕴含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精神体现的断言,即它作为启蒙的产物、理性的体现,推动历史进步、引领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断言,就会失去依托。马克思本人亦起步于激进自由派。他的学说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发展、否定和扬弃。从世界史的角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可视为启蒙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两者间既继承又否定之辩证关系的历史基础。

首先,二者都立足于理性和进步的观念,都追求自由解放。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理性、进步和自由的理念虽然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但启蒙的种子是一样的,两者同根同源。

其次,如果说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持有肯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立论是既肯定又否定,那么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表述,这两种立场和理论之间在对立之外,又相互渗透,存在着明确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最明显的表达,就是拒绝保守派或浪漫派从各种前现代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应于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活动为中心,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的个人进入市场、做出自己理性选择的合法性。而保守派则信守既定的、超经济或非经济社会秩序的约束:要求尊重传统(即浪漫化了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及乡规民约等)、服从权威,反对自主个人和利己主义。他们认定自由主义要为市场社会中泛滥的、被贪婪和恐惧驱动的行为负责,并进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对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拜物、个人异化等等自有深刻的批判,但他的出发点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而不是任何前现代宗法、乡绅或小农式的共同体。对于后者,马克思与激进自由派一样,揭露其中以共同体的名义而实行的剥削和压迫。自由派反驳保守派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但只要稍许翻看马恩全集,就会发现,两位作者对浪漫派、保守派的尖锐抨击,远远超过了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

当然,这类抨击只是马克思主义双重批判的一部分。其更重要的部分针对自由主义本身,但与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不同。后者理论的基础概念是具有自然而然的终极正当性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正当性被用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历史正当性,即任何前现代的正当性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为现代的正当性所取代。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半途而废的,并未真正贯彻到底。因为既然正当性有历史性,循世而变,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然或终极的正当性。自由主义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资产阶级的"自然"正当性,来代替新老保守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正当性。所谓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通常指涉由贵族上层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政治伦理秩序,并无平等、温情可言。中国的例子,以儒学倡导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理想为最。然而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新的、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与旧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同样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从马克思的视角,自由主义就其依托于理性和进步而言,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面;而就其放弃历史性思维、在"个人"和"理性"等理解上回归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则必须否定。其中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者抽象的、原子的"人"的概念:古今中外一模一样的个人;人皆共有的一模一样的理性。"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诉诸的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演化和进步的载体,只是作为原子个人的加总,缺少现实的经济阶级关系或真正的历史内容。

再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继承而又否定、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世界史"理解的异同中,表现得最为清晰。黑格尔,作为自由主义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把世界史看作是理性史,或精神通过自我意识抵达自由的过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统一的、目的论的世界史观,但却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史,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发展史。马克思历史思路中的一般图式是异化解放。即人类本来处于自然状态,后来因为劳动分工而异化,出现阶级、剥削、压迫等等;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极端异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个图式因袭了黑格尔;世界史的统一性,对马克思而言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就体现在"异化解放"之中。不过马克思在具体处理历史过程时,并未简单地套用这个图式:他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和文化的作用,也考虑到偶然性的作用(因为历史倾向与自然规律不同);马克思晚年强调不确定因素,强调机遇和斗争的重要性;在人类全部历史活动中,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活动,把经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看作为渗透一切、贯穿始终的历史基本动因。这就突破颠覆了黑格尔原有的世界史框架。

如果说世界史的统一性源自资本对全球社会经济关系、全球人类活动的整合,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史语境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会以全面整合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整全式思想体系的面目出现。就其本性而言,两者都是普世的。所谓普世,也是普适。就自由主义而言,其理想是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目标则是经由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而实现人类的解放。

既然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自兴起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表述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岂能一成不变?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工业资本主义,早已面目迥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与原创的马列主义也已经相去甚远。相应地,20世纪后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平等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人权自由主义,其问题意识、论证策略和面对现实的解决方案,与洛克、斯密、康德、密尔等人的经典自由主义间亦形成巨大差异。然而,作为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流派,无论怎样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保持着变化中不变的内核。脱离内核的思想,就不再属于原来的体系了。例如,把对自由的言说纳入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视野,就突破了自由主义的界限。或者,在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为发展生产力而拥抱资本主义,也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范。

在简短考察自由主义的演变之前,先要检验它理论上的出发点。

讨论自由主义哲学,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尔。康德讲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个人;密尔讲个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钳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并发展个性;个性压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自主性,指涉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因而是抽象、普世无差别的原子个人。

自由主义这一预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从起源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康德的原子个人,不过是16至18世纪开始出现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他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体,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进入市场。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对无产者来说即其劳动力,并且对该资产拥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他有权在市场中自由地交换自己的资产,包括出卖自身的劳动。自由主义以自主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为要,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市场主体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独立的、拥有资产的、理性的原子化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尤其他还是人类道德准则、伦理生活的根源和载体。只有尊重自主的个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当性。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从无形之手、社会契约,直到晚近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2],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理论上,这个出发点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原子个体的基本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而市场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等价物(钱或权力等一般交换价值),那么密尔认为至尊的宝贵的个性岂不与个人的基本活动完全脱节?当然,可以说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个性,它与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基本活动,倒也不失互为前提、互相建构。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却意味着一个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种无道德、个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虚无主义。[3]由于个性对艺术至关紧要,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原子个人的市场活动,不相容于艺术。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浪漫派,也包括现代派)也势必对市场、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自由主义内涵的道德虚无主义,受到前现代保守主义的严厉抨击:我们有共同体,有自己的特性,有对父母、邻里和祖国的义务和承诺等等很多构成个性的特殊关怀;但自由主义者,除了体现在钱和权的空虚的一般等价物,别无所有。这一批评击中要害。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艺术和文化繁荣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场之外真正追求个性的自由人创造活动的领域。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自由主义演变的几个主要阶段。

19世纪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自由贸易。自由派认为,自由贸易再加上法治,社会进步就有了保障。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他们那时还顾不上民主,关心的主要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极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规则一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即充当守夜人)以外,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言论等自由和其他不伤及他人的活动,一概保护而不得干涉。

与此相比,黑格尔,虽然也生活在19世纪,却要更为高明。主要表现在消极自由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每个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担任公务员参与立法的平等权利。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市场经济需要法律的规范。如果立法权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势必向该集团倾斜,很难为市场经济提供适当的保护。因此,黑格尔力主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立法过程,就超出了19世纪自由派主流"消极自由"的眼界,而进入了"积极自由"的领域。这一主张,随后成为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激活,并得到不同形式的运用。其背景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的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破了产。1929年开始,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如何应对?于是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两者的共同要点无非是国家干预经济。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与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保障的是积极自由(如充分就业);后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彻底的消极自由。

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本来被自由主义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动力是冷战中要抢占道义制高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苏联的极权制度,而自由世界却是民主社会。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民主为号召与苏联模式对抗,是冷战自由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西方二战后的许多举措和演变,也只有置于冷战的情景和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不过民主,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在逻辑上或客观上,都为争取积极自由打开了大门。自由主义的两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尔,始终坚持消极自由,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和民主事业;认为政府在守夜人职责以外的任何举措,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在西方长期被新政自由主义冷落,处于边缘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强势崛起。

70年代开始,最重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步入了新一波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自由主义,有什么新的特征?最显著的,是此时自由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大潮,它鼓吹人类生存各个环节全面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从而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出现了对民主福利国家新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进行道德法律论证的种种努力。后者最有影响的代表是罗尔斯、德沃金和哈贝马斯等人。[4]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着眼点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很少交叉;在社会政治光谱中一左一右,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应该怎样理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种分化和脱节呢?

先看新自由主义。它是与作为经济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生长点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时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基于雄厚的金融资本和高度发达的科技、通讯和运输能力:(1)生产过程得以充分分解,在全球范围内就地激活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使之因地制宜合理分布;(2)跨国资本能够利用金融手段,通过四通八达的公司链条,对散布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资金、技术、管理、劳力和资源)激活和有效配置(国际分工),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从而反转过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据。但是这一分解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又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二是经济活动每一环节的所有要素,都可经由市场契约的形式达成整合。这些条件的充分满足,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要求:即自由化(去监管)和经济活动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全面商品化。依托着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经济理性"[5],新自由主义顺势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从经济领域推向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教育、卫生、住房、养老、生态乃至政治等领域,从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道德理想主义者直接关注的,是经济之外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罗尔斯认为,公正应该是法律、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构原则。按照他体现公正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私有财产、市场等)尽管可能导致不平等,也不能改变;一个重要的保留是,只有能使处于社会中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好处的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罗尔斯在为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不平等辩护的同时,也为新政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留出了余地。德沃金的平等自由主义则更为激进。他不但要求人人机会平等,而且将机会平等延伸到平等的对待。当然最为激进的或许是哈贝马斯。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用201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来支持自己热烈拥抱积极自由的人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能仅停留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而是应当保障每个人,作为体面的公民,有足够的物质和其他条件参与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道德理想主义者,沿着普世人权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已经走得相当远:他们所建立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说,摈弃了先前主要基于功利考虑的自由主义,许诺人人享有积极自由的充分权利,从而成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与新自由主义争夺道义高地的主要竞争对手。

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些分化和对抗,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并非经济利益的直接表达;它既受经济现实的制约,又具有内在的理路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原子个人蕴含着普世人权。若视积极自由为个人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那就必然走向哈贝马斯;而如果只认可消极自由,新自由主义即是其逻辑终点。就现实制约而言,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道德理想主义者也好,都认同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和法治。对立双方的各种言说,都立足于这一共享的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因此,它们共享种种局限,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这当然得从马克思讲起。历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对马克思有误解。有人说马克思是个空想家:他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让人性完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愿望不错,共产主义也令人向往,可惜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个空中楼阁,实现不了。

马克思是空想家吗?不是。马克思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期。那是一个无产阶级被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年代,是贫穷、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前夕,他主笔、与恩格斯一起写出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时代的进步,但基于私有制、被追逐剩余价值所驱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被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马克思要改造世界。他要改造的,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当时生活的普鲁士,加上俄罗斯,是他认为最反动的两座封建堡垒:反对民主、反对进步、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与正义者同盟的交流中,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马克思明确表示,目前亟须的不是去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紧迫的民主革命。当然,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其完整的革命理论中又强调,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任务,是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鸿沟。后来托洛茨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源头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位要改变旧世界的革命家,而不是空谈正义的道学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对封建压迫、资本榨取的道义否定,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一个统一、有总体趋势的演变过程。但他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分析,取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聚焦于其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不断深化又如何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可能。这样的批判,是基于经济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空想的、基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抨击。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关于公正的概念和理论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很多论辩,但难有共识。原因在于,马克思多次明确否定抽象的公正概念和道德评价,但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又有不懈的道义谴责。其实,尽管公正不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但作为派生的概念,至少是其隐含的形式,马克思确曾用来抨击资本主义、激发革命者的仇恨和战斗热情。这样做与他的基本理论并无冲突。[6]

马克思不是空想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善良愿望,而是历史趋势中出现的一种可能。马克思探讨了这种历史趋势和可能性,据说从恩格斯开始,硬化为历史的规律,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一代代人等下去就是了。但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也不一定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1840年代中期开始成熟的。自此其始终不变的内核,就是对自由主义出发点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原子个人。马克思也讲个人:历史当然是人创造的,人当然是一个个的个人;但马克思强调指出,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原子个人,脱离了社会的鲁滨孙式的个人,只是自由主义者的幻觉。这一幻觉的现实基础,或市场中的个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在古希腊法典中,并没有个人权利的规定。个人产权在罗马法中的出现,标志着共同体财产关系已被市场交换关系瓦解。换言之,历史上自主个人是从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自主个人这一概念本身正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主义者指认它为历史的出发点,毫无根据。

对个人的理解,原子个人还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对立。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受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和生活方式结构性的制约,包括财产关系、权力体系、以及伦理规范等制约。一切社会现象,作为众多个人活动的结果,也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和群体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阶级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离开了阶级分析,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极大。但他的著述也有偏离马克思之处,这里简单提一下。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热爱自然科学,也受到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一些影响。本来,马克思的学说,用于分析既有一定发展趋势、亦有很多偶然性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生活,与具有精确描述、乃至预测和控制功能的自然科学不可等同。然而恩格斯深信,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发现了与自然规律具有同样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系列误解,诸如目的论、阶段论、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等等,打开了大门。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你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是恩格斯的名言,后来被列宁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引用,以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实现成为定论。但马克思当时并不赞成巴黎公社:革命的时机和策略都不成熟。公社的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者,更没有实行过阶级专政。第一国际授权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发表声明,但马克思犹犹豫豫,一拖再拖,直到被反革命力量对公社社员的大屠杀所激怒。他激情磅礴的《法兰西内战》所论述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他希望的、理想中的巴黎公社。当然,由于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把公社说成是马克思阴谋的产物,使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巴黎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无上的道义权威,与此不无关系。准确地说,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并未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的组织和参与形式,在马克思的概括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雏形。至于专政与民主的关系,详见后文。

再次,议会道路。马克思之后,恩格斯面临着新的历史环境:由于俾斯麦的"合作主义"政策,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和随后的第二国际,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既然改造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目标不变,那么它与马克思的本意就并无冲突。何况,马克思生前已经看到比如英国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并且恩格斯也并不迷信议会。他有和平过渡和武装斗争的两手准备。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立场,是对国际共运的重大贡献。后来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打着恩格斯的旗号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不应由恩格斯来承担责任。

第二国际由于其成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各自支持本国政府,而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被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取而代之。面对大体相似于马克思1848年和1871年面对的战争与革命的形势,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实践是从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过渡;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模式,继承了马克思倡导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苏俄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也都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一脉相承。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而他的主要遗产,是革命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列宁与考茨基长期论战。但考茨基的一个思想,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最成熟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形成,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却对列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论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性的主要论据之一。列宁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的,野蛮、反动和专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先锋队的教育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胜利。他进而争辩,根据同样的现实和逻辑,先锋党本身必须由最先进、最有权威的领袖来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列宁这一著名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学说中,党成为革命实践中最具首创精神的行为主体。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是正确的。并且,考茨基和列宁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被动地获得阶级意识,因而要求永久的引导和控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第三条里提出的,环境是人创造的,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否则,就像资产阶级启蒙哲学所蕴含的那样,少数精英将永远统治多数群氓。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又确实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英集团,甚至领袖专政、个人崇拜,开辟了建制上的空间。这种情况,即后人所谓党的异化、变修,列宁在世时并没有出现。只是从斯大林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节节胜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的时代。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复杂,备受争议。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个不存在私有资本剥削制度的落后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为领导能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他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主导意识形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推行个人崇拜,背离和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严重的是,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东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同路人,误以斯大林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出目的论、宿命论和阶段论的解释。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几大历史阶段的论说,如他一再强调,只是西欧的特例,而不是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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