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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汪晖 别求新声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时间:2010717

地点: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大学堂三号厅

 

戴锦华(会议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

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种规模和级别的大型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主席,我也不常做“主席”,所以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对今日学术的思考。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面对众多的多学科的学者,我所说的难免班门弄斧。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的年代——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有一个说法,现在已变得有些“恶俗”了,——“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问题意识”,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的命题。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方法、使用何种的语言,选择哪些的径路,这些已变得相当急迫。

    大家在如此酷夏,来到如此炎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时分担着一份深刻的焦虑。

    很多年没有出席过如此规模的同仁学术会议了,八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并不罕见,这些年来,我们经历着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规范、深刻学术生产的同时,也建筑了学科壁垒。今天这样的议题宽泛、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是希望能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了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有利于我们共同的、对真理的追求。

    多余的话说完了,接下来的讨论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

 

主持人: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思想世界,这篇文章首先在台湾发表,在此我只是把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後30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與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以及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認識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早已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這正是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我个人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或許應該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透過思想與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設法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挖掘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地視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源论”为依归,将思想化約是“他為的存在”,这两種立場各异,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历史动力的遮蔽。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汪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而是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分析。这样的一种提問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历史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提问方式或許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的重要,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面臨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挪用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从而有时不自觉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一种过度全称性的抽象化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括性的推论。

    汪晖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這個問題意識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思想纷然雜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提出了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也隨著轉變。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時依然停留在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只是属于從作品所呈現的内容层次上来立论,可是他以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研究五四运动,則是将先前的“个人一致性”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将问题的核心轉而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汪晖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以此作为框架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

    以“一致性”所開啟的“同一性”问题架构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先于“是”,“是的本身”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何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認為汪晖思想中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與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