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篇曾长期被忽视，但晚近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的文章。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这也是他在1904年访美后的成果，而且主题也相互关联。此文主要从宗教组织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伦理的可能性，有人误以为韦伯此文与《新教伦理》中的看法相矛盾，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二者互为补充，忽视这一点，也很容易导致对《新教伦理》一书产生误解。韦伯在去世前不久编订的最后著作《宗教社会学文集》中，就将《新教伦理》和《新教教派》并列放在第一部分，可见在韦伯心目中，这两文是具有同等重要位置的。过去对于韦伯的学说，曾有精神因素和制度因素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向，但此文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上，韦伯从一开始就是双向思考的。这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韦伯的学说。此文迄今只有唯一的一个英译本，收入斯蒂芬•凯尔伯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译本之中，笔者因此将凯尔伯格所作全书〈导论〉中关于此文背景介绍的一节也译出（但删去了一些无关的注），以便于读者更好理解韦伯此文。关于韦伯此文的翻译，有两点需要说明：（1）原文注解体例不统一，除尾注外还有部分脚注，笔者将其统一为尾注形式，部分次序也作了相应调整；（2）韦伯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术语及专名，一般人殊难理解，笔者视乎必要在文中以[注-]的形式加以解释。另外，香港浸会大学宗教系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在此文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宝贵帮助，谨此致谢。
英译本导言：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
作者：斯蒂芬•凯尔伯格（Stephen Kalberg）
本书中重印的“教派”一文（页127-48）是写于韦伯从美国返回德国后不久。以简写形式在1906年的两份报纸发表2，他现在试图让更多德国听众接触到他。通过1904年与美国近距离接触[得到]的看法，韦伯希望对德国流行的种种陈词滥调作一番影响。
“教派”一文更没有《新教伦理》那么学术化。此文通过在美国中西部、南部、中大西洋各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旅行，反映了韦伯敏锐的社会观察，不过其笔调没有那么正式。尽管如此，他轻快的评论并不应被视为仅仅是要提供碎片式的“美国生活印象”。相反，韦伯通过对美国清教信仰在其起源250年后的命运，向他的读者进行了追溯。
一方面，《新教伦理》提供了一个对具有特定宗教教义的信仰者的历史调查，也通过对救赎的研究俯瞰了虔诚的内在心理动力与焦虑，还详细描绘了支配美国、英格兰、荷兰和德国十七、十八世纪经济行动之信仰和牧师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教派”一文则在二十世纪的开端考察了美国禁欲新教主义对社会群体的影响。韦伯涉及了团体成员资格之获得与丧失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还有它们与禁欲新教对工作与经济行动的影响之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精神现在甚至比福兰克林时代更加“入世”，韦伯希望简短地归纳其主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教派”一文补充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讨，以及在有关信仰和行动之关系方面，天主教、路德教和清教之间的差异。因此，本书也将此文收入。
韦伯在“教派”一文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视角，把问题集中于“[美国社会中]一度在所有禁欲主义教派中广为流行的那些条件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幸存物。”韦伯认为，“教派精神”具有多重遗产，它们构成了许多现象的社会学基础，如社会信托、对世俗权威的怀疑态度、自治的实践、还有美国人构筑公民团体的敏捷能力。
在此文中只谈论了教派精神晚近的剩余物。韦伯强调，对于一个人加入某个社会团体的资格要检验其尊严、诚实和好的品质的观念，新教教派是这一观念最初的社会承担者。作为“排他性”的组织，最初的教派只有在纯粹的信仰基础上才允许成员的加入。在作出决定之前，对于成员的道德品质要做严格考察。所以，一个人要是有正派的名声的话，那自然就会拥有成员资格。教派能够对其成员施加直接的社会影响，使他们不至于受诱惑偏离正道，正因为此，教派具有了证明其成员高尚行为的资格。
美国在1904年佩戴其标识所属的世俗俱乐部或社团的徽章与领针，韦伯认为，这些东西和教派成员资格的作用相似，在建立在社会荣誉和个人德性方面吸引着人们。加入某个民间社团甚至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人现在具有了可信赖的资格和“绅士”的角色。事实上，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一个社区里被充分接纳的话，这种成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禁欲新教主义的影响在1904年作为“涉入”和“服务”社区的规范而明显存在，由此，它在遥远的国家和孤独的个体“之间” 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教派精神的这一成就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基础，使美国社会独一无二地偏好创建许多这样的团体。3反过来，在其政治参与文化上和自治方面，这种能力构成其核心要素。
今天，大量的“规则”和各式俱乐部开始部分地承担了宗教共同体的功能。几乎所有对自己考虑的小商人都在其领子上佩戴某种徽章。不过，作为对个人“荣誉”的保证，这种形式的所有原型实际上都是教会共同体。4
对于韦伯来说，“没有人会怀疑清教主义在美国生活方式上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勾画出美国社会图景的这些特质，韦伯希望向德国普遍持有的那些陈腐之见挑战，并在更广的意义上，向德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共同观感挑战。在欧洲这样一种信念广为流行：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将个人从“共同体”（Gemeinschaft）中割裂开来，使他们飘浮不定，并将其与“社会” （Gesellschaft）的其他人[的联系]切断。没有了活生生的社会联系，人们无目的地飘荡，就像“原子”一样互不联系。对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来说，这种情况导致了社会的反常和自杀率的提高。另外有些人谈到了现代生活的“匿名”（anonymity）。
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样看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一定是由一群缺乏个性、与他人缺乏非市场式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沙堆”（Sandhaufen）。韦伯注意到美国中有组成社团的广泛倾向，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源于（由其独一无二的宗教传统而来的）成员资格，因此韦伯希望向欧洲人的这种陈腐观念径直挑战。此外，作为一个注重具体事实而非普遍“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韦伯希望可以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共同经验之外，另外找出，现代国家是如何作为系于宗教的特定历史遗产之结果而变迁的。通过对不同具体事实的分析，韦伯认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自身的道路。对于他的德国同胞而言，韦伯希望告诉他们，尽管德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原子化”社会抱有梦魇般的情结，但是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是别的，它部分地就是源于德国的特定历史与文化力量的聚合。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5
马克斯•韦伯
在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这种原则被执行得很严格，以至于没有一个公认的官方宗教，对于国家来说，甚至要求公民接受某一种派别[的宗教]也被认为是违法的。对于宗教组织和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之原则6，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其重要性。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仅仅在25年前， “无教派归属感者”的数量估计不过6%左右而已7；事实还在于，美国没有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为了赋予某一特权教会以归属感而给予它们高额的有效[国家]补贴，而且美国同时接受了大批的移民进入。
此外还应当看到，在美国教会的归属感与德国比起来，带有更多地经济上的负担，尤其是对穷人而言。已公开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埃瑞（Erie）湖的一座基本上完全由德国伐木工移民构成的城里，我个人听到了许多关于在圣会中这种负担的例子。以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计的话，他们出于宗教目的的定期奉献几乎为每年80美元。每个人都知道，在德国，甚至只要有这样一笔数字的一小部分，都将会导致教会信众大批流失。但是非常不同的是，在美国十五年到二十年前都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最近越来越欧洲化以前，在所有没有充斥欧洲移民的地方，这种紧密的教会意识都是随处可见的。8 每一个以前的旅行者都指出，在美国正式的教会意识[的存在]是无可质疑的，和最近几十年比起来，以前还要远为强烈得多。我们在此对于这种情况的某一方面表示了特殊的兴趣。
仅仅一代人前，当商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并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你属于哪一个教会？”这个问题被一种并不鲁莽且看来适当的方式问出，但是它肯定不会被随意地问。在纽约的双子城布鲁克林，这一老传统仍以相当大的程度被保持着，而且在那些越少受到移民影响的地方，这一情况就越突出。这一问题使人们想起了典型的苏格兰客餐（table d’h?te），四分之一世纪前，那儿的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女士问你，“你今天参加了什么侍奉？”或者，要是那些欧陆人作为最年长的客人而出现，且碰巧坐在最前方的凳子上的话，侍者在端着汤过来时将会请求他，“先生，请[领我们]祈祷。”在Portree（Skye）这个地方，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说法，只有这样说，“我是一个Badishe（注-德国南部地名）国教会（Landeskirche）的成员，在这里没有看到我的教会的聚会。”那位小姐对这个回答很高兴也很满意，“哦，除了他本人的派别，他不参加任何侍奉。”
如果人们对于美国的这一情况观察得更真切得话，他会很容易看到，在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中总是要牵扯到宗教归属的问题，这两种生活是需要持久而信任的关系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美国政府并不介入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
首先，[自1904年来]一些个人观察也许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在一段临近印第安区域的铁路形成中，该作者坐在一位旅行的“殡葬所硬件”（即墓碑上的铁字母）商人旁边，偶然提及了依然非常强烈的教会意识。于是该商人这样说，“先生，在我们这里，只要他喜欢，每一个人都可以信或不信；可是如果我要看到一个农夫或商人根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话，我会连五十美分都不借给他的。如果他什么都不相信，那凭什么相信他会还钱给我？”这里的动机有一点儿模糊。
从一个德国出生的鼻喉专家的故事那里，问题会更为清楚一些，他在俄亥俄河边的一座城市里开业，他向我说了他的第一位病人就诊的事情。应医生的要求，他躺在沙发上，接受鼻探测器的检查。病人一站起来就庄严地作出强调，“先生，我是某某大街某某浸信会的成员。”医生很困惑，这对鼻子的病和他的诊断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他谨慎地从一个美国同僚那里打听。这位同僚微笑着告诉他，病人对自己教会的陈述仅仅意在告诉他：“不必担心费用。”但是为什么要说得这么精确呢？或许这从第三个事件中可获得更明白的理解。
在十月份一个美丽晴朗的星期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参建了一个浸信会的浸礼仪式。我同几个亲戚在一起，他们是来自几英里外北卡罗林纳州M县偏僻地带的工人。浸礼在一个池塘里举行，池塘是由出自蓝脊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的一条小河注成的，老远就可以看见。天气很冷，夜晚还会结冰。大群的农民家庭都围站在山坡之上；他们坐在自己的轻型两轮小马车中，有的来自邻近，有的则来自大老远。
穿着黑袍的布道者齐腰深地站在塘里。经过了不同的准备后，大约男女各十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池塘中，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后就被完全浸入水中，妇女扶着牧者的手。他们起来之后，穿着湿衣服直哆嗦，然后步出池塘，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出“祝贺”。他们很快被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返回家中。我的一个亲戚[对此]这样评论，“信仰提供的无穷保护可以防止打喷嚏。另一个亲戚站在我身边的亲戚，按照德国传统来看是无教会的，他看着，鄙夷地向上唾了一口。他冲一个受浸者说，“喂，比尔，那水不冷吗？”回答是异常热情的，“杰夫，我心里有一些火热的地方（地狱吗！），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在为一位年轻人受浸时，我的亲戚大为吃惊。
“看呐，那家伙，”他嚷道，“我向你提过。”
浸礼结束后我问他时，他说，“为什么你希望那个人会受浸？他想在M县开银行。”
“在他周围难道不是有许多浸信会徒可能做他的客户吗？”
不全是这样的，一旦受浸，他就会获得整个地区的资助，他将会在竞争中压倒每一个人的。”
在接下来关于“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问题中，产生了下面的结论：本地浸信会的接纳只会导致接下来最谨慎的“审查”，然后会细致调查直到你的孩提时代的行为（疯狂行为？经常上酒店？跳舞？看戏？打牌？过早出现债务？其他的荒淫行为？）。圣会仍然是严格坚持宗教传统的。
圣会的接纳被认为是一位绅士道德素质的绝对保证，尤其是那些商业活动中所要求的素质。浸信会把整个地区的存款都系于个人，并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给予他无限的信任。他是一个“被造的人”。进一步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些，至少情况是很相近的，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属于循道宗、浸信会或其它宗派，或者类似的非国教徒秘会的成员才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当一个宗派成员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他是一个流动商贩时，他身上负有他所属圣会的委任状；这样他会发现不仅与宗派[其他]成员能容易地接触，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寻得信任。如果他本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没有舞弊行为，那该宗派就会替他安排事务，向债权人[替他]作担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帮助他，其根据一般都来自圣经的律令，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 [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5）
债权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方所属的宗派为了自己的威望，不会让债权人在代表该宗派的成员那里遭受损失；不过这一切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良好声誉的宗派只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成员：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使他们获得了道德声誉的保证。
至关重要的是，宗派成员的身份就意味着一份道德素质的保证书，尤其是对个人的商业道德而言。与那些一个人“天生”就是其成员并被赋予超越义和不义之类荣耀的 “教会”相比，这一点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荣耀、管理宗教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个捐款基金会那样。仅仅从原则上而言，教会的归属感是义务性的，对于成员的素质它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过，一个宗派是一个自愿者组成的团体，它的成员原则上只包括那些宗教和道德上合乎规范的人。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成员资格在经过宗教上的审查之后，得到自动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该宗派。在美国，这种选择[的效果]经常被那些竞争性宗派导致的灵魂改宗而强烈地抵消――这部分的是强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质利益所影响，这当然也确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所以，在各个竞争性的教派之间，也经常存在着限制改宗的联合协议。这种协议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个人已经离了婚，可是其婚姻从宗教观点来看是无效的，为了防止这种人[钻空子]轻易结婚，就会制定那样的协议。那些较容易再婚的宗教组织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些浸信会团体据说有时候在这方面比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则以其严格规定而受到称赞。不过据说这种立场也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成员减少。
如果因为道德上的过错而导致被所在宗派开除，这将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信誉，社会上丧失其地
英译本导言：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
作者：斯蒂芬•凯尔伯格（Stephen Kalberg）
本书中重印的“教派”一文（页127-48）是写于韦伯从美国返回德国后不久。以简写形式在1906年的两份报纸发表2，他现在试图让更多德国听众接触到他。通过1904年与美国近距离接触[得到]的看法，韦伯希望对德国流行的种种陈词滥调作一番影响。
“教派”一文更没有《新教伦理》那么学术化。此文通过在美国中西部、南部、中大西洋各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旅行，反映了韦伯敏锐的社会观察，不过其笔调没有那么正式。尽管如此，他轻快的评论并不应被视为仅仅是要提供碎片式的“美国生活印象”。相反，韦伯通过对美国清教信仰在其起源250年后的命运，向他的读者进行了追溯。
一方面，《新教伦理》提供了一个对具有特定宗教教义的信仰者的历史调查，也通过对救赎的研究俯瞰了虔诚的内在心理动力与焦虑，还详细描绘了支配美国、英格兰、荷兰和德国十七、十八世纪经济行动之信仰和牧师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教派”一文则在二十世纪的开端考察了美国禁欲新教主义对社会群体的影响。韦伯涉及了团体成员资格之获得与丧失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还有它们与禁欲新教对工作与经济行动的影响之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精神现在甚至比福兰克林时代更加“入世”，韦伯希望简短地归纳其主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教派”一文补充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讨，以及在有关信仰和行动之关系方面，天主教、路德教和清教之间的差异。因此，本书也将此文收入。
韦伯在“教派”一文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视角，把问题集中于“[美国社会中]一度在所有禁欲主义教派中广为流行的那些条件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幸存物。”韦伯认为，“教派精神”具有多重遗产，它们构成了许多现象的社会学基础，如社会信托、对世俗权威的怀疑态度、自治的实践、还有美国人构筑公民团体的敏捷能力。
在此文中只谈论了教派精神晚近的剩余物。韦伯强调，对于一个人加入某个社会团体的资格要检验其尊严、诚实和好的品质的观念，新教教派是这一观念最初的社会承担者。作为“排他性”的组织，最初的教派只有在纯粹的信仰基础上才允许成员的加入。在作出决定之前，对于成员的道德品质要做严格考察。所以，一个人要是有正派的名声的话，那自然就会拥有成员资格。教派能够对其成员施加直接的社会影响，使他们不至于受诱惑偏离正道，正因为此，教派具有了证明其成员高尚行为的资格。
美国在1904年佩戴其标识所属的世俗俱乐部或社团的徽章与领针，韦伯认为，这些东西和教派成员资格的作用相似，在建立在社会荣誉和个人德性方面吸引着人们。加入某个民间社团甚至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人现在具有了可信赖的资格和“绅士”的角色。事实上，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一个社区里被充分接纳的话，这种成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禁欲新教主义的影响在1904年作为“涉入”和“服务”社区的规范而明显存在，由此，它在遥远的国家和孤独的个体“之间” 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教派精神的这一成就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基础，使美国社会独一无二地偏好创建许多这样的团体。3反过来，在其政治参与文化上和自治方面，这种能力构成其核心要素。
今天，大量的“规则”和各式俱乐部开始部分地承担了宗教共同体的功能。几乎所有对自己考虑的小商人都在其领子上佩戴某种徽章。不过，作为对个人“荣誉”的保证，这种形式的所有原型实际上都是教会共同体。4
对于韦伯来说，“没有人会怀疑清教主义在美国生活方式上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勾画出美国社会图景的这些特质，韦伯希望向德国普遍持有的那些陈腐之见挑战，并在更广的意义上，向德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共同观感挑战。在欧洲这样一种信念广为流行：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将个人从“共同体”（Gemeinschaft）中割裂开来，使他们飘浮不定，并将其与“社会” （Gesellschaft）的其他人[的联系]切断。没有了活生生的社会联系，人们无目的地飘荡，就像“原子”一样互不联系。对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来说，这种情况导致了社会的反常和自杀率的提高。另外有些人谈到了现代生活的“匿名”（anonymity）。
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样看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一定是由一群缺乏个性、与他人缺乏非市场式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沙堆”（Sandhaufen）。韦伯注意到美国中有组成社团的广泛倾向，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源于（由其独一无二的宗教传统而来的）成员资格，因此韦伯希望向欧洲人的这种陈腐观念径直挑战。此外，作为一个注重具体事实而非普遍“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韦伯希望可以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共同经验之外，另外找出，现代国家是如何作为系于宗教的特定历史遗产之结果而变迁的。通过对不同具体事实的分析，韦伯认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自身的道路。对于他的德国同胞而言，韦伯希望告诉他们，尽管德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原子化”社会抱有梦魇般的情结，但是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是别的，它部分地就是源于德国的特定历史与文化力量的聚合。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5
马克斯•韦伯
在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这种原则被执行得很严格，以至于没有一个公认的官方宗教，对于国家来说，甚至要求公民接受某一种派别[的宗教]也被认为是违法的。对于宗教组织和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之原则6，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其重要性。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仅仅在25年前， “无教派归属感者”的数量估计不过6%左右而已7；事实还在于，美国没有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为了赋予某一特权教会以归属感而给予它们高额的有效[国家]补贴，而且美国同时接受了大批的移民进入。
此外还应当看到，在美国教会的归属感与德国比起来，带有更多地经济上的负担，尤其是对穷人而言。已公开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埃瑞（Erie）湖的一座基本上完全由德国伐木工移民构成的城里，我个人听到了许多关于在圣会中这种负担的例子。以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计的话，他们出于宗教目的的定期奉献几乎为每年80美元。每个人都知道，在德国，甚至只要有这样一笔数字的一小部分，都将会导致教会信众大批流失。但是非常不同的是，在美国十五年到二十年前都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最近越来越欧洲化以前，在所有没有充斥欧洲移民的地方，这种紧密的教会意识都是随处可见的。8 每一个以前的旅行者都指出，在美国正式的教会意识[的存在]是无可质疑的，和最近几十年比起来，以前还要远为强烈得多。我们在此对于这种情况的某一方面表示了特殊的兴趣。
仅仅一代人前，当商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并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你属于哪一个教会？”这个问题被一种并不鲁莽且看来适当的方式问出，但是它肯定不会被随意地问。在纽约的双子城布鲁克林，这一老传统仍以相当大的程度被保持着，而且在那些越少受到移民影响的地方，这一情况就越突出。这一问题使人们想起了典型的苏格兰客餐（table d’h?te），四分之一世纪前，那儿的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女士问你，“你今天参加了什么侍奉？”或者，要是那些欧陆人作为最年长的客人而出现，且碰巧坐在最前方的凳子上的话，侍者在端着汤过来时将会请求他，“先生，请[领我们]祈祷。”在Portree（Skye）这个地方，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说法，只有这样说，“我是一个Badishe（注-德国南部地名）国教会（Landeskirche）的成员，在这里没有看到我的教会的聚会。”那位小姐对这个回答很高兴也很满意，“哦，除了他本人的派别，他不参加任何侍奉。”
如果人们对于美国的这一情况观察得更真切得话，他会很容易看到，在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中总是要牵扯到宗教归属的问题，这两种生活是需要持久而信任的关系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美国政府并不介入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
首先，[自1904年来]一些个人观察也许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在一段临近印第安区域的铁路形成中，该作者坐在一位旅行的“殡葬所硬件”（即墓碑上的铁字母）商人旁边，偶然提及了依然非常强烈的教会意识。于是该商人这样说，“先生，在我们这里，只要他喜欢，每一个人都可以信或不信；可是如果我要看到一个农夫或商人根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话，我会连五十美分都不借给他的。如果他什么都不相信，那凭什么相信他会还钱给我？”这里的动机有一点儿模糊。
从一个德国出生的鼻喉专家的故事那里，问题会更为清楚一些，他在俄亥俄河边的一座城市里开业，他向我说了他的第一位病人就诊的事情。应医生的要求，他躺在沙发上，接受鼻探测器的检查。病人一站起来就庄严地作出强调，“先生，我是某某大街某某浸信会的成员。”医生很困惑，这对鼻子的病和他的诊断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他谨慎地从一个美国同僚那里打听。这位同僚微笑着告诉他，病人对自己教会的陈述仅仅意在告诉他：“不必担心费用。”但是为什么要说得这么精确呢？或许这从第三个事件中可获得更明白的理解。
在十月份一个美丽晴朗的星期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参建了一个浸信会的浸礼仪式。我同几个亲戚在一起，他们是来自几英里外北卡罗林纳州M县偏僻地带的工人。浸礼在一个池塘里举行，池塘是由出自蓝脊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的一条小河注成的，老远就可以看见。天气很冷，夜晚还会结冰。大群的农民家庭都围站在山坡之上；他们坐在自己的轻型两轮小马车中，有的来自邻近，有的则来自大老远。
穿着黑袍的布道者齐腰深地站在塘里。经过了不同的准备后，大约男女各十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池塘中，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后就被完全浸入水中，妇女扶着牧者的手。他们起来之后，穿着湿衣服直哆嗦，然后步出池塘，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出“祝贺”。他们很快被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返回家中。我的一个亲戚[对此]这样评论，“信仰提供的无穷保护可以防止打喷嚏。另一个亲戚站在我身边的亲戚，按照德国传统来看是无教会的，他看着，鄙夷地向上唾了一口。他冲一个受浸者说，“喂，比尔，那水不冷吗？”回答是异常热情的，“杰夫，我心里有一些火热的地方（地狱吗！），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在为一位年轻人受浸时，我的亲戚大为吃惊。
“看呐，那家伙，”他嚷道，“我向你提过。”
浸礼结束后我问他时，他说，“为什么你希望那个人会受浸？他想在M县开银行。”
“在他周围难道不是有许多浸信会徒可能做他的客户吗？”
不全是这样的，一旦受浸，他就会获得整个地区的资助，他将会在竞争中压倒每一个人的。”
在接下来关于“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问题中，产生了下面的结论：本地浸信会的接纳只会导致接下来最谨慎的“审查”，然后会细致调查直到你的孩提时代的行为（疯狂行为？经常上酒店？跳舞？看戏？打牌？过早出现债务？其他的荒淫行为？）。圣会仍然是严格坚持宗教传统的。
圣会的接纳被认为是一位绅士道德素质的绝对保证，尤其是那些商业活动中所要求的素质。浸信会把整个地区的存款都系于个人，并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给予他无限的信任。他是一个“被造的人”。进一步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些，至少情况是很相近的，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属于循道宗、浸信会或其它宗派，或者类似的非国教徒秘会的成员才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当一个宗派成员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他是一个流动商贩时，他身上负有他所属圣会的委任状；这样他会发现不仅与宗派[其他]成员能容易地接触，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寻得信任。如果他本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没有舞弊行为，那该宗派就会替他安排事务，向债权人[替他]作担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帮助他，其根据一般都来自圣经的律令，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 [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5）
债权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方所属的宗派为了自己的威望，不会让债权人在代表该宗派的成员那里遭受损失；不过这一切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良好声誉的宗派只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成员：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使他们获得了道德声誉的保证。
至关重要的是，宗派成员的身份就意味着一份道德素质的保证书，尤其是对个人的商业道德而言。与那些一个人“天生”就是其成员并被赋予超越义和不义之类荣耀的 “教会”相比，这一点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荣耀、管理宗教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个捐款基金会那样。仅仅从原则上而言，教会的归属感是义务性的，对于成员的素质它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过，一个宗派是一个自愿者组成的团体，它的成员原则上只包括那些宗教和道德上合乎规范的人。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成员资格在经过宗教上的审查之后，得到自动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该宗派。在美国，这种选择[的效果]经常被那些竞争性宗派导致的灵魂改宗而强烈地抵消――这部分的是强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质利益所影响，这当然也确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所以，在各个竞争性的教派之间，也经常存在着限制改宗的联合协议。这种协议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个人已经离了婚，可是其婚姻从宗教观点来看是无效的，为了防止这种人[钻空子]轻易结婚，就会制定那样的协议。那些较容易再婚的宗教组织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些浸信会团体据说有时候在这方面比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则以其严格规定而受到称赞。不过据说这种立场也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成员减少。
如果因为道德上的过错而导致被所在宗派开除，这将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信誉，社会上丧失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