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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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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刚
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Kansas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1迄今(教授2002)

补充资料赵刚邱士杰卡维波吴清雅批评的吴叡人文章《贱民宣言》


贱民宣言-或者,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吴叡人

[Pariah Manifesto, or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aiwanese Tragedy]

「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经形成国家的民族才值得我们关心。」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义》

「历史是一场我想要从中醒过来的恶梦。」

-Stephen Dedalus, in James Joyce, Ulysses

I

帝国主义时代,强权夹缝中的弱小民族的出路是民族自决。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的民族自决浪潮造就今日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然而这是一个矛盾、伪善而保守的体系。它在帝国强制划定的边界之内宣告民族独立。它揭橥普遍的原则,却从事选择性的实践。它诞生于帝国之瓦解,却护卫现存的国家边界。二次战后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因此并非民族主义(nationalism)原则的实现,而是国家主义(statism)理念的扩散。所谓The United Nations不是捍卫全人类永久和平的自发性民族邦联,而是垄断国家形成权,维持现实权力平衡的主权国家加特尔组织(cartel of sovereign states)。

当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内部的权力分布极不平均,然而所有成员国享有形式的平等,因此小国得以在设定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国家的合纵连横,以逃避或缓和来自大国或强权的压力。这是前一波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的遗泽:它没有完成民族解放的目标,但它赋予了部分弱小民族以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使这些弱小民族得以运用主权国家的保护壳,持续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与此相对,未能在反殖民民族主义浪潮中建立自己国家的弱小民族,则大多被永久排除于当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无路可出。当新帝国以民族国家形式借尸还魂,并以「民族或解放之名」对这些「历史领土」或「无主地」虎视眈眈的今日,他们只有受困、挣扎、坐以待毙,或者盲目等待某种历史偶然的发生-比方说,帝国的突然崩解。

在帝国夹缝中,弱小者试图反抗:有国家者合纵连横以寻找出路,无国家者,或者有国家而不受主权国家体系承认者,则孤立无援饱受羞辱。在帝国夹缝中,不同型态的弱小者民族主义正在发荣滋长、方兴未艾。奴隶还在反叛,理性尚未完成,然而帝国的主宰者们却忙着宣告历史的终结-这就是当代台湾悲剧的世界史根源。

II

彷佛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当代东北亚也是潜伏着民族主义冲突与民族国家对峙的危险地带。三重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当代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格局:未完成的区域性民族解放工程,逐渐丧失平衡的多极体系地缘政治结构,以及不平均的资本全球化。

III

 

首先,东北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运动尚未完成。当代东北亚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长期交锋的产物,它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后半的一个半世纪之间。在西方帝国主义压境下,日本以官方民族主义的形式率先于1870年代完成民族国家之转化,并向周边地区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试图取代倾颓的中华帝国。1945年战败,帝国解体,日本本国在 1945-52年之间沦为盟军占领地。在美国主导的外来统治下,日本被强制赋予和平宪法,剥夺军备权,并且纳入旧金山和约体制,成为实质上的美国附庸。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才开始由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然而它必须经历半世纪的反帝群众民族主义与战争动员,直到1949年才在中国本土完成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尽管如此,中国在冷战时期始终被美国围堵在东亚大陆,壮志难伸,也未能完成兼并台湾之目标。在韩国,从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化的胎动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但是现代韩国民族意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期的反日民族主义动员过程中成熟的。然而统一的民族意识并未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韩半岛分别为美、苏占领,1948年,南、北韩分别在美、苏主导下各自建国。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在1920年代激发了最初的台湾民族主义,但是1945年的强制领土移转,以及1949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建立流亡的中华民国政权,限制了台湾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讽刺的是,历经半世纪无母国的殖民统治,以及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之后,流亡的中华民国逐步本土化,形成「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折衷形式的领土国家。

从民族主义观点而言,东北亚地区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国家形成处于一种受挫的,未完成的状态。中国民族主义强烈渴求修补受伤的尊严,恢复帝国时代的荣耀,并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后工程-「收复」台湾。日本民族主义渴望摆脱美国附庸地位,洗刷侵略者污名,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国防力量,以及与其经济实力相称之政治地位的「正常国家」。韩国民族主义渴望完成两韩统一之悲愿,以迈向区域强权之路。台湾则在日益成熟的民族国家意识驱动下,努力追求成为被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接纳的「正常国家」。有如十九世纪末叶欧洲的integral nationalism时代一般,二十一世纪初期东北亚的民族主义者们依然热血沸腾,因为受挫的梦想必须完成,受压抑的热情必须宣泄。这些受挫的热情指向一个共同主题-国家正常化,然而各国国家正常化的目标之间充满或隐或显,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冲突。东北亚民族主义者们相互猜忌、彼此掣肘,我们依旧走在历史的正午,惊惧地等待暴力的发生。

IV

其次,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正在逐步诱发帝国的冲突。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日益壮大,正在将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由九○年代的平衡多极体系,转化为不稳定、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换言之,日益壮大的中国势将寻求区域霸权的地位,而潜在性区域霸权的出现,已经开始引发新一波的合纵连横。为防制中国成为东北亚霸权,美国与日本正在逐步强化军事同盟,并且收编台湾。为逃避中国之兴起,台湾寻求加入美日同盟,或者成为其附庸。为抗拒美国对东北亚乃至韩半岛的干预,韩国选择与新兴中国结盟之策略。战略学者John Mearsheimer 的「攻击性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主张,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迫使无攻击意图的强国必须选择以攻击作为防御。当代东北亚不稳定的多极体系,正在逐步诱导美、中两强进行对彼此先制攻击之准备,并且也逐步将周边邻国卷入这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冲突之中。

V

第三,不平均的资本全球化扩张,导致全球规模的资源、财富与权力之不平等分配,以及位处边陲的新兴国家之发展困境,从而刺激了边陲对中心的反弹。边陲对中心反弹的主要型态,就是民族主义。边陲的后殖民民族主义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方面,边陲地区的政治菁英必须运用官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制约外来资本,以进行本地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整合:另一方面,边陲地区的群众也经常动员民族主义与本土文化符号,由下而上地向国家要求政治参与、经济重分配与社会正义。尽管面临菁英操控与民粹主义之风险,民族主义依旧是后殖民边陲合法性最高,最具有群众基础之意识型态。以韩国、新加坡,以及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泰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就是后殖民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面对日益扩张深化的资本全球化,发展型后殖民民族主义并未退缩:它的典型策略是,将全球化论述「挪用」为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

VI

东北亚的当代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以及帝国的年代:长期受压抑的区域性民族主义能量等待宣泄,新帝国扩张引来旧帝国干预,傲慢的资本全球化入侵激发了在地的官方与群众性民族主义。在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格局下,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仍然是权力平衡的古典现实主义原则。帝国强权彼此猜忌,各自结盟,并且不时裹胁弱小,作为争霸的棋子。小国的选择,只有与不同帝国强权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或者接受裹胁、兼并、支配。在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格局下,小国没有逃离帝国强权掌握的选择。

这是国际政治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不因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更不因观念论者的理论建构而改变。竹内好理想化「中国」与「亚细亚」的目的在重构日本民族主义-所谓「正常」或「健全」的日本民族主义,而当代东北亚各国的新亚细亚主义或「东亚」论述的目的则是在重构各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基础,以为某种相对进步的区域主义或民族国家结盟形式铺路-比方说,以抛弃历史恩怨的中、日、韩三国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无论是竹内好,或者部分源于竹内好的当代新亚细亚主义,都是进步民族主义的变形。这些战后亚细亚主义的目的在驯服,而非扬弃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挑战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对国家形成权的垄断,也无法超越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原则。这就是为何在种种战后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中,我们从来就找不到台湾的位置:因为台湾甚至还没有取得参加这场进步游戏的资格-主权国家的身分(sovereign statehood)。然而只要中国不放弃想要领有台湾的复国主义(irredentism)主张,台湾就不可能取得主权国家资格,也就不会有机会参与任何形式的东亚共同体。包容的亚细亚主义理想,终究必须迁就强权政治的现实,而成为另一个排除弱者,乃至可能合理化未来帝国扩张的意识型态。就此而言,当代亚细亚主义甚至不如八十年前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因为孙文「济弱扶倾」的主张同时挑战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以及主权国家原则。无论如何,唯思想主义(intellectual-ism)不能解决盘根错节的历史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终究必须回到政治领域中寻找答案。早在近三十年前,海外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就已经提出这个锐利的洞见了。

VII

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没有唯思想主义的答案。在东北亚民族主义格局下,新帝国呼之欲出,旧帝国盘桓不去,而小国或者在夹缝中机会主义地合纵连横,等待变成另一个大国,或者根本无路可出,坐困愁城。而不论是帝国强权的争霸,或者弱小国家的求生,都在日益一日地强化彼此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东北亚近代史遗留下来的政治难题,它是多重因素汇聚形成的结构性难局,没有唯思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否则康德早在 212年前的〈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的考察〉(1795)中就为我们预先提出解答了。

VIII

帝国夹缝中的弱小者没有逃离帝国的选择。已经掌握主权国家形式的小国,「如蛇蝎般精明,如鸽子般温驯」地周旋于帝国强权之间,远交近攻,有时尚且热烈扮演帝国的打手与看门人,防止被帝国挟制的更弱小者夺路逃生。那些尚未拥有主权国家形成,或者拥有但却不被主权国家体系承认的更弱小者,则甚至没有与帝国周旋谈判结盟的本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的命运是被帝国挟持,成为帝国争霸的棋子。他们的民族生命史是他律的、外部决定的。他们的民族主义原本就是帝国争霸,连续殖民的偶然产物,而他们的民主则是挣脱他律宿命,追求自主的谦逊渴望。然而当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未完成而且不可完成的,他们透过「每日举行的公民投票」建构的民主必须是不完整而且不可完整的,因为完成的民族主义追求自己的主权民族国家,完整的民主追求自我决定的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而这将破坏区域的权力平衡,干扰帝国争霸的布局。当代帝国主义者称呼此种未完成而不可完成的弱小民族困境为「现状」(status quo)。必须理解的是,当代帝国主义者未必是天生的恶棍-他们是结构性诱因下的扩张主义者。俾斯麦说,普鲁士必须「打垮那些波兰人,直到他们丧失一切希望,倒地死亡;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生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消灭他们。」对的,帝国夹缝中的弱小民族,或者被裹胁成为争霸的棋子,或者在与自己无关的争霸过程中被获胜的帝国吞噬。这是结构性的存在悲剧:没有好人坏人,超越善与恶之外,由强者与弱者共同演出的「无路可出」(huis clos)的悲剧。

Formosissima Formosa !─从在世界史现身的那一刻起,是否台湾就注定扮演那美丽而徒劳的受困者,永恒的贱民?

IX

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之一是,作为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贱民阶级之一员,我们和所有其他被排除的贱民之存在,见证了国际政治中牢不可破的现实主义真理,以及所有无视于这些贱民处境的理想主义宣称与道德教条之伪善。做为台湾人,我们不得不是结构性的怀疑主义者。我们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价值。

X

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之二是,结构性的怀疑主义并不导致虚无主义;相反的,怀疑主义导致一种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欲望-不是希望,而是生存欲望。不只如此,那种生存欲望不是醺然的,而是疼痛而清醒的,不是超越的,而是现世的。贱民时刻承受的羞辱践踏使他疼痛,疼痛却使他保持清醒。贱民永远面临的毁灭阴影使他渴望生命、渴望存在,存在于这个残酷、无意义的、荒谬的,然而又如此美丽的现世。这种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欲望,是一种向无意义的残酷现世要求意义,要求承认的欲望,那是贱民追求「自由」的形式。

「正因这条道路受到阻碍,我们才要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Cahiers, Albert Camus)。是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尽管世界放逐了我们,我们却更执拗地面向世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唯一的世界。

XI

贱民的困境强迫成就了道德的民族,然而困境的道德意义不会终结困境,道德主义也不会解放贱民。在帝国强权眼中,贱民困境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它属于某种悲剧美学的范畴:「旁观那必然毁灭的命运,我们优雅地轻叹,我们世故的灵魂获得净化。啊贱民的悲剧,救赎了帝国的堕落......」

那么,贱民自己又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救赎?

XII

悲剧的命运需要悲剧式的救赎启示-比方说,艾斯奇勒斯的〈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远古人类能预知自己必然的毁灭,而这使他痛苦而绝望。为了救治预知死亡的痛苦之病,普罗米修斯给了人类两个礼物:盲目的希望与火。盲目的希望使人类不再预见死亡,火则带来技艺,而技艺将人类带离不见天日的洞穴,使人拥有理性,成为自己的主宰。然而这是不完整的理性,不彻底的救赎。艾斯奇勒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写道:「技艺远比必然脆弱」-完整的理性如阳光般彰显真实,然而出了洞穴的人类只能在星光之下,勉强辨识,但却无法洞察生命之真相。人类的代表伊娥诉说,如今她更加痛苦,却又不知痛苦的根源,她向普罗米修斯要求第二次的救赎。被捆缚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预言,第二次的,也是真正的救赎来自日后的王者之族,伊娥的第十三代子孙。他们将从对普罗米修斯预言的记忆之中觉醒,学会德行、礼法,并且理解城邦秩序。然后他们会推翻宙斯仰赖强制与暴力的僭政,建立最初的城邦共同体。

XIII

普罗米修斯预言的启示是,悲剧命运的解脱,必须经验两重救赎,两次技艺的传承与修习:第一次是制作的技艺,第二次是城邦的技艺,所谓statecraft。历史早已传给我们制作的技艺,因此我们如此善于制作行商,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治理的技艺。我们必须在政治现实的结构性困境中,修习、砥砺、磨练治理的技艺。我们必须在不公正的世界中,创造一个公正的城邦。然而公正的城邦是否能够带领贱民突破帝国的围堵?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确知的是,公正的城邦是一把火炬,照亮帝国的荒芜与伪善。我们并非天生的良善公民,也不是尊贵的王者之族;是困境迫使我们学习美德与技艺,围堵逼使我们面向世界。被迫向善-这是贱民的道德系谱学,奴隶复仇的另一种型态。

所以贱民所能期待的解放,不是结构性的解放,而是精神的自我强韧,以及尊严的自我修复。还有蓄势,为不可知的未来历史蓄势,当帝国突然崩解,或者当帝国挥军东指..

....

为自由蓄势,或者为有尊严的死亡蓄势。

XIV

「风吹自由心」-南明朱氏的最后血胤在1683年台湾陷落之际写下的绝笔。请容许我将这句诗,献给这个不道德的世界中所有受困的,并因此被迫向善的,坚强而骄傲的贱民。

(2007/8/31深夜初稿成于南港:2007/9/30午后修订于南港,时日光中有风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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