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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

大江健三郎09年10月5日首次访问台湾,参加社科院外文所与中研院合办的大江健三郎学术研讨会,并与莫言、朱天文对话,本文为《联合报》发表的大江在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能够来参加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对生存於当代世界的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既令人兴奋又感激。我收到来自筹画这个活动的一位学者来信,信上说,中国与台湾,也就是海峡两岸的文学研究者们,将齐聚一堂讨论。对「两岸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这样的说法,我深受感动。 

而且,被选为这个研讨会主题的,是一个日本作家。以「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学」这个主题,让我再重述一次,由中国与台湾、海峡两岸的专家们来讨论一个日本人的文学。我已经七十四岁,走过了五十年的文学生涯。我认为这是我漫长的作家生涯中,最光辉荣耀的经验,心中充满了惊喜。 

 

冲绳诉讼案 

 

过去五年来,我是一个案子的被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尽之际,位於海峡两岸的东方,在日本的两个小岛上,岛民被强制集体死亡。三十九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批判:强制他们集体死亡的,正是日本军队。针对这点,悲剧发生时岛上负责的日军守备队长,及另一位已故队长的遗族,提出了诉讼。这两个小岛,一是渡嘉敷(Tokashiki)岛,有329位岛民,另一是座间味(Zamami)岛,共177位岛民,均被强制集体死亡。 

这次由日军强制所造成的集体死亡悲剧,在日本策画复兴超国家主义人士的口中,却美化为殉国之举。而这个诉讼案,正是他们发起的一连串各式各样行动的一部分。此风波的白热化,牵扯到日本的文部省:企图将岛上发生的历史事实,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我正尽全力奋战。 

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跟各位报告这个案子的详情。所以,我只提出一点;这一点引起我自身在文学上的根本反省。主要是一句话,这句话,对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两岸文学家、文学研究者当中,我同辈的人士而言,会直接唤起沉重的记忆;即使是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说,透过现代史的阅读,也应该会带来沉痛的含义。 

这句话就是「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在我每次阅读原告和被告为诉讼准备的书面资料时,都一再撼动著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方才提到的渡嘉敷岛强制集体死亡的现场,这句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尽可能简单陈述一下当时的状况。 

1945年3月27日,美军登陆渡嘉敷岛。当晚,日军对岛上居民发布军令,要他们到北山(Nishiyama)集合,这是日军转移阵地后的军营所在地,居民於是纷纷往山谷移动。就在紧邻的日军军营受到美军密集炮轰时,来自军营的人,向村长下达了指令。村长旋即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三次,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还没死的人,掐家人的脖子、殴打他们的头,杀死他们。总共329人死亡。这次集体死亡的强制行动,由「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声而起,此情此景,在我脑海里种下了恐怖无比的意象。 

那是因为,这句话对当时日本山村里年仅十岁的我而言,也是支配了我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的话语。如果在我的村子里也进行了强制集体死亡,对少年的我来说,那也应该是会让我自愿赴死的话语。这个具有象徵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则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这个象徵性的话语,我於人生最初十年里也曾琅琅上口,至今是否仍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控制力?五十年来我以语言作为事业的重心,如今在恐怕会是我最后的小说中,尝试对此作一个检验。 

 

两种「时代精神」 

 

在日本现代化之始,夏目漱石是近现代文学文化(把视野也延伸到目前为止)的先驱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心》(Kokoro),描写明治时代因天皇之死而告终之际,军人乃木希典和妻子一同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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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主角是个知识分子,横刀夺爱而背叛了朋友,使得朋友自杀,因此「决定过著行尸走肉的生活」。他切断和社会的联系,与妻子二人过著孤独的日子。天皇一死,他却说道:「因天皇而始的明治精神,彷佛也因天皇而终了。」「我强烈地感觉到,深受明治影响的我,此后再继续活下去,毕竟也是跟不上时代的。我很直接地这样告诉妻子。她本来笑著不当一回事,却又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跟我开玩笑说,那就殉死好了。」 

过了数日,乃木大将为天皇殉死。主角说,他几乎忘了在明治以前的封建体制下,君主驾崩之际常有的殉死之事。可是,他却突然说要为「明治精神」殉死,然后也真的死了。 

青年时期我读了《心》这部小说。这位活在当时,却活得和当时的社会毫无关连的知识分子,竟会为了「明治精神」或是「时代精神」而殉死,让我觉得太不自然了。我因此抗拒了漱石。 

这样的我,在冲绳诉讼案中成了被告。兴起诉讼的人,想让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贯穿近代直到战败为止的)超国家主义复活,并且试图干涉现在的中等教育。持续阅读他们支援的原告所准备的书面资料时,我开始思考,对我而言的「时代精神」(相对於漱石的明治而言,可说是「昭和精神」),究竟是什么? 

到1945年的夏天为止,如果我也在冲绳的强制死亡的现场,毫无疑问地,我会是奋勇回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召唤,把手榴弹朝自己引爆的少年。可是后来日本战败,在被占领的状况下过了两年之后,我却成了一个热爱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是相对於超国家主义绝对天皇制的另一个极端。而如今,《宪法》「九条会」为了维护《宪法》的反战、非武装思想,集合了全国近八千个市民团体,我是会员之一。 

於是,回顾我生存的时代,不得不说我是经历了两种「时代精神」的人。那么,在我的文学里,又如何表现这两种「时代精神」?作为散文、评论家时(出发点是《广岛札记》,试图掌握全球核武状况,包括日本人的原爆经验;以及《冲绳札记》,以冲绳岛民在冲绳战中的受害为主,检讨日本的现代化),我一贯的立场是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可是,我的小说又如何? 

当然,我的小说多数描写共享著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精神」的日本青年。而且,为了贴近现实做写实、批判性的描写,我大多聚焦在负面现象上,这是事实。与此同时,我也批判性地描写了,对另一种「时代精神」(到1945年为止的「昭和精神」)并未失去狂热的青年。最典型的是〈十七岁〉(第二部为〈政治少年之死〉,因右派势力的干涉,杜绝了出版社刊登的念头,至今未曾流通)。右派势力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篇小说以暗杀日本社会党领袖的少年为雏形,而且将其戏谑化。当然,作者的意图也确是如此。 

作为一名小说书写者,我回顾至今的作品时,当然可以从中看出,生活在日本战败前的「时代精神」中的自己。而且,为这种「时代精神」或「昭和精神」而死的青少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例如《陛下亲手为我抹去泪水之日》。不过,我从未遭遇到直接针对这篇作品的否定批判,虽然也没有来自右派的正面评价。 

我奋战了五年的冲绳诉讼案中,除了我方律师团高知识水准的辩论以外,意外地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法庭作证后,接受原告律师的反方讯问之时,针对他们的讯问中有政治意图的部分,我相信自己全部成功地推翻了。可是同时我却想到,如果今天在这个法庭上作证的,是我小说中热烈唱和「天皇陛下万岁」的各个角色,那么,反方询问会如何进行?如果作者被要求对此提出证言,会从我小说中隐藏的一面,透露出什么来?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昭和精神 

 

这五年来我同时继续创作小说,当时的这类思考,影响到我后来的作品。我指的是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至今我所出版的作品中,最新的小说。这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编按,近日由联经出版),在世界上的首译是中文版,对此我深感荣耀,也很感谢。 

小说描写日本战败后的占领期间,一名日本少女被美军士兵凌辱,但后来又由转为平民的他引导,走上她人生的道路,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故事。小说的后半部中,这名少女走上了美国人为她开拓的方向,成为国际女演员。她计画制作一部自己所构思的电影,作为演员生涯的总结。 

这名女演员,从日本四国乡下森林里,村庄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发掘出现代化之前,当地所发生的农民暴动故事。当时由於一位女性的领导,暴动成功了(即使只不过是一时,也让封建制度下政治体制的尖端屈服了)。这名女演员扮演这位女性领导者,唱著煽动女性农民起义的歌曲。她从上次被镇压的暴动中幸存下来,历经了千辛万苦,呼吁女性农民,在暴动时采用新的抗争方法。 

少年时期,在村里农民的夏日祭典(盆踊,即盂兰盆会前后,男女老少聚集舞蹈的祭典)中,我听到了长久以来传唱的歌曲,恒久不变,赞扬此次暴动的成功。此外,我的祖母和母亲,以这个暴动故事作为土地的传承,说给我听。从她们那里,我也听到了这首歌。过了六十五年后(二战期间,农村的夏日祭典被国家权力所中止。1945年战败后的五年间,是重新复活的盆踊最兴盛的时期。我是在此时期记下歌词的),我靠著自己的记忆复原了这首歌,然后在我的小说中,作为鼓舞、召唤女性参加农民暴动的歌曲。 

 

哈 好呀来呀

嘿唷 大家来呀 

去起义呀 

我们女人去起义呀 

别被骗啦、别被骗啦! 

哈 好呀来呀 

嘿唷 大家来呀 

 

我发表了这部小说之后,从我的小说的舞台,也就是我出生成长的四国村庄,寄来了许多抗议信。信上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在作为现代化分歧点的明治维新前后,的确曾经有过两次农民暴动,那位领导者所唱的盆踊的歌曲,也的确存在。可是,跟你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你所复原的盆踊的歌,现在并未流传。 

的确如此。那时我们的村子刚从战争中解放出来,孩提时的自己从村子里的祭典中所接收到的「时代精神」,这六十五年来,我写成了各式各样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像这样被小说化了的事物的整体,构成了我的记忆。也就是说,我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这部小说中,表现的是我所体验到的,紧接於战后的「时代精神」。而那个「时代精神」,是抵抗强权的民众精神。

 

明治精神与小说的手法

 

为什么我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之后,马上开始写作《水死》?那是因为,我想要思考方才所提到的,我人生的两种「时代精神」的前一种,而且是以自我反省的手法为骨干,也就是以写小说的方式来进行。 

 

为了在小说里,描写我到十岁为止一直生活於其中的「时代精神」,我选择了我的父亲作为《水死》主角的雏形。虽然我认为现实中的父亲,在思想上,跟我在《水死》里所描写的父亲是重叠的;可是相对於《水死》的主角死於战败那年,他则死於之前一年,死时的状况,跟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大致相同。首先在此,我要列举一些我的小说表现技巧,至少是我文学生涯的后半段所一贯采用的。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我所创造出来的新方法,给予好评;有的则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我的小说的偏执和弱点,一辈子都无法改善。老实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各有正确的地方。但是,即使有这种自觉,我恐怕终生都无法放弃现在的小说方法和手法了;我毕竟到了这种年纪了。我小时候,不知怎的,觉得自己未来将不得不面对这种让人心虚的毛病,因此记住了「宿疴」这个汉语辞汇,所指的就是这种毛病吧。总之,我现在要列举我的小说手法如下。 

一、首先,和我作家生涯后半段几乎所有作品一样,这次我也把小说的场景,设在四国森林山谷中的村庄。由於我的父亲生於此场所,也死於河川泛滥整个村庄的那天,所以这个设定应该是很自然的。而且自从我在《同时代的游戏》这部长篇小说里,称此场所为「村子=国家=小宇宙」之后,就把它当作我所有小说场景的原型了。写小说对我而言,是创作作家心目中的人和世界的原型。但是,我也知道,把此场所理论性地单一化,等於是放弃了小说原本所具有的特质:把一个未知的全新场所,转化为让作家和读者共享的现实世界。可是,无论对批评者或自己,我一向固执地宣称,以此场所为原型,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二、我在这部小说里,也是以「我」作为叙事者,而且和书写小说的作家本人(最少在表面上)可视为同一人物。这难道不是倒回头,采用了日本文学长久以来(不过,是现代小说在日本诞生以来才有的)特有的类型「私小说」的手法吗?--也就是把小说里的叙事者等同於作家自己,只书写这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而已;可能有人会这样批判我。事实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作家「我」所追忆的父亲的肖像。可是,如果要用「私小说」这个日本式的用语,不如说,我企图以「我」作为叙事者的小说,来反「私小说」,来破坏「私小说」式的「我」;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我之所以使用这种手法,是因为这样可以对「我」本身作根本性的批判:无论这个「我」,是小说的叙事者「我」,或是小说里的主角,也就是说「我」父亲的「我」。 

可是如果有人要批评说,这种手法在我现今的「晚期工作」中,更加限定了我的小说人物和故事、限制了想像力的自由飞跃的话,这也是对的。只不过针对这样的批评,我想反驳说:相对於那种想像力的自由,我有追求其他不同样貌的想像力的自由。当然,我这样说时,同时自觉到这种手法对我文学的设限。 

三、使用这种手法,就不能让叙事者死亡。也就是说,我小说中的描写,永远都被活著的「我」的界限所束缚著。传统采用客观视角的小说,我们甚至期待作者会有跨越死亡彼岸的气势,对比之下,你这种手法岂不是致命的限制?例如,与漱石的《心》当中,身为遗书作者而出现的「我」相比,你的小说中的「我」,不是很明显受到束缚吗?为什么你没有勇气扩充你的小说范围、超越作家自己实际生活的框架呢? 

我接受这样的批判。事实上我甚至想说,这是我回顾自己整个作家生涯时所抱持的遗憾。既然如此,为何在可能是我最后的小说《水死》中,仍然采用了这个手法? 

在此,我想作「工作中的作家」的告白,是关於《水死》的。作家长江古义人的父亲,在战争末期和将校们建立了关系,邀请他们到村子里的家中。那时宴席日复一日,他仍记忆深刻。年轻的他,根据席间透露的情报,对日本即将战败的过程感到忧心忡忡。他的父亲后来脱离了那个团体,打算发起恐怖行动,在泛滥的河川上独自乘船出发,结果溺水死了。作者长江,长年构思要把这个事实写成小说。在获得某个资料之后,他开始写作。可是作家以第一人称「我」来描述事情经过的尝试,并未成功,於是他不得不放弃那个「水死小说」的构想。可是在这个阶段,经由各方证言的展现,「我」的父亲的超国家主义,也就是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勇敢赴死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内容,逐渐变得清楚了。「我」於是放弃了「水死小说」,转而回溯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正因如此,重新面对了日本战败时,十岁的自己当时的「时代精神」。「我」确切地自觉到,「天皇陛下万岁」那时的「时代精神」,是自己的一部分。 

回到分析我小说手法的思路,现在该是第四点了。小说《水死》(不是写作过程中放弃了的「水死小说」,而是现在一边想著第三部如何定稿,一边在台北旅行的「这个我」,把真实的未定稿放入旅行箱中的那部小说),难道不是把「这个我」推出来面对这些疑问,只为了在我生活了七十四年、充满矛盾的这个国家社会中,摸索足以支撑自己的死亡状态的「时代精神」的小说?而这之所以能够成立,难道不是因为,作者并未设定第三人称的人物来进行这部小说? 

现在,我(指的是「这个我」)的主题演讲,正针对进行中的小说《水死》的叙事者、也是身为小说作者的「我」所写的未定稿,把正在发展中的内情,毫无保留地曝露出来。相对於「这个我」所做的证言,在接下来要进行的研讨会中,想必也有针对这个证言的反方讯问。「这个我」将试著回应这些反方讯问,尽力挺过研讨会中的批判,然后回到东京,重新关进书房里,完成《水死》的定稿(经历了此次研讨会,如果「这个我」放弃完成《水死》这部作品,就像书中的「我」放弃了「水死小说」一样,可就麻烦了)。然后,如果《水死》能在十二月发表,各位读了之后,也许可以解读出,我决心如何为我自己的「时代精神」殉死的答案?而这是现在「这个我」所怀抱的,最深切的期望。

 

面对崩坏 

 

说到这里,在演讲的最后,我要再谈一个我的小说手法。长期以来,我把英语、法语,有时则是其他语言的诗,和优秀的日语翻译对照,然后将我从其中听到的和音,有时是不协调的和音,写进小说里。透过这个方式,我尝试把我小说中所表现的,甚至是小说的文体本身,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接续前面的次序,这是第五点了。 

我正在写的《水死》这部小说,其意象群的背后,有一个是艾略特(Thomas Eliot)的名诗《荒原》(The Waste Land)。从《水死》这个题目本身,应该有很多人会联想到这首诗的第四章「Death By Water」。我在《水死》的第三部里,引用了《荒原》接近结尾的一行,作为题词。 

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 

我从年轻时就很喜爱英国文学研究者深濑基宽的日语翻译,也一并写上。 

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わたしはわたしの崩を支へてきた。 

(以如此的片片断断我支撑了我的崩坏) 

如众所周知,诗中的叙事者历经漫长痛苦的旅行后,引用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等的诗句,说了这句话。虽然深濑翻译「fragments」时所用的「切れっぱし」(片片断断),在日语里具有轻蔑的语气...... 

话说回来,我长年阅读艾略特这首长诗,若要补充深濑的翻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於这些诗句的协助,遏止了我的崩坏,然后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这首巨作结束时,引用了《奥义书》(Upanishad)的诗句,日语译成「与へよ。共感せよ。自制せよ。平安 平安 平安」(给予,同情,自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的理解是:如果把痛苦的人生比喻成航海,我总算是没有沉船而撑到这里,然后由於这些诗句,我再也不会崩坏了。而现在,写到一半的《水死》最终章的进行迟疑不决,正让我痛苦不安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对自己当作题词的艾略特那行诗,我的解读是正确的。也就是这样的解读:这首诗中的叙事者,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从崩坏的危机中逃开了;他现在仍然靠著这些诗句,面对著自己的崩坏,支撑著自己。 

我一天天老去,日日恐惧自己的崩坏会更形每下愈况。但是,我靠著写作小说--深濑会形容为「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如此片片断断)的小说--支撑著自己。今后,我也打算继续著「晚年的工作」,阻止自己的崩坏...... 

谨此向海峡两岸从事文学工作的各位,致上我全心全意的感谢。

 

 

唐顥芸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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