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专辑从近三十年的经验出发来探讨中国改革的去向。参与讨论的学者反映了中国研究的越来越跨国化和全球化的现实，其中两位是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胡永泰和我），一位在香港（王绍光）；两位既是学者也是很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王绍光和樊纲）。至于两位评论人，一位来自英国（Chris Bramall），一位德国（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他们给予我们美国和中国读者不常看到的欧洲视角。
第一篇是樊纲和胡永泰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许是其中稍微偏左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樊、胡挑战的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即先在某一领域开始改革，然后再转到另一个领域：譬如，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或先着重于GDP扩增，而后考虑社会公平，或先改革农村，而后国有企业，而后金融机构。樊、胡要提倡的是"平行推进"方案，英语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 (PPP)。他们认为，唯有如此的平行推进才可能避免"不协调成本"（incoherence costs）的问题（这是来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i] 理论的概念，认为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一个整合的、各部分相互协调的体系；因此，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系会面临各个部分的不协调，由此导致"不协调成本"的问题）。例如，经济改革面对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效率的制度障碍问题、私有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等等。樊、胡特别强调金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认为必须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更充足的金融资源。
第二篇是王绍光的文章，回顾了中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在医疗方面的经验，借以突出其决策过程中从底层的新经验学习的能力，以及在政策实践中的对实际适应能力。王集中探讨的是乡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改革时期，该制度从1976年覆盖全国90%以上的农村，骤然降到1983年的仅仅11%。其后，政府曾经与世界银行合作，试图建立健康保险制度，但其成效不彰。再其后，试图采用折冲办法，"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国家支持"的融资办法来推行，但其覆盖面在1990年代仍然只达到全国农村的20%，主要因为国家财政支持微不足道，而集体资源又比较贫缺。到1990代中期，逐步形成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共识，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以大病统筹为主。今天看来，今后多半将会比较全面地覆盖全国农村。对王绍光来说，如此的决策过程正好证明中国政府不仅能够像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所强调那样通过试验而做出政策抉择，也说明了其向底层经验学习以及通过实践而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
第三篇文章是我自己的，探讨城市"非正规经济"--亦即城市的1.2亿农民工和0.5亿的下岗工人（2006年数字），他们占了今天城市总就业人员数的将近60%，也就是说，相当于"正规经济"人员的1.5倍。（另外还有0.8亿农民工在县城关镇以下的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他们一般缺乏工作保障、不会得到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也不具有正规经济中的福利。他们之中的农民工则一般更要负担比城镇居民高的教育和医药费用。这些非正规人员一般的工作时间要比正规职工高出1.5倍，而其收入则只有他们的60%（福利上的差别不算）。
中国大部分的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这样不公平的现象（以及其所导致的不平等）描述为暂时性的问题，只是在整个发展成为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反常过渡现象。他们认为如此的发展和转型必定会导致一个完全整合的劳动市场，终止现今高待遇的城市现代部门和劳动力过剩的乡村部门之间的差别，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rthur Lewis）"二元经济"理论预测那样。也就是说，伴随经济发展，转型必定会导致一个占全社会比例越来越高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争论那样。他们强调，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化为一个中间臃肿的"橄榄型" 结构。
这个来自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在近二三十年在新保守主义兴起之下重新振兴，不仅主宰了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也主宰了其对统计数据的搜集和组织，造成了对实际情况的严重误导。事实是，非正规就业人员数不仅没有减缩，而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爆发性地扩张到现在的规模。今天的社会结构绝对不是橄榄型而是一种烧瓶型，而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我的文章呼吁要同时超越计划经济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探寻一个新的另类选择、一个可以纳入两者真正的洞见的选择--即用市场来激发创业动力，国家来限制市场的极端趋向以及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从而为非正规劳动者提供"有尊严的"(decent)待遇的选择。
Chris Bramall对部分上述论点提出质疑。[ii]针对樊纲、胡永泰所（未经明言而）提倡的新古典美国模式（Bramall 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Anglo-Saxon Capitalism)，以及金融制度（私有化）改革，Bramall 回应说其实不如考虑"莱茵型资本主义"（Rheinish或Rhenish Capitalism，指的主要是"北欧"的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型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众多的非市场型协调以及较高度的国家监管），特别是德国的例子，在其金融结构中，国家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金融资源，起了很大作用。Bramall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显示了樊、胡所推崇的英-美模式的不足。他们的"平行推进"模式在金融方面要求过度的改革，而在防腐和社会公平方面，则改革不足。
Bramall也质疑了王绍光关于医疗经验的分析。Bramall认为，王文本身说明了毛泽东时代成功地为大多数人民提供起码的医疗服务（以及初中教育）。改革政府其实完全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但它没有这么做，而是反之，任由其全面崩溃。Bramall 强调，如此的历史经验证明的不是改革政府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而是其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转向。
Bramall 自己提倡的是一种"中国式的"莱茵型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或"小康社会主义。"[iii] 他认为，为此中国必须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向德国（以及法国和日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学习。他强调，哪些国家在1995年前的十年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比美国和英国经济都来得高、来得成功，直到他们逐步放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而犯了"宏观管理上的错误"。中国今天应该向莱茵型资本主义学习，也应该从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早期的农村改革和乡村工业化学习。
最后，韩博天的评论集中于新古典"市场与私有化"范式，他简称之为"市私"（"marcump"）范式，直到最近乃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范式。韩德天指出，樊、胡的"平行推进"，是来自这个目的先行的"市私"范式的方案，把中国发展终极目标认作已经是给定的。但事实是，中国改革进路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未确定性和试验性，面临新出现的国内和国外问题（如亚洲的金融危机）时随机应变。韩德天问：如果终极目标本身（亦即樊、胡模式比喻的100%）尚未明确，怎能谈到其部分（樊、胡模式的20%）推进？
至于王绍光所强调的中国政府的实用性，韩德天基本同意，但他也指出，我们不要过高估计来自下层的新试验。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和层级化无所不在的体系，是一个基于分散的下层创新与集中的中央决策间的辩证关系的体系。它的决策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贯地善于学习与适应，因为它只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如外贸，显示了善于学习的特征，而在别的领域，如腐败，则又不然。
至于中国今后的去向问题，韩德天同意我强调的改良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福利）来纠正对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不公平待遇，但他同时特别指出"欧洲中部和北部"的经验，尤其是德国（以及瑞士）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传统。根据韩德天的理解，这是一个来自"对欧洲中部的痛苦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经验的反应"的传统。在韩德天的解读下，"秩序自由主义"认为在历史经验中，市场一直都需要国家的干预来维护和监管，它要求的是对市场和国家两者都设立明确限制，提倡的是一种"社会市场经济"，一种包含"优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社会包容性和由集体来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韩德天的结论是，新古典的"市私"范式，今天已经完全破产。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类的路径。在其探寻中，中国政策抉择中的"试验中的调整"（experimental tinkering）方法具有特殊的"过程性优势"-- 这是西方社会科学尚未充分考虑的特征。
此辑若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论点的话，是要同时把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旧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置于一旁。在承认市场的经济动力之上，也需要承认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服务与福利的必要。此辑正是对这样既包含而又超越两者的另类道路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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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anos Kornai .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ii] 见Chris Bramall, "Out of Darkness: Chinese Transition Paths," Modern China, v. 36, no. 4 (July). 此文没有中文版。
[iii] Cui Zhiyuan,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 A petty Bourgeois Manifesto," in Tianyu Cao ed.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 Development, pp. 157-174. London: Routledge.
第一篇是樊纲和胡永泰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许是其中稍微偏左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樊、胡挑战的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即先在某一领域开始改革，然后再转到另一个领域：譬如，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或先着重于GDP扩增，而后考虑社会公平，或先改革农村，而后国有企业，而后金融机构。樊、胡要提倡的是"平行推进"方案，英语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 (PPP)。他们认为，唯有如此的平行推进才可能避免"不协调成本"（incoherence costs）的问题（这是来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i] 理论的概念，认为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一个整合的、各部分相互协调的体系；因此，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系会面临各个部分的不协调，由此导致"不协调成本"的问题）。例如，经济改革面对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效率的制度障碍问题、私有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等等。樊、胡特别强调金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认为必须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更充足的金融资源。
第二篇是王绍光的文章，回顾了中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在医疗方面的经验，借以突出其决策过程中从底层的新经验学习的能力，以及在政策实践中的对实际适应能力。王集中探讨的是乡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改革时期，该制度从1976年覆盖全国90%以上的农村，骤然降到1983年的仅仅11%。其后，政府曾经与世界银行合作，试图建立健康保险制度，但其成效不彰。再其后，试图采用折冲办法，"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国家支持"的融资办法来推行，但其覆盖面在1990年代仍然只达到全国农村的20%，主要因为国家财政支持微不足道，而集体资源又比较贫缺。到1990代中期，逐步形成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共识，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以大病统筹为主。今天看来，今后多半将会比较全面地覆盖全国农村。对王绍光来说，如此的决策过程正好证明中国政府不仅能够像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所强调那样通过试验而做出政策抉择，也说明了其向底层经验学习以及通过实践而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
第三篇文章是我自己的，探讨城市"非正规经济"--亦即城市的1.2亿农民工和0.5亿的下岗工人（2006年数字），他们占了今天城市总就业人员数的将近60%，也就是说，相当于"正规经济"人员的1.5倍。（另外还有0.8亿农民工在县城关镇以下的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他们一般缺乏工作保障、不会得到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也不具有正规经济中的福利。他们之中的农民工则一般更要负担比城镇居民高的教育和医药费用。这些非正规人员一般的工作时间要比正规职工高出1.5倍，而其收入则只有他们的60%（福利上的差别不算）。
中国大部分的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这样不公平的现象（以及其所导致的不平等）描述为暂时性的问题，只是在整个发展成为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反常过渡现象。他们认为如此的发展和转型必定会导致一个完全整合的劳动市场，终止现今高待遇的城市现代部门和劳动力过剩的乡村部门之间的差别，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rthur Lewis）"二元经济"理论预测那样。也就是说，伴随经济发展，转型必定会导致一个占全社会比例越来越高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争论那样。他们强调，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化为一个中间臃肿的"橄榄型" 结构。
这个来自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在近二三十年在新保守主义兴起之下重新振兴，不仅主宰了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也主宰了其对统计数据的搜集和组织，造成了对实际情况的严重误导。事实是，非正规就业人员数不仅没有减缩，而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爆发性地扩张到现在的规模。今天的社会结构绝对不是橄榄型而是一种烧瓶型，而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我的文章呼吁要同时超越计划经济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探寻一个新的另类选择、一个可以纳入两者真正的洞见的选择--即用市场来激发创业动力，国家来限制市场的极端趋向以及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从而为非正规劳动者提供"有尊严的"(decent)待遇的选择。
Chris Bramall对部分上述论点提出质疑。[ii]针对樊纲、胡永泰所（未经明言而）提倡的新古典美国模式（Bramall 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Anglo-Saxon Capitalism)，以及金融制度（私有化）改革，Bramall 回应说其实不如考虑"莱茵型资本主义"（Rheinish或Rhenish Capitalism，指的主要是"北欧"的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型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众多的非市场型协调以及较高度的国家监管），特别是德国的例子，在其金融结构中，国家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金融资源，起了很大作用。Bramall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显示了樊、胡所推崇的英-美模式的不足。他们的"平行推进"模式在金融方面要求过度的改革，而在防腐和社会公平方面，则改革不足。
Bramall也质疑了王绍光关于医疗经验的分析。Bramall认为，王文本身说明了毛泽东时代成功地为大多数人民提供起码的医疗服务（以及初中教育）。改革政府其实完全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但它没有这么做，而是反之，任由其全面崩溃。Bramall 强调，如此的历史经验证明的不是改革政府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而是其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转向。
Bramall 自己提倡的是一种"中国式的"莱茵型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或"小康社会主义。"[iii] 他认为，为此中国必须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向德国（以及法国和日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学习。他强调，哪些国家在1995年前的十年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比美国和英国经济都来得高、来得成功，直到他们逐步放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而犯了"宏观管理上的错误"。中国今天应该向莱茵型资本主义学习，也应该从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早期的农村改革和乡村工业化学习。
最后，韩博天的评论集中于新古典"市场与私有化"范式，他简称之为"市私"（"marcump"）范式，直到最近乃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范式。韩德天指出，樊、胡的"平行推进"，是来自这个目的先行的"市私"范式的方案，把中国发展终极目标认作已经是给定的。但事实是，中国改革进路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未确定性和试验性，面临新出现的国内和国外问题（如亚洲的金融危机）时随机应变。韩德天问：如果终极目标本身（亦即樊、胡模式比喻的100%）尚未明确，怎能谈到其部分（樊、胡模式的20%）推进？
至于王绍光所强调的中国政府的实用性，韩德天基本同意，但他也指出，我们不要过高估计来自下层的新试验。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和层级化无所不在的体系，是一个基于分散的下层创新与集中的中央决策间的辩证关系的体系。它的决策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贯地善于学习与适应，因为它只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如外贸，显示了善于学习的特征，而在别的领域，如腐败，则又不然。
至于中国今后的去向问题，韩德天同意我强调的改良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福利）来纠正对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不公平待遇，但他同时特别指出"欧洲中部和北部"的经验，尤其是德国（以及瑞士）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传统。根据韩德天的理解，这是一个来自"对欧洲中部的痛苦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经验的反应"的传统。在韩德天的解读下，"秩序自由主义"认为在历史经验中，市场一直都需要国家的干预来维护和监管，它要求的是对市场和国家两者都设立明确限制，提倡的是一种"社会市场经济"，一种包含"优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社会包容性和由集体来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韩德天的结论是，新古典的"市私"范式，今天已经完全破产。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类的路径。在其探寻中，中国政策抉择中的"试验中的调整"（experimental tinkering）方法具有特殊的"过程性优势"-- 这是西方社会科学尚未充分考虑的特征。
此辑若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论点的话，是要同时把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旧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置于一旁。在承认市场的经济动力之上，也需要承认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服务与福利的必要。此辑正是对这样既包含而又超越两者的另类道路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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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anos Kornai .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ii] 见Chris Bramall, "Out of Darkness: Chinese Transition Paths," Modern China, v. 36, no. 4 (July). 此文没有中文版。
[iii] Cui Zhiyuan,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 A petty Bourgeois Manifesto," in Tianyu Cao ed.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 Development, pp. 157-174.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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