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Our Sense of Problem: Rethinking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ilip C. C. Huang
黄宗智+
原摘要：
本文先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进而把那些研究置于近三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大框架之中来分析。目的是要证明中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怎样主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提出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怎样塑造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有时候甚至促使他们违反现有的经验证据。本文论证，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
关键词：
问题意识、"共产主义中国"vs. "中国"、现代化vs. 革命、西方中心主义vs.中国中心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市场主义
*感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Kathryn Bernhardt（白凯）、Bradly Reed（白德瑞）、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和张家炎的仔细阅读和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past three generations of postwar U.S.-based China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central problematiqu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hip of each generation, and then goes on to place those into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 past three centuries of Western thought about China. The purpose i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either/or binary of the West versus China has governed the questions asked and not asked by those influential scholars, and how it has shaped the main answers proffered, sometimes even when they violate avail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with reinterpretations and syncretizing no less than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is in fact the basic given reality of a modern China; an either/or choice between the two is not possible in reality, only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 insistence on the latter is what has given rise to violations of empirical evidence. The either/or binary mode of thinking, moreover, is evidenced in a host of other similar binaries, including modernity versus tradition, industry versus agriculture, cities versus countryside, market versus population, market versus the state, formal-rational law versus substantive law, the universal versus the particular, and so on. A historical approach requires also that we set the either/or, mutually exclusive mode of thinking aside and focus instead on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Keywords
the problematique of research, "Communist China" vs. China, modernization versus revolution, Western-centrism versus China-centrism, neo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marketism,
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想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而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
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它几乎在所有的学术刊物中都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要求研究者先说明其所要解答的问题，一般多涉及某某理论，而后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来提出其经验证据。这样的格式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有一定的不同（譬如，英国比较强调经验主义的学术），也和最近几年才开始模仿美国规范的当代中国学术有一定的不同。当然，问题的实质内容要远比格式重要，因为它常是学者们代际或国际间主要不同的所在。
本文先是根据笔者自己五十多年来参与其中的经验而写的关于美国战后三代学术所处理的主要问题的简略叙述。目的不在争论所有美国学术都可以被纳入这些问题，而是要说明这些是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试图处理的问题。此部分意图不在详尽的文献综述，而在借助笔者最熟悉的领域和研究来阐明本文的论点。其意图也不在否认偏重经验或求真研究的学者多不会参与讨论那些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常是这方面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仍然需要批判性地剖析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是因为其影响力多源自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潮流。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思想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区别自己的研究和可能是被误导的"主流"。
这里需要连带说明，根据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有的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现有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所想得出的某种答案。与此不同，真正求真的学术，即便是在某种问题意识框架之内所作，仍然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主要是被意识形态所推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会伴随某种时尚意识形态或理论潮流的没落而消失。
在梳理了关于过去的研究的问题意识之后，笔者将把其置于现代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历史中来论析。在我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个特别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都特别突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使用的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而不是中国的理论和问题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不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
这个不仅是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本身的中国研究的问题，后者也许更加如此。现代中国的学术大多受到西方的建构和问题意识的影响。譬如，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便试图用一个来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其后在近三十多年中，则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同时，两者都触发了对其一定的反动，即坚持必须用本土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拒绝西方的理论和框架。
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把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置于一旁，而从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是由中西相互渗透所组成的实际出发。对这个基本实际的认识，是摆脱过去从过分简单化的源自西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出发的第一步，避免其所导致的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避免其甚至把想象中的或夸大了的实际投射于中国。这样，方才能够走向建立中国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性，正如不少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早已提倡的那样。如此方能促使中国研究，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得能更符合中国实际，并把其置于一个真正的全球视野中来理解。
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本文将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阐明笔者所提倡的研究进路。
一、共产主义中国vs. 中国
笔者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读研的时候（1960-1966），中国研究的大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许多汉学家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认同，尤其是其（精英阶层的）"大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明显拒绝了那个传统而拥抱了马列（共产）主义，并且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作出了那样的选择。研究中国的学者该怎样来应对两者间的巨大分歧？一个是可恨的、另一个是可爱的中国，一个是对美国友好的（蒋介石的）中国，虽然是软弱的，另一个是与美国敌对的共产主义中国。那些深层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是否该承认共产主义的中国并支持其进入联合国（拒绝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府），还是，像美国的右翼政见（被朝鲜战争进一步激化和扩大）主张的那样，仍然支持其盟友国民党和蒋介石及其在联合国的位置？
在华大，当时的主要"右翼"中国研究中心，答案主要来自该研究所的正副所长泰勒（George Taylor）和麦克尔（Franz Michael），他们坚持"共产主义"是完全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是一个完全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所强加于中国的。泰勒和麦克尔主要在他们的教科书《现代世界中的远东》中宣扬这个意见，该书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完全追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不具有任何理论创见、只因为他侥幸获取了党和军队的统治权而由此"征服"了中国。（Michael and Taylor [1956]1964: 412、423、430、432页）笔者对当时为他们的课程当助教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然，华大的 "远东和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为并不仅止于此。它同时还集合了当时的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来从事有实质性内容和价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学者便是（笔者的导师）萧公权老师，一位无论在什么样的标准下都是世界级的学者。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阶层的两卷本（Chang 1955、1962）、萧公权关于十九世纪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大部头研究（其实是一项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参考书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著作）（Hsiao 1960），以及麦格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件》两卷本（Michael and Chang 1966, 1971）。它们都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华大中国研究的另一维度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当时每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华大工作一个学期和从事其"东方专制主义"研究。与华大的其他教员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而更是一位深深憎恨"极权政权"者：对他来说，纳粹主义（他曾亲历其害）、共产主义（虽然他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和"东方专制主义"都被合而为一的"极权"敌人。（Wittfogel 1957）
华大的敌对方是费正清在哈佛的比较开明和没有华大那么"右" 的中心。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它与华大的观点对立，论证了"毛主义"的中国特征。对史华慈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主要把原来的目的是在工业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重新理解而适用于中国的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并不是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阴谋，而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独立于莫斯科的革命运动（Schwartz 1951）。他的论点被表述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化"而引用于哈佛的教科书《东亚：现代的大转型》（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1965 [1960]）: 851、855）和《美国与中国》之中（Fairbank 1972 [1948]）。
对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关心无疑是1950和1960年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核心。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较纯粹的学术著作，而且双方都致力于提高其学术水平、扩大和深化其图书馆藏书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更好语言训练（中文和日文）的下一代青年学者，而又同时相互竞争试图获取更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及福特基金会）的研究机构资助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和实地研究奖学金资助。
上述的"中国问题"不仅比较明显地影响了以上的那些中国研究，也不那么明显地影响了其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国的"士绅"阶层方面，华大的主要论点是，其基础主要寓于其所承担的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基于"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的"统治阶级"。那是一个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论点，也是一个认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其"学者官员"和大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欢迎的论点。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实质性经验证据的论点，虽然它并没有能够证实土地占有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在思想史领域也具有不那么明显的影响。在史华慈的第二本主要专著《探寻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先前的研究方法的延续，即探究中国是怎样重新理解和阐释西方思想的：此作证实，严复对西方的一些经典自由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阐释并没有集中关注个人相对国家的自由（那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是特别关注自由怎样释放了个人能量并把其凝聚为促进国家富强的群体力量。史华慈并更进一步论说，在严复对西方的重新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类似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的那种现象，即一位外来者更能够洞见本土人所看不到的，即西方的一种基本的"浮士德式性质"（Faustian character, 即为知识和权力而把灵魂卖给了魔鬼）。（Schwartz 1964）它是一本罕见的著作，既受到当时的问题意识的影响，也展示了如今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具有洞察力的研究进路。
与此不同，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明星似人物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虽然也同样关注到中西文明关系的问题，但采用的却是中西二元截然对立的概念框架。在他关于梁启超的第一本研究中，其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公式：梁在思想上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则仍然与其纠结（"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from his tradition，but still emotionally tied to it"），而其思想的主线是要试图"埋没历史与价值间的冲突"（"smo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tory and value"）（Levenson 1959 [1953]：1-2， 34-51）。在其后来的《儒家思想与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他试图把这个公式从思想vs. 感情，改为主观意义vs.客观意义（"subjective significance"vs."objective significance"）：即由于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解体，儒家思想已经不再具有客观意义，只具有主观意义。（Levenson 1972 [1958、1964、1965]: x-xii）
列文森的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不是扎根于经验证据的研究所反映的其实是，西方长期以来把西方和非西方截然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这是个贯穿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基本框架（下面还要讨论）。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之从历史舞台完全退出：从此"价值"将隶属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传统。如果史华慈关于严复的研究展示的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中西、以及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的则是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强大和深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和第三代的研究中将更为明显。当时，列文森的研究似乎比史华慈的影响要大也更为广泛地被阅读，但实际上则远远没有后者那样持久的学术价值。
这些著作也说明，高度政治化的"中国问题"已在逐步淡出。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终结了之前西方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化否认。继之而来的是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以及1979年的正式建交。那些历史事件标记着美国战后第一代中国研究的主导问题的没落和消失。伴随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实际那样的问题的退出，深一层的、关于怎样去思考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
二、革命vs. 现代化
即便是在承认中国与否问题消失之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示了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层认同。它主要被理解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是冷战时期赖以与苏联和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抗衡的理论/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斗争行将成为主导美国中国研究的问题。
现代化范式早已可见于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首先，在外交史领域，被费正清设定为一双二元对立的建构：即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理念（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凭借侵略和战争而攫取"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实际之上的建构）vs. 中华帝国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中国优越感"Sinocentrism和"朝贡关系"tributary relations。这个框架也被运用于费正清指导下的一系列专著，包括张馨保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争论该战争的导因主要是"文化冲突"而不是鸦片（Chang 1964），徐中约的总理衙门研究--特别突出"中国之进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Hsü 1960），等著作。和费正清一样，张和徐把"朝贡关系"设定为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对立面。
现代化主义也可见于其他重要著作的问题意识，如莱特（Mary C. Wright 1957）关于"同治中兴"以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 1958）关于盛宣怀和"官督商办"的研究，其焦点都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现代化"（why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莱特写道："是因为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和儒家追求稳定的要求直接冲突"。（Wright 1957: 9）虽然如此，莱特的研究是如此的扎实和详尽，即便是在其问题意识的局限之下，也不失为一本具有长远价值的学术贡献。
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新趋势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它是伴随反越战运动而来的：美国真的是像官方表达那样为了现代化和民主而介入越南内战的吗？还是，是代表帝国主义而与革命和民族解放（有的人把其表达为美国威尔逊主义下的"自我决定"Wilsonian self-determination）斗争而战？对年轻的一代（包括费正清在哈佛的一些学生）来说，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它不仅是一个中国化了（由上而下）的马列主义，更是一个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这些新的视野是伴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理论而来的。在之后的20年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几乎都必需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
在现代化主义的一方，早期的理论概括主要依据关于西方发展经验的如下设定和概括：认为其是，或者应该是一条普适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道路，它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由民主、城市化、专业化、理性化、高效化、蓬勃动力化等。（Eisenstadt 1974是个不错的总结）正是那样的范式指导或影响了上述第一代的学术。它是第二代的"主流"学术的基本范式。
对中国有特别关联的是两位经济学理论家，他们后来于1979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先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具体讨论的虽然主要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但他可以被视作1960和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的理论家，倡导的是个人创业和技术更新的农业发展模式，针对的是苏、中集体化农业。（Schultz 1964）他还特别强调，劳动力过剩（他把其定义为一个稻草人，即零价值的劳动，而不是人地的相对压力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其实并不存在。刘易斯（W. Arthur Lewis）则聚焦于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二元经济"，其"传统"部门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一元（相对于充分就业的现代部门）。但即便如此，伴随个人创业、技术更新以及市场机制的运作，如此的经济必定会进入一个"拐点"，之后其二元经济将会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经济，其劳动力资源（以及其它资源都）会得到最佳配置。（Lewis 1954, 1955）舒尔茨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相对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刘易斯则一开始便直面该问题，但即便如此，刘易斯认为，这是个现代化必定会克服的问题。这样，他最终也接受、参与了普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两人等于是共同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自身称作其"基本国情"的现实，而且完全无视1930年代以来三代美国优秀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何炳棣Ping-ti Ho与珀金斯Dwight Perkins 等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里不是要争论人口是决定性因素，而是要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排除人地压力因素；两者是互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点将在后面进一步澄清。
以上的理论组合被伴随反越战运动而兴起的左派学术所挑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作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以外的左翼的理论家和史学家。经济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争论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介入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促使其长期陷入"依附"关系和"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Frank 1967）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其所指出的显然是真相的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其简单化了的夸大使其论点变得更为直白明了。
另外，还有学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如英国的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英国劳工和其阶级形成中的文化维度的研究，深深影响了其后的劳工研究（Thompson 1991 [1963、1968]），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74）等，其著作代表了从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入新的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史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历史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理论家，这是因为其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理论（下面还要讨论）资源来批评现代化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使用（如"阶级联盟"class coalition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以及其关于现代国家机器的（起源和）建造（modern state making）理论（Tilly 1975a, b, c）。此期间的一个对中国研究意义特别重要的论争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家波普金（Samuel Popkin 1979 ）对实体主义理论家斯科特（James Scott 1976）的批评：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力到底是来自个人的"理性利益"的追求还是农民社区为了"生存权利"而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入侵的抵制？斯科特所代表的是在现代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选择：即实体主义理论传统（如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双方分别代表日益众多关乎中国革命和民众运动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它们是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向社会史的大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研究之进入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倾向的一部分，促使各大中心都吸纳了各个不同学科中的中国专家。这些新的趋势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反战运动引发了一整代的学者的政治化，导致美国学术总体和其中国研究明显的左倾转向。在那个理论-意识形态的变迁之中，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区域研究和史学中的社会史的兴起之中，最主要的大问题无疑是现代化vs. 革命。如此的问题意识主导了一整代学术领导者的研究，如塞尔登（Mark Selden）和他关于"延安道路"的历史社会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捕获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怎样在一个边远的贫穷地区成功地动员了农民并创建了一个士气高昂、相当高度平等的新社会和政府、一个能够高效地执行人民战争和革命的实体（Selden 1971），和周锡瑞类似地使用年鉴学派"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的方法于地方层面（湖南与湖北）的（晚清的）改革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说明其社会基础主要在城市的追求西方化的精英，与广大的农村人民几乎完全无关。（Esherick 1976）它们预示了一整代的"新社会史"研究的来临，代表的是一个有意识的从外交史、思想史和大人物研究转向民众研究的趋势。它们大大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该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既是学者也是政治行动者。他们聚合起来组织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其宗旨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批评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为。会员包括几乎所有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各大中心的研究生的领导者。他们出版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通报"学刊，提供了许多关于亚洲、美国政策以及中国和越南革命的相关研究，多是比较激进的，并常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当时的现代化vs. 革命这个主要问题，曾被具体化为一个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战。其事实背景是，在哈佛的亚洲研究机构中，有中情局的人员参与，有的作为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有的作为学生在那里学习和攻读学位，偶尔还有人员在那里为中情局征募新人员。[1] 作为一个在冷战中成长起来并且原先是因为"国防"需要而建立的研究机构，这其实是个不足为奇的现象。论战始于研究生佩克（Jim Peck）写给中心（社会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后来是继费正清之后的中心第二任主任）的一封公开信，质问哈佛和中情局的关系以及其可能与美国越南战争政策同谋的关系。费正清的回复是，学术研究必需具有"包容性和公开性"，对中情局人员的包容，其性质无异于当时哈佛对作为共产党员的某些欧洲学者的邀请（来哈佛做学术报告--所指的应该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名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但是，据他所知，中情局人员并没有在哈佛进行征募新人员的活动。继之而来的是研究生利文斯顿（Jon Livingston）致费正清的公开信，具体说明在他认识交往的学生中，便有数位有过被征募的经历。由此，利文斯顿尖锐地提出，学者们对一个"灭绝（越南）民族的战争"（genocidal war）以及"卫护蒋介石的独裁"的政策应该肩负一定的道德责任。利文斯顿还提到美国政府当时的兵役规定对学生的切身影响的问题。傅高义对此的回复是，"感情不能替代理智"，"在政府之内工作"来"试图改变政策"是比"纯洁的道德"更好的选择。[2]
当时双方都曾一度提到把论争导向建设性活动的可能，特别是建立一个定期讨论的平台并组织关于各个研究中心和政府间的关系的系统研究，但是，结果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论争基本结束于和其肇始时同样对立的状态。在那样的背景下，现代化vs. 革命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理论上的对立，更是政治立场和行动上的对立。有的学生运动的领导后来完全脱离了学术界，有的则继续做研究，其中有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而进行研究的（其马克思主义多是在野的批判性学术理论而不是由政权推动的意识形态），有的则主要从事进步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人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多少受到对立的现代化主义vs. 革命问题的影响。
"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是CCAS"通报"后来采用的名称，是一份重要的、一直维持至今的学刊，但它已经不多涉及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其他的亚洲国家。至于当代中国，主流的刊物一直是早年由中情局资助（通过其所谓的"文化自由代表会议"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傀儡组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MacFarquhar 1995: 692、696）[3]
在那样的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几乎不可避免。而"革命"范式不仅在美国也在中国，是和其现代化主义敌手同样地是个全面化和普世主义化的建构。两者不可避免地不仅是学术-理论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点。在美国的两者对立中，它们占据了中心地位，掩盖了（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看到的）与中国实际更为紧密相关的问题，譬如，日益显著的城乡差别问题--从1952到1979年，城市工业产出一直相当快速地每年平均增长11%，而乡村农业则只是2.3%（相对于2.0%的人口增长率）。又譬如，在二十多年的革命运动之后，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中国要怎样才能做到不仅是"革命"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特别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而不只是其中之一。
三、西方中心主义vs. 中国中心主义
一、新保守主义
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呈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转向，主要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它是之前的现代化主义的重组和更新，并在倡议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内容上，只有比之前更加原教旨化。它是伴随全球化资本＋国外廉价劳动力的跨国公司模式，扩张到主宰全球经济的地位而来的，并将导致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到1990年代，它已不再受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的约束，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党国体制的崩溃下，成为一个带有得意洋洋的凯旋意识的意识形态大潮流。
在学术界，首先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其主要代表是哈耶克（1899-1992），他成为美国1981 年到1989年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1979年到1990年的首相撒切尔所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早在1948年，哈耶克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体系》中，便从对新古典的课本经济学的有力批评出发，论证其分析是多从掌有完全信息的完全理性个人以及纯竞争性的市场的设定出发的，但实际是，人们和市场绝对不像其所设定的那么完美。因此，它代表的只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同时，新古典课本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模型、（供需）平衡分析、建构的理论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他争论，正是那些倾向最终导致了极端的科学主义，特别可见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经济学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即直面个人和市场的非完美实际，但仍然据此认识到即便如此，依据个人的选择和市场的价格信号的经济体系乃是人类迄今所看到的最好的体系。（Hayek 1948）
哈耶克在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是和瑞典的"左派"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分享的），但其影响要到1980年代在新保守主义大潮流和里根、撒切尔的特别推崇下才达到顶峰。据说，撒切尔在1975年保守党的一次讨论该否采纳一条经济上的"中间的道路"时，从其手提包里拿出了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书，拍在桌上，宣称："我们相信的是这个！"（Ranelagh 1991: ix）至于里根，他曾宣称哈耶克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三人之一（Anderson 1988: 164）。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学正是其与颇具影响力的政府干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关键不同。在市场vs.国家的二元对立中，哈耶克是坚持听由市场机制运作、反对国家干预的论者。正因为如此，他对里根和撒切尔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哈耶克的反科学主义论述的实际效果是，协助把新古典的课本经济学从对其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猛烈攻击挽救过来，把那样的攻击转向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哈耶克本人则公开明确地认同于把个人和国家对立起来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也是为什么像里根和撒切尔那样的原教旨保守主义人士特别欣赏他。他给予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哲学内容，使其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
哈耶克对里根和撒切尔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他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坚持经济学是一门跟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相等的科学（例见其诺贝尔奖讲演，Friedman 1976）。他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被邀请参加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并在1988年被里根授予（至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 。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人的联结下，古典和新古典课本经济学（亦可统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今实际上成为一门鱼与熊掌兼得的学科，既批评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又一仍其旧地普遍依赖高度科学主义化的数学模式和统计数据。
在那样的混和物之上，课本新自由主义还添加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哈耶克早已在芝加哥大学教经济与法律课程时便已启示了其内容。它继承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前置公理--市场经济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后添加了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条件的论点。科斯（Ronald Coase）（和哈耶克同样在芝大教经济与法律）和诺思（Douglass North）两人都和哈耶克同样从（貌似）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出发，前者特别批评其忽视了公司交易成本的关键经济因素，后者特别指出其忽视了国家和法律的关键角色（Coase 1990 [1988]; North 1981），共同强调的是稳定私有产权的不可或缺。科斯将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诺斯1993年，由此巩固了两人在新保守主义时代的经济学理论界的显赫地位。综合起来，以上的复合理论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利润追求意识形态的核心。私有企业+市场交易被视作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中国研究领域，这个理论潮流导致了几乎完全由市场主义主导的经济史研究，迥异于上两代以人口问题为主的研究--特别是何炳棣（Ho 1959）和珀金斯（Perkins 1969）的重要学术贡献。新保守主义的市场主义理论的意图是完全抹掉人口因素，就像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
二、后现代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股新保守主义的学术－政治－意识形态大潮流是和另一股"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共同兴起和并行的。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个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知识论层面上的挑战，质疑其对"客观"和"科学"知识和研究的深信不疑。新的批判性转向归根到底来自西方所面临的"认识论危机"：之前，人们一度信仰的是"上帝"所揭示的真理，而后在启蒙时代，神被理性和科学所取代，如今则是对科学和理性的质疑，所提出的问题是知识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的基本性问题。在其最清晰和强有力的论析中，后现代主义坚持所谓的"客观真实"其实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历史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需要解构的文本，不是什么"客观真实"。话语建构才是历史和知识中真正基本的元素。后现代主义中最突出的理论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和其对一系列主辅对立的二元建构的批判，以及福轲（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和其所突出的话语的独立性和关键性，是对"启蒙现代主义"及其所导致的现代化主义的强劲有力的质疑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主题是其"去西方中心"论。其中，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学术影响最大的是萨伊德（Edward Said）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萨伊德争论，学术最主要的工作是对现代主义话语的批判和解构，特别是西方关乎"东方"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Said 1978）。吉尔茨则论述，学术该做的工作（不是像现代化范式那样地追求"客观"和"普适"的"真实"和"真理"而）是要阐释非西方文化的主观的、特殊的"意义网络"。（Geertz 1983）二人志趣相近，写作中相互推崇和引用。两人都认为，现代化主义的普世主义应该被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特殊主义所取代，普适性的实证主义研究应被话语主义/意义网络主义研究所取代。也就是说，他们的特殊主义是普世性的，是源自普世与特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来的，其用意和其现代主义对手同样是普世的。
但求真、求实的学术，在我看来，其关键在于普世和特殊两者间的关联和互动，不在其非此即彼。实际无疑既包含普适也包含特殊、既包含话语也包含实践双维。学术研究的核心正在于根据经验证据来质疑、界定或重构普适理论所带有的可能正确性；同时，也是要根据特殊的经验事实，通过连接恰当限定的理论洞见来探寻其更宽阔的含义。学术的目的既不简单是普适主义化，也不简单是特殊主义化，而是两者间的相互关联。（黄宗智、高原2015）
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虽然在一般民众中影响有限，在学术界却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反思自身性"（reflexive）的"批判性"（critical）学术成为时尚，而且不仅是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之中，也在不少曾经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年长一代的左派学者中。至于比较传统的思想史学者们，他们以为这些对客观主义的攻击是自身的主观主义思想史研究获得更大影响的好机会；同时，他们也被"话语"和文本"解构"分析概念所吸引。这股潮流由此成为强大的潮汐。在中国研究领域，其影响虽然稍滞后到1980年代及其后，但通过新近信仰或改信仰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扩延到一整代的青年学者--乃至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提交文章的目录越来越像是个后现主义范畴和题目的罗列。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并行兴起把两者都置于和之前的左翼学者冲突的位置。后者，即便是长期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被与共产主义政权体制的崩溃相联系。对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也许显得没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么令人反感。更重要的是，新保守主义和后现现代主义在学术领域同样处于新兴的在野地位，而左翼的和进步的（如社会史）学者，在1980年代多已人到中年并在多个学术领域和高校院系占据领导地位，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才是后来者、未曾掌权者。而且，新保守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相互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为它们主要分别针对两个似乎截然分开的领域：一是经济学科，一是人文学科，不像马克思主义那么包揽一切。在那样的三分天下局势下，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常常成为敌对左翼学者的同一方。
在中国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著作首先是柯文（Paul Cohen）的《发现中国的历史》，把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中心的"冲击和反应"分析模式颠倒过来，争论需要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内生动力来理解其过去和近期的历史。（Cohen 1984）当然，这是个许多与后现代主义无关的、但认同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美国学者们的欢迎的论点，也是不少中国的学者们所乐意接受的中国中心论点。在那样的感情性动力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其实不可能只是任何单一方的结果、只可能是两者互动的结果这样一个简单实际，变得似乎无关要紧。柯文的显然是个夸大了的论点，但其简单化的夸大，却给予其论点更清晰易懂的威力。
三、后现代市场主义
从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另一种，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不同部分结合而组成的观点。其所声称的目的是"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 the West），所采用的不仅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是新保守主义的全球化原教旨自由市场主义。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之前（在1960年代后期）曾经因其把现代化主义颠倒过来而声誉显赫一时。如今，在1990年代，凭借其对学术潮流异常的敏感性，想重演过去，这回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经济观颠倒过来，争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借用的在根本上是自由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但给予其以去西方中心化的激进包装，由此组合了其新的模式。（Frank 1998）他的《重新看待东方：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居然在1998到2002年间被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重印了四次。[4] 与其之前的著作同样，此著也比较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
其经验证据核心是世界的白银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一直从西方流向中国这个历史事实。弗兰克本人，因其散射似的写作风格，并没有集中有序地在单一处解释明白这个现象，但其实质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从1400年前后开始，欧洲（尤其是西班牙）白银相对丰富，其后则由于16世纪在新大陆发现白银（尤其是在秘鲁和墨西哥），西方白银价格要比在中国低廉，在16世纪欧洲白银和黄金的比价是约12：1，在中国则是6：1，其后在17世纪（中国）上升到先是7-8：1，而后是10：1，但一直要到1750年前后，其与西方间的差值方才消失（见陈昆2012：7-9页的表）。这就意味白银不仅作为交易货币，也作为商品，从西方（从新大陆经过欧洲或马尼拉）流向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加上当时中国的丝织产品，以及棉、麻、茶、瓷等产品比起西方既价廉（丝织品才是欧洲和墨西哥价格的三分之一--同上，第3页）又物美（由于中国这方面的早发展），西方的买商可以既获利于商品的廉价也可以获利于其用以支付的白银的更高值。两者相互提高了其分别的盈利。结果是白银在这期间相当大量流向中国。根据弗兰克提供的数字，在1550年到1800年的250年间，总量达到六万吨，也就是平均240吨一年。（Frank 1998：149）对弗兰克来说，这就是证明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是其处于"全球经济/体系"（world economy / system）中心位置的经验证据。
正是从这个经验核心，弗兰克建构了其中国中心的1400年到1800年全球体系"理论"。由此出发，他更建构了一个长达五千（乃至七千）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该体系不仅是个整合的体系，而更是具有可以辨析的一系列的"长周期"（long cycles）的体系。其中，1400到1800年是个中国中心的长周期，之后被西方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但行将再次被中国和亚洲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如此这般，他批评了所有此前的论著， 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