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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外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
阎学通,王缉思,衣俊卿,黄宗智,张旭东,郑永年,傅高义,季塔连科,房宁,胡鞍钢

1. 阎学通:加强民族国家建构是中国未来的重大使命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从清末的天朝意识到现代国家意识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也日益加强,这是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但是,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尚未完成,而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求以这种民族建构为基础。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巨大困难:一方面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这是一对矛盾。所以必须要明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就要采取一切有利于培养所有公民“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政策。也就是说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西方国家总是有人批评我们破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其实西方国家自己也没有鼓励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政策,都采取了统一语言教学。面对西方批评的时候,应该明确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让全体公民有共同的民族认同重要,还是让别人表扬几句重要?究其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政策中的矛盾使得民族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这导致国际社会产生了一个印象,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国际社会认为一个分裂的中国是合理的。



  举例来说,现代民族国家都实行统一货币,但当前我国却存在着四种货币:人民币、澳元、港币、台币。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民族统一是非常困难的。再如,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民众定居的自由,这必然造成不同民族的人混居速度缓慢。当前,全世界都在流动,而我们的户籍制度却阻碍国内各民族的流动。多种货币、户籍制度、血缘主义国籍原则等政策实际上加强了国内的区域和民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抗衡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



  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国家不断分裂、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第二种状态是国家数量日益减少,是一个统一趋势。第三种状态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分裂时期。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第二波是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波是冷战后的民主化分离主义运动。三次运动使国际上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至今,这个分裂进程并未完结。在以分裂为主的历史进程中,能够抵制住历史潮流的国家就能维持国家不解体。对中国来说,面对一个分裂成为主流的国际环境,政府应在民族建构中投入更大精力,减少分裂的危险。







2. 王缉思:世界认同中国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所以我不认为有一种可以被普遍借鉴的“中国模式”。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其他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复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的成功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建立在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很多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中国的成功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和更完备的市场经济。这些方面显然还有待完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验没有进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海内外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存在疑问是很正常的。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也有不利影响。当一个文明的主流文化不能为外人所融入、所认同时,这个文明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世性。现在的中国文化在包容性和普世性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还不能被普遍认同并有效影响世界。当然,中国文化有影响世界的独特方式,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成员也的确可以部分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比如,我10年前就曾说,如果中国强大起来,连著名反华派、美国议员佩洛西这样的人,也迟早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她果然有所变化。基辛格、老布什、小布什、施罗德、希拉克也早就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了。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感化人的能力,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渗透力,是很多文化里所没有的。当然,这种包容性在他人看来也不完全是好事。西方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不讲原则,只讲利益,而他们大都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用“大而化之”、求同存异的道德相对论,有时可以化解掉西方人的“原则”,但是不可能无限化解。对外国人来说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宗教信仰,是化解不了的。再比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问题,它关系到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生存,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甚至涉及宗教信仰。单纯讲利益的道德相对论解决不了问题。世界最终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认同中国文明,取决于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中国人的文明素养能否令人羡慕,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能否不断得到普世性的认同。

 





3. 衣俊卿: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



  衣俊卿,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黑龙江大学教授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种既向世界和国际开放,又自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正在展示出特有的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一方面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欢欣,另一方面也要时刻保持理论的清醒和警醒,在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要看到中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依旧薄弱,看到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困难和压力。具体说来,如何使“中国模式”在普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如何使“中国模式”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对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等等,既是紧迫的实践课题,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一句话,“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当我强调要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时,并非断言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不具备理论内涵。恰恰相反,一方面,“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本身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丰富内容;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分别从中国的视角或全球的视角,从经济的维度或政治的维度,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发展潜力等,做了许多理论探讨,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还有许多现实的和发展中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和解决。实际上,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认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并努力从中国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探索自己加快发展的途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态度上,既有能够相对比较公正和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认识的明智人士,也有很多怀有戒备、警惕或敌意的人士,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问题持否定的评价,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国内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认识实际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其中既有过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的偏颇做法;也有出于爱国主义热情,甚至出于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乐观结论,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谨慎结论。总体上看,真正从人类社会演进和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中国经验,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是我们应当正视的问题。我们常常强调要推动理论创新,要在深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寻求突破,在这种意义上,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最需要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4. 黄宗智: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



  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60年来,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前30年,中国在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之下,工业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推动力。



  经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力量推动之外,私人企业家的创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因为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私人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不可能克服。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方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并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选择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采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这一体制创造了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研究这一体制我们发现,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



  在维持总体制不变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才(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正因为权威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有效地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可以说,中国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便可能形成官员+企业家的“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正因为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



  从目前情况而言,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模式现在也亟须进一步改革。关键在于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念转变,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过去的发展无可厚非,因为它帮助给予两亿多中国农民耕作之外的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关键要做的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群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

 





5. 张旭东:批判地考察问题的前提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首先需要谨慎地反思,因为这样的问题不是自明的,而是包含太多的预设、假定和想象。如果不批判地考查问题的前提,就不能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场域,也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思考。必须首先把这些问题和用来思考它的理论体系历史化、具体化。不在政治和思想表述的双重脉络里考察,就无法走出意见或议论的层面,表面上看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其实却都没有跳出共同的大前提。



  要思考“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首先要弄清“全球视野”指什么,如果我们是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道路”上走到头,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就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按这种逻辑,所谓“道路”其实都是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空洞的,没有价值内涵和价值指向的,因为它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而只是一种经济逻辑的感伤的装饰。所以这个问题看似激进,带有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



  “普世文明与中国道路”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其实并不带问号,而是一个设问句: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或价值意义上的“中国道路”,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我们知道,“道路”的含义是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价值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道路”的政治指向和价值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



  真正的理论性和政治性思考,一定是重新界定和把握普遍性问题的内部矛盾及复杂性,从而在普遍性的高度上,为普遍性问题再一次打开一个理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可能性空间。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包括战争),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中的“世界历史”的潮头。





6. 郑永年:社会改革是今后几十年渐进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如果从未来的国际关系史来看,中国崛起也许会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经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中国发展道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尤其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并不成功,所以对“中国模式”很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



  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很多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政治模式促成的。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然而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看不到,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只有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民主化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东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进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问题,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



  基本的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中国未来的改革核心就是要保证社会正义。



  民主化改革必须在社会改革之后进行。如何造就好的民主,一要有国家制度建设,二要有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就遵循了这一路径,先经济发展,再社会制度改革,在此前提下逐步推进政治改革。



  “中国模式”从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但它能否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未来的社会改革能否成功。



  社会改革就是要消化经济改革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果。经济改革一方面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问题也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关系。社会改革也是要为未来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未来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需。另外,社会改革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社会改革是中国今后几十年渐进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7. 傅高义:中国需要在十年内健全社保制度



  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十分独特的。中国的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发展这么快,1978年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跟日本、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韩国等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现在有人批评美国是冒险主义,因为最近几年美国欠债太多、赤字太多。中国每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没有赤字,只有贸易顺差。所以有人说,中国政府做得不错,美国政府做得不好。我个人看,这不一定是长期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是个劳动力密集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很多,另外中国市场很大。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劳动力工资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太多了,可能劳动力密集产业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有望继续发展。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比较明智,所以经济成绩显著。当然,从社会角度看,中国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农村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其独特的条件,但是不能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来概括。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当然是客观派,但是偏向于乐观派。中国有一些问题,比如农村问题,但中国政府的确想把农村搞好。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很多都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已,不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中国文化本来是不能批评领导的,现在批评政府的多了,这也是进步和自由度提高的一个标志。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很严重,我不同意。《华盛顿邮报》一位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记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财产。这些人是支持稳定的,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农村里面土地虽然不是私有,但是包产到户,农民有地种,能种自己要吃要用的东西,因而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与日本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城市白领的地位很不稳定,很多社会阶层也没有基本的保障。所以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希望中国的社保制度能在10年时间内发展健全。







8. 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



  我认为,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不同的时代里,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掌握丰富的民族遗产并利用其为国家的发展和完成新任务服务。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号召,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不是偶然的。



  还有,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不断注意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教训。在一系列党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十七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悲剧性教训的严肃思考。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就是考虑到国家发展的特点,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主要条件,是保障中共领导作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三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即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统一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如果内在的“中国化”计划是指全方位加强中国文化的地位,在中国民族土壤中挖掘改革的政治源泉,那么主导对外政策的思想,就是引领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在当前阶段,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9. 房宁:中国道路如何形成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在不到60年,主要是在30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



  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一整套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铺就了一条“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换来的,其中最智慧、最勇敢、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



  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国道路,一个是从历史的维度,一个是从实践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是统一的。中国道路既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国家的历史环境和主要任务有关。如果这种制度有利于发展,就会被人民普遍接受、被历史所选择并且在实践中站得住脚。这种道路的选择不是人为的,是客观的,不是想学哪个制度就可以学的。



  为什么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成功呢?因为它能解决中国人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这种制度就站住脚了,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谁能够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谁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已经被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入侵下,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当时的世界,从西方到东方崛起了许多资本主义强国,他们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整个人类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留给中华民族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然而,就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西方列强的傲视之下,中华民族从群峰之间的一条狭路上冲杀出来。

  建国后的两个30年是贯通的,是一体的。虽然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是纵向来看,两个30年都是中华民族的探索和奋斗。



  前30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索和奋斗,改革开放后30年是在新时期探索和奋斗。探索和奋斗一以贯之。改革开放吸取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是在坚持中变革,不是改弦易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有继承、有改革、有发展,基本精神就是探索和奋斗。在吸取前30年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成功了,发展了。因此,前后两个30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两个30年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探索和奋斗,后30年的发展全面总结和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教训。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年,我们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国外四大经验教训。



  第一,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党和人民从中学习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贵性。



  第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两面性。既有风和日丽,也有狂风骤雨,我们要在积极参与的同时注意趋利避害,关注民族利益。



  第三,21世纪初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使得拉美国家损失惨重,因此需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要吸取教训,加强金融监管,不能全面自由化。



  什么是中国道路要由中国人自己说。政治发展道路很多,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三统一”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很多政策上,这就是中国道路。



  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环境和任务。要实现民族振兴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既有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的局面。这不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实践。所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工业化、现代化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其标准是:第一,快速、全面的发展;第二,没有对外侵略扩张,而且内部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对抗、分化。



  这个成功,就是中国道路的成功。







10. 胡鞍钢:中国道路从自发走向自觉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96年,我到美国国务院交流访问,谈到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否能够超过美国,他们的专家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差异是多长时间的问题,即15年、20年或是30年。



  时间过去了13年,我对中国崛起比那时更具自信心。今天,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谈论的热门话语。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中国会出人意料地迅速崛起呢?这在30年前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国崛起是否有其发展规律或发展轨迹?中国最初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是否将发展轨迹由自发向自觉发展,最后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国道路体系?这些都是应该仔细思考的。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近代历史看,中国至少失去过两次“天时”,一次“地利”。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黄金时期(1870—191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比重都是下降的。在第二次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黄金时期(1950—1953年),也是东亚地区迅速发展时期,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至历史最低点。由于中国不能实现“人和”,也就无法利用“天时”和“地利”。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时代。



  这里所说的天时,一是经济全球化,即中国大规模参与世界经济,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二是中国至少有可能创造和获得4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1978—2020年),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三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三大效应,即人口规模效应、大国实力效应、技术蛙跳效应。



  这里所说的地利,一是指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国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成为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三是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边环境,东亚复兴促进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带动了整个东亚的复兴。



  这里所说的人和,一是指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即我国正在进入的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是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中国正在进行的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三是指对外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亚洲与和谐世界,创造更大的天时地利。



  我相信,一旦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都会像我们的先哲孟子所言:“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作为集中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中国崛起之路,它是一幅十分宏大、雄伟、壮观的发展图景,也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变化与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甚至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的“发展之谜”。



  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我发现了三个重点:一是这条道路非常符合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当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了现代化的目标就意味着抛弃了被动应战,选择了主动应战;二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诚如邓小平所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一条笔直大路,从中长期看呈现出“成功—波折—调整—再成功”的演进路径。



  现代世界历史证明,现代化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主题。但是在差异甚大、多样化的世界没有同一的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目标的设定、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发展路径的演进并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



  在我国,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决策者的发展意愿、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二是不同时期的国情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我们的经验已经表明:与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发展战略催生成功的发展,反之,则会导致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情的变化进行适时、可行的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概括为“八个社会”和“一条道路”: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开放创新型社会和知识社会,和谐社会与稳定社会,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上九个方面构成了对内和对外相统一、相协调、相互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与“中国发展之路”。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王广 范勇鹏 袁华杰 张飞岸 何兰芳 李彩艳 □特约记者 李瑞琴 孙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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