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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 ——五种巧合的交汇

开放时代2015.3
本文检视五种悖论巧合,分别关乎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五个方面,论证其偶然的并存和交汇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近35年来惊人的快速发展。它们同时也揭露了与其一起呈现的三大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压制性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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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UCLA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办人、Modern China 学术季刊的创刊编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主要代表著作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地发展,达到每年平均超过9%的增速?中国自己将其发展经验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初始计划,而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做出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抉择。中国的领导者和国外的观察者其实同样对其"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史中最快速、持久的增长--感到惊讶。
当然,针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不乏众多不同的解释,有的来自学者,有的来自传媒的观察者。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已有解释,而先集中说明一些基本事实。本文试图从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视角来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五种偶然的巧合,以及它们的交汇,足以说明中国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实现如此瞩目的增长,而且,这既可说明其成功的一面,也可以说明其所导致的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顽强持续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

一、五种巧合

(一)土地:土地使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即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紧密结合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历程中塑造出来的,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成为一个高度官僚化和集权化的体制。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中国自身的领导者,都认为这个党国体制后来变成创业/创新的巨大障碍。我们要问的是:它居然存留下来而且成为革命性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由一个共产党的党国来推动市场化改革本身便是一个意外的、悖论的现象:一个坚信应该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共产党怎么可能领导用市场价值来配置资源的改革?在俄罗斯和东欧,市场化改革是伴随拆除旧的共产党党国体制而实施的。中国结合旧的党国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本身便是悖论的--违反一般现有理论预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历程中的巧合。
对惯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两者结合的成功本身便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对中国的领导者们来说,也许不至于那么意外。因为,在其历史经历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还有其另一面:其组织曾经极其高效地动员人力和资源来执行全民战争,先是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是对一个比其要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抗争,而后是对美国装备和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的革命战争,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比其强大得多的敌人。它所赢得的胜利可以说是超出一切常理想象的。其后,它又有效地稳定了极其混乱的经济,而后再次出乎意料地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国--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打成长期拉锯的平手局面。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它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空爆试验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如此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领导人们对自己能够成功领导又一次的激烈变化也许不会完全没有信心,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成功,因为这--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作为客观的回顾者,我们也许可以初步作出这样的观察:一方面,党国体制确实是一个妨碍创业的巨型怪物,即便今天仍然如此,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能够极其有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强大组织。
一个能够阐明这个逻辑的例子是改革过程中这个体制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一般来说,土地在所有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部分原因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土地会大幅增值。在一个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国家,要使用国家"(为公共用途而)征用土地的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来促进城市发展是一件很花时间和财力的事。但中国(共产党国家)则处于一个十分不同的位置。在历史上,历代的皇帝虽然理论上拥有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上,自耕小农和"地主"对土地的产权具有长久稳定的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后,进一步实施了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资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集体化之后,理论上农村土地成为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因为农村政权乃是党国的基层组织,其所有权可以随时被国家所占用。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理论/法律上对土地拥有最终的所有权,在实践层面上也如此。在中国的改革期间,国家仍然保留了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俄罗斯与东欧把土地大规模私有化很不一样。在城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简单干脆,不涉及"集体所有权"的复杂层面--城市中如今仍然没有私有土地,即使是"私人住宅"下的土地也是国家所有的。因此,中国的党国对土地资源所掌握的权力要远比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相比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 2003)--如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摩根 (J. P. Morgan)等--拥有更大的为所欲为的权力。
其结果比任何人所可能预见的要重要得多,在真正实践了之后才可能被充分认识到和理解。首先,国家对土地所拥有的近乎绝对权力意味着其可以几乎任意征用土地,而且是以极其廉价的补偿来征用。时至今天,这个党国已经为城市发展而征用了全国二十亿亩耕地中的约一亿亩或更多的土地,①大部分是凭借相对廉价(相对其后的增值)的补偿来征用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用了低额的补偿--大约只相当于农民在地上耕种粮食的净收益,来向(多是城郊的)农民征用土地。举例说,如果一个持有承包地权(在改革之初伴随去集体化而给予他们的地权)的农民每年能够在一亩粮食的种植上获得三百元的净收益(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费和最近十年的持续丰收之前情况大致如此),政府基本只需提供该数目乘以承包地权的年限来作为"合理"的征用补偿。承包地权是在1984年给予农民的,为期15年(并伴随生、死、迁入和迁出而调整),在1998年则在此基础上延期为30年。以30年期限来计算,一亩被征用的"毛地"(即未有基础设施配套的土地)的补偿费才约1万元。但一旦加上基础设施而成为"熟地",该亩地的市价可能达到之前的(笼统地说)十倍,而在建筑完楼房、工厂之后,更可能达到其一百倍。② 在历史上,这种增值的一个鲜明例子是上海市的城镇化过程:1843年,每亩地价仅为白银6两-10两;到1902年,上海外滩的一亩土地的价格已经上升到3万两白银;到1906年,为10万两白银;1925年为17.5万两白银;1933年一亩土地的价格为36万两白银。(赵启正,2007:195)
当然,一旦农民认识到土地的潜在价值,抵制、抗拒上述模式的征地事件日益扩增(在2007年-2009年占到每年九万多件"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大多数[于建嵘,2010])。而政府所需支付的补偿也日渐攀升,从一级城市(5个)到二级城市(60个)到三级和四级城市(约200个)以及距离商业中心的远近而异。(Huang & Bosler, 2014)
城市用地广泛增值的型式一旦树立,商业银行一般都愿意以建设用地为抵押来贷款给地方政府,依据的是其可预期的市场增值。而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贷款很快成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所必要的资金的来源(甚至会有盈余),无此便无法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征地成本和熟地出让的差价)一般是地方政府"预算外"(即支付官员薪酬和机构日常开销的"第一财政"之外)的"第二财政",亦称"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有的地方达到财政总收入的60%[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10])。这是改革期间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财政运转的"秘诀",无此便不可能做到快速的城市发展建设。
以具有比较确切材料和经验证据的重庆市为例,其在(具有上海浦东管理经验的)市长黄奇帆的领导下所"储备"的30万亩(5万英亩)土地乃是其后重庆市特别突出的发展的关键。首先,它使重庆能够克服其国有"问题资产"的157亿元坏债(由于贪污和滥用资金)的负担。凭借土地的潜在价值,黄市长以(市值的)22.5%的低廉价格一举买下了市值1746亿元的1100多家国企。而后,通过土地资本的输入,把他们改组为具有雄厚资金的(政府的)"八大投资公司"--即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以及水利八大公司。之后,伴随重庆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蓬勃发展,这些国有资产的市值在6年之后便已达到其原先购买价格的六倍(黄宗智,2014a,第3卷:321-322;亦见黄宗智,2011a)。
这些国有企业和它们的经营利润在重庆市的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之上,更形成了一个"第三财政"。而这个第三财政对重庆在2011年之前的五年之中达到年均16%的GDP增长率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该年,重庆市被《财富》杂志选为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屈洪斌,2012;《〈财富〉评重庆为全球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2011)
第二和第三两大财政来源叠加起来使重庆能够对当今中国严峻的"农民工"问题做出模范性的措施,其核心是建造4千万平方米的廉价公租房(足够两三百万人居住,主要是农民工,也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租价为10元/平米,即一套可供一家人居住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月租才五六百元。一个租户在租住房子五年之后,可以廉价购买其居住的房子。这样,为市区的相当部分农民工提供了一条(别处所不可能的)有尊严地移居城市的途径。(黄宗智,2014a,第3卷:331-332;黄宗智,2011a)如此针对农民工问题的措施所隐含的发展战略是,凭借(农民移居城市所导致的)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它也是一种为发展而公平、为公平而发展的战略,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的公平"十分不同。
公租房建造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自己进入房地产终级市场所获取的增值--要远高于从"二级市场"(即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出让给开发商)所获得的利润。实质上政府投入的仍然主要是原先征得的毛地,所不同的是凭借从二级市场到终级市场的增值而获得的银行贷款,而贷款的利息则用房子的租金来支付,其本金则靠五年后出售给租用房子满五年的租户所获得的资金来偿还。如今这个重庆模式已被中央采纳为全国的典范(《三部委[财政部、发改委和城乡住房建设部]要求全国推广重庆公租房融资模式》,2010; 亦见《三部委:土地出让净收益可用公租房发展》,2010),但其它地方是否真会/能如此实施则尚待观察。目前,重庆的实践仍然主要限于重庆。它所展示的不是一般的情况,而只是可能做到的情况。
比较一般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从第二财政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那是一般地方政府所以能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其背后的条件是城市房地产发展中的市场增值,而那样的增值则是来自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所支撑的旺盛住房需求。
今天,经过35年的快速城镇化--相当于每年总人口的约1%--中国城镇人口仍然才达到总人口的53%(包括农民工,其大部分不会长久居留城市)。(国家统计局,2013:表3-1)城镇化还在推进,城镇人口还会有相当的增长幅度。这意味着城镇建设用地的价值应该还会继续上升。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会延续好几年。
但土地故事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因为它在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来推动上述发展的层面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资本:"招商引资"与中国的党国体制
中国的党国体系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体系却把凭借 "招商引资"来促进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确定为它的主要任务。它把招商引资设定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评审标准--采用的是一个量化的高度复杂的"目标责任制"来估量其成绩,其中的关键是该地方GDP的增幅。(王汉生、王一鸽,2009)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出乎意外的悖论现象:一个共产党将招引资本主义企业及其投资设定为其主要的任务。
我们要再问:一个明显妨碍私有企业创业的集权党国体制怎么可能扮演招引它们到全国各地的角色?其高度官僚化的机构难道不会成为营利性企业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其所制定的必须经过众多机构允许的"图章"--也是民众对整个体制的普遍批评--难道不会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依据合同和法律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下的运作?
在中国无所不管的官僚体制之下,没有政府的认可确实几乎什么都不可能做,而即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许多事情仍然需要繁复的手续和图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如以上对于中国党国体制的双重性质的分析所说明,如果执行体乃是党国本身,则克服这一切官僚程序的束缚便成为微不足道的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它能够做到自由民主国家所不可能达到的高效。这不仅是因为国家能够克服、跨越、绕过其本身的重重官僚障碍,而更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资源、通融、甚或有意曲解法规,为其所要招引的企业提供特殊的激励来达到其设定的借助招商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这里,我们要谈到另一使人感到惊讶的关于中国党国体系的悖论现实。它固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系,以至于几乎每一层的官员对其顶头上司都会显示一种类似于奴婢或孩子式的作风,这是因为上级对其仕途拥有极大的权力,甚至能够支配其日常生活。而中央则是整个体制的总指挥: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在决策之前允许一定的讨论,但一旦做出了决策,则要求无条件地服从。在那样的体制中,中央拥有极大的威权,此点尤其可见于其组织部对委任官员的垄断权力,也可见于其纪律制度中的"双规"制度:能够突然把任何一层的官员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规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段之内接受审查,既不允许其与律师协商,也不允许其与家人联系。这是一个处于法律体系之外的制度,始建于1990年,是为了处理党内的贪污事件,但其实它是一个具有深层历史根源的制度,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党内处理涉及叛变嫌疑人员的做法。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巨型的官僚体系却在自身内部树立了结合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的传统--一个可以追溯到毛泽东1956年的《十大关系》的传统,也是一个被邓小平为了改革而积极采用的传统。正是基于那样的原则和其所要求的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创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政府间的招商引资竞争的制度环境。在那样的竞争之中,地方政府其实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有的观察者认为中国党国体制的这个特点乃是中国成功和高速发展的关键动力(下面还要讨论)。它具体体现于地方政府之间为招商引资而进行的竞争。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来阐明此点:北京市和重庆市为争取长安汽车公司(国内第四大汽车公司,连同其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长安福特公司)投资本地建厂的竞争。北京市是由市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刘淇直接参与的,许诺为长安汽车公司提供5000亩土地,并于2010年举行了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但其后重庆的黄奇帆则向长安汽车公司许诺以5万元一亩(才是当时市价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价廉价格为其提供10000亩土地,并打出了"千亿[元]汽车城"的宏大计划,以产业的集聚效应为进一步的诱饵。至于其他的可能条件,如赋税优惠、低息贷款等,我们不得而知。(《长安汽车城投资两江新区前后》,2011;黄宗智,2014a,第3卷:316-317;黄宗智,2011a)
正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把中国推到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的第一位--这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05年的一项对专家和跨国公司调查得出的结论。(高柏,2006:表7;亦见黄宗智,2014a, 第3卷:268;黄宗智,2010)在浙江和其它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平均为招商引资提供其自身投入成本的八折的低价,其中有四分之一只要求其成本一半的价格--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不仅可以预期该地方GDP的增长以及自身的"政绩",也可以预期其税收的增长。(陶然、汪晖,2010;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2009;亦见黄宗智,2014a,第3卷:264-265;黄宗智,2010)我们没有关于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甚或关于比较宽松的环境污染法规的默契等其它可能优惠条件的信息,但无论如何,如此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为招商引资所提供的种种优惠,无疑是使中国成为理想投资去处的重要原因。重庆市的其它突出的招商引资项目包括惠普公司(如今已经达到年产1亿台笔记本的产量),而那是伴随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渝新欧铁路的工程而做到的:由重庆带头组织,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和德国签订协议,让货物一旦在重庆过关,能够在14天内直达德国杜伊斯堡。这等于把重庆建立为一个内陆的"口岸",能够把通过华东口岸海运到欧洲市场的时间(28天)缩减一半。(黄光红,2012;黄宗智,2014a,第3卷:366;黄宗智,2012)
难怪,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1979年到1992年,投资中国的回报率平均为25%,1993年到1998年和其后"降低"到20%(Bai, Hsieh & Qian, 2012:黄宗智,2014a,第3卷:319;黄宗智,2010)那才是中国和其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外资(以及大型国内资本)的关键。
当然,外贸总额所占比例([出口+进口]/GDP)--2005年达到64%(Naughton, 2007:377),乃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背后是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再背后的则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的招商引资。而中国政府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尤其是土地资源,乃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如果没有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政府借用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来推动中国发展的决策,这一切都不可能形成如此的气候。③
这一切有可能是被明确计划和预见的吗?不大可能。因为有太多不同部分须要很好地配合,包括政府能够比较轻易征用土地、快速的城市发展、一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形成的近乎全能的党国体制以及其招商引资的决策、全球化的贸易以及全球资本对最高回报率的积极追求。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也许是整个复合体中的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剩余劳动力,它在过去是中国的沉重负担,今天则在与上述各条件的偶合之下,成为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三)劳动力:劳动力使用与中国的党国体系
正如洪亮吉(被不完全贴切地称作"中国的马尔萨斯")早已清晰地指出,中国自18世纪以来便已困扰于人地压力。(洪亮吉,1877[1793])膨胀的人口,以及14世纪到20世纪间人口迁徙的最后边界(主要是山区和东北)逐渐达到饱满,导致了帝国晚期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黄宗智,2014a,第3卷:49-52;黄宗智,2002)进入20世纪,中国农民户均耕地已经缩减到12华亩(2英亩)以下(相对美国2007年每个农场平均拥有面积为447英亩、2682华亩)。对大部分的小农家庭来说,每家面对的是过多的人口和过少的土地。在那样的压力下,中国农业越来越高度劳动密集化,伴之而来的则是边际劳动投入报酬的递减。一年一茬变成两茬、甚或三茬,而每加一茬需要近乎同等的劳动和肥料投入,但其报酬则是递减的。人地压力也促使农民从事更多的"副业"(主要是手工业--如纺纱、织布、缫丝、织草包/绳/帽等),报酬一般要低于种植粮食,而其劳动主要是由家庭辅助劳动力(女子、老幼)来承担的。纺纱的劳力投入最多,是被中国的"棉花革命"(14世纪很少有人穿着棉布,而在五个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棉布)所推动的,而其报酬大约是耕作主业的三分之一。(黄宗智,2014a,第2卷:38-40;黄宗智,1992)结果是,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一直紧紧结合,没有产生像英格兰和西欧十八九世纪那样从农村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城镇"原始工业化"。(黄宗智,2011b)
这一切意味着一个阻碍凭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的发展途径,甚至限制了牲畜的使用以及手工业方面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例如,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黄宗智,2014a,第3卷:37-39;黄宗智,2002)。直到现代纺纱厂的兴起--其机械纺纱相比手工纺纱达到40比1的劳动生产率,把棉纱价格压低到近乎棉花的价格,方才摧毁了手工纺纱。同样,耕种的机械化也很难得到发展,直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在一些地区拖拉机可以把一年两茬的种植方式提升到更加劳动密集化的一年三茬(因为拖拉机可以缩短各茬之间非常紧迫的翻耕土地所需时间),农业机械化才得到一定的进展。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下,通过机械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直都很难进行,劳动的报酬因此一直很低。
这一切从"乡村工业化"的推动开始转变。乡村工业化的基础是由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凭借计划经济下的国家高投入)高速发展重工业而奠定的。进入改革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已经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能源、钢铁、机械等。城市的大型国企已经能够帮助带动乡村小型工业的发展("大鱼帮小鱼"),如把其陈旧机械"下放"到乡镇企业或让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来为其加工产品。此外,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也来自集体化时期所培养出来的一大群优秀村镇干部。中央一旦确定了其决策,党组织(每村都设有党支部)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配置资源和劳动力来推动乡村工业化。(黄宗智,2014a,第2卷:第12章;黄宗智,1992)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的劳动力)、能干的村镇干部以及城市企业的旧机械的结合,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发展-- 一种悖论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自由化的市场则为其提供了需求,一开始只是一些借用破烂废品原料来生产的低级产品--如水盆、低档衣服、锁、塑料产品等,以及廉价的(为城市工业企业)加工劳动力。之后,乡村工业逐渐升级和扩大。此外,村镇的新楼房建筑也为就业不足的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黄宗智,2014a,第2卷:第12章;黄宗智,1992)
结果是蓬勃的乡村工业发展(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这其实是中国35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前导。在短短的十年中,新兴乡村工业的就业人员达到足足0.92亿,相当于全国总就业人员(6.47亿人)的14%。(黄宗智,2014a,第3卷:228,233)乡村工业的产值以每年不止20%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十年中占到国内工业总产值的20%。(国家统计局,1991:表10-1)
即便如此,被吸纳入乡村工业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少于来自(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的医药卫生进步所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每年所添加的新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下一波城市就业的扩大则是来自外来投资和新兴民营资本的动力。新兴的企业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而他们的进城又推动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小型商业--诸如廉价的食物和衣服摊子、修理铺、木匠、裁缝、鞋匠、小餐馆等,多聚集于农民工居住的社区或"城中村"。制造业,包括"来料加工"出口商品加工业,和建筑业(尤其是蓬勃发展的住房建筑业)是其中的两大行业,雇佣了不止一半的农民工(黄宗智,2014b, 第3卷:311-312;黄宗智,2013)。在这个大潮流下,"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很快达到1.66亿的庞大数目,而乡村工业中的"离土不离乡"农民工则达到了1.03亿。(国家统计局,2013)
对小农户来说,非农就业意味着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个就业不足的农户现在可以让部分家庭成员转入非农就业。这也意味着留存于农业的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就业。而更多的就业意味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若以一家一户来计算尤其如此。
同时,"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导致了中国农业的革命性变迁:非农就业以及1980年开始实施的严格控制生育政策在90年代中期终于开始减少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数量。此外,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导致了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从传统粮食:肉食:蔬菜的8:1:1比例转向台湾和中国大陆城市中上阶层的4:3:3比例,结果是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化,导致越来越多高值农产品的生产,从粮食转入更多的肉-禽-鱼、水果和高档蔬菜生产。(黄宗智,2014a,第3卷:第5章;亦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变迁的交汇则导致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称为"隐性"是因为它和来自个别农作物亩产的增加的传统农业革命不同),其中农业产值(可比价格)在1990年到201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6%,也就说,每12年中翻一番(黄宗智,2014a,第3卷:104-107),远远超过英格兰18世纪的农业革命(年均增长仅为0.7%,100年才翻一番),也超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2%-4%一年,主要由于化肥、科学选种和拖拉机的使用)。那样的"绿色革命"也可见于同时期的中国,但其所带来的增长大多被人口增长和农业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所蚕食掉,其结果是人均产出的停滞不前。直到之后的"隐性农业革命"方才大规模提高了劳均农业产出,也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虽然,生产成本也伴随化肥、科学选种和拖拉机的使用而上升了)。
那样的发展,加上农民非农就业的收入,乃是农业资本化(即单位土地的化肥、选种和机械投入的提高)的主要资金支撑来源,而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国家投资或企业投资(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第8章;黄宗智、高原,2013)。我们可以说,农民的非农就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场农业革命中小农户农场的资本化/现代化。同时,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的小家庭农场,根据2006年的农业普查资料和数据(这是最新的可用资料,要到2016年的下一轮农业普查才可能更新),在农业的总劳动力中,雇佣劳动力仅达到总数的3%。即便是大型的农业企业所依赖的也主要是--通过合同、协议或订购--小家庭生产。(黄宗智,2014a,第3卷:第7章;亦见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
这个悖论的、异常的巧合--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外来和国内的)资本的配合--组成中国令人震惊的发展的另一"秘诀"。剩余劳动力和全球资本像磁铁似地相互吸引:对农民来说,它带来较充分的就业,而对资本来说,则带来较高的回报。这个组合乃是全球资本与中国经济搭配的第三个关键因素:廉价和快速增值的土地、中国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特殊激励(包括相对宽松的环境法规)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组成了对资本来说几乎不可拒绝的优良投资环境。而全球资本的来临也推动了中国国内资本的兴起,不仅是合资的企业,也是为投资于中国的外来大型跨国公司服务的企业。而其中较大、较成功的国内企业,像长安汽车公司那样,甚至可以获得比外国公司更加优惠的条件,因为他们是中国自己的企业。结果是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相互拉动所导致的螺旋式经济发展。
这一切可能是被完全预见和计划的吗?不太可能。因为之前没有过一个共产党的党国与资本和资本化的土地结合的先例,更不用说理论了。整个经验对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更不用说对西方的观察者来说了。之前没有由党国体制来招引跨国资本的"外包"的经验。它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之前,它会被视作外来资本对中国劳工的"剥削"。谁能想象到中国的党国官员们居然会是以其招引如此结合的成绩来作为其晋升与否的关键标准?
从中国政府的视角来看,这一切最多只可能是逐步、逐步做出的实用性抉择,先是方向性的"开放"决策,而后是积极争取外商的投入的各种各样方法。即便是农民工的大潮流也显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间,地方政府多是对农民工的流入采取阻挠的态度,甚至禁止和排挤他们。即便是今日,地方政府最多是允许,但并不鼓励,更不会积极为其提供服务和住房(重庆市是一个例外)。常见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不给予他们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下面还要讨论)。尤其关键的是不给予农民工子弟在父母亲就职所在地上公办学校的权利--使他们被迫要么为此缴纳沉重的"择校费",要么只能让孩子"留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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