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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对塞勒尼点评的简短点评

历史与社会
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19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国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我的老朋友和同事塞勒尼教授,从他自己三十多年来,探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元对立之外的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的角度,对我们的讨论做了强有力的点评。他特别突出两点意见;我在这里想稍加讨论。

第一点是关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其迟早会破裂的判断。这里需要指出,重庆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的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它是"泡沫"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它是对其的遏制和防御。它通过三种措施--把楼盘的地价限定于不超过房价的三分之一、为30%到40%的城市人口建造廉价公租房、以及对高端商品房实施房产税来遏制投机行为,迄今有效地把市区房价控制在6000~7000元/平方米的合理价格,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起码3万元/平方米十分不同。我在文章里已经论述了这些事实,但鉴于文章篇幅较长,如此的细节很有可能会被忽视,故在这里扼要重复一遍。实际上,重庆在这方面的作为,如果得能在全国推广,将会是控制甚或扭转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第一步。

塞勒尼的另一个相关判断是,重庆基于建设用地增值的"第三财政",迟早将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再次突出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基本国情",而重庆在这方面和全国情况大致相似。当今重庆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3.3千万总人口的约70%。即便重庆以每年1.5%的高速(相对于改革30多年来全国的不到1%/年)城镇化,它仍然需要将近30年才能把农村人口比例降低到30%,亦即塞勒尼从他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第三道路"完全失败的结论的时间跨度。而那样的比例仍然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4%~8%相去甚远,更不用说美国、英国、德国等的约2%。(中国统计年鉴2008:89, 1000,1018)显然,只要城市化以一定幅度持续下去,重庆便会需要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而其和农用土地的差价也会持续,可以继续用来支撑"第三财政"。超出这样时段的猜测,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塞勒尼的第二个重要意见,部分来自 "体系趋向于发展成为它们的纯粹形式或理想类型"的理论概念,也是他自己原先拒绝而后来接纳的想法。这当然也正是科奈尔所坚持的理论,但塞勒尼的结论更多来自他所观察到的历史实际:他指出,在东欧和俄国,原来的统治精英中的那些主持市场化转型的人,"看到了为自己和其子女 . . . . . . 取得财富的机会"。正是他们的唯利是图,破坏了诸种第三道路。

毋庸说,在中国的改革中也有许多同样的现象;虽然如此,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不同。它的共产党没有解体,而仍然具有强大的威权和生命力。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源于其经过持久斗争之后方才赢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背景--从早期错误地偏重城市,到建立"根据地"和推动农村革命,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它比东欧和俄国的共产党更深地扎根于社会。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必然会保持其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实,改革后的众多经验更多说明相反的趋向。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庆十分真实的变化,而重庆又是被党中央指定为其可能朝社会公平转向的试点。鉴于此,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更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是否可能促成一个不同于东欧和俄国的结局?

很少人会怀疑中国共产党高度中央集权的事实,尤其可见于其干部委任和纪律制度,虽然这是和地方高度分权和自主的现实相结合的--由此组成一个也许应该称作"集权的分权主义"体系(黄宗智2010)。在集权的一面,我们只需联想到被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的众多省市领导的例子。在所谓的"双规"制度下,他们会例行地被突然定点隔离和定时"拘留"调查,完全没有抗拒的可能,也没有咨询律师的权利。一旦被认定证据确凿,便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判决。最近的例子是2011年7月19日因严重贪污而被执行死刑的前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和前苏州市副市长姜士杰。(《杭州 . . . . . .》,2011)这里我们要问:具有长时期历史传统和纪律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仍然可能把其组织所决定的方向贯彻于其党员--包括治理各省市的党委,以及经管重庆设立的那种公益性国有公司的党委?

如果共产党真能够把土地的巨额收益和增值用于人民公益,而不是任由少数贪污和权贵者霸占,它肯定会赢得民众的欢迎。而民众真正的拥护,则肯定会让统治者不必如此敏感地对待抗议,也不必如此牵挂于"维稳"。一个具有这样的自信的共产党也许更能逐步民主化。我们看到,重庆已经朝这样的方向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如果真能继续下去,那么重庆的实验,也许不会像塞勒尼根据东欧和俄国的经验而认为的那样,只是个空想的"乌托邦"?

最后应该说明,塞勒尼和我虽然在对第一和第三只手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但对第二只手的理解则十分不同。塞勒尼把它理解为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把各种各样的"再分配"型国家干预也归入这个范畴,而我则根据重庆领导们的思路,把第二只手理解为,在基本认可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前提上,国家所做的各种调控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没有把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纳入第二只手,主要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

塞勒尼和我对第二只手的不同理解,其实反映了我们对重庆经验的不同看法。对塞勒尼来说,他自己经历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可能。但对我来说,重庆经验所展示的是(我所理解的)三只手的并存,其间既有竞争也有配合。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现实之下,私有的国内外公司(第一只手)、国家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二只手)、以及公益性的政府和国有公司(第三只手),一起在推动重庆的发展,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这种结合迄今非常成功,其中第三只手所起的作用是促使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均衡发展。它的公益性国有公司是在这种共存的环境下诞生和成长、磨练的。它们是否可能既维持其经济竞争性,也维持其社会进步性?以上是重庆经验对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它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理论上的问题,而更是可以观察的经验实际的问题。

参考书目:

《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执行死刑》,2011.7.19, 载中国新闻网。chinanews.com/gn/2011/07-19/3192185.shtml

黄宗智(2010)《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www.lishiyushehui.cn

《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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