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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倪明: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文化纵横》2012.6;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以下为完整版。
我们认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把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融合的政治方案,即毛泽东的法家社会主义、以甘阳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以及蒋庆的“王道政治”。这三种政治方案目的都是要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将其并列起来做政治哲学上的辨析,意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制设计的现实与潜能。

古老的中华帝国虽奉孔学为国教,每一位有为的皇帝给他的接班人传授的却是另一种教诲。一旦有年轻的太子"柔仁好儒",他的父皇便会这样警告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语)这种"外儒内法"的政制景观在中华帝国绵延两千年之久,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随后,革命的先锋政党借助外来的阶级话语,以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动员了底层的民众力量,把旧世界的封建势力扫荡净尽,创制了新的人民共和国。

然而,共和国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奠基于"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之上。那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僵死躯体上道成肉身之后,儒法两种传统却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杂合交混。于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儒法传统,就不只是单纯的思想史问题,而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大问题。

从逻辑上讲,儒法两种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可以有三种组合形式,即法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儒法共和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共和"取西塞罗混合制之义)。但如果牵涉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却需要考虑到某种社会主义形式可能会产生的变体。我们认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把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融合的政治方案,即毛泽东的法家社会主义、以甘阳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以及蒋庆的"王道政治"。这三种政治方案,或者仅仅是一种历史实践(如毛),或者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如甘阳和蒋庆),但其目的都是要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将其并列起来做政治哲学上的辨析,意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制设计的现实与潜能。

 

公式一:法家社会主义=秦始皇+马克思

 

1965年,也就是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汉学家列文森宣判儒教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因此在西方的冲击下,其归宿只能是博物馆。然而不出两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就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合法性垂危之时,"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孔夫子从博物馆里搬了出来,戴上高帽,掷以大字报和臭鸡蛋。原来,当时的材料证明,叛徒林彪对孔子的"克己复礼"深信不疑。为了从思想深处反复辟,反修防修,批孔就成了批林的一部分。于是,1973年5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文革"又重焕生机。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同年8月,毛泽东向江青出示了自己的一首新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老就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自称与孔子一样,都是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并且明确反对法家。当毛泽东想到国民党和林彪都是尊孔反法的时候,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这位诗友提出警告。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又具有了新的内容:评法批儒。

在当时各种"评法批儒"的论说中,有一个核心的论题:封建-郡县之争。在先秦,儒家主封建,而法家张郡县,这一争论事关国家的政制形式,也是毛诗的一个要旨。诗中的"子厚"就是柳宗元,其《封建论》肯定了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代、西晋和明代都因为分封宗亲而闹得天下大乱,从而使得封建-郡县之争一直成为历久弥新的话题。柳文对郡县制的肯定,亦有现实政治的考量,那就是鉴于唐代藩镇割据之祸,借此表达其对藩镇这种封建形式的反对。但新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封建主义似乎已成历史,"评法批儒"的现实政治意义何在?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毛在不同时期曾提过两个方案:"虚君共和"与"秦始皇加马克思"。

鉴于苏联中央集权过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反思苏联的教训--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提出要向地方放权和扩权。对此他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一再提出要让地方和企业发展自主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再次提出,中央就是要"务虚","还是虚君共和好"。这就是毛的"虚君共和"方案。但早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中央放权过猛,地方官僚各自为政,毛指出,"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必须有控制, 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来源,讲的也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然而,毛从未放弃过"虚君共和"的方案。到了1969年,在打倒"走资派的司令部"之后,毛泽东又放开手脚实施其虚君共和的方针。1970年毛还向斯诺表示过自己的得意之情,认为给地方放权同时激活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且还要继续学习美国联邦制的分权精神。这是怎么回事?毛究竟是要集权还是分权?

对于"虚君共和"之分权,我们不难理解,人民民主的实现需要民众自我组织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非纯靠中央的指令计划。毛不仅宏观上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分权,还在微观层面上通过鞍钢宪法保证地方企业内部实行民主计划、民主管理,加强人民参与经济和技术事务的权利。这就与封建社会与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区分开来,因为在封建共同体和现代企业内部,实行的都是专制集权,而非任何"虚君共和"。难以理解的在于,为什么要加上秦始皇,施行法家政制?

我们知道,共和国的国体既非郡县制也非封建制,而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也好,专政也罢,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用毛的话说,人民就是现代的上帝。以此推之,共产党是现代上帝赋权的现代君主,地方的共产党干部则是现代君主在地方的代表。这正如君主派遣官僚到地方代理治权,让君主的身体向下延伸一样,这种人民-政党-干部的主权结构也延伸到了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胞。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土豪劣绅都必须被精神消灭,对他们施行专政并宣誓主权。毛泽东说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的确,即便是秦始皇,其郡县制并未完全取代建基于微观的缘网络的封建体制,而一直是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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