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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共同讨论侧记(会议记录)

当代文化论坛;记录者:许多、柯桢
10月15日2012亚洲思想上海论坛第四场会议记录,发言者包括白乐晴,查特吉, 板垣雄三,新崎盛晖,阿希斯南迪,等

2012亚洲思想上海论坛第四场

【本文为听会笔记,对演讲者、评论者和提问者的发言记录,未经其审阅。如有错漏,欢迎大家补充更正!】

上午场:

白乐晴(首尔):生于1938年,韩国最重要的思想者,现任《创作与批评》季刊总编辑、"韩半岛和平论坛"联合主席、韩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首尔国立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以及"6?15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首席代表。

         白乐晴以再论韩半岛的殖民性问题与现代韩国的双重课题为题,发表演讲。

    白乐晴先生关于朝鲜半岛分段体制和解决分段体制的"第三方"问题在周五的演讲中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今天演讲的重点放在了更具普遍性的相关议题,例如民族工程、真实问题和平等问题。

    白乐晴首先对后殖民性的概念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后殖民性依然是有效的,只要认为殖民性仍然伴随着我们,并没有完全过去,即post不等于after。同理可以推出对现代性的批评。殖民性只是现代性的底层结构,中心总是与殖民地边沿紧密相关的。超克现代性是"适应现代和克服现代的双重课题"的简略表达。这里省略的"适应现代"常常被忽略,但仍是核心内容。适应现代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为如果不能将不可避免已成现实的现代及现代性充分消化的话,"克服现代"最多是一些空话,甚至变成反动的立场。白乐晴由此批判了日本的近代历史。日本近代由于还没有充分适应那些现代性值得倾慕的价值观,以至于最后加入了法西斯主义的阵营。

    白乐晴号召重新重视民族的问题。"全球思考,在地行动"的方向,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危险在于分散和低效。一方面有可能沦为过分单一的在地行动,另一方面有可能沦为有名无实的全球性思维。将民族作为本土和全球之间的中间项,不仅会克服这两种危险,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白乐晴的观点并不主流,因为1968年的反体制运动之后,我们强烈批判民族主义式的国家,但是,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我们就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更合适的国家结构方案,而应该从简单的反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

    白乐晴紧接着讨论了真理的问题。真理是西方传统的科学认识的必然结果。对"真理"的解构工作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可惜要不然就归结为对真理本身的消除,要不然就是对另一种真理概念的维护,仍停留在对这种概念的只有一定必要性的抽象层次。东亚的思想传统可以为解决真理问题找到突破口。白乐晴援引沃勒斯坦的观点,真理和善不能融合,但可以同时追求。但是,两者兼得在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仅仅是将两者在概念上的合二为一。白乐晴认为东亚传统中的"道"是将"真"和"善"融合的典范。

    白乐晴进入平等问题讨论的路径很特别,他提出了"智慧的阶序"(hierarchy of wisdom)概念。哲学的思索被认为是最高等级的智慧,而日常生活的智慧则相对要低一等级。白乐晴认为,如果没有按照智慧或者某种本质性生存能力的程度,严密组成社会组织的计划,解放和真正平等的事业能发挥实效吗?因为从整体来说,一般大众如果不必现在变聪明的话,很明显很难建设起任何一个民主的和谐的社会。当然,"智慧的阶序"并不与阶级构成实体性的关系。对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的尊敬建立在我和他都具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不存在任何社会阶序差别的基础上。可惜的是,赞成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被归入政治保守派,而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因为他们的主张往往与对政权的维护勾连。

帕沙?查特吉(加尔各答/纽约):1947年生于加尔各答,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剧作家,后殖民研究之庶民研究学派的主将。他长期供职于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于1997年至2007年间担任该中心主任,目前是其荣誉政治学教授,他同时也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

         帕沙查特吉以文化与全球权力的新形式为题,发表演讲。

    一则在美国制造,在youtube上传播的嘲笑先知默罕默德的视频在全球引发了轩然大波,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引起了埃及总统穆尔西的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不受阻碍的言论自由是珍贵的道德价值。而穆尔西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则认为,言论自由不应该用来激发仇恨和敌对。文化相对主义及其限制的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

    帕沙查特吉追溯了西方言论自由的历史根源。在西方世界,言论自由是跟宗教改革及其对教会的批评分不开的,而这在别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不同的国家对言论自由的权力会设有不同的限制。即使将言论自由视作普世价值,也仅仅表示了公民反对国家的权力。它并不阻碍社会中不同权威,在特定机构或状况下,控制什么可说和什么不可说的行为。它只意味着,国家从进行管控的角色退出,家庭、学校、习俗、媒体等等承担了这一功能。

    最新的争议表现为,是否一个国家能将他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必然会对跨国界的文化产品进行审查和控制。可是,互联网的兴起对审查、控制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国家往往对这些跨越国界的文字影像无能为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资本主义是自身的掘墓人,因为创造出了无产阶级。到了21世纪,互联网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生活,而互联网技术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埋葬资本主义呢?

    帕沙查特吉认为关于文化问题的再次兴起于全球权力的变化生成有关。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时候,在其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文明传统的时候,它强调的是自身的普遍性价值。资本主义普遍性依赖西方社会学理论获得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将其内容描写为--经济的生产性质继续加强、国家与私人机构的官僚式的理性化以及教育艺术与公共生活的世俗化。欧洲在亚非大陆的不同殖民政体曾尝试将这些文化价值引入殖民社会,殖民帝国崩溃后,这一现代化工程被后殖民政权接手。当然,西方现代性的普适性遭遇到了持续不断的批评,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和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等。

    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状况也向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挑战。例如如何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崛起与文化根基的关系呢?中国的资本主义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可是问题不在于中国文化是否适应资本主义,即使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引发了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只会将问题引入死胡同,永远都只是特殊性的解释,无法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将文化放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关系中考察,问题才会更清晰,什么文化上升为普遍性,什么文化下降为特殊性。

    帕沙查特吉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张正面临着知识上的解体。上述文化的争议只是这些更大的历史的对峙中的一个症候,这为亚洲思想家提出了重大的历史任务。

板垣雄三(东京):生于1931年,日本学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和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一位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历史学家,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学者,及中东与伊斯兰研究的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和平与民间社会的串联活动家,长期致力于争取公正与国际秩序。

         板垣雄三先生以欧美中心主义的末期症状与日本人的替代性道路为题,发表演讲。

    演讲的第一部分板垣先生首先指出当下世界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目无法纪(lawless)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将死的欧洲中心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西欧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不仅仅表现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表现为伦理危机。西方霸权的种种行径已经失去了正当性的支持。以中东问题为例,以色列作为移民国家于1948年成立。通常认为以色列的建国是反犹主义和对抗伊斯兰教这两股力量互动的产物。有人说,以色列的建国是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补偿。可是问题在于,补偿的代价由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承担下来了,而不是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欧洲人。巴勒斯坦问题只是末期症状的一个表征。如果要继续维持欧美中心主义,那么就需要不断产生以"反恐战争"为名义的"异常的紧急状态"。

    战争的概念在1980和1990年代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低强度冲突",例如镇压叛军和维和行动)。战争打击的对象还包括了非国家(non-state)的行动者,甚至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与其说恐怖主义是"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不如说是结果,残暴的"反恐战争"激起了新的恐怖主义。"反恐战争"需要的不是成功、胜利和赞扬,而恰恰需要失败和挫折,以便它可以维持、繁殖和转移自我。

    21世纪以来,以小布什政府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权是操纵"紧急状态逻辑"的罪魁祸首,使目无法纪(lawless)状态蔓延。美国国内的民众也不能幸免,他们日益深重地身处监控式社会。2012年的国防授权法甚至赋予总统任意逮捕美国公民的权力。

    既然欧美中心主义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那么为什么还维持着霸权呢?是什么在阻碍欧美中心主义的灭亡呢?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板垣先生认为,非常反讽的是,这个弱肉强食、目无法纪的世界正是按照"法治"的逻辑运转的。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追溯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特别强调领土和边界的概念,以此作为主权的根基,而领土的争端往往是通过战争解决的。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只要是"无主之地",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而当地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集体生活则完全被无视,甚至遭到驱赶和迫害。同时,西方学术界的各学科分工从不同侧面支持了列强的瓜分行为。

    板垣先生认为日本在19世纪以来殖民台湾、朝鲜和南萨哈林岛的行为是进入西方强国序列的标志。二战战败后,美国在东亚故意埋下领土争端的种子,以便未来操纵。当下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事件上剑拔弩张,板垣雄三批评了日本当局将争议岛屿"国有化"的愚蠢行为。

    演讲的第三部分讨论了日本人的替代性道路。板垣雄三认为日本必须真诚地反思本国历史,丰富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削弱民族国家框架。1945年的战败和2011年的福岛核危机是日本反思自身的两次历史契机。板垣雄三从两处寻找替代性方案的资源,一是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第三世界联合的重要历史遗产。【板垣先生显然是将日本当做第三世界成员的。可是日本在战后世界历史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是跟第三世界联合,还是跟第一世界结盟(无论是不是被迫)?】

    板垣雄三勾勒了一幅伊万里时代的画卷。17世纪中叶,日本的伊万里瓷器扬名欧洲。在那时,东亚、伊斯兰世界和欧洲连接起来,商业中介人在平户、泉州、琉球、澳门、台湾和菲律宾等地包围的海域自由贸易。伊万里时代是可以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对抗的。要解决中日当下的领土争端,必须向前现代的历史实践寻求资源。

上午场提问:

孙歌(北京):这次的论坛讨论形式和以往参加的论坛有所不同。以往的论坛中,若第一世界的批判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基本上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在地经验,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了解后不能继续深入的回应。今天,东亚的精英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对谈亚洲的在地经验以及生产解释自身的原理。由于这样相聚的机会难得,因此我更希望听到三位主讲人之间的互相交流,而不是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对三位的相互回应有以下安排:首先,我想请查吉特先生回应白乐晴先生。白乐晴先生希望激活东方道德,使之成为真与善的媒介,于是提出"阶序"概念,论证了"智慧阶序"和"统治阶序"的不同。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智慧的等级判断"和"真善的统合"?其次,请板垣雄三先生回应查特吉先生关于不同边界间的言论自由的讨论。查特吉先生从文化言论主权谈起,将问题推向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质疑。我们要如何定义亚洲内部的民主正义及其边界?最后,请白乐晴先生回应板垣雄三先生的"替代方案"的设想。板垣雄三先生希望从对东亚海岛的社会流动的社会结构方式中找到方法,以应对由于东北亚各国之间过于强调主权而引起的紧张。问题是华文世界的民众如何运用白乐晴先生提供的思想资源缓解自身内部的紧张?

池上善彦(东京):通过阅读三位主讲人的文章并且听了三位的报告,可以达到一种理解的"普遍性"。让我们把目光聚焦日本,对于日本内部来说,日本存在近代历史问题;而对于亚洲内部来说,日本存在现代性问题。日本近代历史问题和日本现代性问题在哪些方面可以共鸣,在哪些方面无法共鸣?在此基础上,我们如何说明日本存在的问题呢?之前孙歌教授提到我们今天是第三世界的聚会,我认为日本属于第三世界,但是日本需要对外说明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亚洲内部说明自己的位置。

陈清侨(香港):板垣雄三先生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是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反思。他从亚洲内部的经验--非欧美中心主义出发,追寻日本与亚洲各国相处的新思维方式。查特吉先生追问了理解新秩序变革的需要,他通过对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呼吁,推导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论断。互联网络给生活带来很多新的事件,例如我们可以共同在网络上讨论一个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在互联网上互相认识沟通。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问题。白乐晴先生提到的"第三方"使人们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进行知识的交互。陈清桥希望三位学者对他的看法做出回应。

高士明(杭州):白乐晴先生谈到的克服西方主义的二分法,是否能在亚洲内部生长出"反启蒙辩证法"?是否能形成身心俱足的感受力?白乐晴先生相信民众的力量,查特吉先生批判民粹主义的帝国主义,民众的力量和民粹主义都有改变现有状况的力量,二者的区别在哪?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夺式积累的执行者是民族主权国家,美国的劳工也包含在美国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在此意义上,如何理解美国劳工剥削中国、越南的劳工?亚洲各国间主体性、殖民性、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要达到板垣雄三先生提到的"伊万里"远景,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自由讨论:

白乐晴(首尔):强调全球与地方的联结是为了人民,而非国家统治。重点不在于强化政府的功能,而是强化人民的力量。关于民粹主义的帝国主义,它或许有推动人民进行运动,但那是政府或者国家资本推动的。这与"第三方"【"第三方"概念可见白乐晴10月12日首场发言】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方"与政府是分离的,并不做民粹主义的动员。 "真善的整合"与"道",不是由一个形而上学来取代另外一个。"真善的整合"与"道"都在经过对现代性的两重批判的特殊情况下出现。"道"在内质上与行动整合在一起,因此它与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是不一样的概念。白乐晴先生问池上善彦先生,是否认为二战战败是日本现代性的失败。在白乐晴看来,日本二战失败是日本种种现代性尝试中的一个失败。二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真正成熟,经历过二战的失败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真正成形并越来越强大。在对板垣雄三的回应中,白乐晴认为他们二人在对后现代的论述上没有太大差别。对白乐晴而言,后现代伴随着后资本主义的到来。他很赞同板垣雄三先生的"伊万里时代"的提法,那之后是资本主义的开始时代。在白乐晴看来,如果我们不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是无法回答今天的现实世界的切实问题,我们该怎么走回"伊万里时代"?万隆会议上的五项基本原则,某种意义上是内化了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潮,其中的一些资源可以被继续分析后使用。

帕沙查特吉(加尔各答):要警惕民粹主义的帝国主义在西方成为民族运动的动员力量,这是危险的苗头。民粹主义的帝国主义是美国和欧洲经济衰退的表现。查特吉由白乐晴先生"智慧的阶序"中的慧治天下联想到民主决策。民族决策不应该被政治动员的影响左右,因此专家知识的权威性与民主决策就形成一种矛盾。查特吉想请教白乐晴先生,"智者为上"是否是对这种矛盾的回应?

板垣雄三(东京):"伊万里时代"的情况是复杂的现实与矛盾并存。而自由的人们却超越了复杂的现实与矛盾。板垣雄三希望通过重新定义资本主义,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讨论如何达到"伊万里愿景"。他认为不仅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在欧美中心主义的框架中理解,也可以放在17世纪的现代性脉络中讨论。现代性的起点是欧洲,想要改变这个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很难的,因此板垣雄三希望通过提出日本的"替代性方案"可以讨论超级现代性。他认为言论自由权利并不是17世纪以来现代性的产物。板垣雄三先生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者,而他自身不是穆斯林。《可兰经》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穆斯林不希望被误解。板垣雄三先生认为自我批判与之紧密联系。伊斯兰教是自我批判的宗教,希望通过自身的改变获得新生。自身的反省和改变离不开人们之间互相讨论。穆斯林希望通过改变,拥有一个新的伊斯兰。在此意义上,言论自由是伊斯兰的诉求,而非是17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对于日本来说,正需要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并与邻国合作,创造新秩序。

白乐晴(首尔):"专家统治"逐渐替代民主决议,这是自由、民主被变异的征兆。他提出"智者为上"若被滥用将带来危险。他没有把"智"与"道"联系起来,是为了避免"专家统治"。"道"包含启蒙知识和实践,"真善的统合"是对"智"滥用的抵抗。

下午场

新崎盛晖(那霸):生于1936年,冲绳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冲绳民众运动领袖,曾任冲绳大学校长,现为冲绳大学名誉教授。2007年获得首届日本和平学会年度和平奖,被誉为"言论活动四十年的民众伴跑者"。

         新崎盛晖先生以冲绳民众的斗争思想--和平与人权为题,发表演讲

    从战后到今天,冲绳的民众斗争是坚持不懈于"和平的生存权"的运动。经过反美反基地斗争,在美军政下开展的民众斗争成为了反对日美同盟的斗争。其斗争有非暴力实力斗争、表现复归日本运动的民族主义、摆脱民族主义的反对日美同盟的三个特征。

    在日美两国的冲绳战役中,牺牲者达20万,其中12万是非战斗员的一半居民,冲绳居民的四分之一付出了生命。美军占领冲绳之后,抢夺岛上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所,使冲绳民众与美军之间的关系紧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实行"刺刀加推土机式的土地征用",暴力镇压军民的反抗,强制性地接受土地。冲绳居民采用静坐和"沿路乞讨"的方式,控诉美军的非法行为。冲绳人民基于"非战和反战"的意识而认识到如何保护"自己的生活"。这一"非暴力性"保障了冲绳民众斗争的"持续性"。1954年的"冲绳监狱暴动"和1970年的"KOZA"暴动都没有造成一人死亡,也没有发生任何掠夺行为。

    冲绳民众运动希望从美军政统治中解放出来,复归日本。原因是冲绳与日本有文化历史性的亲近感与经济圈的一体性,并且相信战后的日本能成为和平的民主国家。新崎盛晖先生认为冲绳选择复归日本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方面,朝鲜战争中被美国视为"附属同盟国"的日本很难实习和平国家的幻想;另一方面,美国不可能放弃冲绳使之独立。

    日本方面无视冲绳的民意,在冲绳群岛会议之后仍把冲绳置于美军的统治之下。而当1952年《对日和平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时,在日本也存在与冲绳相似的反美、反基地斗争。因此,50年代在冲绳开展的"举岛上下斗争"和日本本土的反美民族主义互相共鸣。

    到了1960年代,日美重新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为稳固日美关系,将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转移到冲绳上。在这种情况下,冲绳民众逐渐看清国家权力的两面性。

    由于美军介入越战,日美军事同盟重新整编,冲绳民众斗争转变成为"反战复归"斗争。从民族主义战争转变为反战斗争了。美国为重新强化日美同盟政策而将冲绳归还日本。

    冲绳民众在长期的斗争中发现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美军政统治,还有日本的(国家权力)。冲绳的"举岛上下斗争"还在继续,并且更对地与韩国民众扩大超国境的交流,协力合作。

         阿希斯南地以不为驯服的异议语言为题,发表演讲。

    南地的演讲从一本书开始。他讲到最近正在读一本精神分析的书,叫《用第三只耳朵倾听》。书中讲诉了一位女病人胡言乱语无法治疗,有一天突然对医生说,那边有一本书放反了。医生(即书的作者)则马上说,你为什么要去堕胎?!作者既不知道那本书为什么放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她为何去堕胎。。。。。。。。。。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两种对话与倾听同时发生,相互依存:一种是倾听被抛弃与屏蔽的自我,一种是倾听他者。欧洲中心主义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主要社会主宰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而是范畴。如此多的亚洲的实践都内化了欧洲的范畴,尤其是知识范畴。西方不仅殖民了我们的过去,更控制了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再去西天了,而是梦想去纽约。复数的公众的哲学(public philosophies)被这些范畴主宰,在此有无特定的语言尤为重要。当你听冲绳的时候,是否只有一堆同时出现的有关冲绳的词语呢?

    20世纪有2亿5千万人被有组织地杀戮,其中四分之三被自己的国家杀死,三分之二被极端世俗的政权所杀。这些暴力主要的正当性来自科学和理性,这二者都与启蒙相关。纳粹以生物学的原因进行屠杀,而柬埔寨和苏联以"消毒"的理由进行清洗。当代中国也是个理性泛滥成灾的国家。世界上大体上都这样。

    中印不仅未来的开放的,过去也是如此。过去是神话与传奇的时代,而这些记忆是根据社群的需要被创造出来的,未来是你唯一可以书写的空间。我们不能从过去寻找未来的愿景,历史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而发现。

    这个世界已有解除启蒙神圣性的尝试。如果只从西方开展是不够的,我们要从更普遍的角度出发才可以处理好启蒙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提供好的故事。

    民主的空洞化是重要的问题。民主的一个又一个面向在公众的选择中被排除,南地要强调的是民主的病理学。举例说明,美国总统的智商极具下降,是因为美国的民主走向了彻底的虚伪。美国花了大量的钱治疗癌症病人,也许只为了延长病人三个月的生命。因为这样才能延续现代医疗制度。癌症病人被现代医疗系统不断折磨,甚至在治疗过程中染上别的病。我们为什么不把癌症病人交给非洲的巫医,起码可以保证他平静地死去。

    我们将自己社群比对方好的权力让渡给对方,才使得自己优越于对方。

下午场

提问:

白永瑞(首尔):白永瑞先生首先提供了一个观察,就是韩国的一个跨国企业准备在印度建一个炼铁厂,这个厂违反了规定其社会性责任的国际标准。反对此事的韩国市民法律团体和荷兰及挪威的市民团体一起,向韩国政府提交陈情书。白永瑞先生的另一个观察是:当前的中日韩之间,台湾/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激烈岛屿之争中,在中国等东亚国家出现了部分爱国主义过热的现象。他认为阿希斯?南迪先生和新崎盛晖先生分别从各自的异议文化脉络中说明了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

    白永瑞先生同意阿希斯?南迪先生提到的"民众的公共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是在对生存的威胁"直觉的反叛性"中产生的主张。但问题是民众生存性本能相近的连带感会成为被强权体制所利用的能源,当然同时也成为反对这种强权的能源。这种生存本能如何转换为他们的主题意识?他认为,白乐晴先生强调的为超克分断体制而进行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另外,新崎盛晖先生提供的冲绳居民反抗的经验回应了南迪先所说的"不为驯服的异议语言的种种碎片"如何成为互相交流和连带的根据这个问题。白永瑞先生认为"第三方"在台湾、香港、日本、中国、冲绳的脉络中如何作用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最后他针对南迪先生和新崎盛晖先生的共同点,即"以生活和生产的场所"为基础的反抗视角,提出问题。作为韩国延世大学的教授,同时作为担任学院制度之外的《创作与批评》季刊的主编,白永瑞先生发出这样的追问:知识分子在大学制度里进行的活动或者在制度外进行活动--自己进行的学术(的生产方式)在变动中的21世纪到底有怎样的意义?这需要在各自的研究现场进行彻底的反思。

王晓明(上海):在南迪先生提到的暴力杀死生命之外,还有记忆和语言的抹杀。例如:琉球改名为冲绳,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杀"。原先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居民半自愿、半强迫地搬迁到郊外生活,他们从原先熟悉的社区和周边环境中迁移到陌生的环境中,原先习惯的生活被"杀"了。如果我们的语言、记忆过多地被抹杀,那么南迪先生的"语言的异议"将变得困难。过去的思维习惯在今天变得破碎,希望南迪先生能谈一谈破碎之间的共同特征。分散的反抗能否组织起来,连成一片。

张颂仁(香港):异议语言为世俗语言腾出了艺术空间。当代艺术正是超克现代性的实践。当代艺术的任务即是改变制度、改变语言,将艺术圈的活动融入日常生活。

自由讨论:

新崎盛晖(那霸):冲绳人民的斗争采用的是弱者对强者的斗争方法,是一种非暴力的方法。冲绳战争的特殊性与非暴力的关系对世界上别的抗争提供了普遍性的示范。新崎盛晖区分两种民族主义。第一种是被支配民族的作为反抗策略的民族主义,是可行的。第二种是被国家政权利用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和危险的。最近中日有关钓鱼岛的争端,大陆刻意纵容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来转移国内矛盾的作法正是后者。

阿希斯南地:从事社会运动的的并不是一群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主体意识的。不是需要政府来管理各种社会运动,而是社会运动所能产生的能量可以做出贡献。具体的社会运动依赖于本土性智慧,但是本土性智慧并不是超验的。南地号召我们对既定的概念范畴要有足够的警醒,因为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

某地社会运动的悲观绝望有可能导致一种自恋主义,以至于看不见别处的苦痛,将自己的问题视作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社会运动都有自恋的倾向。南地以印度的反水坝运动为例。反水坝运动的支持者往往以政府与施工方有利益回扣关系作为反对理由。南地认为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具体,因而是苍白的。必须要具体分析水坝与当地居民、当地环境的具体关系。

板垣雄三(东京):为冲绳人民找到斗争的突破口是一个紧要的任务。我本人是研究伊斯兰和中东的专家。我观察到的阿拉伯的状况是:巴勒斯坦人面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式。我所认识的中东学者,他们对巴勒斯坦如何继续前进的分歧很大,意识形态硬战非常强烈。反观我们自己,身处没有信条可供依赖的时代。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方式切割现实,就像走在山间的险路上,左右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谷。当知识分子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寻求突破,同时他们因为相互间的意见分化而互相争斗,这样的情况让我们感到惋惜。如何说服他者,方法不是来自上层的理论,也不是来自家庭的建议。从去年开始,我从中发现很多新现象。我向日本公众解释: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进入公民革命时代。17世纪以来,从英国的清教革命开始,人类经历漫长的公民革命。20世纪公民概念发生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当下处于变革之中。我们从中国、古巴、越南革命中可以找到新的视角--在改变自己的同时,改变世界。因此,公民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就有了回响。我希望和新崎盛晖和南迪先生对谈各种绝望和希望杂糅的奇特景象。

帕沙查特吉:20世纪是最暴力的世纪,同时标示出20世纪革命和抵抗的失败,即使存在着片刻的和分散的成功。那么,我们的信仰是继续放在抵抗的创新,还是挪移到批判和消化现代性?后者正是我们的学术训练所能胜任的。【真的吗?!!】

白乐晴(首尔):冲绳人民的斗争没有赶走美军,也缺少必要的关注,给冲绳人民带来了悲观的挫败感。但是,他们的声音能被外界听到,无论是民众的还是学术的声音,也算是一种胜利。韩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发现冲绳人民的抗争。类似冲绳反抗美军的分散的斗争如何发展成燎原大火呢?白乐晴认为这种发展态势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帝国主义,这需要时间的检验。冲绳人民的抗争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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