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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天涯》1999年第3期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


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不仅成为东方“现代”的开始,而且给东方带来了“历史”,它使“静止”和“停滞”的东方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我们经常把“东亚”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实际上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某种关联的概念,并不能够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概念一样不加任何批判地来使用。“脱亚入欧”,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它对于亚洲的奴役直观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殖民侵掠的性质,它与从总体上来说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侵掠、压迫和剥削的亚洲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合到西欧资本主义七国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由于这样一种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区别,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亚洲思想”。这种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本反思历史的书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思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复制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强盗逻辑。它把对于亚洲的奴役说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同的悲剧历史,体验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韩国在二十世纪以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强加的殖民和分裂体验使他们比中国更加明显、直接和强烈地体验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压抑与矛盾。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韩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现代革命(幸抑或不幸?),他们那种被现代世界体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会的。这也因此要求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作出更多的牺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恰恰是他们继承了本来应当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遗产。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场是要令已经从思想上被阉割掉了的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感到羞愧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白乐晴先生,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学思考是由“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这样看来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构成和展开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隐含某种买办性质。这种买办性在胡适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在与中共论战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有意或者无意地抹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与侵掠。白先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了作为第三世界的韩国的“全国土的郊区化”的现象。“郊区化”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应该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来加以思考和检讨,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第一世界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并且是作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发展”,从而成为第一世界的工业区和垃圾场。九十年代,美国的垃圾倾泄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它又对“发展”作出很具体的诠释。

白先生还指出,在第三世界沦为第一世界的“郊区”的同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资本主义现代合理化而来的“专业性”一词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买办性”所涵盖,他甚至将“知识的买办化”作为一个现代主题提出。“知识的买办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和格局之中一个自然的现象。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使得他们能够用来收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在被收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是没有意识到和缺乏自觉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常常用“白领化”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其实,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的白领化,还不如说知识分子的买办化才是对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性质的更为准确的一个描述。中国的所谓“白领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这是很多人在呵护和期待的未来历史的主人,说得明确一点具体一点,实际上,就是相当一部分“外企”雇员,在中国,正是他们接受过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们通过分润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从而使自己从普通的中国大众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等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义。资本主义无处不在复制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是跨国资本的附庸,他们不仅为西方资本服务,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美国比中国自己更了解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美国的资本和机构服务。美国优势的资本力量支配着中国的知识,收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为美国的资本和意识形态服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各种所谓“民间基金”值得询问和研究,它们的资金来源是在哪里?它们为谁提供服务?它们所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课题?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些课题?



从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出发,白先生以“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理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概念。也许会导致中国读者不幸误解的是,作为一种中国当前文学批评的表述,“第三世界文学”恰恰是一个堕落和虚伪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并没有具体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种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第三世界内部不断复制的现实;而是相反,它通过对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的抽象化,从而把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取消了。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释和辨析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与第一世界抽象地对立的。白先生指出:“这种意义上可以诊断,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同时还把在这种侵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竟然采取迎合态度的国内封建势力视为民族危机之一环的意识,当然也是那种现代意识的一部分。”“真正的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生活在今天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着相同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需要批判把现代文学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文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胡适、周作人就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拒绝对于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将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与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刻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现代文学较之西方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种批判本身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不必否认,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属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东方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东方最深刻地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与后果,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话语的压迫。即使是像三十年代上海的资产阶级性的新感觉派文学对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同样具有一种非自然主义的寓言意义。在已经自然化的现代社会,寓言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欲望与力量。比如,后来沦为国民党图书杂志检查官和日本汉奸的穆时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质:“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在这种修辞里已经变得暧昧含混了。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了,因此,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文学。它不仅是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它也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较之西方现代文学,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并且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因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决不能同于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压抑,它不是像西欧那样简单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在反抗外国资本的条件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贵族,比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具有人民性;在欧洲,正是更后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首先建立了劳工的福利保障制度。

我曾经在《批评空间的开创》的书评中,批评李欧梵和王晓明先生在“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对于鲁迅的过于贬低的评价及其理解力丧失的现象。王晓明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见《批评空间的开创·序》)很明显,在王晓明先生看来,是鲁迅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的”作家。我并不是批评王晓明先生个人,因为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世界文学”话语的制约与压抑之下王晓明先生的痛苦。作为一个热爱鲁迅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却不得不对鲁迅作出很低的评价,不得不将鲁迅排除于“世界文学”之外。“世界文学”以及“世界”这个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总是具体的。在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看来,中国可能意味着“世界”;在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无疑就意味着整个世界;而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谓“世界”,其实就是美国。在八十年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走向世界文学”,这个虚构的概念,这种“世界文学”的想象,在当时,连提出它的人也不甚了然;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识形态已经洞若观火。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现代文学被排斥于“世界文学”之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疑问:“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直接关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现代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以及现代的评价的问题。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个克服封建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克服帝国主义的过程,并且它的目的已经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比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所不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质。它包含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局限性进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一般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不同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欧洲的资产阶级现代文学。在中国,小部分资产阶级很容易具有明显的买办色彩,这充分反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思考的长篇小说《子夜》中。与此同时,胡适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常常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对外屈从于英美或者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官僚相结合,因此很快就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因而过于轻率地宣言“告别革命”,他们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持一种极端无知的否定态度。当我们肯定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没有毛泽东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时代。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个人解放,这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降低,然而中国不仅终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毛泽东不仅为中国民族赢得了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政治和经济的可靠基础,并且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被列强虎视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挫败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过反抗和解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最终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通过社会和阶级的平等进行民族广泛的政治经济动员,而且同时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诉求。只有通过土地革命,通过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泽东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产生“责任制”,才能产生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地位的思想。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产”与负担。正是通过“革命”,中国改变了它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当然毛泽东思想远比这要丰富得多,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且也是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第三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种光辉的辩证思想,它深刻地把握了现代的本质。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把“现代”理解为历史的目的,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他把现代理解为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以一种矛盾的观点来理解现代,进而深入现代性矛盾的内部来思考现代社会与思想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宣布阶级在苏联已经消亡。因此,苏联无法改革,只能坐待崩溃。相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使他承认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合理性,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

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格局,它必然地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城市/乡村、沿海/内地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的符合逻辑的不断复制与推展。因此,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打破和修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结构秩序。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蔑视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同时一厢情愿地将美国理想化。当自由主义谴责斯大林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在三十年代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抵抗法西斯的国家,而自由主义的英法政治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宁可与法西斯德国合作,也不愿与社会主义苏联合作。当我们谴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肆迫害及其对中国所进行的长期封锁和颠覆。九十年代,当我们在庆祝自由主义全球性胜利的时候,当我们说“历史终结了”的时候,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金融危机之危以“自由经济”的名义将东南亚经济纳入到它的秩序之中,因此以至于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这种干预表示批评。在这一时刻,我想起张伯伦在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以后回到英国时说:我给欧洲带来了和平。然而牺牲第三世界的利益从来就没有真正给资本主义本身带来和平,因为张伯伦的话音未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第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性质和民族文学的艰巨课题,也同时为第三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白先生指出,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西欧市民文学尽管有空前的先进性,但是它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提出帝国主义的问题。恰恰相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西欧的表现了强烈的市民意识的文学作品中会感到帝国主义的不祥前兆。白先生站在第三世界主体的立场,批判性地解读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曾经被马克思视为反映了资产阶级创业神话的市民文学经典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一方面塑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勤奋精神以及坚韧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殖民统治的意识在作品中毫无掩饰地反映出来。

我尤其赞赏白先生对于卡夫卡和加缪等现代主义文学主体性的批判解读。卡夫卡从小市民的观点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欧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市民革命已经堕落成为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曾经是创造历史主角的小市民已经沦落为殖民机器的零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稳固的垄断结构。西欧社会的繁荣安定建立在对于东方殖民地的奴役和经营之上。然而,卡夫卡并不能对它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卡夫卡小说中异化的主人公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洞穴里那个被捆绑着的奇特的囚徒,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他无法看见真实的世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洞壁上的阴影和回声。“他的作品不仅极生动地描绘了人类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从这一点,它可以评价为现实主义。然而它所描绘的毕竟仅仅是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本身的再生而已,却不能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上去理解它,并把它引向克服这一切的创造性意识,反而将它们当作无法理解和克服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条件,将生活的实质加以神秘化和绝对化。”

加缪的《局外人》(《异邦人》)描写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白先生指出,从法国殖民者的立场来看,这是无需任何合理的理由和解释的,然而从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的阿拉伯人的立场来看,则这是法国殖民统治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中的一个。因此,白先生认为,作者用存在主义来加以解释,只能说明他对于历史现实的迟钝。事实上,后来历史证明加缪正是因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与左翼知识分子决裂的。然而,从第三世界的文学特殊的历史和生存位置出发,他们才能够从基础上动摇这种结构,并且对于这种神秘性和绝望气氛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同时,也正是从第三世界的特殊的生存和历史出发,才能够“孕育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学”。

实际上,白先生从第三世界主体的生存和立场出发,并且在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细读中已经具体地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解构与批判。与此同时,有力地展开和显示了第三世界丰富的进步的历史内涵。“同这些人相比,同民众共呼吸,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我们传统中最有价值部分的万海、韩云龙那样的韩国诗人,即使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也处在多么幸福的位置啊。他的诗集《君之沉默》即使不能说成像世界文学顶峰那样了不起,但比起加缪的《局外人》甚至卡夫卡的《城堡》来,先进的侧面甚多。”白先生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和对劳伦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有崇高评价的劳伦斯专家依然清楚地看到劳伦斯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然而,与此不同,第三世界作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可能性与进步性。“同多数大众一道,作为具体的历史事实,遭受过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岂不是可以不牺牲对自己社会日常现实的关心,也不牺牲同自己国家民众的共同意识便可以写出超越西方文学局限性的作品吗?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全世界文学的真正先锋,其原因正在这里。”

白先生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适应的而不是批判的立场对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和现代化概念,那么,“在这种适应过程的深层,隐藏着后进国容易自告奋勇地被编入先进国的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家担负着沉重的“幸运的担子”:“它不仅仅是能否成就文学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同他们自己,而且同‘先进’帝国的人性的改变也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说是幸运的机遇。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如果将本身的‘先进’作用误认为是模仿和吸收西方的所谓先锋艺术,那简直就是历史性的失职。它不但是对与西方先锋艺术毫不相关的自己国家民众的背叛,也辜负了西方内部希望为碰壁的西欧艺术凿出新的突破口的期待。”

在今天,九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着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或者以“现代性的追问”作为口号,或者以“现代化”作为目的。实际上,他们所要消解和反对的只不过是批判的启蒙主义和真正的人民民主,它所导致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主义”所造成的)就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地丧失掉了批判性,变为对于历史的全面认同和屈服。因此,主体的重建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所谓主体的重建,也就是知识的重建。我们反对把主体神秘化和绝对化。我们反对先验的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和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观念,把个人视为可以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存在。我们的主体概念是一个经过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概念。毛泽东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今天,我们如何重新确立我们主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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