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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

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

史学理论研究2011.3
“卫生”和卫生的历史并不单纯,一旦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多方位、多层次地观察和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被人忽视的历史现象和存在的认识局限。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卫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以养生为基本内涵的“卫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与此同时,现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则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词汇,它是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对应的现代概念的。1晚清以来,“卫生”的使用日益频繁,也承载了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作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现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卫制度,不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而且也成了国人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标。一旦“卫生”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问题反而成了不被重点关注的对象。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可见,关于中国近世卫生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深具意义。为此,本文将在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回顾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医学界的研究

由于在现代人的认识中,卫生与医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而现代意义上的卫生史研究,也是与医学史研究相伴出现的。早期的医学史研究多少都会谈到卫生的情况,比如中国第一部医学史专著———初版于1920年由陈邦贤撰著的《中国医学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医学》中设有《周秦的生理卫生学》一章,不过谈论的主要是《素问》和《灵枢》中的生理知识,对卫生则只是从饮食卫生、性欲卫生和优生学三个方面简单提及;而在后代各朝的论述中,则未再专门列出“卫生”的名目来加以讨论。不过在第四篇《现代的医学》中,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等情况做了不少的叙述。2在这类专著中,卫生显然只是医学的附庸,而且在民国之前,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庸。后来的医学史著作虽层出不穷,但卫生作为医学附庸的地位,则基本未有变化。

不过,自清末以来,社会对现实的“卫生”事务一直有较多的关注,刊布了大量有关卫生的书刊文章。3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就卫生而作的史学研究亦应运而生。1934年,从事卫生防疫事业的马允清,利用数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卫生史专著《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4该著虽秉持当时通行的进化论思想,但与一般对中国传统时期的卫生实践不屑一顾的做法不同,往往能够从历代史料中细心体察中国旧有的卫生制度及其变迁历程。作者将中国卫生行政的变迁分为“迷信时期”、“经验时期”、“理学时期”和“科学时期”四个阶段,主要依据正史、政书等史料,基本以朝代为顺序,对中国历代中央和地方的医政管理、医学教育等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该著的立意在卫生,只是因为认为传统中国并无近代的公共卫生事业,才将关注点集中于卫生制度。不过其作为第一部具有“卫生史”意识的专著,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开创之功。

民国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有关卫生史的文章,这类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现代卫生学的认识,从中国历代的文献中去搜罗合乎或接近现代标准的卫生史迹,并以此来彰显古人或中医在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成绩,比如李克蕙的《我国固有之防疫方法》,5束世澂的《中国古代医药卫生考》等。6另一类则为从事医药卫生事业管理和研究的人员,从现实需要出发,对清末以来卫生行政的制度与实践所做的史学回顾,比如方石珊的《中国卫生行政沿革》、7金宝善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8俞松筠《卫生行政之史的回顾》等。9这些研究的目的显然不尽相同,不过,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却颇为一致。比如,往往从现代的卫生观念和概念出发,去裁剪史料,而很少能将史迹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体会和呈现不同时空中不同的卫生观念和行为;均将源于西方的近代“卫生”当作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追求目标,将中国当时卫生状况的不良和卫生建设方面的不足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表现和原因,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卫生政策,应该与该政策施行有关,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于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书。该著虽未用卫生之名,但其所述内容多与卫生相关,比如环境卫生、避疫与检疫隔离等。其目标乃是意欲呈现中国预防医学的发展历程,即由“朴素的、迷信的、经验的预防医学,终于发展到像今天这样的有系统的、合乎科学的预防医学”,以及中国在预防医学发展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10该著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卫生观念和行为,比如对古代诸多民俗活动和迷信行为中的卫生经验的呈现,对古代用水卫生和环境卫生史迹的梳理等,均甚有贡献。而对与卫生相关的天花的出现年代、人痘的出现与传播、牛痘的引入与推广问题,细加考订,用力尤多,其引证之广博,其考订之详洽,至今仍令人感叹。

继范著之后,零星的论著仍时有出现。大多数研究均较为简单,基本都是按现代的观念从史料中摘录若干相关史料加以铺叙而成,既不够系统,也较少细致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为我们提示了一些资料线索。另外,这一时期的论著对民国期间的卫生建设甚少注目,而较多关注太平天国、解放区和建国后的卫生建设成就。这在陈海峰编著的《中国卫生保健史》中,11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该著详今略古,全书近500页,涉及古代、近代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仅有25页,而且还包括5页中外医学卫生交流、2页太平天国卫生事业的内容,真正讨论从古代至民国的卫生观念、行为和制度的内容实在是微乎其微。其对当代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苏区、解放区的卫生建设的举措、制度和成就,论述甚详,资料也相对丰富。这些论著对中国相关的卫生事务历史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进入21世纪后,由于SARS等疫病的冲击,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卫生防疫事务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两部由卫生工作者和医史研究者撰著的卫生防疫著作。其中《中国卫生行政史略》一书,12梳理了从古至今卫生行政发展变化的大致状况,内容涉及卫生行政内涵、发展阶段、卫生与保健、卫生行政制度的发展变化、著名医药学家、少数民族医学和中外医学交流等内容。另一部由邓铁涛主编的《中国防疫史》,13130余万言,可谓当今国内卫生防疫史的集大成之作。该著颇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古到今不同历史阶段卫生防疫的行为、观念、知识和制度及其演变的情况,并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在西方影响下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引入和逐步建立的过程。该著的编撰者均为中医出身的医史研究者,但难能可贵的是编撰者同时也把防疫史视为社会史,对历史上人们防疫的行为和心态有一定的揭示,而且对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成果也有相当全面的吸纳。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两部疾病史著作《岭南瘟疫史》和《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14对清末民国的卫生防疫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岭南瘟疫史》的内容虽然以岭南地区的瘟疫流行状况为主,但其第六至八章,在探讨鼠疫的应对、防疫观念、瘟疫对社会的影响等时,也较多地关涉了卫生的内容,借助报刊等资料对清末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卫生防疫行为和制度建设做了梳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一书对卫生的关注更高,研究也更为深入。该著虽然名为疾病社会史,但并没有对疾病具体的情况有太多着墨,主要关注的是当时社会的应对机制。该著从建制化、体系化、大众化和社会卫生等四个方面对此展开了探讨。

二、史学界的探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疾病和医疗不再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而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卫生作为广义医学领域中与社会、文化关联特别密切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常容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青睐,有关卫生的历史学论著不断涌现,而且主题上也日渐细化和多样。15

西方学术界新的研究动向,也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有所体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有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中国疾病医疗的论著出现。史学界最早的卫生史专著当属程恺礼有关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的研究。她主要从城市用水、公共医疗和医院建设等方面勾勒了上海租界从开埠到19世纪末的50年间,从沼泽荒野之地演化为已基本建成近代卫生机制的近代都市的历程,认为到1893年上海租界的卫生状况已经跨入世界至少远东的先进行列。16叶嘉炽有关民国卫生建设的专著,依靠较为丰富的中英文档案、报刊以及民国期间的诸多著述,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国家建设时期在卫生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卓有成就,基本建成了由政府主导、覆盖全国的县级医疗卫生体系。17该著基本以呈现成绩为主,对存在的问题及卫生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甚少着墨。

罗芙芸有关近代天津卫生的力作也成为当下西方研究中国卫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该著立足天津,探究了“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被洋人、开放而“先进”的士人精英、国家力量和革命所采用的,进而揭示了现代化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和“现代性”值得省思之处。18该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似乎是“卫生”这一现代化的象征,在近代天津是如何参与和影响历史进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该著的重心乃是对近代天津“卫生”意涵的解读,而非“卫生”进程的梳理。

在欧美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医疗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逐步开始在日韩学术界兴起,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中国史研究。日本的饭岛涉是东亚地区较早开展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他于2000年出版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一书,以晚清民国发生的鼠疫以及霍乱等疫病为契机,探究了中国逐步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过程。他所谓的卫生制度化,其实也就是卫生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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