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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S·保罗:社会健康与宗教信仰:富有民主国家的跨国比较

《宗教与社会》第七卷(2005);中译载《比较》2008第36辑
宗教虔诚或是世俗主义与社会健康之间真有什么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吗?从数据比较看,几乎在所有方面,高度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社会失调比例一直不高,支持宗教、反进化论的美国则表现糟糕。
社会健康与宗教信仰:富有民主国家的跨国比较
原题:富有民主国家可量化的社会健康与大众宗教虔诚、世俗主义的跨国相关性
一个初步考察
作者 格雷戈里·S·保罗 
巴尔的摩 马里兰
译者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内容摘要
 
大规模调查表明:发达民主国家的宗教虔诚出现了有利于世俗化的戏剧性下降,进化论科学的大众接受度与宗教虔诚度负相关,美国是富国中的唯一例外:多数美国人绝对信仰造物主、进化论科学不受欢迎。在第一世界的社会失调与社会健康比例上,已经有丰富的数据可资利用。对宗教虔诚度与社会状况的高度差异所做的跨国比较,形成了一次大众流行病学实验,可以用来检验是否信仰并崇拜造物主的比例越高,社会健康的水平就必然越高。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显示,几乎在所有方面,高度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社会失调比例一直不高,支持宗教、反进化论的美国则表现糟糕。
 
  
 
[1] 两个世纪前,人们对于上帝的存在或者大众信仰造物主的社会收益效应相对少有争议。二十世纪,西方各国普遍世俗化,美国乃唯一明显例外(Bishop; Bruce; Gill et al.; Sommerville)。如果宗教已在一些西方国家消退,这史无前例的变局对其人民又有何影响?有神论经常声称大众信仰造物主是建设健康、团结社会所必需的手段,为之奠定道德、伦理以及其他基础。很多人还坚持认为,普遍接受进化论并(或)排斥造物主只会背离这些目标。但是,支持这些看法的跨国研究还未公之于众。根据一些主流研究者的说法,存在激烈分歧的世界观可能会对社会状况产生可以量度的影响(Bainbridge; Barro; Barro and McCleary; Beeghley; Groeneman and Tobin; Huntington; Inglehart and Baker; Putman; Stark and Bainbridge)。“信仰造物主对社会有利”这一假定主要基于人们的假设、闲闻轶事、各种小范围研究以及各种局限于一定人群的定性研究(Benson et al.; Hummer et al.; Idler and Kasl; Stark and Bainbridge)。巴罗和麦克利里(Barro and McCleary)给出了一个不完美的例外,他们把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相信来世并参加教堂礼拜的比例关联在一起(Kasman and Reid [2004]则指出世俗化似乎的确没有过度伤害欧洲)。此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做过更系统的考察,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因为这种考察所需要的各种因素俱已齐备。二十世纪成为一场达尔文式的全球性社会实验:各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系统彼此竞争,有得有失,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民主富国,已经有大量关于宗教虔诚度、世俗化程度和各项社会指标的大规模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可资利用,这使跨国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2] 本研究首先简要审视一个社会科学家们几乎完全视而不见的重要主题。本文的主旨在于呈现基本数据之间的基本关联,并概述一些可以从中获得的结论。本文并不试图在宗教虔诚、世俗主义与社会健康之间建立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这些初步的相关性和结果能够抛砖引玉,触动将来的研究和辩论。
 
宗教虔诚对社会有利之信念
 
[3] 在帮助启动美国实验之际,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宗教将强有力地规管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心灵平和宁静,对他人仁慈并多所裨益”(Isaacson: 87-88)。同样,当生物进化论消除了对超自然造物主的需求,马上就有人开始关心普遍放弃信仰的社会意义(Desmond and Moore; Numbers)。1880年,宗教卫道士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发出了著名的警世之言:“如果上帝真不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了”。然而,这个问题一直都不是欧洲公共争论和政治争论的焦点所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
 
[4] 尽管其倡导者经常声称反进化论的创世说[i]是科学的,这一信念在主流科学各实践领域和高科技产业中却总是一败涂地(Ayala et al.; Crews; Cziko; Dawkins, 1996, 1997; Dennett; Gould; Koza et al.; L. Lane; Miller; Paul and Cox; Shanks; Wise; Young and Edis)。创世说在美国的长盛不衰表明,它实际上是一场有神论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部分动力来自于对不信仰造物主之社会后果的关注(Forrest and Gross; Numbers)。福音派基督徒布莱恩(W. J. Bryan)要为这一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化负主要责任[ii],在一战惨剧之前,他对进化论一直没什么兴趣,正是这场战争促使他谴责科学革命发明了化学武器和其他现代病,谴责科学革命“宣扬人的祖先是野兽,并破除了源自圣经的奇迹和超自然之事”(Numbers: 178)。
 
[5] 在美国,很多保守的有神论者把进化论科学视为社会失调的一个祸端,理由是它没有道德性甚或更为糟糕,它激发了对道德造物主的不信任(Colson and Pearcey; Eve and Harrold; Johnson; Numbers; Pearcey; Schroeder)。坚持创世论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最初全名为“科学与文化复兴发现研究所”(它的一个分部仍在用这个名字),该研究所试图逆转“唯物主义的某些破坏性文化后果”,“在明确的科学基础上挑战唯物主义”。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是“渗沙子”,将智慧设计创世论塞入主流学界,进而破坏进化论科学(Johnson; Forrest and Gross则强调早就该这么做)。发现研究所,以及不太保守但资金更为雄厚的有神论支持者坦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都资助论证造物主存在及其积极社会影响的研究(Harris et al.; Holden)。2000年,发现研究所为国会议员们举办了一个新创世说研讨会(Applegate)。在政治和社会上位高权重的保守派们,处心积虑地把大众对一个科学和产业研究领域的关注提高到了如此高度:它应被视为社会恐惧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时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迪莱(T. DeLay)坚称,高犯罪率和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之类悲剧,将会成为孩子们的长期教员,让孩子们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光荣的猴子,是从一些原始泥土中【科学】进化来的”(DeLay and Dawson)。世界最大基督徒教派天主教会当今的领袖们,对进化论的社会影响持悲观态度。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就职典礼上力陈信仰造物主的好处,他坚持认为:“我们不是偶然而又毫无意义的进化产品”。一位重要的教会教士和神学者(Schonborn)宣布,“支持(上帝的)目的和设计的压倒性证据”,推翻了达尔文式自然选择的无意识创生论(以及Dean, Dean and Goodstein)。
 
[6] 大众的宗教虔诚对社会有益这一假定的认同者,不止是进化论科学的反对者,也不止是保守派。不管其认可哪种造物方式,也不管其社会政治世界观如何,只要信仰一个仁慈的造物主,任何人都可能赞成这一假定。在广义上,这一假定认为,信仰造物主、敬神、祷告以及其他宗教活动比例越高,致命暴力、自杀、非一夫一妻制性行为以及堕胎比例就越低,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得以改善。人们假定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良性“生命文化”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人们相信上帝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创造了他们,并身体力行宗教所施加的严格道德训诫。处于这一谱系一端的人认为,信仰造物主有好处,但并不必然是个体与社会的关键所在。在另一端,最热情的鼓吹者们则认为,个人与人民本质上不受拘束并且难以管制,除非他们绝对服从造物主(如Barna; Colson and Pearcey; Johnson; Pearcey; Schroeder)。巴罗延用帕特南(Put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将与宗教虔诚相关联的社会收益称之为“精神资本”。教宗的官方态度与此一致:西方的世俗物质主义导致了“死亡文化”,“正是在教会对避孕的训诫被拒斥之处,支持堕胎的文化才尤为强烈”(John Paul II)。在美国,大众普遍支持有神论的文化和道德至上性,以致不信仰上帝被视为社会恐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7] 媒体(Stepp)都赞同下述研究报告:在流行病学和精神科学基础上,儿童会本能地接受一个神圣造物主的存在并从中获益(Benson et al.)。下述联邦报告也受到广泛报道:各国的经济增长与相信地狱和天堂的比例成正比[iii]。布什政府[iv]、宗教联盟和游说组织把以信仰为基础的慈善团体和教育视为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予以大力推广(Aronson; Goodstein)。保守的家庭研究理事会(FRC)宣称,“FRC相信上帝是生命、自由和家庭的创造者,致力于把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公正、自由和稳定社会的根基,予以大力发扬。”政治光谱中的自由派、总统候选人戈尔(Al Gore)既支持创世说也支持进化论,他的竞选搭档莱伯曼(Joe Leiberman)则声称,信仰造物主是“确保我国道德未来,提升我国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手段,总统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也在其选战后半段强调自己的宗教价值观。
 
[8] 调查显示,从保守派到自由派,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宗教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许多美国人都同意下述看法:他们这个习惯去教堂的国家是个例外,它受上帝庇佑,这座“山巅圣城”,是这个日益拒绝信仰的世界应该效仿的榜样。但是,在其他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宗教虔诚持续急剧下降,公开的无神论者经常赢得高官厚禄,而教士们则兀自惊呼如果造物主信仰的替代品再不出现,社会就要吞下恶果(Reid, 2001)。
 
研究步骤与主要数据来源
 
[9] 在富有的发达民主国家,宗教和非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水平,以及社会健康和社会失调的各项指标,一直有广泛而可靠的调查研究(图1-9)。类似资料在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经常缺乏或者不大可靠。除了得到检验的以外,发展中民主国家文化和经济的相似性已使各项因素的差异性降至最低。近8亿中产阶层成年人和儿童参与了一次流行病学实验,这使我们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检验下述假设:相信造物主或不相信进化论,改善或者恶化了社会状况。这一数据的广度使之可能产生比小样本研究更好的结果。数据来自1990年代,主要来自这十年的中后期,或者2000年代初期。
 
[10] 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所做的1993 Environment I (Bishop) 和1998 Religion II民意调查,使用了规范的调查方法,涉及当时38个国家,本文所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比例、进化论接受度数据来自这两项跨国社会科学调查。1998年的调查访谈了几乎全部(17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近23000人;并将葡萄牙视为第二世界欧洲民主国家的例证。西德和东德的结果根据各地区人口加总起来。英国一般只指大不列颠诸岛不包括北爱尔兰,荷兰指纽西兰诸岛。各项结果大都与各国相同主题的调查一致,比如ISSP和盖洛普的结果都显示,近九成美国人绝对信仰或相对信仰一种更高级的力量。绘图数据包括圣经直译主义,祷告和宗教服务参与频率,以及绝对信仰造物主,旨在依据宗教狂热、保守主义和各项宗教活动考察宗教虔诚度。自己报告的宗教参与和活动比例可能明显高于实际比例(Marler and Hadaway),但这一数据对于相对比较是有用的,尤其是当它与宗教信仰结果相类似的时候。与其中等信仰和祷告水平相比,瑞士人报告去教堂的比例高看来不大正常。
 
[11] 各种社会健康和社会失调数据来自多种证据充分的资料源,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0)。谋杀是量度社会暴力的最佳指标,因为这一行为极端,并且是社会恐惧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数据也相对可靠(Beeghley; Neapoletan)。为了避免出现与年龄和致命疾病相关的文化问题,本文考察了年轻人自杀率(世界卫生组织)。只有数据编辑者确认不存在严重少报情况,我们才接受性传染病(STD)、少女怀孕和分娩数据(Panchaud et al.; Singh and Darroch),但美国除外,因为在美国少报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与其他发展中民主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只在结婚并不常见的年轻人组考察少女怀孕率。只有当堕胎在所考察国家像美国那样接近合法并且方便易行的时候,我们才接受该国的堕胎数据(Panchaud et al.)。为了将与年龄相关的因素最小化,社会失调比例只在可能时在年轻人组内考察。
 
[12] 由于相关度存在高度差异,社会功能的潜在因果因素比较复杂,而且这一初步研究的目的不是决定性地论证宗教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因果联系,本研究没有做回归分析。本文也没有做多元分析,因为多元分析可能会导致研究者操纵数据产生错误的抑或自己想要的结果,[v]样本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也自动使纠正外部多元因素的必要性降至最低(深入讨论见下文)。因此,本文所做的初步考察只关注原始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13] 各发展中民主国家,在绝对信仰上帝、参加宗教服务和圣经直译主义认同度上相差超过12倍,在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数量上相差5倍,在祷告比例上相差4倍,在进化论接受度上相差约2倍。日本、北欧五国和法国是西方最世俗化的国家,美国是保持宗教虔诚度的唯一第一世界富国,其他保持宗教虔诚的国家只限于第二和第三世界(Bishop; PEW)。下文将宗教虔诚度低的富有民主国家(美国除外)统称为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
 
[14] 大众对人类进化论的接受度与信仰、崇拜造物主以及圣经直译主义呈负相关关系(图1)。最不虔诚的国家日本对科学理论的接受度最高,而最低接受度出现在最虔诚的发展中民主国家美国。
 
[15] 几百年前,基督教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谋杀率是个天文数字(Beeghley; R. Lane)。在所有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谋杀率一直在下降并屡创历史新低(图2)。欧洲天主教国家谋杀率相当低,这一现象属于统计噪音,因为这一样本附带年度浮动,而在其他类似表格中却并不常见(Barcley and Tavares)。尽管与1980年代的新高点相比已有显著下降(Rosenfeld),美国仍是保持高谋杀率的唯一民主富国,这使之成为明显例外(Beeghley; Doyle, 2000)。同样,信奉有神论的葡萄牙谋杀率也远高于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的均值。校园屠杀现象较为罕见,1990年代以来也已有所消退,但美国这种事很常见(National School Safety Center),比所有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很多。其他富有民主国家在非暴力和非致命暴力犯罪率上也没有明显超过美国(Beeghley; Farrington and Langan; Neapoletan),实际上经常低于美国。美国的年轻人自杀率一般维持在常态水平(WHO),这表明在富有民主国家,即便年轻人自杀率与有神论因素有关,其相关性也很小(图3)。支持有神论的各项因素与少年死亡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考虑到绝对信仰甚至祷告因素时尤其如此(图4)。人的寿命倾向于随宗教虔诚度上升而降低(图5),作为绝对信仰的函数时尤其如此。丹麦是唯一例外。与哈里斯等人(Harris et al.)、凯尼格和拉森(Koenig and Larson)可质疑的小范围流行病学研究不同,在跨国范围内,少年和成年人死亡率并未随宗教归属、礼拜和祷告比例提高而降低。[vi]
 
[16] 尽管二十世纪后期性传染病在所有富有民主国家都已缩减(Aral and Holmes; Panchaud et al.),美国的青少年淋病感染率却比有神论较弱、支持进化论的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高六到三百倍(图6)。美国在所有年龄阶段这个比率都更高,尽管感染人数并不很多。美国青少年和成年人梅毒感染率之高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比例随着病菌抗药力的提高再次开始上升(图7)。世俗化强烈的北欧五国差不多已经消灭了这两种主要的可治愈的性传染病。不断上升的少女堕胎率,与不断上升的造物主信仰和崇拜率正相关,与不断上升的无神论和进化论接受度负相关;美国各项比例之高再次无以匹敌(图8)。因此,世俗文化导致堕胎率剧增的说法(John Paul II)与定量数据并不一致。发展中民主国家少女怀孕和分娩比例一直在下降,但美国的比例却比这些国家高两到几十倍,其下降趋势一直较为缓慢(图9)。有神论式微与少女怀孕和分娩率上升之间存在广泛关联,澳大利亚、尤其是爱尔兰属于不彻底的例外之列。达罗奇等人(Darroch et al.)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包括美国在内,富有民主国家青少年的初次性行为年龄、性伙伴数量及类似问题并未表现出广泛差异或者一致模式。除了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更保守一些以外(这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详细比较法国人与美国人的性活动,也未观察到很大差异(Gagnon et al.)。
 
  
 
[17] 绝对信仰造物主与进化论接受度的负相关关系不存在例外情况,流行进化论的发展中民主国家也没有出现意义重大的宗教复兴,因此,这使人怀疑社会能够兼具高度的宗教虔诚和高度的进化论科学认同这一论题。这种混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通过消除对造物主的需求,进化论科学使信仰变得有所选择。当人们需要在超自然与自然因果机制之间作决定时,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后者。西方国家可能会回到1900年代以前大众宗教虔诚的一般水平,只在难以置信的事件上保持虔诚,条件是某种创世论自然神学科学地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科学地推翻了自然进化论。与此相反,在宗教虔诚显著降低以前,进化论在美国很可能不会获得强有力的多数支持。
 
[18] 总体而言,在富有民主国家,信仰并崇拜造物主的比例越高,谋杀率、青少年和早期成年人死亡率、性传染病感染率、少女怀孕率以及堕胎率就越高(图1-9)。有神论最盛的富有民主国家美国格外突出,但不是富兰克林所预测的那种效果。美国几乎总是发展中民主国家中社会失调最严重的一个,有时候这一点相当惊人,其得分几乎总是相当糟糕。就社会健康的基本尺度而言,美国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乃是“山巅圣城”这一说法实在是个谎言。年轻人自杀率是这一总趋势的一个例外,因为它与宗教或世俗因素都没有明显关系。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在拥有强烈的宗教虔诚和大众拒斥进化论的同时,还能保持高度社会健康。无神论和人类进化论接受度越高,社会失调度就总是越低,有神论最弱的国家总是社会失调度最低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强烈世俗化、支持进化论的民主国家经历过可以量度的高度社会失调。在一些情况下,相对于那些有神论较弱但其他社会指标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非常虔诚的美国在社会失调指标上是个例外。在其他情况下,相关性表现强烈,有时候甚至相当惊人。
 
[19] 如果数据显示,美国的社会健康度比更世俗化且支持进化论的民主国家高,那么大众信仰造物主对国家文化非常有益这一观点就能得到支持。但是,世俗民主国家的人民显然能够自我统治并维持社会团结,尽管这些国家绝不是什么理想国。实际上,本研究所考察的数据证明,只有更世俗化、更支持进化论的民主国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接近于实现实际的“生命文化”,这种文化以致命犯罪率、青少年-成年人死亡率、性活动失调率甚至堕胎率低为特征。有神论最弱的世俗发展中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一直非常成功,比如日本、法国和北欧五国。不虔诚的、支持进化论的民主国家证明,下述格言并不正确:如果多数公民不狂热地信仰一个道德造物主,社会状况必然不佳。因此,人们的下述普遍担忧也被证伪:不信上帝的公民共同体必将经历社会灾难。如果有人想证伪上述结论,需要运用同等规模的数据,证明第一世界的有神论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一种正向关系,就可观察的趋势而言,这种可能性很是可疑。
 
  
 
[20] 美国的深刻社会问题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财富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Barro and McCleary; Kasman; PEW;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0, 2004)。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在GDP和人均收入中占很高比例,比其他发展中民主国家高三分之二或者更多(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0, 2004)。因此,在将财富转变成文化和身体健康上,美国是最没有效率的国家。这一失败的各种原因亟待考察,这就需要考虑社会状况与宗教虔诚、世俗主义之间可观测的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希望这一针对紧迫议题的初步研究,能够激发人们对这一议题做更广泛的研究。紧迫的问题包括:什么因素导致格外富有的美国非常没有效率,以致其正在经历着一场比不很虔诚、不很富有的民主国家更严重的社会不幸,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相反,不很虔诚、不很富有的民主国家又如何在较少倚仗宗教价值或宗教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更为优良的社会健康?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国内,宗教信仰vs进化论接受度上的强烈差异与同样多样的社会失调度相关;与社会状况、世俗化和进化论接受度接近欧洲标准的东北部相比,强烈支持有神论、反进化论的南方和中西部的谋杀率、死亡率、性传染病、年轻人怀孕率、婚姻及其相关问题明显更为糟糕(Aral and Holmes; Beeghley, Doyle, 2002)。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是处理有争议的议题,为需要未雨绸缪计划未来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们提供信息。
 
 
  
 
考察范围:17个第一世界发达民主国家和1个第二世界民主国家;
因变量:社会失调与社会健康各项指标;
自变量:有神论、无神论信仰及实践比例。
 
ISSP设计的问题:
我知道上帝的确存在并不加怀疑=绝对信仰上帝;
每月2-3次+每星期一次或更多=每月至少参加几次宗教服务;
每周几次-每天几次=每周至少祷告几次;
圣经就是上帝之言,并且应该逐字逐句依据其字面含义理解=圣经直译主义;
人从动物的早期形式演化而来=接受人类进化论;
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并不相信有办法弄清楚+我不信仰上帝=不可知论和其他无神论。
 
各国代码:
A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C = Canada 加拿大
D = Denmark 丹麦
E =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英国 不含北爱尔兰)
F = France 法国
G = Germany 德国
H = Holland 荷兰
I = Ireland 爱尔兰
J = Japan 日本
L = Switzerland 瑞士
N = Norway 挪威
P = Portugal 葡萄牙
R = Austria 奥地利
S = Spain 西班牙
T = Italy 意大利
U = United States 美国
W = Sweden 瑞典
Z = New Zealand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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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创世说常被假定为只是原教旨主义者的想法,但这是对这个词的不当扭曲(Eve and Harrold; Scott)。相信有机体已经演变了几十亿年的智慧设计论者,均可正确地称之为创世论者(通常是新创世论者)。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创世说是“一种造物教义或曰理论,认为万事万物、各种生命以及世界都是由一个超拔的上帝从无到有创造的”(Gove)。斯科特概述了创世说如何囊括了大量假设性观点,从相信地球是平的以及圣经直译主义这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现代说法的进化创世论和有神进化论(二者唯一区别在于有神进化论更自由主义一些)。由于进化论基于严格科学,它们的内容差别不大。
[ii] 就其对达尔文科学的全部反对而言,布莱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经直译主义创世论者(Numbers);根据现代政治标准,他是中间偏左派,他反对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风俗,后者违背了支持地方自治主义而非世界性价值的前资本主义圣经戒律(Frank)。
[iii] 围绕这一研究出现了各种怪事。这一研究刊登在圣路易斯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刊物上,克里森和施密德(Kliesen and Schmid)后来满怀歉意地撤回了这一数据图。
[iv] 布什总统和人们通常所想所说的原教旨主义者不一样,“我没有必要相信(圣经的)每个词在字面意义都是真实的”(Goodstein)。但他显然相信宗教的社会收益,他(举着一本圣经)说:“这本独特的儿童保护手册是普适性的。它由来已久,无需发明… …这个小册子是一本好书。它是一个好依靠”(Aronson)。
[v] 比如,巴罗和麦克利里运用多元分析来论证经济增长与宗教虔诚不同功能之间的关联,就一直被批评为过度操纵数据(Kasman)。相信天堂和地狱比例高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富裕,多数富裕的发展中民主国家的这一比例都不高,美国例外。参加教堂礼拜和经济困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看上去更站得住脚,美国又是例外(正如PEW结果所示)。
[vi] 认为超自然远程祷告(remote prayer)有效的流行病学研究受累于一个严重缺陷。双盲研究要求整个样本绝对不存在污染。由于全世界人都在为个人健康祈祷,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参与过各种研究,与所有人一样,所有参与各种实验的人都受到了污染。查等人(Cha et al.)的主要研究把祷告与生育能力提高关联起来显然不对(Flamm, 2004, 2005),他们的研究一直处于试探性的撤退状态,原因是一个作者被判参与了不相干的刑事犯罪活动,另一个已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为止,无法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针对疾病的远程祷告所做的最广泛调查的有效性(Krucoff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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