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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必须发现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

学海2012.4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一、 导论 人民的三个形象

        在晚近两百年的现代政治谱系上,"人民"从过去的污名化逐渐得到正名,进而演化成为一切人类政治事务的最终裁判,成为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也成为全部政治正当性的终极源泉。这个意义上的人民是抽象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共和国各种国家机构诉诸的都是抽象的人民形象。那么,谁是人民?人民可以具体化吗?如果可以,又能具体到什么层面?[2]如何想象人民,贱民、蚁民、草民、臣民是君主制的人民想象?国民、公民是共和制的人民想象?又如何界定与区分人民,人民是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道德的,还是阶级的、经济的、职业的、社会的? 以及,如何发现人民,集体意义上的我们,还是具体到我们中的每个人、某个人?盲从、草率的大众,还是自主、理性的个体?危险、愚蠢的多数,还是可为尧舜、可为师的群众?

        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的回答,下文的初步探讨表明,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上,人民的形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期,想象人民、界定人民、区分人民与发现人民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共和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十五年以来,存在着三种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和责任意义上的人民。

        人民的这三种想象、界定、分类与发现方式不是断裂的、互相排斥的,而是连续的、彼此融洽的,共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内涵。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被治理者,又是需要-回应框架中的责任担纲者。社会主义对人民的界定超越了主权者与臣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与被治理者、公共服务供给者与受益人的二元主客结构,人民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更在需要-回应关系中,在主体-地位的反复转化中,实践着主体地位的回归,实践着对治理的深入参与,实践着向上的政治压力传递,因此,人民的形象在社会主义这里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也更加清晰。随着发现人民方式的改进,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想象也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民。在任何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3],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只能来自对具体的人民的发现,来自解决绝大多数具体的人民的需要。事实上,主权、治理、责任这三种人民形象并不是直线递进的,不同时期都存在这三种形象,它们特征不同,但可能同时并存于不同阶段。

二、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对人民的阶级想象

        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是所有正当性的根源,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主权者,这也是人民主权成为现代政治核心原则的结果,其政治逻辑是革命逻辑,但革命逻辑并不自外于常态治理,革命逻辑本身也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主权意义上的人民用阶级来界定,根据经济地位逆向确定政治地位,靠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单位机制、群众大会以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识别,主要是靠人去发现人民,所以人民的主体形象既是抽象的,也是并且更多情况下是具体的。

        人民的第一个形象来自阶级。"为了61个阶级兄弟",这个60年代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对人民的阶级想象──

        "那是在1960年2月2日傍晚,山西省平陆县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名民工,不慎发生食物中毒,生命危在旦夕。县医院的医生断定,必须在2月4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否则无救。山西没有这种药。2月3日下午4点,中共平陆县委打长途电话给北京求援1000支二巯基丙醇注射剂。药很快就准备好了,但是怎么把药发到平陆呢?平陆离北京上千公里,而且要翻山越岭,交通极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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