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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德: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

胡志德: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

Roland Barthe S/Z 封面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页274-291; 该刊授权人文与社会网站发布
本文考察1895 至1930年间,传统上被归结为文言文系统 的书面用语和以口头语或者白话文为基础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并讨论罗兰·巴特所提出的关于写作和文本的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 胡志德
胡志德1969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72年和1977年,分别获得斯坦福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北京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系教授、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主编,兼任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客座教授。胡志德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著有《钱锺书》(Boston:G.K. Hall Press, 1982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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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虽然对这个题目已有长时间的关注,但这篇论文仅仅呈现一个非常初步的思考。

我的论文考察1895 至1930年间,书面用语(在传统上被归结为文言文系统)和以口头语或者白话文为基础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和互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白话文的使用,并且只有白话文,被作为是不可避免的和语言学上必然的结果而普遍接受。这种共识甚至是通过一系列使白话成为教育的主要语言的措施嵌入到早些年教育部的决定之中的。[1] 达成这种新的共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1)在一些对简便的交流方式有需求的受教育的人中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如果说有更简单的方法教很多人的话,那一个一致的共识就是白话文是最好的工具,这是一个会证明我考察的目标为真实的设想。2)在技术和科学的主题上更清楚地表达和对一般的新思想的表达的需求,也伴随着对新的词汇的需求。又,有一种共识认为,白话是这两个目的的最好的载体。不过,这一点是有很大争议的,把白话转变为唯一的使用工具说成是"现代性"的一般要求可能是安全的,"现代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指向处理西方的能力的术语,一种无法避免的东西。我这篇论文的重点并不是要批评这种转变,而是试图关注一些可能会带来的代价,如此就需要讨论一个由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而发展出来的建设性的关于写作和文本理论的问题。

为了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写作情态,我要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在批评理论界好像有一种对写作和文本问题的密切关注的退避。在1970年代的开始,随着罗兰·巴特的关于细读的非常有名的著作《S/Z》的问世,他提出的写作中的"可读性"(writerly)和"可写性"(readerly)模式的预想,并且也通过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同时期给美国学术界带来风暴的关于写作的沉思录,从文学部门中出现了大量的围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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